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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纪五魏明帝青龙三年(乙卯,公元235年)

[1]春,正月,戊子,以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

[1]春季,正月,戊子(初八),任命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

[2]丁巳,皇太后郭氏殂。

帝数问甄后死状于太后,由是太后以忧殂。

[2]丁己(疑误),皇太后郭氏去世。

明帝多次向太后询问母亲甄氏致死的情状,于是,太后因忧惧而死。

[3]汉杨仪既杀魏延,自以为有大功,宜代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仪狷狭,意在蒋琬。

仪至成都,拜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

初,仪事昭烈帝为尚书,琬时为尚书郎。

后虽俱为丞相参军、长史,仪每从行,当其劳剧;自谓年宦先琬,才能逾之,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

惟后军师费往慰省之,仪对恨望,前后云云。

又语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密表其言。

汉主废仪为民,徙汉嘉郡。

仪至徙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仪自一杀。

[3]蜀杨仪已然杀掉魏延,自认为立有大功,应当代替诸葛亮执政。

可是,诸葛亮生前另有秘密指令,认为杨仪胸襟狭隘而且一性一情急躁,意向是由蒋琬接任。

杨仪到达成都后任中军师,没有统管的具体工作,只是悠闲而已。

最初,杨仪侍奉昭烈帝刘备担任尚书职务,蒋琬当时只是尚书郎。

后来,虽然两人都担任了丞相参军、长史的职务,但杨仪每次随诸葛亮行动,承担的任务比较繁重,自认为资历深于蒋琬,才干也超过蒋琬,于是抱怨愤恨之情显露于声色中,叹息怒斥之一声发自心底。

当时人们害怕他言炎话语没有约束,不敢和他来往。

只有后军师费前去安慰问候他,杨仪对费发泄心中的怨恨,把前后经过如此如此地说了一遍,又对费说:“当初丞相刚刚去世之时,我如果率军投奔魏,为人处世怎会零落失意到这种地步?令人后悔,不可能再追回了!”费把他的话秘密上表,汉后主遂把杨仪免职贬为平民,流放到汉嘉郡。

杨仪到达流放地点后,又上书进行诽谤,言辞激烈强硬,于是下令郡府逮捕杨仪,杨仪自一杀。

[4]三月,庚寅,葬文德皇后。

[4]三月,庚寅(十一日),安葬皇太后郭氏。

[5]夏,四月,汉主以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费代琬为尚书令。

[5]夏季,四月,汉后主任命蒋琬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费接替蒋琬担任尚书令。

[6]帝好土功,既作许昌宫,又治洛陽宫,起昭陽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力役不已,农桑失业。

司空陈群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犹卑宫室而恶衣服。

况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汉一大郡。

加以边境有事,将士劳苦,若有水旱之患,国家之深忧也。

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

今中国劳力,亦吴、蜀之所愿;此安危之机也,惟陛下虑之!”帝答曰:“王业、宫室,亦宜并立,灭贼之后,是当罢守御耳,岂可复兴役邪!是固君之识,萧何之大略也。”

群曰:“昔汉祖惟与项羽争天下,羽已灭,宫室烧焚,是以萧何建武库、太仓,皆是要急,然高祖犹非其壮丽。

今二虏未平,诚不宜与古同也。

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辞,况乃天王,莫之敢违。

前欲坏武库,谓不可不坏也;后欲置之,谓不可不置也。

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辞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

汉明帝欲起德陽殿,钟离意谏,即用其言,后乃复作之;殿成,谓群臣曰:‘钟离尚书在,不得成此殿也。

’夫王者岂惮一人,盖为百姓也。

今臣曾不能少凝圣听,不及意远矣。”

帝乃为之少有减省。

[6]明帝热衷于土木建筑工程,已经兴建了许昌宫,又修复洛陽宫,建起昭陽太极殿,筑成总章观,观高十余丈。

于是不停地征调劳役,农桑之事几乎停顿。

司空陈群上书说:“古代大禹承继唐尧、虞舜的昌盛基业,还是居住低矮的宫室,身穿粗劣的衣服,何况如今正在战乱之后,人口很少,比之汉文帝、汉景帝之时,不超过当时的一个大郡。

加之边疆战事不断,将士劳累辛苦,如果出现水灾、旱灾,就会成为国家的深重忧虑。

以前刘备从成都出发到白水,沿途大建居室馆所,耗费大量人力,太祖知道他是使民众疲惫。

而今中原大用民力,也正是吴国、西蜀所希望的,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关键问题,愿陛下考虑!”明帝答道:“帝王之业和帝王宫殿,也应该并行建立,消灭敌人之后,只须罢兵防守,怎么可以再大兴劳役呢?这本来是你的职责,同萧何当初修治未央宫一样。”

陈群说:“从前汉高祖只与项羽争夺天下,项羽已然被灭,而宫室都被烧毁,所以萧何修建了武器库、粮库,都是紧急需要,然而高祖还责怪修建得过于华丽。

而今吴、蜀两国还没平定,实在不应与古代等同并论。

人们要想满足私欲,没有找不到托辞的,何况帝王,更没有人敢于违抗。

陛下以前想要拆毁武器库,说是不可不拆毁;以后打算重新设置,又说不可不设置。

如果一定要兴建,固然不是臣下的话所能改变的;如果稍加留意历史教训,臣下回心转意,也不是高瞻远瞩地所能比得上的。

汉明帝打算修建德陽殿,钟离意直言规劝,就采纳了他的意见,以后又重新兴建;宫殿建成后,对群臣说:‘如果钟离尚书还在,此殿就建不成了。

’作为帝王怎么可以只怕一个人?应该一切为百姓考虑。

现在我不能使陛下稍稍听取一些意见,比起钟离意差得太远了。”

为此,明帝稍有减省。

帝耽于内一宠一,妇官秩石拟百官之数,自贵人以下至掖庭洒扫,凡数千人,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

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汉文惜十家之资,不营小台之娱;去病虑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

况今所捐者非惟百金之费,所忧者非徙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见所营立以充朝宴之仪,讫罢作者,使得就农;二方平定,复可徐兴。

《周礼》,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嫔嫱之仪,既已盛矣;窃闻后一庭之数,或复过之,圣嗣之昌,殆能由此。

臣愚以为可妙简淑媛以备内官之数,其余尽遣还家,且以育一精一养神,专静为宝。

如此,则《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

帝报曰:’辄克昌言,他复以闻。”

明帝沉迷于一宠一妃美一女之中,宫中女官的官位和俸禄比照文武百官的数目,自贵人以下到担任宫廷洒扫的宫女有千人,挑选读书识字可以信赖的六人任为女尚书,让她们审查不经尚书省直接上奏的朝臣奏章,分别处理,可者准奏。

廷尉高柔上书说:“从前汉文帝一爱一惜十家的资财,不建造一个小小的楼台娱乐,霍去病忧虑匈奴的危害,没有闲暇营治宅第,何况现在所耗费的绝非只是百金的资财,所忧虑的绝非只是北狄的危害!我认为,只可粗略地完成已动工的工程,充当朝会和宴会之用,竣工之后遣返在工地上劳动的民夫,使他们能够回去务农,待西蜀和吴国平定之后,再可慢慢兴建。

《周礼》规定,天子可有后妃以下一百二十人,嫔妃的仪制,已经够盛大了。

我私下听说,后宫的人数可能已超过这个数目,圣下的子嗣未能昌盛,大概全是由于此吧。

我认为可以挑选少量贤淑美一女,备齐内官的数目,其余的全部遣送回家,陛下可以育一精一养神,专一静养。

那么,《诗经·螽斯》所说多子多孙的征兆不久就可出现了。”

明帝回答说:“你经常正言进谏,其它事情,请再进言。”

是时猎法严峻,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有能觉告者,厚加赏赐。

柔复上疏曰:“中间以来,百姓供给众役,亲田者既减;加顷复有猎禁,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訾,民虽障防,力不能御。

至如荥陽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

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捐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灾,将无以待之。

惟陛下宽放民间,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则众庶永济,莫不悦豫矣。”

这时狩猎的法规极其严厉,杀死皇家禁地内麋鹿的人要处以死刑,没收财产,有能发现并告发的人,给以重赏。

高柔又上书说:“近年来,百姓提一供了各种劳役,从事田间劳动的人已经减少,再加上又有猎禁之法,群鹿有时暴一性一发作,贪吃毁坏地里长着的嫩苗,处处为害,所损害的不计其数,民众虽然设障防备,但力量不够,防不胜防。

以至到了荥陽附近地区,周围数百里,年年几乎没有收成。

而今天下创造财富的很少,而麋鹿造成的损失很多,如果突然爆发战争动员兵役,或者荒年降临颗粒不收,将没有办法应付。

请陛下对待民间宽大放松一些,准许民众捉捕麋鹿,尽快解除猎禁,那么百姓将有长久的接济,没有谁会不高兴了。”

帝又欲平北芒,令于其上作台观,望见孟津。

卫尉辛毗谏曰:“天地之一性一,高高下下。

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损费人功,民不堪役。

且若九河盈溢,洪水为害,而丘陵皆夷,将何以御之!”帝乃止。

明帝又想铲平北芒山顶,下令在上面建造台观,以便远望孟津。

卫尉辛毗规劝说:“天地成自然,本来就是高高低低。

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已经违背了天理;加之耗费人工,民众已无力承担。

如果九河涨满,洪水为害时,丘陵都被夷为平地,将靠什么防御呢?”

明帝这才作罢。

少府杨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开拓之大业,守文皇帝克终之元绪,诚宜思齐往古圣贤之善治,总观季世放一荡之恶政。

曩使桓、灵不废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俭,太祖虽有神武,于何所施,而陛下何由处斯尊哉!今吴、蜀未定,军旅在外,诸所缮治,惟陛下务从约节。”

帝优诏答之。

少府杨阜上书说:“陛下承继武皇帝开拓的帝王大业,保持文皇帝一贯遵循的方向,实在应该向古代圣贤的治世看齐,总观各朝末世放一荡的弊政。

以前假使汉桓帝、汉灵帝不废驰汉高祖的法令制度,不破坏汉文帝、汉景帝的谦恭节俭,我们太祖虽有神武之威,又往何处施展,而陛下又怎么能够处在至尊地位呢?而今吴、蜀两国还没平定,军队在外戍边,各项修缮整治工程,请陛下务必简约节省。”

明帝下诏对他的意见表示称赞。

阜复上疏曰:“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宫室而天下乐其业;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

桀作璇室象廊,纣为倾宫鹿台,以丧其社稷,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祸,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灭。

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

陛下当以尧、禹、汤、文、武为法则,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台是饰,必有颠覆危之祸矣。

君作元首,臣为股肱,存亡一体,得失同之。

臣虽一弩一怯,敢忘争臣之义!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坠于地。

使臣身死有补万一,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谨叩棺沐浴,伏俟重诛!”奏御,帝感其忠言,手笔诏答。

杨阜又上书说:“尧帝推崇简陋的茅屋,万国安居,大禹居住低矮的宫室,天下乐业。

到了商朝和周朝,殿堂堂基不过高三尺,宽只能容纳九张席子而已。

夏桀用玉石建造居室,用象牙装饰走廊,商纣建造倾宫、鹿台,因而断送了王朝大业。

楚灵王因修筑章华台而身遭大祸,秦始皇修建阿房宫,传位二世即归灭亡。

如果不估量民力的极限,只为满足自己耳目的享受,没有哪一个不灭亡的。

陛下应当以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为榜样,以夏桀、殷纣、楚灵王、秦始皇的教训为鉴戒,不这样而是贪图自己闲暇安逸,只是关心宫殿台阁的修饰,一定有朝廷颠覆国家灭亡的灾祸。

君王好比是头脑,大臣好比是四肢,生死与共,利害相同。

我虽然愚蠢胆怯,岂敢忘记诤臣的大义,言辞不激切,便不足以感动陛下;陛下如不体察我的进言,恐怕皇祖、先帝创建的大业将坠一落在地。

即使我以身死而能于事有万分之一的补救,那么我死去了也如同活着。

谨敲击棺木,沐浴包衣,听候诛杀。”

奏章呈上后,明帝被他的忠言感动,亲笔写诏回答。

帝尝著帽,被缥绫半袖。

阜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

帝默不答。

自是不法服不以见阜。

明帝曾经头戴便帽,身穿淡青色短袖绸衫,杨阜问明帝:“这是符合礼制的哪一种服装?”

明帝沉默不语。

从此以后,不穿礼制规定的标准服装不见杨阜。

阜又上疏欲省爆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

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帝愈严惮之。

杨阜又上书打算减去宫女中那些不被皇帝一宠一幸的人,于是召来御府吏员询问后宫人数,吏员遵守原有的规定,答道:“这是宫中的秘密,不能泄漏。”

杨阜大怒,责打他一百棍,数落他说:“国家对九卿没有秘密,反而对小吏有什么秘密吗?”

明帝更加惧惮杨阜。

散骑常侍蒋济上疏曰:“昔句践养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强齐,羸越灭劲吴。

今二敌强盛,当身不除,百世之责也。

以陛下圣明神武之略,舍其缓者,专心讨贼,臣以为无难矣。”

散骑常侍蒋济上书说:“从前勾践鼓励生育,准备国家征用,燕昭王抚一慰疾病贫苦的人民,是打算报仇雪耻,所以能以弱小的燕国战胜强大的齐国,贫穷的越国消灭了强劲的吴国。

如今吴、蜀两敌强盛,陛下在位时不能翦除,将为后代百世所谴责。

凭着陛下圣明神武的韬略,舍弃那些可以缓办的事情,一心一意讨伐敌人,我认为没有什么难办的。”

中书侍郎东菜王基上疏曰:“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

’颜渊曰:‘东野子之御,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殆将败矣。

’今事役劳苦,男一女离旷,愿陛下深察东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驷于未尽,节力役于未困。

昔汉有天下,至孝文时唯有同姓诸侯,而贾谊忧之曰:‘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因谓之安。

’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之则无以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竟,社稷之忧也。

使贾谊复起,必深切于曩时矣。”

帝皆不听。

中书侍郎东莱人王基上书说:“我听说古人用水比喻人民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颜渊说:‘东野子驾车,马力已经用尽了,但仍不停地向前驱赶,终将毁掉马匹。

’如今劳役辛苦,男一女分离,希望陛下深察东野子驾车的弊病,留意舟水关系的比喻,让奔跑的马匹在力气还没用尽时得到休息,在人民还没困竭时减省力役。

从前汉朝取得天下,到文帝时只有同姓诸侯,可是贾谊仍然忧虑地说:‘把火苗放在柴堆下面而睡其上,还认为是平安。

’如今贼寇未灭,猛将拥兵自重,限制约束他们就无法应付敌人,长久下去则难以交代给子孙,当此国家盛明之时,还不全力除害,如果将来子孙不强,必定是国家的忧患。

假使贾谊复一活,一定比从前感受更加深切。”

明帝都不采纳。

殿中监督役,擅收兰台令史;右仆射卫臻奏按之。

诏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

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恶其勤事也,诚以所益者小,所堕者大也。

臣每察校事,类皆如此,若又纵之,惧群司将遂越职,以至陵夷矣。”

殿中监监督营造宫室,擅自拘捕兰台令史。

右仆射卫臻奏请查办,明帝颁诏说:“宫殿不能完工,是我最关心的,你推究查办此事,是为什么?”

卫臻说:“古代有禁止官吏互相侵犯职权的法规,不是厌恶他们勤于办事,实在是因为收效小而破坏大。

我每次检查校事的工作,都有同类一毛一病,如果再对此放纵,我恐怕各部门马上就要越职越权,以至王权衰颓了。”

尚书涿郡孙礼固请罢役,帝诏曰:“钦纳谠言。”

促遣民作;监作者复秦留一月,有所成讫。

礼径至作所,不复重奏,称诏罢民,帝奇其意而不责。

帝虽不能尽用群臣直谏之言,然皆优容之。

尚书涿郡人孙礼坚持请求停止劳役,明帝下诏说:“敬佩并接受你的正直之言。”

催促把民夫遣返回家。

但监工官吏又上奏留一个月,以便使工程完结。

孙礼直接来到工地,不再重新上奏,宣称皇帝颁布诏书遣返民工,明帝对孙礼的做法感到新奇,因而没有责怪。

明帝虽然不能全部采用群臣的直言进谏,却都能宽容他们。

秋,七月,洛陽崇华殿灾。

帝问侍中领太史令泰山高堂隆曰:“此何咎也?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

对曰:“《易传》曰:‘上不俭,上不节,孽火烧其室。

’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

’此人君务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2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

诏问隆:“吾闻汉武之时柏梁灾,而大起宫殿以厌之,其义云何?”

对曰:“夷越之巫所为,非圣贤之明训也。

《五行志》曰:‘柏梁灾,其后有江充巫蛊事。

’如《志》之言,越巫建章无所厌也;今宜罢散民役。

宫室之制,务从约节,清扫所灾之处,不敢于此有所立作,则莆、嘉禾必生此地,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财,非所以致符瑞而怀远人也。”

秋季,七月,洛陽崇华殿发生火灾,明帝问侍中兼太史令的泰山人高堂隆说:“这是什么灾祸?在礼仪上有没有祈福除灾的意义吗?”

高堂隆对答说:“《易传》说:‘居上不俭朴,在下不节约,灾火烧他的宫室。

’还说:‘君王高筑楼台,天火成灾。

’这是君王一心只致力于修饰宫殿,不了解百姓亏空竭尽,所以上天以旱灾回报,火就从高高的宫殿燃起。”

明帝用诏书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的时候柏梁发生火灾,反而是用大建宫殿来镇慑,这又怎么解释?”

对答说:“这是夷、越族的巫师所为,不是圣贤的明训。

《五行志》记载:‘柏梁火灾,在这以后有江充巫蛊之事。

’正如《五行志》所记,越人巫师诱一惑修筑建章台,并没有镇慑灾难的作用,现在应该遣散民役。

宫殿的建制,务必从简节约;清扫火灾的地方,不要冒昧地另行施工,那么瑞草、禾苗一定能在这儿生长起来。

如果继续耗费民力,枯竭民财,不是招致符瑞、安一抚远方之人的做法。”

[7]八月,庚午,立皇子芳为齐王,询为秦王。

帝无子,养二王为子,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

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7]八月,庚午(二十四日),立皇子曹芳为齐王、曹询为秦王。

明帝没有儿子,收养曹芳和曹询为子,皇宫禁地事情极其秘密,无人知晓他俩的来历。

有人说,曹芳是任城王曹楷的儿子。

[8]丁巳,帝还洛陽。

[8]丁巳(十一日),明帝返回洛陽。

[9]诏复立崇华殿,更名曰九龙。

通引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

使博士扶风马钧作司南车,水转百戏。

[9]颁诏重新修建崇华殿,改名为九龙殿。

开渠引来水流过九龙殿前,用玉石砌成水井,用彩缎包一皮裹井栏,水从玉雕蟾蜍的口中流入,再从玉雕神龙的口中吐出。

命博士扶风人马钧制作司南车,制作以水为动力旋转活动的百戏车。

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帝以问高堂隆,对曰:“《诗》曰:‘惟鹊有巢,惟鸠居之。

’今兴宫室,起陵霄阙,而鹊巢之,此宫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

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

夫天道无亲,惟与善人,太戊、武丁睹灾悚惧,故天降之福。

今若罢休百役,增崇德政,则三王可四,五帝可六,岂惟商宗转祸为福而已哉!”帝为之动容。

陵霄阙刚刚起架时,有喜鹊在上面筑巢,明帝以此事询问高常隆,高堂隆回答说:“《诗经》说:‘鹊筑巢,鸠居之’。

如今大兴宫殿,又新起陵霄阙,并且有喜鹊在上面筑巢,这是宫殿没建成不能在里面居住的象征。

上天的旨意好像是说:‘宫殿未成,就会有外姓人统治支配它。

’这就是上天的告诫。

天道没有亲疏,只赐福于善良的人。

太戊、武丁看见灾异征兆后惶悚恐惧,所以上天改降福分。

现今如果能够停止各种劳役,增施德政,那么三王可以增为四王,五帝可以增为六帝,难道只是商代的帝王可以转祸为福吗?”

明帝为之动容。

帝一性一严急,其督修宫室有稽限者,帝亲召问,言犹在口,身首已分。

散骑常侍领秘书监王肃上疏曰:“今宫室未就,见作者三四万人。

九龙可以安圣体,其内足以列六宫;惟泰极已前,功夫尚大。

愿陛下取常食禀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选其丁壮,择留万人,使一期而更之。

咸知息代有日,则莫不悦以即事,劳而不怨矣。

计一岁成者,听且三年,分遣其余,使皆即农,无穷之计也。

夫信之于民,国家大宝也。

前车驾当幸洛陽,发民为营,有司命以营成而罢;既成,又利其功力,不顾经国之体。

臣愚以为自今已后,傥复使民,宣明其令,使必如期;以次有事,宁使更发,无或失信。

凡陛下临时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从庶不知,谓为仓卒。

故愿陛下下之于吏,钧其死也,无使污于宫掖而为远近所疑。

且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而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

昔汉文帝欲杀犯跸者,廷尉张释之曰:‘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倾也。

’臣以为大失其议,非忠臣所宜陈也。

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犹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谬乎!斯重于为已而轻于为君,不忠之甚者也。

,不可不察。”

明帝一性一情严厉急躁,对那些监督修建宫殿而没能如期完工的人,亲自召来责问,话还没出口,已被杀头。

散骑常侍兼秘书监王肃上书说:“而今宫殿还没建成,参加劳作的人已有三四万。

九龙殿可以使陛下安居,里面足够安置六宫人员;只有泰极殿前边的工程尚大。

愿陛下指派领取一柄一家粮饷目前又无紧急任务的士兵,挑选身一体强壮者一万人,让他们一年轮换一次。

都知道休息替代有日可待,就都会乐于在工地劳动,虽然辛苦而不再有怨言了。

总计一年有三百六十万工,也不算少。

本应当一年完成的,不妨三年完成,遣散其余的民工,使他们都回去务农,这是长远之计。

取信于民,是国家的重要珍宝。

以前陛下临幸洛陽,征发百姓修建营垒,有关部门命令营垒修成就放民工回家;结果营垒建成,又贪图百姓工力的便宜,不按时放还。

有关部门只营求眼前利益,不顾治国大体。

我愚昧地认为,从今以后,倘若再使用民工,应该明确宣布期限,使用民工一定遵守时限。

如果又有劳役,宁可重新征发,也不要失信。

凡陛下临时施刑的人,都是有罪的官吏、当死的人,可是众人不知道详情,说是仓促行一事。

所以,愿陛下交给主管官吏处理。

同样是死,不要让罪犯的血污染宫廷,还被远近猜疑。

况且人命至重,容易诛杀而难于复生,一旦气绝,不可能再接续,所以圣对此都很重视。

以前汉文帝想要杀死冒犯御驾的人,廷尉张释之说:‘正当事情发生时,皇上派人诛杀他就算了,现在既然下交到廷尉,廷尉是天下的天平,不可偏颇。

’我认为这是完全失去大义,不是忠臣所该说的话。

廷尉也是天子的属官,都不可以失去公平,而天子反倒可以迷惑错谬吗?这是看重自己而轻视帝王,是严重不忠的人,不可不明察。”

[10]中山恭王衮疾病,令官属曰:“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亟以时营乐堂。”

堂成,舆疾往居之。

又令世子曰:“汝幼为人君,知乐不知苦,必将以骄奢为失者也,兄弟有不一良之行,当造谏之,谏之不从,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犹不改,当以奏闻,并辞国土。

与其守一宠一罹祸,不若贫贱全身也。

此亦谓大罪亚耳,其微过细故,当掩覆之。”

冬十月,已酉,衮卒。

[10]中山恭王曹衮病重,命令官属说:“男人不应死在女人手上,赶快给我在东面营造一座殿堂。”

殿堂建成,带病前去居住。

又命令嫡子说:“你年纪尚小一便作了王,只知道欢乐而不知道痛苦,一定会因骄恣奢华而出现过失。

兄弟们如有不一良行为,你应当前去规劝,规劝不被接受,要流泪劝告,再不改正,就告诉他们的母亲,还不改就应当奏报皇上,并辞退封国食邑。

与其依仗恩一宠一招祸,不如贫贱保全一性一命。

这当然是指犯了大罪,如是细小饼失,便应当替他掩饰。”

冬季,十月,已酉(初三),曹衮去世。

[11]十一月,丁酉,帝行如许昌。

[11]十一月,丁酉(二十二日),明帝前往许昌。

[12]是岁,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韩龙刺杀鲜卑轲比能;自是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边陲遂安。

[12]这一年,幽州刺史王雄派遣勇士韩龙刺杀了鲜卑首领轲比能。

从此以后,鲜卑部落分崩离析,互相攻击,强者远遁,弱者归顺,边境平安。

[13]张掖柳谷口水溢涌,宝石负图,状象灵龟,立于川西,有石马七及凤凰、麒麟、白虎、牺牛、璜、八卦、列宿、孛彗之象,以有文曰“大讨曹”。

诏书班天下,以为嘉瑞。

任令于绰连赍以问钜鹿张,密谓绰曰:“夫神以知来,不追既往,祥兆先见而后废兴从之。

今汉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兴祥兆乎!此石,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符瑞也。”

[13]张掖柳谷口水满涌一出,露出一块玉石,带有图案,形状如灵龟,竖一立在水面,上有七个石马及凤凰、麒麟、白虎、牺牛、璜、八卦、星宿、孛星和彗星的图形,并有“大讨曹”三字。

明帝下诏公告天下,认为是祥瑞。

任县县令于绰带着诏书及玉石图案去问巨鹿人张。

张秘密地对于绰说:“神因为知道未来,不追溯往事,吉祥征兆先显现出,然后接着就有兴有废。

如今汉朝灭亡已久,魏已得天下,怎么还会是兴魏的吉祥预兆呢?这块玉石,是当今之世要有变异而预示将来的符瑞。”

[14]帝使人以马易珠玑、翡翠、玳瑁于吴,吴主曰:“北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马,孤何一爱一焉。”

尽以与之。

[14]明帝派人去吴国用马匹换取珍珠、翡翠、玳瑁。

吴王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不用的,而可用来换到马匹,我为什么要吝惜呢?”

于是,全都给了来使。

四年(丙辰、236)

四年(丙辰,公元236年)

[1]春,吴人铸大钱,一当五百。

[1]春季,吴铸造大钱,一当五百。

[2]三月,吴张昭卒,年八十一。

昭容貌矜严,有威风,吴主以下,举邦惮之。

[2]三月吴张昭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张昭容貌高傲,威风凛凛,自吴王以下,举国敬畏。

[3]夏,四月,汉主至湔,登观阪,观汶水之流,旬日而还。

[3]夏季,四月,汉后主到达湔氐道,登上观阪,观看汶水水道,停留十日返回。

[4]武都氐苻健请降于汉;其弟不从,将四百户来降。

[4]武都郡氐族人苻健向蜀汉请降,其弟不跟从,率四百户来降魏。

[5]五月,乙卯,乐平定侯董昭卒。

[5]五月,乙卯(十三日),乐平定侯董昭去世。

[6]冬,十月,己卯,帝还洛陽宫。

[6]冬季,十月,己卯(初十),明帝返回洛陽宫。

[7]甲申,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东方。

高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这。

将营宫室,则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

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庙之制又未如礼,而崇饰居室,士民失业。

外人咸云‘宫人之用与军国之费略齐’,民不堪命,皆有怨怒。

《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言天之赏罚,随民言,顺民心也。

夫采椽、卑宫,唐、虞、大禹之所以犯昊天也。

今宫室过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恳切之训。

当崇孝子祗耸之礼,不宜有忽,以重天怒。”

隆数切谏,帝颇不悦。

侍中卢毓进曰:“臣闻君明则臣直,古之圣王惟恐不闻其过,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

帝乃解。

毓,植之子也。

[7]甲申(十五日),在大辰星旁出现异星,后又出现在东方天际。

高堂隆上书说:“凡是帝王迁移都城或者兴建城邑,都要先选定祭祀天地和社稷神的地方,恭恭敬敬地尊奉他们。

将要营建宫殿时,也要先建祖先祭庙,然后再建马厩、仓库,最后才兴建居室。

如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及社稷,各神神位都没有确定,祖先祭庙的建制也不符合礼法,而只是大修宫殿,使人民失掉生计。

外人都说:‘宫中的花费与军国总费用几乎相等’,百姓忍受不了,都抱有怨恨愤怒的情绪。

《尚书》说:‘上天耳聪目明,实际是人民耳聪目明,上天显赫威灵,实际是人民显赫威灵。

’这是说上天的奖赏和惩罚,随从民意,顺应民心。

用原木做椽子,建造陋室居住,是唐尧、虞舜、大禹留下来的风范;修玉台、造琼室,是夏桀、商纣对皇天的冒犯。

如今宫殿修建过盛,彗星在天空闪烁,这就是仁慈的天父发出恳切的训诫。

陛下应当尊崇孝子恭谨接受的礼仪,不应当忽视它,以免加重上天的愤怒。”

高堂隆多次恳切直言规劝,明帝颇不高兴。

侍中卢毓进言说:“我听说君王圣明则臣下正直,古代的圣王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这正是我们不及高堂隆之处。”

明帝怒意才算消解。

卢毓是卢植的儿子。

[8]十二月,癸巳,颍陰靖侯陈群卒。

群前后数陈得失,每上封事,辄削其草,时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

论者或讥群居位拱默;正始中,诏撰群臣上书以为《名臣奏议》,朝士乃见群谏事,皆叹息焉。

[8]十二月,癸巳(二十四日),颍陰靖侯陈群去世。

陈群曾前后多次上书陈述治国得失,每次都是封好上奏即毁掉底稿,当时的人和他的儿子、兄弟都不知道其中内容。

议论的人中有的讥讽陈群身居高位,只是拱手而默无所言。

正始年间,诏命选录群臣上书编纂《名臣奏议》,在朝人士才见到陈群进谏事迹,都赞叹不止。

袁子论曰:或云:“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见人主之非则勃然触之,与人言未尝不道。”

答曰:“夫仁者一爱一人,施之君谓之忠,施于亲谓之孝。

今为人臣,见人主失道,力诋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臣也。

故司空陈群则不然,谈论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外人不知。

群子谓群于是乎长者矣。”

袁宏论曰:有人说:“少府杨阜难道还不是忠臣吗?看见君王的过错就迫不及待地尖锐指出,与人谈话时也不加隐瞒。”

我的回答是:“仁人君子一爱一人,如一爱一的是君王则称之为忠,如一爱一的是父母则称之为孝。

如今作为臣属,看见君主失去道义,竭力批评他的过错并且处处宣扬,这种人可称为直士,但不可当作忠臣。

前司空陈群就不是这样,他终日谈论,也未曾讲过君主的过错,上书规劝数十次,外人都不知道。

君子因此称陈群是长者。”

[9]乙未,帝行如许昌。

[9]乙未(二十六日),明帝前往许昌。

[10]诏公卿举才德兼备者各一人,司马懿以兖州刺史太原王昶应选。

昶为人谨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浑,曰深,为书戒之曰:“吾以四者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

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而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于阙一党一也。

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

夫毁誉者,一爱一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

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况庸庸之徙而轻毁誉哉!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

若已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

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10]诏命三公九卿每人推举才德兼备者一人,司马懿推荐的兖州刺史太原人王昶应选。

王昶为人恭谨忠厚,他给侄子起名王默、王沉,给儿子起名王浑、王深,写信告诫他们说:“我以这四字作为你们的名字,是要你们能顾名思义,不敢违犯。

事物都是成熟得快死亡得也快,晚成必有好结果;早晨开花的小草,到晚上就凋零了,松柏的茂盛,寒冬也不会衰减,所以君子都以‘阙一党一小子’的急于求成为戒鉴。

如果能把委曲看作是舒展,能把谦让看作是获得,能把柔一弱看作是刚强,便很少不能成功了。

毁谤和赞誉,是喜一爱一和厌恶的根源,也是灾祸和福分的契机。

孔子说:“我对别人,不毁谤,不赞誉。

凭圣人的德行尚且如此,何况平庸之辈,怎么可以轻易毁谤和赞誉呢?别人有时攻击自己,应当退而自己质问自己,如自己有可以攻击的行为,那么别人的攻击就是对的;如果自己没有应受攻击的行为,那么他的话就是虚妄之言。

说得对就不要怨恨他,说得不对也无害于己,又何必报复他?谚语说:‘救寒草如厚皮袄,止谤莫如自修身。

’这句话确实如此啊!”

景初元年(丁巳、237)

景初元年(丁巳,公元237年)

[1]春,正月,壬辰,山茌县言黄龙见。

高堂隆以为:“魏得土德,故其瑞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以神明其政,变民耳目。”

帝从其议。

三月,下诏改元,以是月为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从地正也。

更名《太和历》曰《景初历》。

[1]春季,正月,壬辰(疑误),山荏县奏报说看见黄龙。

高堂隆认为:“魏得的是土德,所以它的瑞兆是出现黄龙,应改变历法,换服装颜色,依靠神灵使政治清明,使万民耳目一新。”

明帝同意此议。

三月,下诏改年吨,以本月为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祭祀牲畜用白,依从天地人三正中的地正,改太和历为景初历。

[2]五月,己巳,帝还洛陽。

[2]五月,己巳(初二),明帝返回洛陽。

[3]己丑,大赦。

[3]己丑(二十二日),魏大赦天下。

[4]六月,戊申,京都地震。

[4]六月,戊申(十二日),魏京都发生地震。

[5]己亥,以尚书令陈矫为司徒,左仆射卫臻为司空。

[5]己亥(初三),明帝任命尚书令陈矫担任司徒,左仆射卫臻担任司空。

[6]有司奏以武皇帝为魏太祖,文皇帝为魏太祖,帝为魏烈祖;三祖之庙,万世不毁。

[6]主管官吏奏请以武皇帝曹一操一为魏太祖,文皇帝曹丕为魏高祖,明帝曹睿为魏烈祖;三祖的祭庙,万世不能毁坏。

孙盛论曰:夫谥以表行,庙以存容。

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未终而豫自尊显。

魏之群司于是乎失正矣。

孙盛论曰:谥号用以表明死者的行为,祭庙用以存留死者的容貌。

没有活着的时候而事先确立自己称祖称宗,没有去世而预先使自己尊崇显耀的。

魏国的主事之官在此失当了。

[7]秋,七月,丁卯,东乡贞公陈矫卒。

[7]秋季,七月,丁卯(初二),东乡贞公陈矫去世。

[8]公孙渊数对国中宾客出恶言,帝欲讨之,以荆州刺史丘俭为幽州刺史。

俭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未有可书。

吴、蜀恃险,未可卒平,卿可以此方无用之士克定辽东。”

光禄大夫卫臻曰:“俭所陈皆战国细术,非王者之事也。

吴频岁称兵,寇乱边境,而犹按甲养士,未果致讨者,诚以百姓疲劳故也。

渊生长海表,相承三世,外抚戎夷,内修战射,而俭欲以偏军长驱,朝至夕卷,知其妄矣。”

帝不听,使俭帅诸军及鲜卑、乌桓屯辽东南界,玺书徵渊。

渊遂发兵反,逆俭于辽隧。

会天雨十余日,辽水大涨,俭与战不利,引军还右北平。

渊因自立为燕王,改元绍汉,置百官,遣使假鲜卑单于玺,封拜边民,诱呼鲜卑以侵扰北方。

[8]公孙渊多次对魏的宾客口出恶言,明帝打算讨伐他,命荆州刺史丘俭担任幽州刺史。

丘俭上书说:“陛下即位以来,没有可以载入史书的丰功伟绩,吴、蜀两国依仗地势险阻,不能很快平定,暂且可以调用这里无处用武的士兵平定辽东。”

光禄大夫卫臻说:“丘俭所述的都是战国时代的细微之术,不是帝王的大事。

吴国年年频繁地举兵侵犯边境,而我们仍是按兵不动休养士卒,没有前去征讨,原因实在是百姓极度疲劳的缘故。

公孙渊生长在海边,子孙三代相承,在外安一抚戎狄,在内练兵备战,而丘俭打算以偏师长驱作战,早晨到达晚上就能席卷得胜,可见这些话完全是胡说。”

明帝不听劝说,命丘俭统率各军及鲜卑、乌桓部落在辽东南界驻屯,以玺书征召公孙渊入朝。

公孙渊立即发兵反叛,在辽隧迎战丘俭。

当时正值大雨下了十多天,辽河大涨,丘俭出战不利,率军回到右北平。

公孙渊乘机自立为燕王,改年号为绍汉,设置文武百官,派遣使节授予鲜卑单于印玺,对边民封官授爵,引一诱鲜卑人侵扰魏北部边境。

[9]汉张后殂。

[9]蜀国张皇后去世。

[10]九月,冀、兖、徐、豫大水。

[10]九月,冀州、兖州、徐州、豫州发生水灾。

[11]西平郭夫人有一宠一于帝,一毛一后一爱一驰。

帝游后园,曲宴极乐。

郭夫人请延皇后,帝不许,因禁左右使不得宣。

后知之,明日,谓帝曰:“昨日游宴北园,乐乎?”

帝以左右泄之,所杀十余人。

庚辰,赐后死,然犹加谥曰悼。

癸丑,葬愍陵。

迁其弟曾为散骑常侍。

[11]西平人郭夫人被明帝一宠一爱一,明帝对一毛一皇后的一宠一爱一逐渐消失。

明帝游逛后花园,尽兴欢宴,郭夫人请让一毛一皇后参加,明帝不准许,并下令左右的人不得泄漏。

一毛一皇后知道了这件事,第二天问明帝说:“昨日在北园游乐欢宴,高兴吗?”

明帝因左右的人泄漏出去,一连杀了十几人。

庚辰(十六日),命一毛一皇后自尽,然而还是追加谥号,称悼皇后。

癸丑(疑误),把一毛一皇后安葬在愍陵。

又提升一毛一皇后的弟弟一毛一曾担任散骑常侍。

[12]冬,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议,营洛陽南委粟山为圜丘,诏曰:“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四百余年,废无礼。

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后地于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皇天之神于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于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12]冬季,十月,明帝采用高堂隆的建议,在洛陽城南委粟山上建造圜丘,下诏说:“从前汉朝初年,正是秦朝焚书坑儒之后,当时搜集残缺失散的文献,作为郊外祭祀天地之用,四百余年来,礼荒废失传。

曹氏世系是有虞氏后裔,如今在圜丘祭祀皇皇帝天,以始祖虞舜配享;在方丘祭祀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享;在南郊祭祀皇天之神,以武帝配享;在北郊祭祀皇地之神,以武宣皇后配享。”

[13]庐江主簿吕习密使人请兵于吴,欲开门为内应;吴主使卫将军全琮督前将军朱桓等赴之,既至,事露,吴军还。

[13]庐江主簿吕习秘密派遣使节向吴国请求出兵接应,想要打开城门里应外合。

吴王派卫将军全琮督领前将军朱桓等赶赴庐江,到达时事情败露,吴军返回。

[14]诸葛恪至丹陽,移书四部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

乃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俟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

旧谷既尽,新谷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

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

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一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拘执!”臼陽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伉缚送诸府。

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

民闻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

吴主嘉其功,拜恪威北将军,封都乡侯,徙屯庐江皖口。

[14]诸葛恪到达丹陽,用正式公文通知四部属城长官,命令他们各自严密防守疆界,整顿部队;已经归顺的山越平民,一律设屯聚居。

然后又调各将领,率兵据守险要,只修缮防御工事,不与山越交兵。

等待稻米快成熟时,即下令士兵收割,使地上不留稻种。

原有的粮食已经吃尽,新稻又没有收成,平民设屯聚居,劫掠不到任何东西。

于是山民饥饿难忍,逐渐出山归降。

诸葛恪遂又下命令说:“山民只要痛改前非,接受教化,都应当抚一慰,迁移到外县,不能随意猜疑,拘押逮捕。”

臼陽县长胡伉获得降民周遗,周遗原是一个恶霸,迫于饥饿暂时出山。

胡伉把他捆一绑起来,送到郡府惩办。

诸葛恪认为胡伉违抗命令,于是将胡伉斩首。

山民听说胡伉因随意捕人被杀,知道官府的目的只是想让他们离开山区,于是扶老携幼,大批出山,一年之后统计人数,都同原来计划的一样。

诸葛恪亲自统领一万人,其余的分给其他将领。

吴王嘉奖他的功劳,任命诸葛恪为威北将军、封为都乡侯,移驻庐江皖口。

[15]是岁,徙长安钟、橐佗、铜人、承露盘于洛陽。

盘折,声闻数十里。

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

大发铜铸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

又铸黄龙、凤皇各一,龙高四丈,凤高三丈余,置内殿前。

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杂兽置其中。

司徒军议掾董寻上疏谏曰:“臣闻古之直士,尽言于国,不避死亡。

故周昌比高祖于桀、纣,刘辅譬赵后于人婢,天生忠直,虽白刃沸汤,往而不顾者,诚为时主一爱一惜天下也。

建安以来,野战死亡,或门殚户尽,虽有存者,遗孤老弱。

若今宫室狭小,当广大之,犹宜随时,不妨农务,况乃作无益之物,黄龙、凤皇,九龙、承露盘,此皆圣明之所不兴也。

其功三倍于殿舍。

陛下既尊群臣,显以冠冕,被以文绣,载以华舆,所以异于小人;而使穿方举土,面目垢黑,衣冠了鸟,毁国之光以崇无益,甚非谓也。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无忠无礼,国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面臣自比于牛之一一毛一,生既无益,死亦何损!秉笔流涕,心与世辞。

臣有八子,臣死之后,累陛下矣!”将奏,沐浴以待命。

帝曰:“董寻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寻,有诏勿问。

[15]这一年,把原设在长安的钟、橐佗、铜人、承露盘移到洛陽。

承露盘折断,响声传出几十里。

铜人太重,无法运到洛陽,只好留在霸城。

广为征集黄铜,铸成铜人两个,称为翁仲,并排安放在皇宫司马门外。

又熔铸黄龙、凤凰各一个,黄龙高四丈,凤凰高三丈多,安置在皇宫内殿前。

在芳林园西北角堆起一座土山,命三公九卿等众官员都去搬运泥土,在土山上种植松树、竹子、杂木和美草,捕来山禽杂兽放到丛中豢养。

司徒军议掾董寻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古代的正直之士,把应说的话毫无保留地对国君全部讲出,不躲避杀身逃亡之祸,所以周昌把汉高祖比作夏桀、商纣,刘辅把赵后比作婢女。

天生忠诚正直之臣,虽然面对白刃和沸腾的开水,都敢于上前而不畏惧,实在是为了当时的君王,珍惜君王的天下。

建安以来,野战中死去和逃亡的无以计数,有的已门户尽灭,即使还有幸存的人,也是孤寡老弱。

假如果真是现在宫殿狭小,应当扩建,也还应随顺农时,不要妨碍农业生产,何况是制作毫无益处的器物?黄龙、凤凰、九龙、承露盘,这些都是圣明的君王不愿制作的东西,制作所需的工夫是修建宫殿的三倍。

陛下既然尊重群臣,让他们头戴官帽,身穿绣衣,出门乘坐华丽的车轿,用以和平民区别;可又让他们挖坑抬土,面目又脏又黑,衣冠破碎不整,丢尽一柄一家的脸面,为的只是对国家毫无益处的林园,实在很不对。

孔子说:‘君王对臣下以礼相待,臣下侍奉君王效尽忠心。

’没有忠义没有礼法,国家靠什么维持?我知道此言既出,肯定被杀,可是我自比为牛身之一一毛一,活着既然无益于国家,死了又会有什么损失?持笔流泪,心已与世辞别。

我有八个儿子,我死之后,还要拖累陛下了。”

将要上奏前,沐浴等待命令。

明帝说:“董寻不怕死吗?”

主事官奏请拘捕董寻,明帝下诏说不必追究。

高堂隆上疏曰:“今世之小人,好说秦、汉之奢一靡一以荡圣心;求取亡国不度之器,劳役费损以伤德政;非所以兴礼乐之和,保神明之休也。”

帝不听。

高堂隆上书说:“如今世上邪恶之人,喜好议论秦、汉之时的奢一靡一生活以动摇陛下的圣心,引一诱陛下求取已亡国家不合法度的器物,致使百姓劳苦,钱财一浪一费,伤害德政,这不是提倡礼乐的和谐,保持神明的喜庆。”

明帝不采纳。

隆又上疏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载,尧、舜君臣南面而已。

今无若时之急,而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徙共供事役,闻之四夷,非嘉声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

今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

今若有人来告,‘权、禅并修德政,轻省租赋,动咨耆贤,事遵礼度,’陛下闻之,岂不惕然恶其如此,以为难卒讨灭而为国忧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贼并为无道,崇侈无度,役其士民,重其赋敛,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闻之,岂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难乎!倍如此,则可易心而度,事义之数亦不远矣!亡国之主自谓不亡,然后至于亡;贤圣之君自谓亡,然后至于不亡。

今天下雕敝,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蓄,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騷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庭矣。

又,将吏奉禄,稍见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禀赐,不应输者今皆出半,此为官入兼多于旧,其所出与参少于昔。

而度支经用,更每不足,牛肉小俺,前后相继。

反而推之,凡此诸费,必有所在。

且夫禄赐谷帛,人主所以惠养吏民是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废,是夺其命矣。

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

帝览之,谓中书监、令曰:“观隆此奏,使朕惧哉!”

高堂隆又上书说:“古代洪水泛滥,波一浪一滔天,历时二十二年,唐尧、虞舜依然面朝南方而坐,平安无事。

如今没有那时的紧急情况,可是却让三公九卿大夫等官员与厮役共同从事力役,让四方蛮夷知道,记载在史书上,不是好的名声。

而今吴、蜀二敌,不是大漠游散的胡人以及占据乡邑的盗贼,而是僭号称帝、欲与中原抗衡。

如果现在有人来报告:‘孙权、刘禅都在修德政,减轻田租赋税,有事向前辈贤者咨询,事事遵循礼仪法度,’陛下听到这些,难道能不警惕、厌恨他们,感到将难以很快消灭他们,而为国家忧虑吗?如果有人说,‘那两个敌国都行无道,崇尚侈华没有限度,奴役它的士人与庶民,加重田租赋税,下面承受不了,怨叹之一声一天比一天厉害’。

陛下听到这些,难道不庆幸他们的疲惫败落而认为攻取他们不会很难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变换位置思考一下,掌握事物的道理便不远了。

将要亡国的君主自以为不会灭亡,然后导致亡国;圣贤的君主自认为有亡国之危,然后才不会亡国。

而今天下凋敝衰败,人民没有一石以上的存粮,国家没有维持一年的储备,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大军只能长期驻守边防,国内大兴土木工程,州郡騷动不安,万一有敌人入侵的警报,那么,我恐怕修建宫墙的官员便不能舍命破敌了。

加之武将文官的俸禄逐渐减少,与从前相比,只有五分之一,很多受命退休的官员,不再发给生活费用,不应该交纳赋税的如今都要交纳一半,国家的收入比以前多出一倍,而支出比以前减少三分之一。

可是,预算支出,筹划经费,愈加不够,缴纳牛肉作为额外赋税,接连不断。

反过来推算,多出的费用必定另有用途。

俸禄发给米谷和布帛,是君王恩待官吏,让他们赖以为生,如果现在取消,就是夺去他们的一性一命了。

已然得到的又失去,是怨恨集聚的根源。”

明帝看后,对中书监、中书令说:“看到高堂隆这一奏章,使朕感到恐惧。”

尚书卫觊上疏曰:“今议者多好悦耳,其言政治,则比陛下于尧、舜;其言征伐,则比二虏于狸鼠。

臣以为不然。

四海之内,分而为三,群士陈力,各为其主,是与六国分治无以为异也。

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将遂凋敝,难可复振。

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蓐不缘饰,器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此皆陛下之所览也。

当今之务,宜君臣上下,计校府库,量入为出,犹恐不及;而工役不辍,侈一靡一日崇,帑藏日竭。

昔汉武信神仙之道,谓当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

汉武有求于露而犹尚见非,陛下无求于露而空设之,不益于好而糜费功夫,诚皆圣虑所宜裁制也!”

尚书卫觊上书说:“如今议论的人多一爱一说好听的话,他们谈论政治,则把陛下比作尧、舜;谈论征伐,就把吴、蜀两敌比作狸猫和田鼠,我认为并不如此。

四海之内,分而为三,群僚尽力,各自效忠自己的君主,这与当初六国分治的形势没什么差别。

如今千里无炊烟,百姓贫困不堪,陛下如不多加留意,必将很快衰败,再难以振兴起来。

武皇帝时候,后宫每餐不超过一盘肉,衣服不穿锦缎绣饰,坐垫不镶花边,所用器物也没有红漆,所以才能平定天下,给子孙留下福分,这都是陛下亲眼所见的。

当务之急应是君臣上下,核算国家财政库存,量入为出,恐怕还来不及;如果还是征调工匠役夫不停,侈奢糜费一天胜似一天,国家府库将日渐枯竭。

从前汉武帝相信神仙之道,说应当取得云表的露水来和玉屑一起服用,所以竖一立了仙掌来承接从高而下的露水,陛下通达圣明,每每嗤笑其非。

汉武帝有求于露水还被非议,陛下无求于露水而虚设承露盘,毫无益处并一浪一费了很多人力,这些实在都是陛下圣虑所应克制减省的啊!”

时有诏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首者内之掖庭。

太子舍人沛国张茂上书谏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夺彼以与此,亦无以异于夺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一之恩偏矣。

又,诏书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丑恶乃出与士。

得妇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忧,或穷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万姓之欢心者,鲜不危殆。

且军师在外数十万人,一日之费非徙千金,举天下之赋以奉此役,犹将不给,况复有掖庭非员无录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与,内外交引,其费半军。

昔汉武帝掘地为海,封土为山,赖是时天下为一,莫敢与争者耳。

自衰乱以来,四五十载,马不舍鞍,士不释甲,强寇在疆,图危魏室。

陛下不战战业业。

念崇节约,而乃奢一靡一是务,中尚方作玩一弄之物,后园建承露之盘,斯诚快怔目之观,然亦足以聘寇雠之心矣!惜乎,舍尧、舜之节俭而为汉武帝之侈事,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帝不听。

当时,有诏书命令搜括强取天下仕女,已经嫁给下级官吏和平民为妻的,一律改嫁给出征兵士,允许以相当数目的牛马牲畜赎回。

还选拔其中更美貌的送到皇宫。

太子舍人沛国人张茂上书直言劝谏:“陛下是上天之子,小吏、平民也是陛下之子。

如今夺取那个给予这个,也和夺兄之妻嫁给弟弟没什么区别,作为父母来说,就是有所偏一爱一了。

还有,诏书说可以用年龄、一毛一色与妻子价值相当的马牛牲畜代替,所以富家则倾家荡产,穷人则典当借债,用昂贵的价钱买来牲畜以赎回他的妻子。

朝廷以配妻给出征战士为名义而实际上是送到皇宫,色衰丑陋的才配给士兵。

这样,配到妻子的人未必高兴,而失去妻子的人必定忧伤,或者穷困或者忧愁,都不如愿。

一个拥有天下而得不到万民欢心的君王,很少有不陷于危险的。

况且军队驻扎在外数十万人,一天的开支绝非只是千金,把全国赋税都用在兵役开支上,还将供给不上,何况又有皇宫中那么多超额的美一女。

对后妃及太后一娘一家随意赏赐,内外开支,费用与军费相半。

从前汉武帝挖地造海,堆土造山,依赖的是当时天下统一,没有敢与他抗争的人。

自从衰乱以来,四、五十年,马不离鞍,士不解甲,强敌压境,企图吞灭魏室。

陛下不兢兢业业,考虑崇尚节俭,反而追求奢糜,中尚方制作出游戏器物,后园竖一起承露盘,这当然能使耳目愉悦,然而也足以助长敌人的图我之心!可惜啊,舍弃尧、舜的节俭而仿效汉武帝的奢侈,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

明帝不理睬。

高堂隆疾笃,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臣寝疾有增无损,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诚,愿陛下少垂省览!臣观三代之有天下,圣贤相承,历数百载,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

然癸、辛之徙,纵心极欲,皇天震怒,宗国为墟,纣枭白旗,桀放鸣条,天子之尊,汤、武有之;岂伊异人?皆明王之胄也。

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

宜防鹰扬于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镇抚皇畿,翼亮帝室。

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下有怨叹,则辍录授能。

由此观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诏深慰劳之。

未几而卒。

高堂隆病重,口授上书说:“曾子曾经说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我卧一床一病重,有增无减,常常恐怕猝然去世,款款忠心不能昭然于世,我的一片赤诚,愿陛下稍稍垂阅深思!我观察夏、商、周三代占有天下时,圣贤的君王前后相承,历经数百年,天下每一尺土地都归他所有,每一个子民都是他的臣属。

可是,夏桀、商纣之辈,放纵私心,极尽私欲,皇天震怒,国家化为废墟。

纣被斩首县悬挂在白旗之上,桀被放逐到鸣条山,天子尊位,被商汤、周武居有。

难道夏桀、商纣与普通人不同?他们也都是圣明君王的后裔。

黄初年间,上天预示警告,异类之鸟,在燕巢中抚育长大,嘴、爪、胸部都是红色,这是魏室的特大怪事,应该防备飞扬跋扈的大臣在宫墙之内发难。

可以选拔亲王,让他们在自己封国之内建立军队,亲自统率,象棋子一样,分布全国,镇抚皇家的疆土,辅翼弘扬皇室。

皇天不特别亲近谁,只辅佑有德的圣君。

百姓赞咏德政,则享国年数自然长久;下面怨声载道,上天就会另外选授新的贤能。

由此看来,天下乃是全体民众的天下,而不单是陛下的天下了。”

明帝亲手写下诏书,深切慰劳高堂隆。

不久,高堂隆去世。

陈寿评曰:高堂隆学业修明,志存匡君,因变陈戒,发于恳诚,发于恳诚,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谓意过其通者欤!

陈寿评曰:高堂隆学业昌明,立志辅助君王,在天变灾异发生时提出劝诫警告,发自诚恳之心,堪称是忠臣啊!及至他一定要改变历法,让魏国以虞舜为祖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意念超过了通博吧!

[16]帝深疾浮华之士,诏吏部尚收卢毓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

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

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按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耳。

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

帝纳其言。

诏散骑常侍刘邵作考课法。

邵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诏下百官议。

[16]明帝对一华而不实的士人深恶痛绝,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说:“选拔举荐人才时,不要唯名是取,名声如同地上的画饼,只能看不能吃。”

卢毓说:“凭名声选拔,不足以得到奇异的人才,但可以得到一般的人才;一般的人敬畏教化、仰慕善行,然后才会出名,不应当痛恶这样的人。

我既不能够识别奇异的人才,而主事官吏的责任又是根据名次按常规任命官职,只有从以后的实际中检验了。

古代以上奏陈事考察言谈,用实际工作考察能力。

如今考绩的办法已经废驰,只是凭借赞誉或毁谤的舆论决定晋升和罢免,所以真假混杂,虚实难辨。”

明帝接受了他的建议,颁布诏书让散骑常侍刘邵制定考课法。

刘邵制定《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下诏让百官讨论。

司隶校尉崔林曰:“按《周官》考课,其文备矣。

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课之法存乎其人也。

及汉之季,其失岂在乎佐史之职不密哉!方今军旅或猥或卒,增减无常,固难一矣。

且万目不张,举其纲,众一毛一不整,振其领,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远。

若大臣能任其职,式是百辟,则孰敢不肃,乌要考课!”

司隶校尉崔林说:“《周官》考课之法,条例已十分完备了。

从周康王以后,就逐渐废驰,这就说明考课之法能否保持完全看人的掌握。

到汉代末年,失误岂止在于佐吏的职责不详密!如今军队或聚或散,减增无常,本来就很难统一标准。

况且万目不张,就要拉住它的纲绳;裘一毛一不整,就要抖动它的衣领。

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职,邪恶的人自会远离。

如果大臣们能尽到他的职责,成为百官效法的榜样,那么谁敢不恭恭敬敬地尽职尽责,难道在于考核吗?”

黄门侍郎杜恕曰:“明试以功,三载考绩,诚帝王之盛制也。

然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关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

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

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云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

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

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

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

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

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被阙,无善不纪,无过不瘵。

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

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

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办课可以致雍熙者哉!诚使容身保位,无放退之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修而私议成俗,虽仲尼为课,犹不能尽一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

黄门侍郎杜恕说:“公开考核官员的能力,三年进行一次考绩,确实是帝王最完善的制度。

然而经过六个朝代,考绩办法没有明著于世,经过七位圣人,考核条例也没能流传下来,我的确认为这是由于考核的原则可以粗略地依据,详细规定很难一一列举的缘故。

俗语说:‘世上有恶人,没有恶法。

’如果法制是万能的,那么唐尧、虞舜可以不必需要后稷、子契的辅佐,商朝、周朝也不会以伊尹、吕尚的辅助为可贵了。

而今主张考绩的人,陈述了周朝、汉朝的所说所为,辍叙了汉代京房考功课吏的本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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