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
泰伯第八
薄帝王而不为
《泰伯》第八这一篇，等于是第二篇《为政》的个人学问修养的引申注解。
第八篇的题目《泰伯》，也就是这一篇里所记载的，孔子经常标榜的圣人——吴泰伯。
泰伯是什么人呢？我们现在说中国文化，如果严格地说应该是周代文化。
是周公把过去的中国文化，集其大成；而孔子是将周公集其大成的中国文化加以整理。
所以中国文化，也就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所传承的文化总称。
讲到中国的文化历史，就联想起一本有关中国历史哲学的书，在清代是禁书，但是我们还是把它保存了下来，也许大家没有看过——贾应一宠一（字凫西，是明崇祯末年人）写的《木皮散客鼓词》，是用歌谣的体裁，以弹唱的方式来叙述我国历史。
这本书是明末清初时期的作品，其中充满了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也包含一着高深的历史哲学意味及文学境界。
讲中国的历史哲学，以朝代来计算，春秋、战国这两个时代，还是属于周朝的。
周朝统治天下约八百年，汉朝约四百年，唐代约三百年，元朝八十多年。
明朝约三百多年，清朝统治也两百多年。
说乱世，魏晋南北朝乱了两百多年。
其中历史最长的朝代，源远流长的是周朝有八百年。
民间的小说上说，姜太公八十岁遇文王。
要知道周武王比姜太公只不过小几岁，当年跟周武王统一中国的都八、九十岁了。
当时的文化，老成谋国，越老成经验越丰富、越稳重，和今天情形大有出入。
不过这个出入不必去担心，时代在变，历史也在轮转返复，将来会恢复敬老尊贤也不一定。
因为年轻人有冲劲，却没有高度智慧与经验，而老年人冲劲又太小。
两个一配合就完整了，不能偏向的。
小说上说姜太公八十遇文王，老先生还摆架子，不肯出来。
结果由文王推车，推了八百步推不动了，姜太公就说保佑他的子孙八百年天下。
这是小说写的，但代表了一种思想。
把神话的、小说的外衣剥了以后，真的思想就出来了。
这是小说家和民间文学的一种手法。
周朝能统治天下长达八百年，真不简单，历史上写他祖德深厚——所谓祖德，不是迷信，而是说他祖先开始，历代培养历史的根基。
要培养历史的根基，是不容易的。
我们再看秦始皇统一天下，他也是祖宗好几代培养下来的。
不过秦国走的路子，比不上周朝。
周代一开始就走道德的路子；秦国的祖先一开始就以法治为基础。
周以道德为基础，就是德治、礼治。
在教育文化这一方面，秦的法治也培养了好几代，两三百年以后，才有秦始皇这个结果。
周代的祖先，到周文王不是结果，到周武王统一天下才是结果。
泰伯是个什么人呢？是周文王的大伯父，周武王的大伯公。
周文王的祖父为大王。
大王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为泰伯，次子名虞仲，第三子名季历。
季历的长子就是周文王，名姬昌。
大王当时看到殷商已经快完了，政治太糟糕了，有意革命。
照中国古代的规矩，大王一定是传位给长子泰伯。
大王就告诉泰伯好好努力，将来可以把殷商腐败的政治推翻。
但是泰伯依照传统的观念，认为殷商的政治尽管败坏，而周终归是殷商的诸侯，不应该去推翻它。
对于他父亲大王这个思想，在家族中为孝道，不能不听父亲的话；为天下的公道，则碍难听父亲的话；处于两难之间。
泰伯于思想、见解、学问、道德，没有不好的地方，却难于接受大王的想法。
大王看到第三个儿子季历的长子——就是周文王，认为他将来会有办法，将来可以统一中国。
所以大王认为，泰伯既然这样清高——他当然不能说大儿子不对，泰伯是对的，他也欣赏大儿子——只好将位子传给三子季历。
古代宗法社会，有长兄在，传位给小儿子是不可以的。
泰伯处在这种左右为难的状况中，知道了父亲的意思以后，于是自己逃掉了，不愿当帝王。
所以后来大王传位给季历，季历死了传给周文王。
一代一代都是道德的政治。
后来周文王受冤枉坐牢，他并没有起来革命。
到了武王的时候，才和姜太公起来革命，推翻殷商。
这样几代下来，数百年间，周朝的德政已深入人心。
我们古代就讲立德立功，后来佛教引用，称为功德，是功与德联合起来用。
一个道德行为，使全国的人都受到恩惠——政治上的恩惠、公的恩惠、私的恩惠，加上对社会的功劳，合起来为功德。
周朝就做到了这一步。
但是泰伯归隐了，逃到南方，就是后来的江苏。
在古代，这些地方都是蛮荒之地，没有开发、没有文化。
所以他一逃就逃到这最野蛮的地方。
后来他的子孙落籍了，就是在南方的吴国。
春秋战国时的吴国，就是他的后代。
最初是武王统一天下以后，才把泰伯这一支宗族清理出来，封为吴国。
在周武王没有封他以前，泰伯连王侯都不当。
以现代的话来说，为了正义，为了信仰，帝王可以不当，人格不能有损，真理的思想不能动摇，因此走掉。
我们有时说“连皇帝都不想当！”那是吹牛，没有机会而已。
给你当也当不好，除非在电一影上、电视上，演戏当当还可以，真给你上去，不把你吓昏了，就被你弄坏了，那不行的。
泰伯是真的有帝王可做而不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孔子思想中最推崇这种人，并不把功名富贵放在第一位；把真理、道德放在第一位。
穷死饿死，那是另外的问题，并不在乎。
所以孔子最尊重的人是泰伯、伯夷、叔齐等人。
这一篇开头就讲泰伯。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这是引用孔子平常讲的话，当作这一篇的第一节。
孔子说，如果讲人生的道德——公德，政治的道德；私德，个人的道德——像泰伯这个人，随便公私两方面的道德、修养都到了最高点。
他三次推让天下，最后还是逃掉。
后世的老百姓，不晓得历史上这件事。
这事后来流传下来，完全靠《左传》详细的记载。
而他自己帝王都不要作，当然更不会要一个虚名，让老百姓去称道他了。
所以孔子特别尊重他。
这也就是中国后来所讲的道家思想（我们前面曾提过，在当时是儒道不分的）。
一个人道德修养，真要做到“君子坦荡荡”，必须修养到什么程度呢？要做到“弃天下如敝屣，薄帝王将相而不为。”
把皇帝的位置丢掉像丢掉破鞋子一样：为了道德，为了自己终身的信仰，人格的建立，皇帝可以不当，出将入相富贵功名可以不要。
孔子所标榜的人格的修养，到了这地步，那自然会真正“坦荡荡”。
也是前面提到过的，人有所求则不刚。
曾子也说：“求于人者畏于人。”
对人有所要求，就会怕人。
如向人借钱，总是畏畏缩缩的。
求是很痛苦的。
所谓“人到无求品自高”。
所以要做到“君子坦荡荡”，养成“弃天下如敝屣”，然后可以担当天下大任了。
因为担当这个职务的时候，并不以个人当帝王将相为荣耀，硬是视为一个重任到了身上来，不能不尽心力。
但隋炀帝另有一种狂妄的说法，他说：“我本无心求富贵，谁知富贵迫人来。”
能说这种狂妄的话，自有他的气魄。
这是反派的。
到他自己晓得快要失败了，被困江都的时刻，对着镜子，拍拍自己的后脑：“好头颅，谁能砍之？”
后来果然被老百姓杀掉了。
这是反面的，不是道德的思想。
但是我们引用他的话，当“谁知富贵迫人来”的时候，能不被富贵所迷惑的就是泰伯。
贵为天子而友布衣
下面是孔子说明人生修养的境界。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这一节我们要深入研究，意义包括很多。
大而言之，就是政治领导哲学；小而言之，是个人的人生修养道理。
恭就是恭敬。
有的人天生就是态度拘谨，对人对事很恭敬；有的人生来就昂头翘首，蛮不服气的样子。
有的长官对这种人的印象很坏，其实大可不必，这种态度，是他的秉赋，他内心并不一定这样。
所以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好坏，不要随便被外在的态度左右，尽量要客观。
孔子所说的恭而无礼，这个礼不是指礼貌，是指礼的一精一神、思想文化的内涵。
所以不要认为态度上恭敬就是道德，如果有恭敬态度而没有礼的内涵则“劳”。
换句话说，外型礼貌固然重要，如果内在没有礼的一精一神，碰到人一味的礼貌，则很辛苦、很不安详。
“慎而无礼则葸”，有些人做事很谨慎，非常小心。
小心固然好，过分的小心就变成无能、窝囊，什么都不敢动手了。
我们土话说“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确有这种人。
“勇而无礼则乱”，有些人有勇气、有冲劲，容易下决心，有事情就干了，这就是勇。
如果内在没有好的修养，就容易出乱子，把事情搞坏。
“直而无礼则绞”，有些人个一性一直率、坦白，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
当长官的或当长辈的，有时候遇到这种人，实在难受，常叫你下不了台。
老实说这种陽一性一人，心地非常好，很坦诚。
但是学问上要经过磨练、修养，否则就绞，绞得太过分了就断，误了事情。
这四点：恭、慎、勇、直，都是人的美德，很好的四种个一性一。
但必须要经过文化教育来中和它，不得中和就成为偏激了，这四点也成了大一毛一病，并不一定对。
太恭敬了，变成劳。
我们中国人说：“礼多必诈”，像王莽就很多礼。
太谨慎了变成窝囊。
太勇敢了，容易决断，成为冲动，有时误了事情。
太直了，有时不但不能成事，反而偾事。
项羽的个一性一就是太勇太直这两个反面的缺点。
清代诗人王昙说他“误读兵书负项梁”，很有道理。
所以教育文化，非常重要，自己要晓得中和。
懂得了这四点，就是每一个人反省自己个一性一的标准。
孔子接着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我们中国人讲孝道，如果对于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没有感情，亲情不笃，而要他一爱一天下，一爱一国家、一爱一社会，那是空洞的口号，是不可能的。
说他真的有一爱一心，他连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没有一爱一过，怎会一爱一天下、国家、社会？或者说私事不一爱一而一爱一公众，事实上没有这回事。
一爱一天下国家，就是一爱一父母兄弟的发挥。
所以说笃于亲者，不怕人自私一爱一自己的父母兄弟。
儒家讲一爱一是由近处逐渐向外扩充的，所以先笃于亲，然后民兴于仁。
从亲一亲之义出发，整个风气就是仁一爱一，人人都会相一爱一。
下面“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故旧有两个意义。
过去的解释是老朋友、老前辈。
像古人说的“念旧”，老朋友的交情，始终惦念他，即所谓“滴水之恩，涌一泉相报。”
如韩信一饭难忘的故事，他倒楣的时候，饿得不得了，在溪边吃了一个洗衣服老太婆的饭，匆匆忙忙，没有问清姓名就走了。
后来他封了王，想找这个老太婆报答，找不到，只好将千金放在水里。
古人就有这个一精一神。
汉光武当了皇帝以后，找老同学严光来叙旧；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要找年轻时和他一起种田的老朋友田兴出来，找不到就下令全国找这个人。
田兴却硬不肯出来做官，只是到处在做好事。
后来有人报告，一个县里，有五只老虎出来吃人，厉害得很，而有一个人把那五只老虎都打死了。
朱元璋接到这封公文，知道一定是他的老朋友田兴做的好事。
于是找来翰林院的进士们，都是文学修养非常高的，以现在来说，都是研究院中的博士。
朱元璋要他们赶快写信去把田兴找来。
于是翰林先生们之乎者也矣焉哉、孔子曰、孟子曰的，咬文嚼字。
朱元璋看了半天，皱皱眉、摇摇头，还是自己动手写。
他写的是白话，内容大要说：皇帝是皇帝，朱元璋是朱元璋。
你不要以为我做了皇帝就不要老朋友。
你不来，就没有种。
我们两兄弟还是好兄弟，我今天不是以皇帝身份找你来。
我们两兄弟见面，皇帝是皇帝，朱元璋是朱元璋，有种的你过河来吧！和当年两个人放牛时，打架对骂的口吻一样。
田兴看了这封信来了，来了但还是不做官，玩了一阵子走了。
这就是说历史上的念旧。
可是今天的社会，这种事就很少了。
有的人环境好了，看到老朋友，要问贵姓了。
古人说富贵不可骄人，只有贫贱可以骄人。
穷人气大，我反正穷，不看你就不看你。
这是故旧的第一个观念。
故旧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传统，故旧不遗就是传统观念不要放弃。
如果你要推翻传统，最好先推翻你自己，因为你是父母生的，祖宗传统而来的。
没有父母这个传统，就传不下来你这个统，万事总有个来源。
所以孔子说“故旧不遗”，一个伟大的人物，一定有真感情，可以做英雄，可以做烈士，有真感情才肯牺牲，才付得出来，有这种血气，“则民不偷。”
偷是偷巧。
不偷巧，社会风气就稳了。
孔子这一段为什么放在《泰伯》下面？就是讲政治哲学的风气问题，儒家主张的道德政治，个人修养首在道德的一精一神。
道德的一精一神要坚定的思想和真实的感情，才能够发挥出来。
上面是孔子的教育思想，也是第二篇《为政》的发挥。
接下去看这书上的文字，可见是孔子的门人所记载的。
前面曾提过，在中国古代的习惯，直接的学生称弟子，再隔一代以后的学生称门人。
到后来才慢慢混合称用，凡是学生辈，都称弟子，也可以称为门人。
无愧平生事大难
这篇下面差不多都是门人的记载。
下一节是讲曾子。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
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这一节最后的“小子”，现在是骂人的——你这个小子——过去的意思就是“年轻人”。
等于现在说的，“你们这些年轻人”，这是他对学生的称呼。
这一节话，为什么加在《泰伯》篇里？这是颜回死后，传承孔子道统的曾子，对学问修养的经验谈。
我们在第一篇里就读过曾子所提出的，每天以三件事反省自己的学养——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现在他有病快要死的时候，“召门弟子”，这里门人与弟子连起来用，就是曾子把学生乃至他的徒孙们，叫到前面来，吩咐后事。
他说：“启予足，启予手。”
根据这六个字，就知道曾子已经病得手脚都麻痹了。
说到这里，我们要晓得，通常一个人生机的消逝，往往从脚部开始。
试看婴儿，躺在小一床一上玩，最早期是用两脚蹬着玩，手不大动，这时候生命力在脚部，脚就是根。
到了幼儿时期，小孩子是坐不住的，两只脚总要跑，因为他生命的活力，在不断的生长。
到中年以上，渐渐脚不想动，而动手、动脑筋。
年纪再大一点，一坐下，“二郎腿”翘一起来了。
再到晚年，“二郎腿”都不翘，最好是身一子一仰，靠在椅背上，两只脚架到写字台上去了，因为脚上没有力气了。
所以中国以前看相的说，老年人到冬天而脚心还发一热的，是长寿之相，其实是生理上两脚还有生命的活力。
且看老人，脚活动不灵活，走路吃力，脚已近死亡。
越老下面越僵化，生命力没有了，最后手也懒得动，只用脑筋。
到了临死的时候，除了少数的例外，一般正常的情形，是脚先失去知觉。
现在西方正在研究“死亡的科学”，死亡成为了一种专门学问。
这也是受了东方古老文化的影响之一。
所以曾子说“启予足，启予手。”
因为他的病严重到快要死了。
连自己的手脚在哪里，都不知道，自己不能指挥了。
只有叫学生们，替他把手脚摆摆好。
他这时快要断气了，只有用头脑。
等学生们替他把手脚放端正了，然后他引用《诗经·小雅·小旻篇》的句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意思是作人作一辈子，常常提心吊胆，尤其是注重道德修养的人更难。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盖棺论定”，一个人好与坏，要在棺材盖下去的时候才可以作结论。
不过我经常告诉朋友，据我的经验，世界上有许多事情，盖棺并不能论定。
我就发现许多人，带着冤枉进到棺材里走了。
绝对的好人，行善一生，到进棺材作结论的时候，人们对他的评论并不见得好。
或者做某一件事，在盖棺的时候觉得他错了，将来也许又发现他并没有错，但已经太晚了。
所以在我的看法，“盖棺论定”这句话有时候也值得怀疑，有时盖棺还不能论定。
冯道的故事
我们举出一个人来做例子，这是讲到这里，顺便讨论历史。
在此要特别声明，冯道这个人，是不能随便效法的。
现在只是就学理上，作客观的研究而已。
唐末五代时，中国乱了八十多年当中，这个当皇帝、那个当皇帝，换来换去，非常的乱。
而且都是边疆民族。
我们现在所称的边疆民族，在古代都称为胡人。
当时，是由外国人来统治中国。
这时有一个人名叫冯道，他活了七十三岁才死。
在五代那样乱的时候，每一个朝代变动，都要请他去辅政，他成了不倒翁。
后来到了宋朝，欧陽修写历史骂他，说中国读书人的气节都被他丧尽了。
他曾事四姓、相六帝，所谓“有一奶一便是一娘一”，没有气节！看历史都知道冯道是这样一个人，也可以说冯道是读书人中非常混蛋的。
我读了历史以后，由人生的经验，再加以体会，我觉得这个人太奇怪。
如果说太平时代，这个人能够在政治风一浪一中屹立不摇，倒还不足为奇。
但是，在那么一个大变乱的八十余年中，他能始终不倒，这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第一点，可以想见此人，至少做到不贪一污，使人家无法攻击他；而且其他的品格行为方面，也一定是炉火纯青，以致无懈可击。
古今中外的政治总是非常现实的，政治圈中的是非纷争也总是不可避免的。
可是当时没有一个人攻击他。
如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他，可太不简单。
而且最后活到那么大年纪，自称“长乐老人”，牛真吹大了。
历史上只有两个人敢这么吹牛，其中一个是当皇帝的——清朝的乾隆皇帝——自称“十全老人”，做了六十几年皇帝，活到八十几岁死，样样都好，所以自称人生已经十全了。
做人臣的只有冯道，自称“长乐老人”，这个老人真不简单。
后来儒家骂他丧尽气节，站在这个角度看，的确是软骨头。
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历史上、社会上，凡是被人攻击的，归纳起来，不外财、色两类，冯道这个人一大概这两种一毛一病都没有。
他的文字著作非常少，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他的文学好不好不知道。
后来慢慢找，在别的地方找到他几首诗，其中有几首很好的，像：
天道
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
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
偶作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北使还京作
去年今日奉皇华，只为朝廷不为家。
殿上一杯天子泣，门前双节国人嗟。
龙荒冬往时时雪，兔苑春归处处花。
上下一行如骨肉，几人身死掩风沙。
像他“偶作”中的最后两句，就是说自己只要心地好，站得正，思想行为光明磊落，那么“狼虎丛中也立身”，就是在一群野兽当中，也可以屹然而立，不怕被野兽吃掉。
我看到这里，觉得冯道这个人，的确有常人不及之处。
尽管许多人如欧陽修等，批评他谁当皇帝来找他，他都出来。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人有他的了不起处。
在五代这八十年大乱中，他对于保存文化、保留国家的元气，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为了顾全大局，背上千秋不忠的罪名。
由他的著作上看起来，他当时的观念是：向谁去尽忠？这些家伙都是外国人，打到中国来，个个当会儿皇帝，要向他们去尽忠？那才不干哩！我是中国人啊！所以他说“狼虎丛中也立身”，他并没有把五代时的那些皇帝当皇帝，他对那些皇帝们视如虎狼。
再看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清廉、严肃、淳厚，度量当然也很宽宏，能够包涵仇人，能够感化了仇人。
所以后来我同少数几个朋友，谈到历史哲学的时候，我说这个人的立身修养，值得注意。
从另外一面看他政治上的态度，作人的态度，并不算坏。
几十年后文化之所以保存，在我认为他有相当的功劳。
不过在历史上，他受到没有气节的千古骂名。
所以讲这一件事，可见人有许多隐情，盖棺不能论定。
说到这里，我们要注意，今天我们是关起门来讨论学问，可绝不能学冯道。
老实说，后世的人要学冯道也学不到，因为没有他的学养，也没有他的气节。
且看他能包容敌人、感化敌人，可见他几乎没有发过脾气。
有些笨人，一生也没有脾气，但那不是修养，是他不敢发脾气。
冯道能够在如此大风大一浪一中站得住，实在是值得研究的。
这是讲历史上比较大的事。
我们看社会上许多小人物，一旦死了，他这一生到底是好人，或者是坏人，我们到殡仪馆中去仔细推详看，也很难断定。
所以曾子特别提出来，一辈子作人都“战战兢兢”。
“战战”是发一抖的样子，“兢兢”就是脚都不敢踩实的样子。
“如临深渊”，好像站在悬崖边缘，脚下是万丈深潭，偶然一不小心，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如履薄冰”，初冬刚结薄冰，或早春要解冻时，走在河面上，要有功夫、有本事，一个疏忽，掉下去就没命。
作人一辈子，要想修养到死都没有遗憾，如孟子所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实在是伟大功夫。
人骗人是常事，最妙的是人还都喜欢骗自己。
可是到了自己要死的时候，仍骗不过自己。
要想做到对人内心没有亏欠，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了。
这三句话是曾子病到手脚都不能动了，然后告诉学生，人生是如此之困难，尤其是利害关头，能不能为忠臣，能不能为孝子，就在这么一念。
如果怕自己吃亏，就掉下去了。
“而今而后，吾知免夫。”
他说我现在告诉你们，我手脚都失去知觉了，已经死了一半了，到这个地步，我才敢说大话，我不会再犯错了。
这就证明，学问并不在文章写得好或知识渊博，而在作人处世的修养，孔门是最注意这一点的。
这里前后三节是紧密相连的。
也就是曾子有病，快要死的时候，鲁国的一个大夫孟敬子来问他。
问什么问题，书上没有说明。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
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
正颜色，斯近信矣。
出辞气，斯远鄙倍矣。
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这个话怎么讲呢？曾子答复他说，我告诉你，鸟将死的时候，它叫的声音一定很悲哀，（这是自然界的现象，不但是鸟，所有的动物，将死的时候，叫的声音都很凄凉。
）人类将死的时候，所讲的话，多半是好话。
（要注意，不是完全。
像以前有些土匪，被拉去槍毙，临死的时候，还要讲狠话，“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并不是好话。
）一个普通人，在快要死的时候，对人生的看法，往往比较冷静，吩咐的话也多半是善言。
为什么曾子要把这两句话说在前面呢？这就可见曾子的教育态度。
换言之就是他说，我快要死了，你平常不大听话，我现在最后的话是很诚恳的、很严肃的对你说，希望你要注意。
所以曾子把这两句话说在前面，以加重语气。
于是曾子告诉他“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这个“道”是儒家的、孔门的人生之道。
就是说人之学道——作学问、受教育有三个重点。
曾子在这里所讲的三个重点，我们的确要注意。
第一点“动容貌，斯远暴慢矣。”
就是人的仪态、风度，要从学问修养来慢慢改变自己，并不一定是天生的。
前面说过的“色难”就是这个道理。
暴是粗一暴，慢是傲慢看不起人，人的这两种一毛一病，差不多是天生的。
尤其是慢，人都有自我崇高的心理，讲好听一点就是自尊心，但过分了就是傲慢。
傲慢的结果就会觉得什么都是自己对。
这些都是很难改过来的。
经过学问修养的熏陶，粗一暴傲慢的气息，自然化为谦和、安详的气质。
第二点“正颜色，斯近信矣。”
颜色就是神情。
前面所说的仪态，包括了一举手、一投足等站姿、坐一姿，一切动作所表现的气质；“正颜色”则是对人的态度。
例如同样答复别人一句话，态度上要诚恳，至少面带笑容，不要摆出一副冷面孔。
“正颜色，斯近信矣。”
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
社会上几乎都是讨债的面孔。
要想做到一一团一和气，就必须内心修养得好，慢慢改变过来。
第三点“出辞气，斯远鄙倍矣。”
所谓“出辞气”就是谈吐，善于言谈。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这是学问修养的自然流露，做到这一步，当然就“远鄙倍”了。
这是记载孟敬子问曾子，他问的什么问题不知道，可是曾子答复的话我们看到了。
再从下文连起来看，可知孟敬子所问的，并不是前面曾子所讲的这三个问题。
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猜想得到，孟敬子这位鲁国的大夫，一定问他，对于处理国家大事，还有什么秘诀？而曾子不管那些，把问题撇开了，只教他作人做事的道理。
因此下面一句话说“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所谓“笾豆”是古代的祭器，用竹制成。
在这句话里代表了“执政”之事。
古代政治上的朝圭、朝服都有不同的标记，尤其如执法施政的文物，对此更注重。
像以前宪兵的臂章图案，有人以为是狮子，其实不是狮子，是狴，古代执法的标志。
相传古代有这种野兽，非常灵敏，能辨别好人坏人，遇见坏人一定用角去刺，对好人不刺。
这些都是古代的标志。
曾子在这里是告诉孟敬子，我只能贡献你作人处事的修养。
至于你所问的政治司法上的事，不必来问我，自然有管理这些事的人在那里，你可以去问他们。
后来汉文帝问丞相陈平天下钱谷出入方面的某些问题，陈平对以“有主者”；以及汉宣帝时的“丙吉问牛”都是同一道理。
由此可知孟敬子所问的是笾豆一类的事，而曾子所答复他的，还是在教育他，要他注重作人，从内心基本的道德修养去做。
学问好、德行高以后，不论从政或者做别的事，都能得心应手。
这是一个基本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有关技术问题可以去问那些专家。
学问深时意气平
下一节是门人们记载曾子平常所教诲的。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
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这是曾子提出他同学颜回的美德：“以能问于不能”。
凡是所谓天才、聪明有才具的人，容易犯一个错误——慢，就是很自满，不肯向人请教。
而颜回虽然高人一等，却唯恐自己懂得不多，唯恐自己没有看清楚，还要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一番。
这也是诸葛亮之所以成功的条件，他的名言“集思广益”，就是善于集中人家的学问思想，增加自己的知识见解。
对自己非常有利益。
这也就是以能问于不能的道理。
但是有才具的人，往往不肯向人请教，尤其是不肯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
儒家标榜虞舜“好察迩言”，所以能为圣人。
虽然浅近的话，但往往能给我们深远的启发。
“以多问于寡”的多指知识渊博。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知识非常渊博。
“问于寡”，就是问于知识不如自己渊博的人。
这是一种解释。
另一种解释是说从政的人，多半是通才，什么都懂；而“寡”可以说是专家，他专门研究一点，而这一点并不是学问渊博的人所能够知道的。
渊博的人知其大概，不能深入；专家则对某一点有深入研究。
所以渊博的人，一定要向专家请教。
“有若无”，他学问非常渊博，而在待人处世上表现得很平常，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
“实若虚”，内涵深厚，表面上看起来却很空洞，普普通通。
“犯而不校”，不如他的人对不起他——下面的人对上面的人不敬为“犯”——从来不计较、不记恨。
这五点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如果以自己待人处世的经验来体会，几乎每一句话我们都没有做到。
曾子说，我的朋友颜回，对这五点都做到了。
孔子所赞叹的颜回，他学问的火候优点，在此可见一斑了。
临大节而不可夺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人的学问修养做到在朋友之间，“可以托六尺之孤”，托妻寄子的，非常非常难，简直没有。
历史上讲义气的人很多，而托孤的人很少。
政治上有名的托孤，是刘备白帝城托孤给诸葛亮。
刘备的儿子刘禅，谁都知道的阿斗。
以前骂笨头笨脑没有出息的年轻人，就骂“阿斗”。
刘备在临死前托孤给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取而代之。”
这就是刘备。
诸葛亮是很亮，五十支光，刘备大概一百支光，比他更亮。
他这句话可把诸葛亮吓住了，立即跪下来：“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就是说，你放心吧！我把这条命卖给你了，不管你儿子可扶不可扶，我一定帮忙到底。
于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等于他自己为自己算了命，就定案了，后来也就真的做到了。
这是从历史上说大的托孤。
个人的托孤，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假使朋友死了，还能照顾朋友的家庭，尤其照顾朋友孩子的，别人会说“疯子人与？疯子人也。”
绝不会说“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现在的社会风气就这样的。
但是照中国文化的大义，可以托六尺之孤的人，就“可以寄百里之命”。
“百里”扩而充之也代表了天下。
过去，唐以后所谓百里侯是称县长；春秋战国时代的百里，在政治制度上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省。
古代称县长为父母官，就是说对于百姓而言，有如父母般的关怀、照顾。
“可以寄百里之命”，就是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好的地方首长，将地方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都交给这种人负责保障了。
这两点都很困难。
“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小事糊涂没关系，面临大节当头时，怎么都变动不了才行。
历史上许多忠臣义士，临大节而不可夺，最有名的如文天祥、陆秀夫，可以说是儒家的光荣人物。
但是研究文天祥的生平，上半生风一流放诞，花花公子，他做太守的时候，歌姬如林，一天到晚喝酒听歌。
可是当国家大难来临的时候，连与太太儿女们告别的时间都没有。
尤其难得的是从容就义。
所谓“慷慨捐躯易，从容就义难。”
而且他从容到什么程度呢？元朝的忽必烈，对他十分尊崇、十分重视，硬是空着宰相的位置等了他三年，只要他一点头，就可以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忽必烈和他谈过好几次，口口声声尊称他文先生，推崇他，要请他出来，他就是不答应。
这样坐了几年牢，最后一次和忽必烈谈话时，他对忽必烈说，你这样对我，推崇我，我非常感谢你，也可以说你是我一个知己，既然是知己，那你就要成全我。
忽必烈见他在牢里三年，始终如此，知道实在没有办法了，于是答应他说，好吧！那就明天吧！文天祥听了这句话，马上就跪下来说，谢了！谢了！
在他三年坐牢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恐怕他受不了而变节，备办了三牲祭品，并写了一篇祭文去生祭他。
文天祥照样吃了祭品，看了那篇祭文，然后让人转告他的学生，要他们放心，他绝不会做对不起宋朝的事情。
他的上半生，吃、喝、玩、乐，什么都来，可是“临大节而不可夺”。
所以我们平时看到一些人好像吊儿郎当的，但是不要因此而轻视他们。
我们就曾看到，平时好像很随便，私生活不太检点的人，临危时，却绝对不马虎。
所以看人要看大节。
曾子说，这样的人是君子吧？的确是真正的君子了。
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出孔孟思想所谓的学问，并不是读死书，不是之乎者也矣焉哉的文言文，同时也不是的呢吗呀吧的白话文。
儒家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求这一节书上所提的这种人，这也就是真正儒家的学问所在。
怎样才算知识分子
这几节都是记载曾子所讲的孔门学问的一精一华，下面等于是两个小结论。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我国上古文化，两三千年前的士，有点类似现在的兵役制度，这是上古的政治制度，也是社会制度：每十个青年中，推选一人出来为公家服务的，就是士。
所以士是十字下面加一横。
被选为士的人，要受政治教育，学习法令规章。
士出来做官，执行任务做公务员，就叫出仕。
所以古代的士，并不是普普通通一个读书的青年就可以叫士。
士的教育都是政一府主办，一个士要想知道法律政治，须向官方学习。
平民教育是由孔子开始的，不过当时没有这个名称。
曾子这里所讲的士，已经不是上古时代的士，而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的通称。
所以他是说一个读书人有读书人的风格。
“不可以不弘毅”，“弘”就是弘大，胸襟大，气度大，眼光大。
“毅”就是刚毅，有决断，要看得准、拿得稳，对事情处理有见解。
有些人有见解，但请他当主管，却搞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下不了决断；有人很容易下决心，但眼光不远，见解有限。
所以把眼光、见解、果断、决心加起来的“弘毅”，而且中间还要有正气，立场公正。
他说一个知识分子，要养成弘与毅是基本的条件。
为什么要养成这两个基本条件呢？因为一个知识分子，为国家、为社会挑一起了很重的责任。
“任重而道远”，这个道是领导，也是指道路。
责任担得重，前面人生的道路、历史的道路是遥远的、漫长的。
社会国家许多事，要去挑一起来，走这历史无穷的路。
所以中国过去教育目的，在养成一人的弘毅，挑一起国家社会的责任。
我们现在的教育，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于是“生活就是教育”，由此一变而成“现实就是教育”了。
换言之，“知识就是钞票”，学一样东西，先问学了以后能赚多少钱。
所以我国文化中古代的教育一精一神，和现在是两回事，两者处于矛盾状况。
当然，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
在我看来，是要变的，要回转过来的。
不过在变、在回转过程夹缝中的我们这一代，几十年来实在很可怜。
但是我们对未来的还是要认识清楚，将来还是要走上这条路，这是教育的基本目的。
下面的话是引申，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对国家社会挑那么重的责任？为什么要为历史、为人生走那么远的路？因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仁”就是他的责任。
什么是仁？一爱一人、一爱一社会、一爱一国家、一爱一世界、一爱一天下。
儒家的道统一精一神所在，亲一亲、仁民、一爱一物，由个人的一爱一发展到一爱一别人、一爱一世界、乃至一爱一物、一爱一一切东西。
西方文化的一爱一，往往流于狭义；仁则是广义的一爱一。
所以知识分子，以救世救人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担子是挑得非常重的。
那么，这个责任，在人生的路途上，历史的道路上，要挑到什么时候？有没有得退休呢？这是没有退休的时候，一直到死为止。
所以这个路途是非常遥远的。
当然，要挑一起这样重的担子，走这样远的路，就必须要养成伟大的胸襟、恢宏的气魄和真正的决心、果敢的决断、深远的眼光，以及正确的见解等形成的“弘”、“毅”两个条件。
上面几节连起来，是用曾子所讲的学问修养，来说明孔门所传学问的道理、方法与目的。
下面又是文章的另一波澜起伏。
文章自己的好
说到写文章，我曾和年轻的同学们谈到，为什么写不好文章：一开头面对稿纸，已经害怕了一半，手里拿起笔又害怕了一半。
笔和稿纸齐全了，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原因是在自己心里老想“我现在写文章了”，那就写不好。
其实写文章没有什么道理，拿到纸笔先不要当作自己写文章，当自己放屁好了，一爱一放什么尽管放，想到就写。
完稿以后，放下笔，自己再看，对与不对再作修正。
就像房屋中的家具一样，椅子放得不对，把它搬一搬，桌子的位置不好，搬一搬，几次一搬就对头了。
各个都会写文章，大家都说怕写文章，或说你的文章好，我的文章不好。
写不好文章，都是自己把自己吓坏的，没有自信，也就是不弘毅，这也要有点傲气，你的文章有你的味道，我的文章有我的味道，我不好有不好的味道，也是文章，不能说不是文章。
一定要养成自己这种弘毅的气派，多写几回就成了，有什么难处？尤其现在写白话文章，更好写了。
至于说要成为一个文学家，那是另外一回事。
平心而论这要有天才，和艺术家一样。
不会画画的，哭也哭不出一张画来。
叫我画人物，鼻子会像大蒜，眼睛会成凤梨。
但是画家随便一涂，就对。
这是天才。
现在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孔门弟子的编排，要来个波澜起伏了。
上面讲了一大篇高一潮，用曾子的话来说明孔门学问。
接着下面是一段平路了。
老是高一潮上去，像演戏，也演不下去的。
下面是引用孔子的话。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这是孔门教育，作学问的内容。
第一个是兴于诗，强调诗的教育之重要。
兴于诗的兴念去声，读如兴趣的兴。
所兴的是人的情感，人都有情感，如果压抑在内心，要变成病态心理，所以一定要发挥。
情感最好的发挥，是透过艺术与文学，诗即其一。
古代所谓的诗，就包括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等。
古代诗与音乐是不可分的，而且诗也就是文学的艺术。
所以孔子说人的基本修养，要会诗。
关于这一点我常想到，从事严肃工作的，如政治的、经济的，乃至于作医生的人要注意。
我常常劝一些医生朋友学画，一个真正的名医，生活好可怜。
我认为医生的太太都很伟大，医生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忙到晚，一天与上百病人接触，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的，一直下去，自己都要病了，尤其一精一神科的医生为然。
我对一位一精一神科的医生开玩笑说：“你也差不多了。”
有一位荣民总医院的一精一神科医生说：“你这话是对的。
我当年做学生学这科时，那位教我们的老师，看起来就像一精一神病的样子。
一精一神科医生病人看多了，自然就变成一精一神病似的。”
有人说官僚气，我说这没有什么希奇，官做久了就自然是那个样子，习惯了；医生就是医生气，见到朋友说人血压高了；商人一定市侩气。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都是现代心理学上所说的职业病。
某一行干久了，看人看事的观点，都惯于从这一角度出发。
所以凡从事严肃工作的人都要注意，过去这种生活上的调剂就靠诗，以艺术的修养作调剂。
所以过去的官做得大，文集也留得多，诗也作得多，这绝不是他故意这么做，而是闲下来，有许多感情无法发挥，只好寄托在这上面。
所以孔子说“兴于诗”。
例如王安石的诗与政治生活，几乎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但学艺术、学文学久了的人，有一一毛一病，就是所谓“文人无行”。
一般说来，认为真正纯粹的文人，品行都不大好，吊儿郎当，恃才傲物，看不起人。
还有一个最大的一毛一病，千古以来，文人相轻，文章都是自己的好，看人家的文章看不上。
以前有一个笑话，说有人作诗一首吹道：“天下文章在三江，三江文章唯我乡，我乡文章数舍弟，舍弟跟我学文章。”
说来说去，转了一个大弯，最后还是自己文章好。
所以中和艺术的修养，就要“立于礼”。
我们一般人将学者文人连起来，事实上学者是学者，学术专家是学者；文人是文章写得好，不一定是学者。
有些人文章写得好，如果和他讨论某一学问思想，如谈经济学、心理学等等，他就不懂了。
曾经有一次，各种专家学者和某大文豪在一起闲谈，那位大文豪听得不大耐烦，就问科学家说：“你说电脑好，电脑会不会作诗？”
使在坐无人答话。
当然那位科学家也不好怎么答，我出来代他答了，我说电脑也可以作诗，不过作得好不好是另一问题。
“一二三四五，东西南北中”，也未必不是诗。
抗战期间的汽车常抛锚，就有人改了古人一首诗加以描写道：“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
那也是诗，一个文人，光是文章好，没有哲学修养，不懂科学，一毛一病就大了。
所以光“兴于诗”还不行，要“立于礼”，立脚点要站在“礼”上，这个“礼”就是《礼记》的一精一神，包括了哲学的思想与科学的一精一神。
“成于乐”，最后的完成在乐。
古代孔子修订的《乐经》，没有传下来，失传了。
《乐经》大致是发挥康乐的一精一神，也就是整个民生育乐的境界。
愚民政策
讲了孔子教育的方法、目标与内容以后，下面所说的一节，是另一个问题了。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五四运动”的时候，他们打倒孔家店，这句话也是孔子的“罪状”之一；现在一些人批孔，可能这个“罪状”也很大，他们认为这是孔子的专制思想，不民一主。
照字面上讲，“民”就是一般人，老百姓。
“可使由之”，叫他做就是了。
等于军队下命令，目标正前方，距离若干，限几分钟到达。
只下命令叫他去。
“不可使知之”，不可以叫他知道理由，绝对的服从。
到了民国以来，“五四运动”前后，有好几个人改这两句话。
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说，孔子绝对民一主，古人对这两句书，圈点句读错了，应该是“民可使，由之。”
老百姓各个知识都高了，可以公开选择投票，给他们政治自一由。
“不可使，知之。”
老百姓还没有到达水准，“知之”，教育他，训练他，先使他知。
改得好像是非常好。
但又有人不同意，说康、梁的句读也错了，应该是“民可，使由之。”
看看这个社会、老百姓可以民一主了，给他民一主。
“不可，使知之。”
看看老百姓还不可以民一主的时候，“使知之”，要教育他。
但不管他们怎样圈点，反正都是好心帮我们孔夫子的忙，都是主张孔子是绝对民一主，不要打倒孔家店，不必要乱批评。
但在我个人，早年也认为他们这样圈来圈去有道理。
现在老了，有时脑子很顽固，认为不必要另外圈点，就是原来那个样子。
事实上对于一般人，有时候只可以要他去做，无法教他知道所以这么做的原因，这是我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来的。
到今天为止，我是这样的看法，也许明天更聪明一点，再改变也说不定。
不过到今天为止，据我所了解，有些人如果要他去做事，先把一切计划理由告诉他，他去做起来一定很糟糕。
好像带部队，下命令，三百公尺，限五十秒跑到，跑得到有奖，跑不到处罚。
结果跑到了，奖赏他就是了，他一定非常高兴。
假如先告诉他理由，什么政治学、什么心理学、什么学什么学的，结果他跑到半路上研究起心理学、政治学来了，目标达不到了。
据此回转来一想，孔子的话绝对的对，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愚民政策。
事实上有些人的头脑、程度、才具，只能够听命于人，当然有些人是天生的领一导一人才。
曾有两位同盟会的老先生告诉我，国父孙总理很会说笑话，有一次在上海，大家坐下来谈天，他问大家能够做些什么？大家说了后，回过来问他。
总理说，我想了半天，除了当领导以外，一无所能。
这个话听来蛮妙的，实际上是老实话。
大家仔细一想，总理这句话绝对是对的，他就是天生的领袖人才，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相反的，有些人就是天生听命于人的，能成为非常好的干部。
这种人如果去做领一导一人，下命令，一定做不好。
碰到这样的人只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另外，我还有一个体会，天下的事业，都是浑小子闯出来的。
到年纪大懂得多了，经验丰富，别说去创业，赶公共汽车都怕被汽车碾了。
懂是懂得多，可什么都做不成。
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也是一句名言，不必去另外圈点了。
社会动乱之源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孔子说“好勇”，动不动一爱一打架，冲动。
以国家而言，如过去有许多军阀好战，那是好勇。
“疾贫”，讨厌贫穷，受不了贫穷的苦。
这两点就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也可以连起来说，一个社会到了贫穷的时候，人就不要命，好勇了，是乱源。
以社会的观点来看历史，一个时代好动乱，一定是在社会贫穷、经济衰落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饥寒起盗心”。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社会教育没落，道德衰微，所有的人，心中没有一爱一人的心，大家自私，对失败、失足的人没有同情心，不能包容，这是社会的大病态，时积日久，时代就乱了。
如果研究社会、政治演变的历史，都逃不出孔子这两句话的范围。
一个普通人，要叫他只顾一精一神的修养，不受物质上贫困的影响，发挥出坚强崇高的人格，这是做不到的。
可以如此要求少数人，不能要求一般的人。
所以一到了整个社会贫穷，再加上教育的堤防崩溃，动辄好勇，这样的社会，非变乱不可。
到了“人而不仁”，以杀人、以消灭别人为乐，这就是社会很深的病态了。
有时以政治、宗教、社会、哲学的观点来看，好杀人的人，是一种心理变一态。
如研究军事思想史时，同时也要研究许多人一性一。
如在现代史料中，有许多人研究希特勒，他就有一性一心理变一态，这些都是乱源。
知人于微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上面讲了许多孔门教育的大原则。
这里提出来，孔子对于个人教育的观点。
也是衔接上文之“疾之已甚”的注解。
已好几次提过才、德、学三者都周全具备的人并不多。
以前政治上有个大秘密，历史上聪明的帝王，喜欢用贪而能者。
即使明知其品德不大好而才高的，派出来做官，有时还睁只眼闭只眼，上面不大管，但这种人真能替国家社会做好事。
有的人非常廉洁，品格非常好，学问也好，可是笨得要死，不能做事。
那就派到翰林院去，地位高高的，可是搞了半天，在那里喝西北风。
再举一个例子：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天下，当了皇帝以后，有一个年轻时的同学赵普，他自己说没有读过多少书，后来当了宰相，自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他一抽一屉里放的也是《论语》，有政治问题解决不了，就翻翻《论语》，好像现在信宗教的人查经一样。
宋太祖喜欢晚上穿了便衣到大臣的家中走走，因为以前与赵普的家人都认识，所以尤其喜欢到他家中。
有一个冬天下大雪的晚上，赵普夫妻俩以为这样冷的天气，大概皇帝不会来，不料后来有人敲门，皇帝还是来了。
这一下可把赵普夫妇吓坏了，因为当时南方还没有平定，当天下午进贡送来一批东西，他还没有向上报，赶快跪下来接驾，奏明原因。
宋太祖安慰他说没有关系，公事明天早上再说。
他仍在客厅转来转去。
突然看见贡品中有一个大瓶子，上面写好送赵普的，宋太祖大感希奇，打开来看看，连赵普在内谁也没料到里面都是瓜子金。
赵普夫妇吓死了，立刻又跪下来奏明实在还没有仔细看过，并不知道是黄金。
宋太祖说：“你身为一个宰相，别人不知道，以为天下事决定在你书生之手。
外邦既要送你这么一点东西，算得了什么？你收了，照收不误！”不论宋太祖的动机是什么，都是了不起的。
但另外一个人曹彬，原来与赵匡胤是同僚，也是好朋友，他是五代时周朝的外戚。
赵匡胤常常约他去喝酒，他却坚持不肯，始终中立不倚，守住岗位。
后来赵匡胤当了皇帝，认为他人品好，和赵普一样重用。
有人在赵匡胤面前打这人的小报告都打不进去，这就是赵匡胤识人于微的地方。
这些故事，就是说才德俱全的人，就是国家的大臣，是社会上了不起的人物。
现在孔子也是说到才与德不能相配合的问题。
中国文化经过周公整理集中起来，孔子不过继承他的道统。
周公从事政治，做国家的首相，有名的“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
就是他的典故。
洗一次头，三次握起头发来；吃一餐饭，三次把饭吐出来，去接见客人，处理公事。
一国的首相，内政、外交都要他办，所有来见他的人，又从不拒绝，是如此的忙。
不只是忙，他对于下面的人，所有的事务，如此尽心，如此好的态度，这就是周公的才能与美德。
如果真具有周公的才能与美德，但骄傲看不起人，悭吝得连同情包容都不肯付出，又舍不得花钱，舍不得帮忙别人，勉励别人，舍不得给人家一纸奖状的话，那也免谈了，他做出来的成绩，一定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这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了才能而且很努力，还要修养弘毅的胸襟，深厚的美德，要不骄不吝。
不骄傲就是谦虚，不悭吝就是同情、包容和气魄。
求学的目的为什么
下面开始是第二篇的呼应，也就是为政之道的发挥，与学问修养达到外用的一个重点。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这是当时孔子的感叹。
一般人跟他求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本身学问，而是为了职业。
跟着他求学三年，所为的只是“谷”，也就是“俸禄”。
俸和禄是两回事，前面“子张学干禄”中也曾讲过，“俸”是薪俸，就是现在的薪水，以官位的高低，发给相当的代价；“禄”，则等于现在的实物配给，不过制度不同。
如前清，一个学生“十年寒窗无人问”，为什么要苦苦急于考取功名？中秀才是第一步最起码的功名，考中了就有禄，得到实物配给，可以维持生活。
这是功名的方面，不问官位。
假使有功名再去做官，“俸”与“禄”加起来，数字就相当可观了。
孔子当时这个“谷”字就代表了功名和利禄。
他说来我这里求学的学生，目的都在找职业，假使求学三年而目的不在找职业，为学问而学问的人，实在是太难得了。
孔子距现在两千多年，可见古今中外，求学的目的，都为了待遇，讲好听一点，为了前程。
提到教育问题，感慨很多，很多人说现在的教育成了问题。
我说中国的教育，三千年来都是问题，也可以说世界上人类的教育问题，本来就存在。
为什么呢？三千年来的观念都是重男轻女，为什么重男轻女？男孩将来长大可以光耀门楣，光宗耀祖，因此就望子成龙。
而古代望子成龙最好的出路是读书，古人于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这是我们几千年来的传统。
当然现在不同了，这副对联要改作：“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
这是我个人观察现代化社会的感受。
过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因为所有职业，以做官这个职业最好。
“十年窗下无人问，一旦成名天下知。”
读书可以做官，做官可以发财，一连串来的，几千年都是这个观念。
包括我们大家在内，当年在家开始读书，有没有这种观念作祟？在我个人反省，不能说没有。
如果严格讲学问的道理，有了这种观念的成分，就很不纯洁了。
到现在，因为西方文化一来，教育制度变了，教育的一精一神、方法都在变，变了以后如何？看了几十年的情形，据我了解，与以前并没有两样，不过换了一个名称。
“生活即教育”，教育就是为了生活，这和我们所讲过去的观念，没有两样。
所以现在大专联考选科系，最好考上医科，将来当医生，不求人。
因此教育的目的一直是为了生活，由生活的观念一变，就是为了赚钱。
除此以外，说是自己真正为了学问而学问，为了求真理而求学问的，实在很少。
并不是每个时代绝对没有这种人，而是太少，这种人往往能影响整个时代的，东西方都是如此。
试看每个时代的动乱，他真正的原动力是思想。
而改变时代思想的人，往往当时默默无闻，乃至穷死、饿死，可是后来他的思想却影响了整个时代。
例如因满清入关而引发的民族观念，是受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李二曲几个人的思想所影响。
一直发展下来，也就形成了现代的民族思想。
在西方文化中，影响本世纪最大的马克思，还不是穷死饿死的。
当时他也没想到自己的思想，竟会扰乱了整个世界。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出思想问题的严重一性一了。
像孔子也是一个例子，在生时那么可怜，死后影响千秋万代，没有空间的范围，也没有时间的界限，这就是真正的学问。
可是一个读书人开始念书时，说是立志为这种学问而学问的，那就太少了。
孔子当年已有这个感叹，更何况现在？我们要了解思想的道理，就要从这个角度去体会、去研究。
入山唯恐不深的隐士
下一节孔子接着讲学问的道理与个人的修养。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个观念要配合《礼记》的《学记》和《儒行》两篇书来研究。
《学记》就是讲学问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一精一神。
《儒行》是说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训练自己，成为自己的人格。
人有很多种型态，形成各种不同的“人格”，并不要求各个一律。
可是哪一种个一性一，适合哪一种学问，要怎样培养自己，都有一个标准。
现在孔子所讲的这一节，也等于《礼记》中《学记》和《儒行》两篇所讲的个人问题。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就是一个思想、一个信仰的问题。
服从真理，要绝对笃信，还要好学。
真理是不变的，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不受区域环境的影响，也不受物质环境的影响。
所谓“守死善道”就是守住这个信仰、这个主义，“善道”就是最好的道路，最好的思想原则。
下面说到个人有了守死善道的抱负，就“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这并不是滑头，而是保持文化的一精一神。
危乱的时候，要有出世的修养，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因为这个地方的思想一定有问题，最好不去。
动乱中的社会，不可以停留。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这两句话是中国人的隐士思想。
说到这里，有个值得讨论的大问题。
中国的历史文化，素来认为儒家、道家是分途的，绝对不能合流。
道家多半趋向于当隐士。
说到隐士，问题就大得很。
假使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就会感觉到一件事很古怪：学问越高，道德越高的人，多半是退隐了，不愿出名，乃至于最后隐姓埋名，连自己的真姓名都不要了。
我们都知道张良的老师是黄石公，而黄石公只是一个代号，究竟是谁？没有人知道。
因为他连姓名都不要了，对名利更看得毫无道理。
可是这一类隐士思想，在中国古代，自上古以来，一直存在。
这是道家走的路子。
孔孟以后的儒家，则绝对反对隐士思想，而讲究用世之道，所谓学以致用。
学问那么好，对社会国家要有贡献，认为退下来做隐士是不对的，这是后世的儒家思想。
而后世儒家这种思想的依据，多半是提出孔孟的思想来反对隐士。
事实上最能影响历代政治的，是隐士的思想。
如果以西洋文化的政治思想来说，中国的隐士思想有点像所谓“不同意”的主张，但并不是“不合作”，“不合作”又是另外一个观念。
西方文化现在还保留这一思想形态，如民一主社会的投票，不投同意票，也没有投反对票，可就是不同意的意思，先保持自己的立场，这还只是勉强的比喻，可是中国历代政治受隐士思想影响非常巨大。
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如汉高祖时代的商山四皓。
所谓皓是头发都白了的老头子。
从秦始皇时候就当隐士不出来的四个老头子，学问很好，名气很大，道德很高，可是不出来。
到了汉高祖的时候，年纪很大，须发都白了，被尊为四老。
汉高祖当了皇帝，请他们出来，他们认为汉高祖不会礼贤下士。
因为汉高祖好谩骂，喜欢开口说粗话，他还没有得天下以前，对跟着他的那些知识分子，看见他们就讨厌，把人家的博士帽子拿来当便器。
陆贾劝他要尊重读书人，他说：“乃翁天下马上得之。”
照现代的白话：“老子的天下是打来的，你们啰嗦什么？”
后来天下太平了，知识分子出来替他摆一布了一下，他才尊重读书人。
这也是陆贾告诉他：“乃翁天下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的善意结果。
汉高祖是绝顶聪明的，他问该怎么办？告诉他要建立制度等。
制度建立以后，第一次上朝，他坐在上面当皇帝，这个味道很好，这时才认为读书人有道理。
于是礼请商山四皓出山，他们不答应。
后来他要立太子传位时，宫廷中发生了一个大问题，汉高祖几乎要把吕后所生的孝惠帝——当时的太子——废掉，改立他所喜欢的戚姬所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
吕后问计于张良。
张良就告诉吕后，只要孝惠帝——当时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请来，汉高祖就不敢废太子了。
吕后果然教孝惠帝以卑辞厚礼把商山四皓请来为上宾。
汉高祖见到这情形，就告诉戚姬，太子一党一羽已成，连自己请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请来了，改立如意为太子的事免谈了。
这就看到政体问题、社会的思想问题，为什么学说思想对政治发生如此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了隐士的重要。
隐士们后来到魏晋被称为高士。
有一本书名《高士传》。
高士即高尚之士，学问很好，才干也高，也许出来可为治国的大才，可是一辈子绝不出来做事。
当然，不出来也有好处，否则出来万一做不好，这一辈子英名也没有了。
越不出来越高，有人一辈子做“高士”。
到了宋朝则称“处士”。
当然，有的处士是怕考试考不取，故意当处士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贵，因此名气越来越大。
有时候皇帝特别起用，不经考试还可以做做官。
当然真的处士还是有，宋代有这样一位处士名叫杨璞，宋真宗请他，他不出来，后来硬是下命令给地方官，用各种方法，软硬兼施一逼一他出来了。
到了京师，真宗对他很客气。
问他说，先生一路来，一定有很多人送行，其中有好的诗吧！他说只有我的老伴送了我一首诗。
真宗说，夫人的诗一定很好。
于是要他念出那首诗：“更勿落魄耽杯酒，切莫猖狂一爱一作诗。
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真宗听了哈哈大笑，留他在京里玩了几天，就送他回去。
他和同时的种放一样，都是真正的处士，硬不想出来。
另外像唐朝武则天时的卢藏用，因终南山地近京师，倡言隐居，结果被征召入朝为官，这又是处士的另一种手段了。
所以后来成语所说的“终南捷径”就是指这么回事。
陆放翁曾有一首是批评也是称扬隐士的诗：“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
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
后世儒家认为这些“不同意”主义的隐士、高士、处士们，很可恶，不应该。
而认为有学问的人们应该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为什么一辈子作学问不肯出来？他们就说孔子是骂隐士的。
在后面的《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碰到好几个当时的隐士，都挨了骂。
那么孔子挨了骂后怎么讲呢？下论中就讲了很多。
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后世的儒家就引用这句话，解释为孔子不同意这些人，骂他们是鸟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