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轻重甲
【原文】
桓公曰：“轻重有数乎？”
管子对曰：“轻重无数，物发而应之，闻声而乘之。
故为国不能来大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
桓公曰：“何谓来天下之财？”
管子对曰：“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譟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
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篡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
夫桀之国者，天子之国也，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故伊尹得其粟而夺之流。
此之谓来天下之财。”
桓公曰：“何谓致天下之民？”
管子对曰：“请使州有一掌，里有积五窌。
民无以与正籍者予之长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长度。
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此之谓致天下之民。
故圣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动言摇辞，万民可得而亲。”
桓公曰：“善。”
桓公问管子曰：“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
管子对曰：“桀者冬不为杠，夏不束柎，以观冻溺。
弛一牝一虎充市，以观其惊骇。
至汤而不然。
夷兢而积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天下归汤若流水。
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
桓公曰：“桀使汤得为是，其故何也？”
管子曰：“女华者，桀之所一爱一也，汤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汤事之以千金。
内则有女华之陰，外则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议合，而得成其天子。
此汤之陰谋也。”
桓公曰：“轻重之数，国准之分，吾已得而闻之矣，请问用兵奈何？”
管子对曰：“五战而至于兵。”
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
管子对曰：“请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
此所谓五战而至于兵者也。”
桓公曰：“善。”
桓公欲赏死事之后，曰：“吾国者，衢处之国，馈食之都，虎狼之所栖也，今每战舆死扶伤，如孤，茶首之孙，仰倳戟之宝，吾无由与之，为之奈何？”
管子对曰：“吾国之豪家，迁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则物重，不章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
故迁封、食邑、富商、蓄贾、积余、藏羡、跱蓄之家，此吾国之豪也，故君请缟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迁封、食邑、积余、藏羡、跱蓄之家曰：“城肥致冲，无委致围。
天下有虑，齐独不与其谋？子大夫有五谷菽粟者勿敢左右，请以平贾取之子。”
与之定其券契之齿。
釜鏂之数，不得为侈弇焉。
困穷之民闻而籴之，釜鏂无止，远通不推。
国粟之贾坐长而四十倍。
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贫病，视独老穷而无子者；一靡一得相鬻而养之，勿使赴于沟浍之中，若此，则士争前战为颜行，不偷而为用，舆死扶伤，死者过半。
此何故也？士非好战而轻死，轻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干、筋、角之征甚重。
重籍于民而贵市之皮、干、筋、角，非为国之数也。”
管子对曰：“请以令高杠柴池，使东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见。”
桓公曰：“诺。”
行一事期年，而皮、干、筋、角之征去分，民之籍去分。
桓公召管子而问曰：“此何故也？”
管子对曰：“杠、池平之时，夫妻服簟，轻至百里，今高杠柴池，东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广泽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
夫舍牛马之力所无因。
牛马绝罢，而相继死其所者相望，皮、干、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
牛马之贾必坐长而百倍。
天下闻之，必离其牛马而归齐若流。
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马而损民之籍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
桓公曰：“弓一弩一多匡（车多）者，而重籍于民，奉缮工，而使弓一弩一多匡（车多）者，其故何也？”
管子对曰：“鹅骛之舍近，鹍鸡鹄（鸟包）之通远。
鹄鹍之所在，君请式璧而聘之。”
桓公曰：“诺。”
行一事期年，而上无阙者，前无趋人。
三月解（去勹），弓一弩一无匡（车多）者。
召管子而问曰，“此何故也？”
管子对曰：“鹄鹍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
菹泽之民闻之，越平而射远，非十钧之一弩一不能中鹍鸡鹄（鸟包）。
彼十钧之一弩一，不得（上非下束）擏不能自正。
故三月解医而弓一弩一无匡（车多）者，此何故也？以其家习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于室屋。”
管子对曰：“不可，是毁成也。”
“欲藉于万民。”
管子曰：“不可，是隐情也。”
“欲藉于六畜。”
管子对曰：“不可，是杀生也。”
“欲藉于树木。”
管子对曰：“不可，是伐生也。”
“然则寡人安藉而可？”
管子对曰：“君请藉于鬼神。”
桓公忽然作色曰：“万民、室屋、六畜、树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
管子对曰：“厌宜乘势，事之利得也；计议因权，事之囿大也。
王者乘势，圣人乘幼，与物皆宜。”
桓公曰：“行一事奈何？”
管子对曰：“昔尧之五吏五官无所食，君请立五厉之祭，祭尧之五吏，春献兰，秋敛落；原鱼以为脯，鲵以为殽。
若此，则泽鱼之正，伯倍异日，则无屋粟邦布之藉。
此之谓设之以祈祥，推之以礼义也。
然则自足，何求于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国，莫强于越，今寡人欲北举事孤竹、离枝，恐越人之至，为此有道乎？”
管子对曰：“君请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为乐，则越人安敢至？”
桓公曰：“行一事奈何？”
管子对曰：“请以令隐三川，立员都，立大舟之都。
大身之都有深渊，垒十仞。
令曰：“能游者赐千金。”
未能用金千，齐民之游水，不避吴越。”
桓公终北举事于孤竹、离校。
越人果至，隐曲蔷以水齐。
管子有扶身之士五万人，以待战于曲菑，大败越人。
此之谓水豫。
齐之北泽烧，火光照堂下。
管子入贺桓公曰：“吾田野辟，农夫必有百倍之利矣。”
是岁租税九月而具，粟又美。
桓公召管子而问曰：“此何故也？”
管子对曰：“万乘之国、千乘之国，不能无薪而炊。
今北泽烧。
莫之续，则是农夫得居装而卖其薪荛，一束十倍。
则春有以倳耜，夏有以决芸。
此租税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忧北郭民之贫、召管子而问曰、“北郭者，尽屦缕之甿也，以唐园为本利，为此有道乎？”
管子对曰：“请以令：禁百钟之家不得事鞒，千钟之家不得为唐园，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树葵菜，若此，则空闲有以相给资，则北郭之甿有所雠。
其手搔之功，唐园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国有三，而齐与在焉。”
桓公曰：“此若言可得闻平？”
管子对曰：“楚有汝、汉之黄金，而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陰王之国也。
且楚之有黄金，中齐有蔷石也。
苟有一操一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
使夷吾得居楚之黄金，吾能令农毋耕而食，女毋织而衣。
今齐有渠展之盐，请君伐菹薪，煮沸火水为盐，正而积之。”
桓公曰：“诺。”
十月始正，至于正月，成盐三万六千钟。
召管子而问曰：“安用此盐而可？”
管子对曰：“孟春既至，农事且起。
大夫无得缮冢墓，理宫室，立台榭，筑墙垣。
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
若此，则盐必坐长而十倍。”
桓公曰：“善。
行一事奈何？”
管子对曰：“请以令粜之梁、赵、宋、卫、濮陽，彼尽馈食之也。
国无盐则肿，守圉之国，用盐独甚。”
桓公曰：“诺。”
乃以令使粜之，得成金万一千余斤。
桓公召管子而问曰：“安用金而可？”
管子对曰：“请以令使贺献、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长而百倍。
运金之重以衡万物，尽归于君。
故此所谓用若挹于河海，若输之给马。
此陰王之业。”
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干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
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
桓公曰：“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
管子对曰：“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
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
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
管子对曰：“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
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此给之。
私一爱一之于民，若弟之与兄，子之与父也，然后可以通财交殷也，故请取君之游财，而邑里布积之。
陽春，蚕桑且至，请以给其口食筐曲之强。
若此，则絓丝之籍去分而敛矣。
且四方之不至，六时制之：春日倳耜，次日获麦，次日薄芋，次日树麻，次日绝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
六时制之，臣给至于国都。
善者乡因其轻重，守其委庐，故事至而不妄。
然后可以立为天下王。”
管子曰：“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
故事再其本，则无卖其子者；事三其本，则衣食足；事四其本，则正籍给；事五其本，则远近通，死得藏。
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无止，是使一奸一涂不可独行，遗财不可包止。
随之以法，则是下艾民。
食三升，则乡有正食而盗；食二升，则里有正食而盗；食一升，则家有正食而盗。
今一操一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
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财，无有者卖其衣屦，农夫粜其五谷，三分贾而去。
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
君求焉而无止，民无以待之，走亡而栖山阜。
持戈之士顾不见亲，家族失而不分，民走于中而士遁于外。
此不待战而内败。”
管子曰：“今为国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
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今君躬犁垦田，耕发草土，得其谷矣。
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亩之数，然而有饿馁于衢闾者何也？谷有所藏也。
今君铸钱立币，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数，然而民有卖子者何也？财有所并也。
故为人君不能散积聚，调高下，分并财，君虽强本趣耕，发草立币而无止，民犹若不足也。”
桓公问于管子曰：“今欲调高下，分并财，散积聚。
不然，则世且并兼而无止，蓄余藏羡而不息，贫贱鳏寡独老不与得焉。
散之有道，分之有数乎？”
管子对曰：“唯轻重之家为能散之耳，请以令轻重之家。”
恒公曰：“诺。”
东车五乘，迎癸乙于周下原。
桓公问四因与癸乙、管子、宁戚相与四坐，桓公曰：“请间轻重之数。”
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数欺诸侯者无权与。”
管子差肩而问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车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邻国？”
癸乙曰：“唯好心为可耳！夫好心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
知万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夺于天下。
夺于天下者，国之大贼也。”
桓公曰，“请问好心万物之可因？”
癸乙曰：“有余富无余乘者，责之卿诸侯；足其所，不赂其游者，责之令大夫。
若此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矣。
故知三准同策者能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策者不能为天下。
故申之以号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归我若流水。
此轻重之数也。”
桓公问于管子曰：“今倳戟十万，薪菜之一靡一日虚十里之衍；顿戟一譟，而一靡一币之用日去千金之积。
久之，且何以待之？”
管子对曰：“粟贾平四十，则金贾四千。
粟贾釜四十则钟四百也，十钟四千也，二十钟者为八千也。
金贾四千，则二金中八千也。
然则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钟，一农之事乃中二金之财耳。
故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贾。
釜四百，则是钟四千也，十钟四万，二十钟者八万。
金贾四千，则是十金四万也，二十金者为八万。
故发号出令，曰一农之事有二十金之策。
然则地非有广狭，国非有贫富也，通于发号出令，审于轻重之数然。”
管子曰：“湩然击鼓，士愤怒；槍然击金，士帅然。
策桐鼓从之，舆死扶伤，争进而无止。
口满用，手满钱，非大父母一之仇也，重禄重赏之所使也。
故轩冕立于朝，爵禄不随，臣不为忠；中军行战，委予之赏不随，士不死其列陈。
然则是大臣执于朝，而列陈之士执于赏也。
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禄重赏为然耳，故不远道里而能威绝域之民，不险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国，发若雷霆，动若风雨，独出独入，莫之能圉。”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于天下而伤寡人，寡人之行为此有道乎？”
管子对曰：“吴越不朝，珠象而以为币乎？发、朝鲜不朝，请文皮、?服而为币乎？。
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昆仑之虚不朝，请以璆琳、琅玕为币乎？故夫握而不见于手，含而不见于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后，八千里之吴越可得而朝也。
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
怀而不见于抱，挟而不见于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
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后，八千里之昆仑之虚可得而朝也。
故物无主，事无接，远近无以相因，则四夷不得而朝矣。”
【译文】
桓公说：“掌握轻重之策有定数么？”
管仲回答说：“掌握轻重之策没有定数。
物资一动，措施就要跟上；听到消息，就要及时利用。
所以，建设国家而不能吸引天下的财富，招引天下的人民，则国家不能成立。”
桓公说：“何谓吸引天下的财富？”
管仲回答说：“从前夏桀时，女乐有三万人，端门的歌声，清晨的音乐，大路上都能听到；她们无不穿着华丽的衣服。
伊尹便叫薄地无事可做的妇女，织出各种华美的彩色丝绸。
一匹织物可以从夏桀那里换来百钟粮食。
桀的国家是天子之国，但他不肯为天下大事忧劳，只追求女乐享乐，所以伊尹便取得了他的粮食并一操一纵了他的市场商品流通。
这就叫作吸引天下的财富。”
桓公说：“何谓招引天下的人民？”
管仲回答说：“请在每个州设一个主管官吏，在每个里贮备五窖存粮。
对那种纳不起税的穷苦人家给予长期借贷，对那种无力埋葬死者的穷苦人家，给予安葬费用。
如做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到安葬，穷者得到救济，那么，天下人归附我们就会象流水一样。
这就叫作招引天下的人民。
所以。
圣明君主善于利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财富，善于役使不属于自己统辖的人民，一旦发出号召，就能使万民亲近。”
桓公说：“好。”
桓公问管仲说：“商汤仅用七十里的“薄”地，就兼并了桀的天下，其原因何在呢？”
管仲回答说：“梁不许百姓冬天在河上架桥，夏天在河里渡筏，以便观赏人们受冻和受淹的情况。
他把雌虎放在市街上，以便观赏人们惊骇的情态。
商汤则不是如此。
收贮蔬菜和粮食，对饥饿的人给饭吃，对挨冻的人给衣穿，对贫困的人给予救济，天下百姓归附商场如流水，这就是夏架丧失天下的原因。”
桓公说：“夏桀何以导致商汤达到这种目的呢？”
管仲说：“女华，是桀所一宠一爱一的妃子，汤用千金去贿赂她；曲逆，是桀所亲近的大臣，汤也用千金去贿赂他。
内部有女华的暗中相助，外则有曲逆公开相助，暗地与公开计议相配合，而汤得成其为天子。
这是商场的机密策略。”
桓公说：“轻重的理财之法，国准的五种区别，我都已知道了，请问用兵怎么办？”
管仲回答说：“经过五个方面的战斗就可以作用到军事上了。”
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管仲回答说：“请在平衡供求上作战，在调节物价上作战，在物资流通上作战，在运用权术上作战，在利用形势上作战。
这就是所谓经过五个方面的战斗就可以作用到军事上了。”
桓公说：“好。”
桓公想对死难者的后代进行抚恤，他说：“我们国家，是处在四面受敌地位的国家，是依靠国外输入粮食的国家，又是虎狼野兽栖息的山区。
现在每次战争都有死伤。
对于死难者的孤儿：那些白发老人的孙子，对靠丈夫当兵过活的寡一妇，没有东西救济他们，该怎么办？”
管仲回答说：“我们国家的豪门大族：那些升大官、有采邑囤积财物的人们，国君若控制这些人的财物，市场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控制就下降；若把这些人的财物掌握起来，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掌握就下降。
因为当大官的、有采邑的、富商、蓄贾、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都是我们国家的富豪。
所以，国君要穿上白布丧衣到官府去，召集那些功臣、世家、当大官的、有采邑的、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对他们说：“城防不固容易被敌人攻破，没有粮食贮备容易被敌人围困，天下各国都如此，齐国怎么能不加以考虑呢？你们各位大夫凡存有粮食的都不可自一由处理。
要用平价向你们收购。”
接着就定好合同。
粮食数量，不许他们夸大或缩小。
这样一来，缺粮无粮的百姓，都闻风而纷纷买粮，买多的、买少的，络绎不绝；远道的、近道的，不推而自来。
国内粮价坐涨达四十倍。
国君就可以拿出四十倍的粮食来赈济孤儿寡一妇，收养贫病之人，照顾穷而无子的孤老。
使他们不至于卖身为奴而得到生活供养，也使他们不至于死于沟壑。
这样，广大战士就会争先作战而勇往直前，不贪生惜命而为国效力，舆死扶伤，为国牺牲者可达到半数以上。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战士们并非好战而轻死，是轻重之术的作用使之如此的。”
桓公说：“皮、干、筋、角四种兵器材料的征收太重了。
由于重征于百姓而使市场上皮、干、筋、角的价格昂贵，这不是治国之法。”
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修筑高桥深池，使行人站在桥东看不到桥西，站在桥南看不到桥北。”
桓公说：“可以。”
过了一年，皮、干、筋、角的征收减少一半。
人民在这方面的负担也就减少了一半。
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缘故？”
管仲回答说：“桥和池平坦的时候，夫妻两人拉着车子，可以轻松地走百里路。
现在高架桥而深挖池，东西南北的行人互相看不到对方，一旦天下小雨，十个人的力量也不能推车上桥；洼地遇雨，十个人的力量也靠不住。
除了利用牛马的力量别无其他方法。
牛马骡被累坏了，而且不断死在路上，牛马的皮、干、筋、角白送都没有人要。
牛马的价格也必然上涨百倍。
天下各诸侯听到这个消息，势必象流水一样赶着牛马到齐国抛卖。
所以，高架桥而深挖池，正是用来招引天下的牛马而减少人民这项负担的办法。
诚如《道若秘》所说：“重视财物的生产，不如重视财物的收聚。”
”
桓公说：“我们的弓弯很多扭曲不好用的。
我们向百姓收取重税，养活工匠，而弓一弩一反多扭曲碍用，这个原因是什么？”
管仲回答说：“鹅、鸭的窝巢很低，{昆鸟}鸡、天鹅和大鸨则飞行很高。
对于射有天鹅、{昆鸟}鸡的人家，请君上您送上玉壁去聘请他们。”
桓公说：“可以。”
过了一年，上面的弓一弩一供一应没有短缺不足，眼前也没有随处奔走的闲人了。
三个月解一开弓衣检查，弓一弩一也没有权曲不能用的了。
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管仲回答说：“对于射有天鹅、鹃鸡的人家，您用玉壁礼聘，住在水草丰茂地方的百姓们知道以后，就都要越过平地去远方射猎。
另外，没有三百斤拉力的硬弓，就不能射中鹃鸡、天鹅和大钨。
那些具有三百斤拉力的硬弓，如不使用矫正弓身的“非木扌敬”，它本身是不会正的。
所以，三个月解一开弓衣而弓一弩一没有扭曲碍用的，其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做弓的人家都熟悉这项专业的缘故。”
桓公说：“我想要征收房屋税。”
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毁坏房屋。”
又说：“我想征人口税。”
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让人们抑制情一欲。”
又说：“我想要征收牲畜税。”
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叫人们宰杀幼畜。”
又说：“我想征收树木税。”
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叫人们砍伐幼树。”
“那么，我征收什么税才行呢。”
管仲回答说：“请您向鬼神征税。”
桓公很不高兴地说：“人口、房屋、牲畜、树木尚且不能征税，还能向鬼神征税么？”
管仲回答说：“行一事合宜而乘势，就可以得到好处；谋事利用权术，就可以得到大助。
王者善于运用时势，圣人善于运用神秘，使万事各得其宜。”
桓公说：“做法如何？”
管仲回答说：“从前尧有五个功臣，现在无人祭袍，君上您建立五个死者的祭祀制度，让人们来祭祀尧的五个功臣。
春天敬献兰花，秋天收新谷为祭；用生鱼做成色干祭品，用小鱼做成菜肴祭品。
这样，国家的鱼税收入可以比从前增加百倍，那就无需敛取罚款和征收人口税了。
这就叫作举行了鬼神祭袍，又推行了礼义教化。
既然自己满足了财政需要，何必再向百姓求索呢？”
桓公说：“天下各国，没有比越国再强的了。
现在我想北伐孤竹、离枝，恐怕越国乘虚而至，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么？”
管仲回答说：“请君上阻住原山的流水，让大夫建筑游水大池，让人们跳水游水为乐。
这样，越国还敢于乘虚而至么？”
桓公说：“具体做法如何？”
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修筑三川、建圆形水池，还要修造能行大船的湖。
这个行大船的湖应有深渊，深度达七十尺。
然后下令说：“能游者赏十金。”
还没有用去千金，齐国人的游泳技术就不弱于吴越的人了。”
桓公终于北伐孤竹和离枝。
越国果然兵到，筑堤屯堵淄水的曲处淹灌齐国。
但管仲有善于游泳的战士五万人，应战于淄水的曲处，大败越军。
这叫作水战的预有所备。
齐国的北部草泽发生大火，火光照射一到齐国的朝堂之下。
管仲祝贺桓公说：“我国的土地将得到开辟，农民也一定有百倍的财利可得了。”
当年的租税果然在九月就交纳完毕，粮食的收成也好。
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管仲回答说：“任何万乘之国或千乘之国，做饭都不能没有柴草。
现在北部草泽起火，柴草无以为继，这样，农夫从容装车出卖薪柴，一捆柴草可以价高十倍。
春天得以耕种土地，夏天得以除草耘苗。
这就是租税能在九月交纳完毕的原因。”
桓公忧虑北郭百姓的贫苦生活，召见管仲询问说：“住在北郭的都是编织草鞋的贫民，又以种菜为主要收入来源，有办法帮助他们么？”
管仲回答说：“请下令：有百钟存粮的富家不得做鞋，有千钟存粮的富家不得经营菜园，住在城郊三百步以内的家庭不得自种蔬菜。
这样失业的人家就可以得到帮助，北郭的贫民就可以打开产品销路。
他们的劳动成果和菜园收入，都将由此有十倍的大利。”
管仲说：“大地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有三个，齐国也在其内。”
桓公说：“这话的涵义能说给我听听么？”
管仲回答说：“楚国有汝河、汉水的黄金，齐国有渠展所产的盐，燕国也有辽东所产的盐。
这当然是大地资源丰富的国家。
不过楚国的拥有黄金，相当于齐国的拥有甾石，如果经营不好，运用不当，天下也是不以为贵的。
若是我管夷吾拥有楚国的黄金，就可以使农民不耕而食，妇女不织而衣了。
现今齐国既拥有渠展的盐产，就请君上您下令砍柴煮盐，然后由政一府征收而积存起来。”
桓公说：“好。”
从十月开始征集，到次年正月，共有成盐三万六干钟。
于是召见管仲询问说：“这些盐要怎样经营运用？”
管仲回答说：“初春一到，农事即已开始，规定各大夫家里不得修坟、修屋、建台榭和砌墙垣。
同时就规定北海沿岸的人们不得聚众雇人煮盐。
这样，盐价一定要上涨十倍。”
桓公说：“好。
下一步如何行一事？”
管仲回答说：“请下令卖到梁、赵、宋、卫和淄陽等地。
它们都是靠输入食盐过活的。
国内无盐则人们浮肿，守卫自己国家，用盐特别重要。”
桓公说：“好。”
于是下令出卖，共得黄金一万一千多斤。
桓公又召见管仲询问说：“如何用这些黄金呢？”
管仲回答说：“请下令规定，凡朝贺献礼或交纳捐税的都必须使用黄金，金价将上涨百倍。
运用黄金的高价收入，来折算收购各种物资，一切财富就全都归于君上了。
所以，这就是所谓用财象从河海中取水一样丰富，又像不断地送来计算钱数的筹码一般。
这就是大地资源丰富国家的事业。”
管仲说：“万乘之国如有万金的大商人，千乘之国如有千金的大商人，百乘之国如有百金的大商人，他们都不是君主所依靠的，而是君主所应剥夺的对象。
所以，为人君而不严格注意号令的运用，那就等于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了。”
桓公说：“何谓一国而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呢？”
管仲回答说：“现在国君收税采用直接征收正税的形式，老百姓的产品为交税而急于抛售，往往降价一半，落入商人手中。
这就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
所以，商人乘民之危来控制百姓销一售产品的时机，使贫者丧失财物，等于双重的贫困；使农夫失掉粮食，等于加倍的枯竭。
故为人君主而不能严格控制其山林、沼泽和草地，也是不能成就天下王业的。”
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管仲回答说：“山林、沼泽和草地，是出产柴薪的地方，也是出产牛羊等祭祀用物的地方。
所以，应当让百姓到那里去开发，去追捕渔猎，然后由政一府供一应他们。
对百姓的一爱一护，能够像弟之与兄，子之与父的关系一样，然后就可以沟通财利，直接相互支援了。
因此，再请君上拿出一部分余钱，把它分别存放在各个邑里。
陽春，养蚕季节一到，就用这笔钱预借给百姓，作为他们买口粮、买养蚕工具的本钱。
这样一来，国家对丝的征收也可以减少一半。
如果这样做四方百姓还不来投奔我国，那就还要掌握好六个时机：春天的耕地时机，下一步的收麦时机，再其次的种芋时机，再其次的种麻时机，再其次的除草时机，最后是大雨季节将临、农田的锄草培土时机。
抓好这六个时节的农贷，老百姓就将被贷款吸引到我们国都来了。
善治国者，一向是利用轻重之术，掌握充足的钱物贮备，所以，事件发生不至于混乱。
这而后，才可以成就天下的王业。”
管仲说：“一个农民不耕田，人民就有可能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人民就有可能受冻。
农事收益达到工本的两倍，农民就没有卖儿卖女的；三倍，则衣食充足；四倍，则赋税有保证；五倍，则余粮远近流通，死人也得到妥善地安葬。
农事收益若达不到工本两倍，君主又不停地征收苛捐杂税，那就路右盗贼，单人不敢走路，钱财不敢放在手里了。
国家如果再用法律镇压，就等于暗中谋害百姓。
五谷中只有三谷成熟，每个乡就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五谷中只二谷成熟，每个里就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五谷中只能收到一熟，每个家庭都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了。
如果人们老是干着不够本钱的职业，吃着涨价四十倍的口粮，还想要他们不流离失所，是办不到的。
加上君上早上下令征税，晚上就限令交齐，有钱人家拿得出来，穷苦人家只好变卖衣物，农民卖粮交税，仅能按十分之三的价钱出一售。
这就等于国君的朝廷命令一过头，财物就流失于天下了。
国君对百姓的征敛没有止境，百姓无力应付，就只好逃亡而进入山林。
战士见不到自己亲人，家庭破灭而不能各自存在。
平民在国内流亡，而士人逃奔国外，这样，不用战争就会从内部垮台的。”
管仲说：“现今主持国家拥有土地治理人民的君主，要注重四时农事，保证粮食贮备。
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才能安心留住。
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
现在君上亲身示范犁田垦地，开发草土，是可以得到粮食的。
人民的口粮，每人也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保证。
然而大街小巷为什么还有挨饿受冻的人呢？这是因为粮食被人囤积起来了。
现在君上铸造钱币，人民用来交易，每人也合有几百几十的数目。
然而为什么还有卖儿卖女的呢？这是因为钱财被人积聚起来了。
所以，作为人君，不能分散囤积的粮食，调节物价的高低，分散兼并的财利，即使他加强农业，督促生产，无休止地开发荒地和铸造钱币，人民也还是要贫穷的。”
桓公问管仲说：“现在我想调节物价高低，分散兼并的财利，散开囤积的粮食，否则社会上将会无休止地兼并，不停息地积累，贫贱、鳏寡以及老而无子的人们就将生活无着了。
那么，这种“散”和“分”都有什么办法呢？”
管仲回答说：“只有一精一通轻重之术的专家能解决这个分散的问题，请下令召见一精一通轻重之术的专家好了。”
桓公说：“好。”
于是束车五乘，从周下原接来癸乙。
桓公与癸乙、管仲、宁戚四人坐定。
桓公说：“请问关于轻重之术？”
癸乙说：“向人民征税过重，就失掉人民支持；对各国诸侯多次失信，就没有盟国追随。”
管仲肩挨肩地问他说：“我不向人民征税，用什么供养军队？不向人民征税，靠什么抵御邻国入侵？”
癸乙说：“只有弄空豪门贵族的积财才行。
弄空他们的积财则货物有无相通，有无相通则货物流入市场，流入市场则物价下跌，物价下跌则万物可以利用了。
懂得万物可以利用而不用，财货就流失到其他国家，流失到其他国家，是本国的大害。”
桓公说：“请问弄空豪门贵族的积财而使财货可以利用的做法。”
癸乙回答说：“国内财货有余但战车不足，就责成卿和附庸诸侯提一供出来。
个人家资富足但不拿外事费用，就责成令和大夫提一供出来。
这样财货就可以有无相通，有无相通则财货可以流入市场，流入市场则物价下降，物价下降则财货可以利用。
所以，懂得三种调节措施依据同一政策的人，才能够主持天下，不懂就不能主持天下。
所以要把这种措施用号令明确起来，配合以缓急合宜的步骤，天下百姓就会象流水般地归附于我们。
这就是轻重之术。”
桓公问管仲说：“现在十万甲兵，每天烧柴与吃菜的消耗可以用掉十里平原的收入；一次战争，每天的费用可以用掉千金的积蓄。
久而久之，怎样维持下去？”
管仲回答说：“粮食的中等价格每釜四十钱，而金价为每斤四千钱。
按粮价每釜四十钱计算，每钟才四百，二十钟才是八千钱。
金价按每斤四千计算，两斤就是八千钱。
这样，一个农民每年耕地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过二十钟，一个农民的耕作仅合两斤黄金的价值。
粮贵黄金就贱，黄金贵粮食就贱，两者涨落刚好相反。
所以，善于治国的人就是要提高粮食价格。
如每釜提为四百，每钟就是四千钱，十钟四万，二十钟就是八万。
金价每斤仍为四千，十斤才是四万，二十斤才八万。
这样，君主一发号令，就能使一个农民一年的耕作有了二十斤黄金的收入。
由此可见，国土不在广狭，国家不在贫富，关键在于善于发号施令和一精一通轻重之术。”
管仲说：“咚咚击鼓，战士就愤怒前进；锵锵鸣金，战士就肃然而停。
继续用战鼓驱动他们，则有的战死，有的受伤，不停地争相前进。
他们战斗得口角流沫，手满伤痍，并不是重在报父母一之仇，而是厚赏重禄使之如此的。
所以君相在朝廷上，如果安排的爵禄跟不上，臣下就不肯尽忠；统帅在行军中，如果提一供的奖赏跟不上，士卒就不肯死战。
由此看来，大臣是被朝廷制约着，而打仗的战士是被奖赏制约着的。
所以，要使作父亲的舍得出自己的儿子，作哥哥的舍得出自己的弟弟，作妻子的舍得让丈夫牺牲，唯有重禄重赏才可以做到。
能够做到了，将士们就可以不怕远征，而威震边地的臣民；不怕险阻，而征服有险可守的国家；发兵像雷霆一样猛烈，动兵像风雨一样迅速，独出独入，任何力量都抵挡不住。
桓公说：“四夷不肯臣服，他们的叛逆政策怕会影响天下而使我受害，我们有办法解决么？”
管仲回答说：“吴国和越国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珍珠和象牙作为货币。
发和朝鲜不来朝拜，就用他们的高贵皮张和皮服作为货币。
北方的禺氏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玉壁作为货币。
西方的昆仑虚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良玉美石作为货币。
所以，那种拿在手里或含在口里看不见而价值于金的东西，是珍珠；用它作货币，八千里外的吴越就可以来臣服朝拜了。
一张豹皮，是价值干金的；用它作为货币，八千里外的发和朝鲜就可以来朝拜了。
揣在怀里或挟在腋下都不显眼而价值干金的，是白玉，用它作货币，八千里外的禺氏就来臣服朝拜了。
发替耳饰之类而能价值千金的东西，是良玉琳和美石琅汗，用它们作为货币，八千里外的昆仑虚就来朝拜了。
所以，对这些宝物若无人主持管理，对各地的经济事业若不去联系，远近各国不能互利，四夷也就不会前来朝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