管子
山至数
【原文】
桓公问管子曰：“梁聚谓寡人曰：“古者轻赋税而肥籍敛，取下无顺于此者矣。”
梁聚之言如何？”
管子对曰：“梁聚之言非也。
彼轻赋税则仓廪虚，肥籍敛则械器不奉。
械器不奉，而诸侯之皮币不衣；仓廪虚则倳贱无禄。
外，皮币不衣于天下；内，国倳贱。
梁聚之言非也。
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以币准谷而授禄，故国谷斯在上，谷贾什倍。
农夫夜寝蚤起，不待见使，五谷什倍。
士半禄而死君，农夫夜寝蚤起，力作而无止；彼善为国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贫之，使不得不用。
故使民无有不得不使者。
夫梁聚之言非也。”
桓公曰：“善。”
桓公又问于管子曰，“有人教我，谓之请士。
曰：“何不官百能？”
”管子对曰：“何谓百能？”
桓公曰：“使智者尽其智，谋士尽其谋，百工尽其巧。
若此则可以为国乎？”
管子对曰：“请士之言非也。
禄肥则士不死，币轻则士简赏，万物轻则士偷幸。
三怠在国，何数之有？彼谷十藏于上，三游于下，谋士尽其虑，智士尽其知，勇士轻其死。
请士所谓妄言也。
不通于轻重，谓之妄言。”
桓公问于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通于天下，而夺于其下。
何数也？”
管子对曰：“君分壤而贡入，市朝同流。
黄金，一策也；江陽之珠，一策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策也。
此谓以寡为多，以狭为广，轨出之属也。”
桓公曰：“天下之数尽于轨出之属也？”
：“今国谷重什倍而万物轻，大夫谓贾之：“子为吾运谷而敛财。”
谷之重一也，今九为余。
谷重而万物轻，若此，则国财九在大夫矣。
国岁反一，财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
财物在下，币之九在大夫。
然则币谷羡在大夫也。
天子以客行，令以时出。
熟谷之人亡，诸侯受而官之。
连朋而聚与，高下万物以合民用。
内则大夫自还而不尽忠，外则诸侯连朋合与，熟谷之人则去亡，故天子失其权也。”
桓公曰：“善。”
桓公又问管子曰：“终身有天下而勿失，为之有道乎？”
管子对曰：“请勿施于天下，独施之于吾国。”
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
管子对曰：“国之广狭、壤之肥墝有数，终岁食余有数。
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
曰：某县之壤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则必积委币，于是县州里受公钱。
泰秋，国谷去参之一，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
谷重一也，以藏于上者，国谷三分则二分在上矣。
泰春，国谷倍重，数也。
泰夏，赋谷以市櫎，民皆受上谷以治田土。
泰秋，田：“谷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敛谷以币。”
民曰：“无币以谷。”
则民之三有归于上矣。
重之相因，时之化举，无不为国策。
君用大夫之委，以流归于上。
君用民，以时归于君。
藏轻，出轻以重，数也。
则彼安有自还之大夫独委之？彼诸侯之谷十，使吾国谷二十，则诸侯谷归吾国矣；诸侯谷二十，吾国谷十，则吾国谷归于诸侯矣。
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
彼重之相归，如水之就下。
吾国岁非凶也，以币藏之，故国谷倍重，故诸侯之谷至也。
是藏一分以致诸侯之一分。
利不夺于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
以重藏轻，国常有十国之策也。
故诸侯服而无正，臣櫎从而以忠，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谓之数应。”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国会。”
管子对曰：“君失大夫为无伍，失民为失下。
故守大夫以县之策，守一县以一乡之策，守一乡以一家之策，守家以一人之策。”
桓公曰：“其会数奈何？”
管子对曰：“币准之数，一县必有一县中田之策，一乡必有一乡中田之策，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
故不以时守郡为无与，不以时守乡为无伍。”
桓公曰：“行此奈何？”
管子对曰：”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
桓公曰：“何谓藏于民？”
：“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陽；鹿台之布，散诸济陰。
君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
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
岁丰，五谷登，五谷大轻，谷贾去上岁之分，以币据之，谷为君，币为下。
国币尽在下，币轻，谷重上分。
上岁之二分在下，下岁之二分在上，则二岁者四分在上，则国谷之一分在下，谷三倍重。
邦布之籍，终岁十钱。
人家受食，十亩加十，是一家十户也。
出于国谷策而藏于币者也。
以国币之分复布百姓，四减国谷，三在上，一在下。
复策也。
大夫聚壤而封，积实而骄上，请夺之以会。”
桓公曰：“何谓夺之以会？”
管子对曰：“粟之三分在上，谓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
五谷相一靡一而重去什三，为余以国币谷准反行，大夫无什于重。
君以币赋禄，什在上。
君出谷，什而去七。
君敛三，上赋七，散振不资者，仁义也。
五谷相一靡一而轻，数也；以乡完重而籍国，数也；出实财，散仁义，万物轻，数也。
乘时进退。
故曰：王者乘时，圣人乘易。”
桓公曰：“善。”
桓公问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领，泰啬。
而散大夫准此而行。”
此如何？”
管子曰：“非法家也。
大夫高其垄，美其室，此夺农事及市庸，此非便国之道也。
民不得以织为?绡而貍之于地。
彼善为国者乘时徐疾而已矣。
谓之国会。”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争夺之事何如？”
管子曰：“以戚始。”
桓公曰：“何谓用戚始？”
管子对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国为十；兄弟五人，分国为五。
三世则昭穆同祖，十世则为祏。
故伏一尸一满衍，兵决而无止。
轻重之家复游于其间。
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财。
财终则有始，与四时废起。
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故与天壤同数，此王者之大辔也。”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币乘马。”
管子对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六人而奉一乘。
币乘马者，方六里，田之美恶若干，谷之多寡若干，谷之贵贱若干，凡方六里用币若干，谷之重用币若干。
故币乘马者，布币于国，币为一国陆地之数。
谓之币乘马。”
桓公曰：“行币乘马之数奈何？”
管子对曰：“士受资以币，大夫受邑以币，人马受食以币，则一国之谷资在上：币赀在下。
国谷什倍，数也。
万物财物去什二，策也。
皮革、筋角、羽一毛一、竹箭、器械、财物，苟合于国器君用者，皆有矩券于上。
君实乡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从责者，乡决州决”。
故曰：就庸一日而决。
国策出于谷轨，国之策货，币乘马者也。
今刀布藏于官府，巧币、万物轻重皆在贾人，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彼谷重而。
人君一操一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
此守天下之数也。”
桓公问于管子曰：“准衡、轻重、国会，吾得闻之矣。
请问县数。”
管子对曰：“狼牡以至于冯会之日，龙夏以北至于海庄，禽一兽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国策哉？”
桓公曰：“何谓通国策？”
管子对曰：“冯市门一吏书赘直事。
若其事唐【谀〕圉牧食之人养视不失捍殂者，去其都秩，与其县秩。
大夫不乡赘合游者，谓之无礼义，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门、山之祠。
冯会、龙夏牛羊牺牲月价十倍异日。
此出诸礼义，籍于无用之地，因扪牢策也。
谓之通。”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国势。”
管子对曰：“有山处之国，有氾下多水之国，有山地分之国，有水泆之国，有漏壤之国。
此国之五势，人君之所忧也。
山处之国常藏谷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国常一操一国谷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国常一操一国谷十分之三，水泉之所伤，水泆之国常一操一十分之二，漏壤之国谨下诸侯之五谷，与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谷。
此准时五势之数也。”
桓公问管子曰：“今有海内，县诸侯，则国势不用已乎？”
管子对曰：“今以诸侯为?公州之饰焉，以乘四时，行扪牢之策。
以东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
故曰：为诸俟，则高下万物以应诸侯；遍有天下，则赋币以守万物之朝夕，调而已。
利有足则行，不满则有止。
王者乡州以时察之，故利不相倾，县死其所。
君守大奉一，谓之国簿。”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梁聚对我讲：“古时候实行轻税而薄征，这算是税收政策中最适宜而易行的了。”
梁聚的意见如何？”
管仲回答说：“梁聚的话不对。
轻赋税则国家仓凛空虚，薄征收则兵器工具不足。
兵器、工具不足则皮、帛不能出口，国家仓凛空虚则战士低贱无禄。
对外，皮货和丝帛不能输出于天下各国；对内，国家的战士又处境低贱。
梁聚的话显然是错误的。
国君有山，山中产铜，可用铜铸造钱币。
如能用钱币折算粮食发放全国俸禄，粮食就全都囤集在国家手里，粮价可上涨十倍。
农民晚睡早起，不用驱使就可以成十倍地增加产量。
这样一来，战士只要有从前一半的粮食俸禄，就可以为国效命；农民又晚睡早起而努力耕作不止。
所以，善于主持国家的人，不必直接用言语驱使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驱使；不必直接用言语利用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利用。
这样，使百姓没有不为他所用、为他所使的。
梁聚的意见是错误的。”
桓公说：“好。”
桓公又问管仲说：“有一个名叫请士的人对我说：何以不对各种有才能的人进行管束？”
管仲说：“何谓管束有才能的人？”
桓公说：“就是为了使智者全部拿出智慧，谋士全部拿出谋略，百工全部拿出技巧。
这样做，就可以治国么？”
管仲回答说：“请士的话是错误的。
俸禄轻，士人就不肯死难；币值低，士人就轻视奖赏；物价低，谋生易，士人就苟且偷生。
国家有此三种怠情现象，还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把粮食的七成一操一纵在国家手里，只让三成在下面流通，谋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谋略，智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智慧，勇士也就不惜生命了。
请士的话是错误言论，因为不懂得轻重之术，就只能叫作错误的言论。”
桓公问管仲说：“从前周朝享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行于天下，然而竟被下面篡夺了。
下面是用的什么办法呢？”
管仲回答说：“国君在不同地区得到贡物，是放在市场上自一由买卖的。
这样，利用黄金买卖是一个办法，利用江陽之珠买卖是一个办法，利用秦地明山所产的曾青是一个办法。
这叫作以少变多，以小变大，也属于轻重之数的范围。”
桓公说：“天下的理财方法全属于轻重之术么？”
管仲说：“例如现在粮价上升十倍而其他物资价格尚低，大夫便把商入找来说：“请替一我贩卖粮食而收购其他物资。”
如果粮食原价为一，这就有九倍盈利。
由于粮贵而其他物资尚贱，这样，大夫就买进来九倍的物资。
待粮价恢复原状，又把这九倍的物资加价销出去。
货物推销到民间，九倍的货币又进入大夫之手。
结果钱、粮的赢余收入都归大夫了。
天子成了客位，大夫却随时出头露面。
一精一通粮食业务的官员外逃，被别国诸侯接纳为官。
他们结聚朋一党一，一操一纵物价，包揽市场民用。
就国内说，大夫自谋私利而不肯尽忠；就国外说，诸侯串通结聚朋一党一。
一精一通粮食业务的官员则外逃。
所以天子便丧失了他的政权。”
桓公说：“讲得好。”
桓公又问管仲说：“保证终身享有天下而不失。
有办法做到么？”
管仲回答说：“这办法不要先在普天下实行，只可先在本国实行。”
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管仲回答说：“国内土地的大小和土壤的肥瘠是有定数的，全年粮食的消费和剩余也有定数。
主持国政的，只需经营好粮食就行。
也就是说，无论某县的土地多大，也无论某县多小，都必须有一笔货币贮备。
在该县州里向农民贷放公款。
到了大秋，粮价下降三分之一，国君便下令通告郡县属大夫管辖的里邑都来向政一府交售粮食。
粮价与时价相同，为国家把粮食贮藏起来。
结果，国内粮食如果算作三分，有二分掌握在国家手里。
翌年春天，粮价成倍上涨，就是因为此法。
夏天，便把粮食按市价发放民间，此时百姓正需要粮食经营农事。
到了大秋，就对农民说：“过去存在你手里的粮食是多少，现在国家要求折成钱数归还。”
百姓说：“手里无钱只好还粮。”
结果农民剩下的十分之三的粮食又归国家了。
这样，利用粮价的上涨，掌握季节的变化，无不是国家的理财之道。
君主取用大夫的存粮，是通过流通拿到国家手里的；取用百姓的粮食，是通过季节价格变化拿到手里的。
囤积低价的粮食，再用高价卖出去，这都是有效的办法。
这样做，哪里还容有自谋私利的大夫独自囤粮食呢？至于各诸侯国的粮食，如果他们的粮价是十，我们是二十，那么各诸侯国的粮食就流归我国了。
如果他们是二十，我们是十，我们的粮食就流归各诸侯国了。
所以，善治天下者，必须严守高价流通政策，各诸侯国就无法泄散我国的粮食。
粮食流向高价的地方，就象水往低处流一样。
我们国家并不是发生灾荒，而是投放货币加以囤积，使粮价加倍提高，所以各诸侯国的粮食就来到了。
这就是我们藏一分就可以吸取各诸侯国的一分。
财利不致被外国所夺，大夫也不能占有粮食过多。
这种“以重藏轻”的政策，使国家可以常保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
所以诸侯服从而不会发生征战，本国臣子也服从而尽其忠心。
这就是以轻重之术驾御天下的办法，谓之为理财方法的实效。”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
管仲回答说：“国君对大夫经济失去了解，等于没有部属；对百姓经济失去了解，等于没有基础。
掌握大夫经济情况要根据一个县的调查计算，掌握县要根据一个乡的调查计算，掌握乡要根据一个家庭的调查计算。”
桓公说：“其统计理财方法如何？”
管仲回答说：“货币流通的标准数量，在一个县须有适合于该县土地的调查数字，在一乡须有适合于该乡土地的调查数字，在一家必须有适合于一家人口用度的数字。
所以不及时掌握郡的经济情况就等于无人相与，不及时掌握县的经济情况就等于没有部属。”
桓公说：“怎样实行？”
管仲回答道：“成王业的藏富于民，成霸业的藏富于大夫，败国亡家则是把财富收藏在箱子里。”
桓公说：“何谓藏富于民？”
管仲说：“请拿出栈台所存的钱币，贷放在城陽一带；拿出鹿台的钱币，贷放在济陰一带。
国君还向百姓下令说：“百姓富君主不会穷，百姓穷君主不会富，因此国家不向百姓征收钱币，府库也不积累钱财，把财富都藏在百姓手里。”
等到年景丰收，五谷丰登。
粮价大降，比上年降低一半，就要用这笔贷款收购，使粮食归国家，货币散在民间。
这样因钱币都投在民间，币值下跌，粮价则上升一半。
上年的粮食有两分在下，下年的粮食有两分在上，两年有四分粮食在上。
则只有一分在民间流通，粮价可继续上涨到三倍。
国家按人口征税，每户一年才收十钱，如每家都向政一府买粮。
把每十亩地产粮食加价十钱，就可以从一户得到相当于十户的人口税收入。
这正是来自粮食销一售政策和利用货币的作用。
然后用国家所掌握的货币的半数，再次发放于百姓，分粮食为四分，使之三分在国家，一分在民间，就又形成此项政策的再一次反复。
至于大夫，由于他封地多，囤积粮而对抗君主，也请用统计理财方法来剥夺他。”
桓公说：“何谓用统计理财方法来剥夺？”
管仲回答说：“统计有四分之三的粮食掌握在国家手里时，就通知百姓都来买粮，按照君主之所藏尽量出卖。
粮价就会互相影响而跌价十分之三。
剩下的粮食以货币收购，粮价按跌落回来的标准，大夫也就无法抬高粮价了。
国君发放俸禄也用钱而不用粮，全部粮食就都被国家掌握起来。
最后国君把其中十分之七的粮食拿出来，也就是留三成，贷出七成，赈济贫民，也是一种仁义的举动。
这样，采取措施使粮价跌落，是对付大夫的一个办法；靠乡的市场管住粮价，而对大夫所住的城市进行收取，是对付大夫的又一个办法；投出粮食与物资，既博得仁义之名，又平抑其他物资价格，是对付大夫的最后一个办法。
一切都要掌握时机而决定进退。
所以说：成王业者善于掌握时机，称圣人的善于掌握变化。”
桓公说：“好。”
桓公问管仲说：“特告诉我：“把天子的葬衣定为三百件，固然太吝啬了，但要想削减大夫财富，则可以照此而行。”
这项使大夫散财厚葬的主意如何？”
管仲说：“这不是法家的办法。
让大夫把坟墓修得很高，把墓室修得很美，必然侵夺农事和市场上的佣工，不是利国之道。
百姓死后也不可用彩帛作为覆棺之物，而埋于地下。
善于治国的人，只需掌握市场时机而采取有缓有急的措施，就可以控制大夫了。
这叫作运用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家的争夺之事是怎样出现的？”
管仲回答说：“是从宗戚开始的。”
醒公说：“何谓由宗戚开始？”
管仲回答说：“一国的国君，生下弟兄十人，就分封为十个国家；生弟兄五人，就分封为五个国家。
他们传了三代以后，彼此仅是同族同祖的关系而已。
传了十代以后，仅是祖宗牌位放在一起的关系而已。
所以争夺起来闹得伏一尸一满地，用兵决斗不止。
轻重家们还从中乘机谋利。
所以说：不可把土地分封于人，不可把财富资源授让于人。
财富资源是终而复始的生产消费，随四时运动而发展消灭的。
圣人总是统一用号令的缓急来掌握它，统一用政策的开闭来控制它，用轻重理财之术来夺取它，用仁义之道来支配它。
所以，能够与天地共同长久不败，这正是一统天下君主的大权。”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关于货币的计算筹划。”
管仲回答说：“当初是三夫为一家的生产单位，占用六里见方的土地，出兵车一辆，配备二十七人。
所谓货币的计算筹划，就是以六里见方的土地为单位，计算其好地瘠地各有多少，产粮多少，粮价高低多少，六里见方土地需要货币多少，以及就其粮食价格来计算应需要货币多少。
因此，货币的计算筹划，就是把这个需要量推算于全国，使货币的数字与全国的土地数量相适应，这就叫作货币的计算筹划。”
桓公说：“货币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应该怎样实行？”
管仲回答说：“士的俸禄用货币支付，大夫封邑的租税也用货币，官府的人夫、马匹等一切开支也用货币支付，这样，粮食就全部留存在国家手里，货币就散布在民间流通。
粮价上涨十倍左右，就是因为此法；其他物资因粮贵而降价二成左右，也是这项政策的结果。
然后就对皮革、筋角、羽一毛一、竹箭、器械及其他财物，如合乎国器规格和君主需用的，都订立收购合同。
国君的粮食本来就是贮藏在各乡各州的。
于是就发出通告说：“某月某日，凡与国家有合同的债务关系的，即可在本乡本州就近解决。”
这就是说，雇用车马人夫运物领粮只需一天时间就可以办完。
国家理财政策，固然是出于粮食的统计，但国家谋取上述物资，也是货币计算筹划的作用。
如今，钱币虽然贮藏在官府，但巧法使用货币和一操一纵物价的都是商人。
市场上凡币值上升则物价下降，币值下降则物价上升，粮价上升金价下降。
人君能掌握好粮食、货币、黄金的平衡关系，天下的经济秩序就可以安定了。
这也是控制天下的一种办法。”
桓公问管仲说：“平准之法，轻重之术以及国家的统计理财，我都知道了。
请问利用祭祀的理财方法。”
管仲回答说：“从狼牡到冯会口，从龙夏以北到海庄，是禽一兽牛羊生长的好地方，何不利用这个条件来贯彻国家理财之策呢？”
桓公说：“何谓贯彻理财之策？”
管仲回答说：“在冯会口这类牧场设一官吏，负责记载牛羊繁育并查管牧养事务。
若是从事牧养的官员，照料牛马没有折损死亡的，就从“都”一级提升为县级。
若是查到大夫不肯提一供种牛种马配种繁殖的，就叫作目无祭祀礼仪，禁止他春秋两季用牛羊进行祭袍。
一般百姓有此行为的，禁止他祭把门神与山神。
由于加强管理，冯会、龙夏一带牛羊的月价将比往日上涨十倍。
这项政策，是从祭把礼仪出发的，取得收入于山林无用之地的，垄断牛羊市场的政策。
这正是对国家理财政策的“贯彻”。”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内的地势问题。”
管仲回答说：“有山区，有低洼多水地区，有山陵平原各占一半的地区，有常年溢水为害的地区，有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区。
这五种不利地势，是人君所忧虑的事。
山区尚可贮备粮食三分之一，低洼多水地区尚可贮备粮食三分之一，山陵平原对开的地区尚可贮备粮食的十分之三，被水泉伤害，常年溢水地区尚可贮备粮食十分之二，唯有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区，就只好努力掌握外国粮食。
发展手工业的一精一美木器生产来掌握各诸侯国的粮食，这就是准时解决五种不一良地势问题的办法。”
桓公问管仲说：“如海内统一，控制了天下诸侯，解决地势的政策就不用了么？”
管仲回答说：“现今还是诸侯掌握天下各州的余财，还要利用季节的变化，实行一操一纵市场的办法，使东西南北相补助，为取得一致而加以调节。
所以说：在诸侯分立条件下，则直接掌握物资贵贱来对付各诸侯国；在天下统一的条件下，则利用货币掌握物价涨落，使之调平就是了。
东西充足则使之调出，不足则制止之。
统一天下的君主按时视察各乡、各州的经济情况，故百姓谋求财利不至于互相倾轧，生活极为稳定。
国君则掌握大局奉行利出一孔的政策，这叫作国家整体的经济统计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