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
八佾第三
礼乐衣冠
首先，我们对本篇篇名作个简单的解释：八佾——“佾”与“仪”同音，如今在孔庙中拿羽一毛一，在祭孔典礼中所舞蹈的叫八佾之舞。
用现代的名称，可说它是“文化舞”，代表古代文化的一种舞蹈。
当时中央政一府是周天子，天子举行国家大典，代表国家的一精一神，用作余兴的舞蹈，典礼开始的礼乐。
八佾是八个人一排，共有八排；诸侯之邦，六人一排叫六佾。
诸侯之下的大夫——大臣之家，用四人一排，共四排，叫四佾。
这是固定的形式，周朝的礼乐、衣冠、文物等，都有周详规定。
那么，孔子为什么在这一篇里教起跳舞来了呢？不是的。
这篇书的全部重心，以现代用语说，是代表了文化一精一神。
他的内容讲“礼”。
礼的根本，也就是孔子一生做学问之所在。
只是因为当时写文章的习惯，而用了《八佾》这个名称做篇名。
“礼”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五经中《礼》这部书是不能不研究的，尤其因为它偏向于中国哲学思想的根本，同时包括形而上宗教哲学的问题。
但本篇是以过去的观念而言，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文化”这个名词，与过去的观念不同。
过去的观念，文化偏重于人文——人伦的道理，即是伦理的道德，政治的伦理与社会的伦理。
现在“文化”这个名词的含义，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教育、哲学、宗教等等归纳起来，成为文化的总体。
因此，对于“文化”这一名词，古今定义不同，为了讲书的方便，应该先有一个认识。
我们说《八佾》这一篇全篇的一精一神在于文化，是切合古代所谓“文化”的定义而言的。
第一篇《学而》，是个人求学的宗旨；第二篇《为政》，也就是为学的外用；第三篇是把个人的内圣为学，乃至于外用的为政，综合起来的文化一精一神，放在《八佾》篇中，这是从一个故事开始的。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即季家，当孔子时代，鲁国有三家权臣，即所谓权门，而且不是普通的权门，是可以动摇政权的权门。
这三大家是孟孙、仲孙、季孙，国君都拿他们没办法，整个政权都一操一在他们手上，鲁国当时的国君就那么可怜。
季氏这位权臣，有一天高兴起来，在家里开家庭舞会，结果，玩出天子的味道来了。
照规定他只能欣赏四人一排的舞蹈，他居然摆出八人一排的舞，完全天子的味道，要与中央抗衡，已经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有人把这事告诉孔子，孔子就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照后世学者们的解释，好像孔老夫子听了这件事，大发脾气，握着拳头，敲响了桌子，厉声斥责道：假如这件事我们都能忍耐下去，容许他去干，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容忍他季某去做呢？事实上，并不是后儒们所解释的这样，假如真是后儒所解释的一样，那么《学而》篇当中：“温、良、恭、俭、让”形容孔子的五个字里的“温”字，要用红笔打×了，孔子的修养就不行了。
很简单，《为政》篇不是刚说过孔子能不能先知的问题吗？其实孔子早已看出季氏的动向，所以有人告诉他季氏八佾舞于庭，在家里摆天子的排场时，孔子就说，这要注意！季家的野心不小，像这样的事情，季家都忍心做了，还有什么事情他不忍心去做呢？叛变、造反，他都会干的。
孔子就以这件事断定，季氏将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是说季氏竟然忍心做这些事。
并不是孔子在那里发脾气骂人，这些很明显的文字，不必要故意转个弯来把它乱解释。
不但如此，那时社会变乱得很厉害，正如现在所讲的文化堕一落。
现在再看：
三家者，以雍彻。
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
奚取于三家之堂？
哪三家呢？就是这季氏三家权臣，他们不但眼里没有顶头上司的鲁君，连中央的周天子，他们也不放在眼里，结果不但在家里开舞会，摆出八佾之舞，还在家里宴客完了撤席时，奏起天子所用的国乐来。
“彻”就是撤宴撤席，“雍”就是天子所用的国乐。
他们三家权门，竟在家里奏天子所用的音乐于宴席之中。
所以孔子引用古代的诗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
他的意思是说，在中央政一府天子奏“雍”这支国乐的时候，天子站在中央，辟公（即当时的诸侯）站在两边拥护着天子，然后天子从中间走过。
因为天子本身代表国家的一精一神，所以态度也非常庄严，绝不会左右乱看。
而现在这三家权臣，拿了中央天子用的这种庄严的国乐到家里开舞会，真不知道他们用意何在？换句话说，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开始变坏，是由有权势的人所引导的。
所以孔子非常感伤，接着感叹起来。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仁是孔子学问的中心，下面第四篇就专讲仁，这里暂时不去讨论他。
上面几句话的意思说，一个人没有中心思想，“如礼何？”
文化对他有什么用？文化是靠每一个人自觉自发，自省自悟的；文化不是法律，不能由他人来管的。
所以“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一个人如果自己不省悟，文化与艺术对他有什么用呢？这是孔子的感叹。
由于孔子对“礼”、“乐”的感叹，再转到：
林放问“礼之本”。
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
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这个人问孔子，礼的根本是什么？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们讲过的，中国文化这个“礼”字，如果谈到根本，是哲学最高的问题，也是宗教哲学最高的问题。
宇宙万有怎样来的？哪一天开始的？这个本体论，也就是礼的根本所在。
所以林放问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说，他这个问题太大了。
孔子不跟他谈哲学，不谈文化的一精一神，只答复他关于礼仪的问题。
孔子说礼仪的过分铺张就不合理，宁可简单隆重。
办丧事太轻率了也不好，宁可取悲戚的态度。
拿我们现在的情形来看，假如孔子现在还活着，处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他不知要感慨到什么程度。
现在我们的礼恰恰与孔子讲的相反，礼不从简而从奢，越奢侈越有排场，丧事不从悲而从易，家人逝世了，送殡仪馆，火葬过后三天，又在家开舞会了。
孔子当时对文化衰败非常感叹，因此他的结论：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过去所谓夷狄，就是文化落后的边疆地区，孔子的思想是以文化为中心，凡没有文化的，称为夷狄，因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四种族在当时是没有文化，非常野蛮。
中国则称中夏、中原，是有文化的。
孔子说那些蛮族落后地区的人，也有头子，有君主、酋长。
但光有形态，没有文化，有什么用，不如夏朝、殷商，虽然国家亡了，但历史上的一精一神，永垂万古，因为它有文化。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国家不怕亡国，亡了国还有办法复国，如果文化亡了，则从此永不翻身。
试看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亡了的民族而能翻身的，史无前例。
所以对于文化重建的工作，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太重大了，绝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一代的手中断送掉。
这是很重要的，像孔子在这里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夏朝虽然亡了，成了历史的名词，但夏朝的文化，一直流传下来，现在我们也还接受。
譬如过年，我们喜欢过陽历年还是陰历年呢？凭心而论，还是喜欢过陰历年。
对陽历年，那是不得不过的。
陰历年就是夏历，是夏朝留下来的文化。
很多很多我们现在的文化，还是夏朝的文化。
所以孔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政权的存在而没有文化的一精一神，那有什么用呢？因此文化一精一神一定要建立。
泰山之旅
再看下面，季氏的野心越来越明显了：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
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这段事情，记载得这么简单，但妙不可言。
冉有是孔子的学生，后来成了文人而带兵的统帅。
孔子穷是自己穷，他所教的学生，后来很多都很得志，他培养这批年轻人，在教育上大有成就。
冉有这时在季家为相，等于总管。
季氏旅于泰山，“旅”依现在解释，就是旅行。
我们现代看来，是蛮好的事情，发展观光事业，有什么不好？孔子为什么要反对呢？我们读书要注意时空关系，要注意当时的时代和事件发生的地区，这样就会更了解真相了。
泰山是当时文化一精一神的集中点，也是因为中国古代相信天道，国家政治太平了，上泰山去祭告天地，这叫“封禅”，像后来秦始皇去泰山封禅，立了碑，回来在路上病死了。
古代对“封禅”这件事，迷信得不得了，皇帝不敢随便封禅的，封禅以后几乎都倒楣。
古代的观念，认为泰山有神，所以要国家的领袖，才能到泰山去祭告天地。
告就是祷告，而季家旅于泰山，带些部队说要去泰山打猎，但这是假的，实际上他是想造反，到泰山去祈祷神的保佑，这个政治内幕，孔子根据观察，当然知道。
所以把他的学生冉有叫来，对他说：“女弗能救与？”
——你不能救他们季家吗？他们这样一定失败的，一失败全家一性一命丧亡。
他怎么可以做这样狂妄的事！冉有的答复是不能救，因为冉有讲的话，他们也不听，所以冉有做不到。
孔子到这时候叹口气说：“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他说难道泰山就不如林放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上面讲了，林放问礼之本，表示林放这个人，还知道讲究礼的根本。
又为什么说泰山不如林放呢？因古代认为泰山有神，所谓“东岳之神”，季氏想去祭东岳之神，等于现在的拜拜。
我对任何宗教的感情是一样的，但我们看见拜拜的情形：三支香、五块钱香蕉、十块钱饼、磕了几个头，然后要求发财，公公要活到八十岁，儿子要考上大学，功名富贵，前途无量。
一切都求完了，五块钱香蕉还要带回去，这样小的代价，求那么大的报酬。
神如果有灵，这种神叫我做，我就不愿干。
两家人有了仇恨，也去拜拜菩萨，求上帝要整倒对方，双方都同样要求，到底要整倒哪一方，我也不知道，所以神也难当。
季家也和一般人一样，他想造反，到泰山去拜神。
所以如果有神的话，难道还不如林放吗？林放是个普通的人，他都知道问礼，一个神——中国人讲神是怎样做的呢？“聪明正直，死而为神。”
这八个字是神的资格，任何一个人，凡是聪明正直的人，都可以修到死而为神。
既然东岳之神是聪明正直，季家去拜他，拍拍马屁，他怎会帮忙季家呢？难道那个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这个人吗？以上这一节就是这个道理。
有许多人把权力把前途诉诸迷信，寄托在狭义的宗教上。
我们以人文文化为基础，不管上帝也好，菩萨也好，神也好，如果因为肯拜拜他，他就会保佑，不信他，就不管——果真是如此，第一个我就不敢信他，因为他太偏私，又太意气用事了，反不如一个普通人。
如果不分善恶，有求必应，那作人很容易，我尽管做坏事，天天去拜他，或做了坏事再去忏悔就可以了，这岂是神的意旨？
志在春秋
季氏旅于泰山这一段，是表示春秋时代社会风气之乱。
乱在什么地方？乱在春秋时代整个的都是在讲究“权”与“术”，后来大家把这个字连起来用了。
所谓“权”就是政治上讲的统治，也就是霸道。
春秋末期王道衰微，霸道因此起来了。
其次是“术”，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用手段。
不讲传统文化的道德和理一性一，就是用手段。
以手段而取天下，就是“权术”。
因此，我们要了解当时的政治变乱，一定先要了解一本书——《春秋》。
《春秋》是孔子著的，像是现代报纸上国内外大事的重点记载。
这个大标题，也是孔子对一件事下的定义，他的定义是怎样下法呢？重点在“微言大义”。
所谓“微言”是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太相干的字，不太要紧的话，如果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可以增删；但在《春秋》的一精一神上看，则一个字都不能易动；因为它每个字中都有大义，有很深奥的意义包含在里面。
所以后人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
为什么害怕呢？历史上会留下一个坏名。
微言中有大义，这也是《春秋》难读的原因。
孔子著的《春秋》，是一些标题，一些纲要。
那么纲要里面是些什么内容呢？要看什么书？就要看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
这是三个人对《春秋》的演绎，其中《左传》是左丘明写的，左丘明和孔子是介于师友之间的关系。
他把孔子所著《春秋》中的历史事实予以更详细的申述，名为《左传》。
因为当时他已双目失明，所以是由他口述，经学生记录的。
《公羊》、《穀梁》又各成一家。
我们研究《春秋》的一精一神，有“三世”的说法。
尤其到了清末以后，我们中国革命思想起来，对于《春秋》、《公羊》之学，相当流行。
如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派学者，大捧《公羊》的思想，其中便提《春秋》的“三世”。
所谓《春秋》三世，就是对于世界政治文化的三个分类。
一为“衰世”，也就是乱世，人类历史是衰世多。
研究中国史，在二三十年以内没有变乱与战争的时间，几乎找不到，只有大战与小战的差别而已，小战争随时随地都有。
所以人类历史，以政治学来讲，“未来的世界”究竟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学政治哲学的人，应该研究这类问题。
如西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所谓“理想国”。
我们知道，西方许多政治思想，都是根据柏拉图的“理想国”而来。
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理想？当然有，第一个：《礼记》中《礼运·大同篇》的大同思想就是。
我们平日所看到的大同思想，只是《礼运》篇中的一段，所以我们要了解大同思想，应该研究《礼运篇》的全篇。
其次是道家的思想“华胥国”，所谓黄帝的“华胥梦”，也是一个理想国，与柏拉图的思想比较，可以说我们中国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从另一面看，整个人类是不是会真正达到那个理想的时代？这是政治学上的大问题，很难有绝对圆满的答案。
因此我们回转来看《春秋》的“三世”，它告诉我们，人类历史衰世很多，把衰世进步到不变乱，就叫“升平”之世。
最高的是进步到“太平”，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太平盛世”。
根据中国文化的历史观察来说，真正的太平盛世，等于是个“理想国”，几乎很难实现。
我们《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就是太平盛世的思想，也就是理想国的思想，真正最高的人文政治目的。
历史上一般所谓的太平盛世，在“春秋三世”的观念中，只是一种升平之世，在中国来说，如汉、唐两代最了不起的时候，也只能勉强称为升平之世。
历史上所标榜的太平盛世，只能说是标榜，既是标榜，那就让他去标榜好了。
如以《春秋》大义而论，只能够得上升平，不能说是太平。
再等而下之，就是衰世了。
国父思想中所揭立的三民一主义最后的目标是世界大同，这也是《春秋》大义所要达成的理想。
秉笔直书罪罪恶恶
又怎样从春秋《左传》看得出它的“微言大义”呢？如果读懂了《左传》上第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就大概可知《春秋》的笔法。
郑伯是一个诸侯，（春秋时，王道衰微，五霸崛起。
五霸中郑庄公是第一个称霸的，接下来有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等）在本篇中，孔子的“微言”在哪一个字呢？那就是这个“克”字。
“段”是郑庄公的亲兄弟——共叔段。
对兄弟是不能当敌人看待的，“克”字有敌对的涵义在内，打败了敌人就是克敌，结果他对待兄弟用对待敌人的办法——事先不肯教化，不止恶于其先，而且还故意培养罪行，最后又故作仁义。
因此春秋的笔法，就在这一个“克”字的微言上，定了他千秋的罪状。
左丘明写这段历史怎么说呢？大家也许都读过了，我们也不妨温习一下。
郑伯——郑庄公是老大，他母亲姜氏生他的时候是寤生——迷迷糊糊在昏迷中生的，作母亲的受了惊，害怕了，于是心理学问题来了，姜氏因为这次受惊，从此对庄公没有好感，始终心里不高兴。
由此可知，现代研究青少年思想问题的人要注意，有许多青少年的思想，主要都是在小的时候受到环境影响而形成的，环境上每一件事，影响他们的心理很大。
譬如从小贫穷的人，尤其是孤儿，他们大多容易产生偏激心理，我也曾栽培过好几个孤贫的少年，并告诉他们，穷苦出身、孤儿出身的人，最后只走两条路，没有第三条路：一种是他将来成功了，对于社会非常同情，他有办法时，同情别人、同情社会，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从苦难中出来的，就非常同情苦难的人。
另一种人成功了，对社会非常反感，对于社会上的任何事、任何人都怀疑、都仇恨。
他认为自己当年有谁同情？社会？社会上哪有公平？他心里始终反感。
这两种相反的心理，同样是受环境影响而产生的，至于为什么同样的原因而产生相反的结果，这又牵涉到遗传本质及教育等等问题了，如参照上文“学而不思……”这段，便可思过半矣。
所以有许多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办孤儿院，办得无论怎么好，孩子还是有反感。
对自己的孩子骂了以后，孩子虽然生气，但过了一会儿就忘了。
假如孤儿和那些有心理问题的孩子挨了骂，他不会生气，可是他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他天生有反感。
所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这多方面的学识，一定要注意。
讲到这里，就知道郑庄公的母亲姜氏有了心理偏见，而孩子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以后，就产生不正常的心理了。
后来姜氏又生了一个孩子段——次子。
在中国古代，长子是继承官位的，将来继承诸侯的当然是郑伯。
中国有句老话：“皇帝一爱一长子，百姓一爱一幺儿。”
就因为长子是继承人，而老百姓则往往喜欢年老时生的孩子。
可是姜氏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告诉丈夫，希望将来由次子继承王位，但基于传统习惯是不可以的，所以后来还是由郑庄公继位做了诸侯。
姜氏就要郑庄公让弟弟段到“制”这个最好的地方去做首长。
而郑庄公对一妈一妈一说，“制”这个地方并不好，是艰苦之地，没有发展的价值，既没有经济价值，又不是政治重心，把弟弟派到这样一个地方去不太好，还是换一个地方好，叫一妈一妈一另外选一个地方，结果把弟弟封到“鄢”这个地方去。
实际上“制”在当时郑国，是军事、政治上的重镇，他不敢养痈贻患，因此，郑庄公用了权术，说了一篇假仁假义的话，骗了母亲。
孔子写这一段，这是说郑庄公没有用道德，而用权术。
后来，母亲姜氏和弟弟“段”要起来造反，招兵买马，积草囤粮，已经有了反叛的明显迹象，左右大臣都向郑庄公报告，郑庄公明明清楚了，但说没有问题，姑且等等看吧！意思是说，他的狐狸尾巴还没有露出来，要培养他把狐狸尾巴露出来，再处理他。
这就是政治上古代一奸一雄权术中的一套，道德的政治，绝对不可这样。
两者的差别也就在这里。
尤其对亲兄弟，应该感化他，把这件事情坦然地告诉母亲来处理，不应该像培养敌人罪行那样培养他，最后母亲与弟弟通通造反，郑庄公出兵灭了这个弟弟。
所以历史上有人说，曹一操一培养了刘备和孙权，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手段是效法郑庄公的，因此便指历史上第一个一奸一雄是郑庄公。
孔子著《春秋》为什么用这件事开始呢？这就是说明社会的变乱，并不是普通人能够引导的，都是权臣、有地位的人变坏了风气，所谓乱自上生，所以上面讲到季氏旅于泰山的故事，孔子说：“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也就是这个意思。
承让领教
现在下文是孔子讲的原则：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
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这是讲人类文化基本问题，孔子用“举一隅”的教育方式来讲。
中国文化的所谓“君子”，是与“小人”对立的名称，等于是个符号，怎么叫君子？怎么叫小人？很难下定义，等于说好人、坏人很难下定义一样。
尤其站在哲学的观点来看，更是如此。
好人对某一件事情好，有时在好里会变坏；坏人一切都坏，但有时在某一点上会变好。
所以好人与坏人很难下定义。
可是在社会、政治的立场，不能以哲学观点来讨论，好与坏是对事功而言。
现在孔子所讲的君子，是站在哲学的立场讲，是一个一抽一象的代名词。
中国文化所讲的君子是无所争的，不但于人无争，于事也无所争，一切是讲礼让而得。
无所争就是窝囊吗？不是的，孔子以当时射箭比赛的情形，说明君子立身处世的风度。
射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这个射代表军事训练。
他说，当射箭比赛开始的时候，对立行礼，表示对不起——礼让。
然后开始比赛。
比赛完了，不论谁输谁赢，彼此对饮一杯酒，赢了的人说：“承让！”输了的人说：“领教！”都有礼貌，即使在争，始终保持人文的礼貌。
人之所以不同于生物世界中其他的动物，就是这一点人类文化的一精一神。
其实人类有什么了不起，其所以为人，因为有思想，加上文化的一精一神。
孔子讲这一件小事，也就是说人应不应该争？不论于人于事，都应该争，但是要争得合理，所以“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就是在争，也始终保持君子的风度。
以现代而言，类似于希腊的所谓民一主思想。
中国人过去也讲民一主，这个问题在《论语》中将来另有专题再去讨论它。
而中华文化的民一主一精一神，一个人立身、处世，乃至一切，都要民一主。
我们民一主的一精一神基于礼让；而西方民一主的一精一神基于法治。
礼让与法治有基本上的不同，法治有加以管理的意义，礼让是个人内在自动自发的道德一精一神。
淡泊以明志
再看下面，进一步讲到中国文化的一精一神：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一目盼兮，素以为绚兮。”
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引用到古人的诗来讨论，他们并不是作文学的研究。
本来中国人作诗填词，也不是无病呻一吟的，诗包括了人的思想与感情，所以他们是讨论这首诗中的意义。
诗中的“兮”字，古音是否如现在兮音的读法，并不一定，因为音韵及语言，相隔数十年就会有变动的，这个字有如今日歌曲中的“啊！”一样，没有实质的意义。
再说“巧笑”，笑就是笑，为什么要来个“巧笑”呢？我们知道有所谓苦笑、大笑等许多笑态。
“巧笑”就好比广告上女孩子的那个笑，似笑非笑，不是笑吗？还真是笑，笑得很迷人的就是巧笑，巧笑已经很难描述了，还要“倩兮”，“倩”是什么呢？好像电一影中女演员的表演，笑得那么俏皮，还带点诱一惑一性一的，就是“巧笑倩兮”。
“美一目盼兮”，漂亮的眼睛已经够厉害了，还要盼兮，眼神中流露着“道是无情却有情”的意味。
“素以为绚兮”，素就是一张白纸那样，“为绚兮”，是说在白底子上画了很漂亮的图案，如果用现在的文学手法来处理这三句话，可以写好几本很好的小说。
子夏问孔子，这三句话到底说些什么——“何谓也？”
当然子夏并不是不懂，他的意思是这三句话形容得过分了，所以问孔子这是什么意思。
孔子告诉他“绘事后素”，他说绘画完成以后才显出素色的可贵。
这句话的意思，以现在人生哲学的观念来说，就是一个人由绚烂归于平淡。
就艺术的观点来说，好比一幅画，整个画面填得满满的，多半没有艺术的价值；又如布置一间房子，一定要留适当的空间，也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孔子的启发教育，以子夏的聪明，一听就懂，于是提出了心得报告：“礼后乎？”
难道礼仪的后面还有一个“礼”的一精一神吗？也就是说礼的内涵比表之于外的礼仪更重要吗？说到这里，难怪孟夫子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的感怀，而后世当老师的，也应该学习孔子对学生鼓励的方式，他说：“起予者商也。”
认为子夏不但讲得对，而且更启发了他自己。
当一个主管的，更要效法孔子这种一精一神，遇到部下有好的意见，就说“对！你完全对。”
这样的主管，才是成功的领导者。
孔子继续称赞子夏“始可与言诗已矣”，真正懂得诗了。
诗教并不是教人作一个诗人，酸溜溜地“关门闭户掩柴扉”有什么意思？要懂诗，透过诗的感情以培育立身处世的胸襟，而真正了解诗背后的人生、宇宙的境界，这才是懂得诗的道理。
换句话说，人更要注意这个“素”字，素就是平淡。
所以孔子在后面提到“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
这也是后来中国文化里讲人生的道理：“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一流。”
所谓大英雄，就是本色、平淡，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就是最平凡的，最平凡的也是最了不起的。
换句话说：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看起来是笨笨的，事实上也是最笨的，笨到了极点，真是绝顶聪明。
这是哲学上一个基本的问题。
人没有谁算聪明，谁又算笨，笨与聪明只是时间上的差别。
所谓聪明人，一秒钟反应就懂了，笨的人想了五十年也懂了，这五十年与一秒钟，只是那么一点差别而已，所以了不起就是平凡。
唯大英雄能本色——平淡。
上台是这样，下台也是这样。
所以曾国藩用人，主张始终要带一点乡气——就是土气。
什么是土气？我是来自民间乡下，乡下人是那个样子，就始终是乡下人那个样子，没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彭玉麟、左宗棠这一班人，始终保持他们乡下人的本色，不管自己如何有权势，在政治功业上如何了不起，但我依然是我，保持平凡本色是大英雄。
另一句“是真名士自风一流”，同一意义，不再重复了。
这一段说明了“绘事后素”，是指一个人不要迷于绚烂，不要过分了，也就是一般人所谓不必“锦上添花”，要平淡。
这以后，又引用孔子的话，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
穷源溯本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征之矣。
孔子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根据历史来的，而历史与文化是不可分开的。
我们讲的传统，由来远矣。
昨天有个从美国回来的学生，谈到他看到一本新出版的书《文明的历程》，他告诉我这本书所论述的某个观点，和我以前对他们讲的思想一样，认为人类文化历史，从上一个冰河时期，就流传下来了。
如宗教思想、哲学思想，在上一个冰河时期，人类毁灭的时候，极少数没有死的人传下来的，并不是这一个冰河时期所新兴起。
我们中国文化，向来就是这样说的，所以要中国人讲自己传统的历史，看看古时的人所记载的，有一百二十万年，至少也说十二万年，我们现在讲五千年文化，那是客气话。
不过很可怜，现在还不敢吹五千年，只说三千年文化，因为西方文化讲历史，动辄只提两千多年，我们说得太多了，好像不大对似的。
在中国古代历史，动辄讲一百多万年。
现在孔子在这里说，不管多少年，文化是历史传统来的，所以夏朝的文化，我可以研究讨论，不过“杞不足征也。”
杞是周朝封的一个国家，是夏朝的后代，封到杞国。
我们晓得“杞人忧天”这句话，就是这个国家的典故。
这里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封建制度。
当周武王统一了中国，所谓封建，井不是只封自己家里的人，像尧、舜、禹、汤的后代，都封了诸侯，所以周朝的封建，不是西方的封建，不能随便把中国封建制度与西方的所谓封建混为一谈，那是错的，等于说没有把自己的家当搞清楚。
——这里孔子说如果拿杞国的文化，来看夏代的文化，并不准确，更不完整，但殷商以后的宋国，所保留的文献资料也是不够，这两个诸侯之国所保留的祖宗文化都没有了——这里要特别注意，任何一个民族的后代，如果不重视自己的文化历史，就是自己把自己毁灭，后代就无法考证。
孔子说，假如他们自己不毁灭自己，保存了祖宗的文化资料，我就有办法整理。
这里放进了孔子的话，就是说明保存文化的重要，因此继续在下面讲到文化与礼的关系：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讲到这里，又是一个问题了，是由中国文化中“礼”而来的。
所谓“禘”，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礼。
中国文化和西方一样，有狭义的宗教。
“禘”象征宗教的一精一神，祭天地祖宗之礼。
讲到这里，要认识“禘”字的来源了，至少要拿《康熙字典》来研究。
过去读书，五、六岁以后，先研究“小学”，就是研究作人的道德行为，等于现在学校的公民课程——洒扫应对。
“洒扫”从文字上看很简单，洒洒水、扫扫地而已；“应对”可就麻烦了，对老前辈行什么礼，到了客厅坐什么位置，送一封信给叔叔伯伯，讲话的态度该怎样等等，作人处世都包括在应对当中。
除此之外，研究“小学”之学，就是后来所谓的说文、训诂等的文字学，探讨文字的来源。
中国文字不同于西方文字的拼音而成，中国文字有所谓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法则。
心香一瓣诚则灵
我们知道中国字的部首是从“一”字开始。
“一”就画分了上下，所谓一画分天地；再在上面加一画“二”（上），就是上，下面加一画就成“”（下），是为下。
宇宙本来是圆的，无法分别，现在分了以后，“人”在“”的下面，即成为“”，这个字就代表了天。
我们看到了“示”这个字，就是表示上天垂下来许多象征，显示给人们看，太陽、月亮、风云、雷雨都是上天的垂示，所以这个字，就代表了与上天的关系。
圆圈中间加个十字，就代表了土地的“田”字，这土地上面出了一点苗芽便是“由”，再向下伸展成为上下通的便为“申”，在申旁再加上“示”；表示由天上来的，而上下左右都能通达，便谓之神。
只能下行旁通而上面长了一根象征一性一的一毛一毛一“”就是鬼。
那帝的篆文“”也是表示上天垂示下来的征象，代表形而上的，不可知，不可说，也无法形容他，有这样一个力量，这样一个东西在，就叫作帝，再加上示，就成了一个宗教一性一的哲学观念。
中国古礼称祭天地的礼为“禘”。
至于形而上，到底有没有？又是怎么样一个东西？暂时不谈，到此为止，如再向上讨论，就牵涉到哲学与科学的问题了。
禘，古代国家举办禘礼，皇帝代表全民祭祀大典，仪式非常隆重。
皇帝在此期内，不回内宫，必须清心寡欲，反省自己。
在中国古文中所谓的斋戒沐浴，便是如此。
“斋”是内心的反省。
（后来中国人对佛教的吃素也叫吃斋，那是有不同的意义，由于佛教戒律中一种“八关斋戒”而来。
）斋是中国文化中心理的净化，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清理思想、排除人欲，真正的作到肃庄叫作斋戒。
沐浴也不止是洗澡，而是孔子在《易经·系辞》上所讲“洗心退藏于密”的意义。
所以古代禘礼，是国家的大典，全民的大典，领导者皇帝斋戒沐浴七天或三天以后，才代表全民出来主祭，要全副一精一神，诚心诚意，很郑重的，等于是一个宗教家的大祈祷，绝对不可马虎。
在这里，孔子指出当时文化的衰败，大家参加禘礼，都只是在真戏假做而已。
这等于现代有许多人吊亲友乃至长辈的丧事匆匆忙忙，叫一辆计程车，赶到市立殡仪馆，签一个名，行三鞠躬礼，好像去缴一百元什么税似的，缴完了，赶紧就跑，没有一点肃庄悲戚之感。
今日社会这种风气，也是文化一精一神一个重大的问题。
孔子对春秋时代的情形怎样说的呢？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
就是说禘礼开始以后，主祭者端上一爵奉献神祇的酒以后，心里就想赶快走了，接着祈祷等等隆重的祭礼，都在那里应付了事。
孔子看到这种情形感叹的说：“吾不欲观之矣！”我实在不想看下去了，为什么不想看？就是认为何必勉强做假，而丧失了这件事的实际一精一神呢！
孔子这几句话，有很多意义。
譬如现在社会上举办许多事情，内心没有真正的诚意。
无论是宗教仪式或任何社会的宣誓，只要举起手来表示一下，心里完全没有肃庄恭敬的诚意。
冷眼旁观者看来，不得不油然而兴“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的感慨。
这就是中国文化告诉我们，事事要发自内心的诚恳，而不完全在于形式，一切形式，都必须配合内心的诚恳，才有意义。
由此再进一层，便引出下面一段话。
或问禘之说。
子曰：不知也。
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譬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有人问孔子，关于“禘”这个礼仪的说法，和这一套学术思想的理论，它的基本一精一神又在哪里？孔子怎么答复呢？他说：“不知也”——我不知道。
孔子真的不知道吗？当然，这是他幽默的话，换句话说，是一种“反教育”，用现代术语来说，是“反激式的教育”。
他的意思是说，这一种基本的文化一精一神，大家应该知道的。
既然大家都不知道，那么我也不知道了。
且看他说了不知道以后又怎么说下去，就可明白他真的知道不知道了，“……“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譬如示诸斯乎？”
指其掌。”
孔子指自己的手掌说，真正懂得禘这个文化一精一神的人，看天下国家事事物物的道理，就好像是呈现在这掌心上，这么清楚明白了。
他指着他的掌心，用动作来表示天下的事理，就像指顾之间，如在目前那样的容易。
由此你说他懂不懂禘之礼？当然懂。
为什么要拜天地呢？这就代表了中国文化基本一精一神所在之处。
我们以前过年，正月初一早上起来，家长带领全家的人，先要祭天地、拜祖宗，虽然仪式简单，但却很严肃，而慎重。
春秋二季要祭祖，也就是实行“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的尊敬传统的一精一神。
现代一般家庭，就从来不祭祖，连跪拜的礼都不会行，这就是教育的问题，值得重新研究、重新修整。
保持这一点传统，这一点习惯，使后代知道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刚才讲到禘礼与中国文化一精一神的关系，跟着便提到孔子几句有名的话，后世一般人们都流行而变为成语的：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这是孔子所说祭祀祖宗和祈祷时心仪的原则，当我们祭祖宗的时候要以“如在”目前相对的诚心，犹如祖宗尚在面前一样的诚敬。
假使是祭神，神就在此。
要表里如一，才是肃斋庄敬的道理。
所以他又说：“吾不与祭，如不祭。”
假使说我因为没有时间，没有亲自参与这个祭典，只是象征式由别人去代表一番，这样就等于不祭，又何必故作排场呢？这种一精一神，不但告诉我们对于任何祭典要如此，同时也间接地告诉我们作人的道理，无论对生者或死者，由明里到暗里，都要由衷一贯。
我们现在讲民族一精一神。
热一爱一国家民族的人，为什么到了国外，看到自己的国旗便肃然起敬？我们在国外看到国旗的那种心情，与在国内看到国旗的心情绝对不同。
在某一个时候甚至会为之掉下眼泪。
其中道理，就是这种一精一神的流露。
所以一个人的修养，对人对事，都要有这种“祭神如神在”的心理。
否则，表面上非常恭敬，内心里又是另一回事，那是没有用的。
所以由于孔子的这番话，了解了祭礼，依此来讲作人的道理，也就可以触类旁通了。
拍灶君的马屁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
何谓也？子曰：不然。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孙贾是卫国的大夫，孔子在卫国很多年，卫灵公对他非常好，但卫灵公又偏一宠一有名的美人——南子。
卫灵公实在很想起用孔子，卫国的权臣王孙贾有一天就对孔子说出：“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的问题。
这也是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中很有趣的历史一性一问题。
凡是中年以上的人，都见过我们在大一陆上家庭中供奉的灶神。
每到夏历十二月二十三的晚上，家家户户都要送灶，小孩子们非常高兴，口袋里就可装糖果了。
现在用电炉、瓦斯炉，没有灶了，当然也就没有灶神。
为什么要祭灶神呢？以宗教思想来说，中国人信仰的是多神教，什么神都信。
十年前有一位外国的神父来和我研究中国宗教思想问题，他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
我说中国绝对有宗教信仰。
第一个是礼，第二个是诗。
不像西方人将宗教错解成为“信我得救，不信我不得救”的狭义观念。
我说这一点的误解，使我绝对不能信服，因为他非常自私嘛！对他好才救，对他不好便不救。
成吗？一个教主，应该是信我的要救，不信我的更要救；这才是宗教的一精一神，也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精一神。
其次，谈到中国“诗的一精一神”，所谓诗的文学境界，就是宗教的境界。
所以懂了诗的人，纵使有一肚子的难过，有时候哼呀哈呀的念一首诗，或者作一首诗，便可自我安慰，心灵得到平安，那真是像给上帝来个见证。
第三，中国信多神教，这代表了中国的大度宽容。
出了一个老子，还是由东汉、北魏到唐代才被后人捧出来当上个教主——老子自己绝对没有想过要当教主的瘾。
孔学后来被称为孔教，是明朝以后才捧的，孔子也不想当教主。
总之，世界上的教主，自己开始都不想当教主，如果说为了想当教主而当上教主的话，这个教主就有点问题，实在难以教人心服。
因为宗教的热忱是无所求，所以他伟大，所以他当了教主。
我们中国，除了老子成为教主以外，孔子的儒家该不该把它称为宗教，还是一个问题。
但是中国人的宗教，多是外来的，佛教是印度过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也是外来的。
我们中国人自古至今对于任何宗教都不反对，这也只有中华民族才如此的雍容大度。
为什么呢？有如待客，只要来的是好人，都“请上坐，泡好茶”。
一律以礼相待，诚恳的欢迎。
所以我们的宗教信仰，能叫出五教合一的口号，而且这种风气，目前已经传到美国去了。
现在纽约已经有教堂，仿照我们中国人的办法，耶稣、孔子、释迦牟尼、老子、穆罕默德，都“请上坐，泡好茶”了，凡是好人都值得恭敬。
所以我最后告诉那位外国神父，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替中国的宗教辩护，而是外人没有研究深入而已。
现在我们再讲“奥”与“灶”。
为什么我们拜灶神？如果以政治哲学的思想来讲，“民以食为天”，这是管子讲的名言。
因为饮食最值得重视，值得注意，所以拜灶神。
尤其在过去，教育不普及，讲礼治的时代，家里有灶神、财神和祖宗等神祇的牌位。
中国古代的建筑，大多有这一套设计，进门一定是大厅，大厅上供祖宗牌位，有的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之位”。
民国初年，牌位上的君字改成国字，看这五个字，中国人究竟信哪一个教呢？任何一教都不信，而任何一教都信。
还有财神供在卧房里，灶神供在厨房里。
“奥”是古代的家神，我们中国古代的神——宗教很妙，代表中国政治组织的理想。
家里有家长，就有家神。
还有灶神，连吃饭都要管。
据说灶神一年到头，不但对家里人的行为要管，连在心里起了好念头，或动过歪脑筋，他都会记录下来，到一年终了：上天报告好坏。
所以乡下人送灶，弄块糖给他吃，送一个红包给他，以便“上天言好事，下地报吉祥。”
请他上天报告时，多替家里讲讲好话，回来时候多赐些福祉。
所以在腊月二十三以后，一直等到第二年初四之间，他在天上还未回来以前，不在家里的时候，偶尔背后轰他一下，暗地里幽默他几句。
中国民间这些神话故事，现代也可以归到“民俗学”。
要了解这些，起码要看《荆楚岁时记》这本书，尤其是南方——长江南北过年过节的风俗，这本书大概都有了。
在人世间的社会上有里长、乡长、区长。
在看不见的一面，便有土地、城隍等神。
城隍归谁管？归阎王管。
阎王却归玉皇大帝管，玉皇大帝归谁管？玉皇大帝的一妈一妈一——瑶池圣母。
由此看来世界上的宗教，最高都是女神。
天主教来个圣母，佛教的观音菩萨，中国的瑶池圣母。
所以女一性一还是最伟大。
同时也可知人们讲了半天的宗教，尽管教理和教条如何如何的，但他们最后还是崇拜女一性一的，因为母一性一的慈一爱一毕竟是最伟大的。
像这样一个宗教组织，无所不包，代表了中国人的政治哲学思想。
所以天与人是一贯的。
王孙贾问孔子这个奥与灶的问题，是非常幽默的，他的意思，是告诉孔子说，你老是跟诸侯往来，我们这些士大夫如不在君王面前替你讲几句好话，是没有用的呀！你拜访了诸侯，还是该来向我们烧烧香。
孔子却作正面的答法：“不然。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这是中国人宗教思想的一精一神。
他说一个人真的作坏人、做坏事，怎样祷告都没有用，任何菩萨都不能保佑你。
所谓自助天助，神是建立在自己的心中。
换句话说，人有人格，尤其须要心理上建立起人格，不靠外来的庇护。
如果进教堂，上帝就保佑，那么上帝首先就犯了接受贿赂的罪。
同时也等于孔子答复王孙贾说，这些手法我全知道，只是不屑于如此而已。
从上面的话也可知道，由周代开始的文化，和孔子的教化，始终走人文文化的路线，所以孔子又说：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这就是前面提到过，中国夏、商、周三个朝代文化的演变：夏尚忠，殷尚质（鬼），周尚文。
尚的意思就是崇尚、偏重的意思，夏的文化偏重于忠诚、朴实。
殷商的文化仍是重质朴，但是宗教观念很强。
周代文化呢？我们今天讲孔孟思想中的中国文化，就是周代文化，重在人文文化。
“周监于二代”，是说周朝所建立的文化是集上古之大成。
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是以周代文化作代表。
“郁郁乎文哉”，郁郁是形容词，意思是非常茂盛、伟大与光辉的人文文化。
孔子在此自称他的文化思想，是承先启后，发扬周代的文化一精一神。
这是连接到上面所讲的宗教文化之后。
孔子认为只有人文文化这个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量力而为谦虚好学
现在讲到另一段：
子入大庙，每事问。
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
子闻之曰：是礼也。
鄹是孔子出生的地方，即邹。
鄹人之子即指孔子。
这一段所讲的应该是正当孔子做鲁国司寇的时候——司法行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古代官制，无法与现代比类，为了便于了解，姑且作此近似的比拟），参与了代表国家、代表王室的宗庙大典。
他进去以后，对于每件事都要问清楚，向人请教。
走哪里？坐哪里？每事都问人。
于是有人笑他说，一般人乱捧，都说孔子这个人了不起，处处懂礼，可是这个“鄹地佬”进了大庙，什么都不懂，事事都向人请教。
这话被孔子知道了，他说：“这就是礼啊！”以前我们提到过，假如出国到了别人的国度，风俗习惯不同，对人家的事，不懂的应该多问。
到人家家里也是一样，求学问也是一样，做事也是一样，诚恳向人请教，就是礼的一精一神，也是作人的道理。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是古代传统的武功——射箭，那时的武功还没有发展到少林拳、武当派（这些是唐、宋以后的事）。
周代的军事武功是车战的时代，最重要的武器还是拉弓射箭，武功高低的标准，就看射箭的高明到什么程度，相当于现代打靶、射箭的标准，在于射中了红心没有，而不问箭能否透过牛皮，每枝箭射中了标的，就绝对够标准，箭能不能透过牛皮，则不作考虑。
因为每个人天生的膂力不同，有些人膂力很强壮，他的箭不但可穿牛皮，甚而可穿过墙，有些人的箭射一出去不能穿透牛皮，但他每箭都中红心，也就够标准了。
这一段是说明作人做事，够不够道德的标准，只问合不合正道，并不苛求他对事功成就的程度。
因为没有机会给他表现，环境不对，时代不对，他也就无从表现，这有什么办法？由此触类旁通，对人对事就可减掉些苛求了。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
子曰：赐也！尔一爱一其羊，我一爱一其礼。
非常慎重的祭典之一——告朔。
每个月的初一为朔，十五为望，月暗为晦。
过去没有订出现在这些假日，“朔望”就是休息的时候，不过不像现在这样重视。
每月的初一，主政者要代表国家，向天地祖宗，禀告所作所为，这就是所谓的“告朔”。
用现在观念来说，就是说在那时发表政见。
对谁发表呢？对天地鬼神。
现在对大众发表政见，讲了不兑现的也有。
当时对天地鬼神讲的话，如不兑现自己就害怕了，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在监视管制。
所以告朔这件事也很郑重。
从前告朔时一定要杀羊。
到春秋战国时代，社会风气已开始衰败，这些礼仪的一精一神，也慢慢跟着衰落变化了，所以子贡当时准备去掉告朔时候用的饩羊。
饩羊是蒸过了的，等于现在拜拜，杀了猪羊，还没有炊熟就放在祭桌上，稍稍蒸一下免得腐臭，这就是饩羊。
子贡当时想，拜拜就拜拜，这只羊可以省下来。
所以孔子告诉子贡说，你的主张也对，为了经济上的节省而不用羊也好，为了表示诚恳而不必用羊也好，不过我不主张去掉，不是为了这只羊要不要省，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一精一神。
固然不用象征一性一的东西，只要内心诚恳就可以，但现在的人，真正诚恳的心意发不起来了，就必须要一件象征一性一的东西才能维系得住，所以你子贡一爱一这只羊，而我更重视这礼仪和它的一精一神内涵。
由这件事我们就懂得，在社会上，或在政治上，有时绝对空洞的一精一神，并不足以维系一件事物，而必须配合某些实质的东西才能生效。
如口惠而实不至，有时候就要失败了。
这里又引用孔子另外一段话，颇为感慨。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这段话，连起上一段来说，是说作人处世的艰难。
我想大家有时也会有同感。
一个人想做个忠臣，有时候也很难。
对主管、对领一导一人尽礼，处处尽忠合礼，而旁边的人会认为是拍马屁。
所以孔子非常通人情世故。
凡是当过长官也当过人部下的，都有这种经验。
如果自己毅力不坚定，见解不周到，受环境影响，只好变了。
那么该怎么办呢？还是以礼为准，也是上面的话“尔一爱一其羊，我一爱一其礼。”
人格还是建立在自己身上。
别人尽管不了解，只看自己内心真正的诚与不诚。
诚正的建立，久后自知。
自己的见解与人格的一精一神，等待时间来考验，等待时间来证明并不是他人说的那么一回事，也就心安理得了。
儒冠错换八卦袍的诸葛亮
平常一般人谈到修养的问题，很喜欢引用一句话——“宁静致远，澹泊明志。”
这是诸葛亮告诫他儿子如何作学问的一封信里说的，现在先介绍原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
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
慆慢则不能研一精一，险躁则不能理一性一。
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
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诸葛亮《诫子书》
有人说文人都喜欢留名，其实，岂只文人喜欢把自己的著作留给后人。
好名好利，是人心的根本病根，贤者难免。
先不谈古人，就拿现在来说，几十年来，不知出版了多少的著作，但其中能被我们放在书架上要保留它到二三十年的，又有几本书？尤其现在流行的白话文章，看完了就丢，只有三分钟的寿命，因为它缺乏流传的价值。
一本著作，能够使人舍不得丢掉，放在书架上，才有流传的可能。
所以留名是很难的。
清代诗人吴梅村说的：“饱食终何用，难全不朽名。”
一点不错。
所以古人又有一句名言说：“但在流传不在多”。
比如诸葛亮的一生，并不以文章名世，当然是他的功业盖过了他的文章。
而他的文章——只有两篇《出师表》，不为文学而文学的写作，却成为千古名著，不但前无古人，也可说是后无来者，可以永远流传下去。
他的文学修养这样高，并没有想成为一个文学家。
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一个事业成功的人，往往才具很高，如用之于文学，一定也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文学家。
文章、道德、事功，本难兼备，责人不必太苛。
诸葛亮《出师表》外，留下来的都是短简，文体内容简练得很，一如他处事的简单谨慎，几句话，问题就解决了。
看他传记里，孙权送他东西，他回信不过五六句话，把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就这么解决了。
这一篇《诫子书》，也充分表达了他儒家思想的修养。
所以后人讲养一性一修身的道理，老实说都没有跳出诸葛亮的手掌心。
后人把诸葛亮这封信上的思想，换上一件衣服，变成儒家的。
所以这封信是非常有名的著作。
他以这种文字说理，文学的境界非常高，组织非常美妙，都是对仗工整的句子。
作诗的时候，春花对秋月，大一陆对长空，很容易对，最怕是学术一性一、思想一性一的东西，对起来是很难的。
结果，诸葛亮把这种思想文学化。
后来八股文也是这样，先把题目标好，所谓破题，就是把主题的思想内涵的重心先表达出来。
他教儿子以“静”来做学问，以“俭”修身，俭不只是节省用钱；自己的身一体、一精一神也要保养，简单明了，一切干净利落，就是这个“俭”字。
“非澹泊无以明志”，就是养德方面；“非宁静无以致远”，就是修身治学方面；“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
是求学的道理；心境要宁静才能求学，才能要靠学问培养出来，有天才而没有学问修养，我们在孔子思想里也说过的，“学而不思，思而不学”的论点，和“才须学也”的道理是一样的。
“非学无以广才”，纵然是天才，如没有学问，也不是伟大的天才。
所以有天才，还要有广博的学问。
学问哪里来的？求学来的，“非静无以成学”。
连贯的层次，连续一性一的对仗句子。
“慆慢则不能研一精一”，慆慢也就是“骄傲”的这个“骄”字。
讲到这个“骄”字很有意思，我们中国人的修养，力戒骄傲，一点不敢骄傲。
而且骄傲两个字是分开用的：没有内容而自以为了不起是骄，有内容而看不起人为傲，后来连起用为骄傲。
而中国文化的修养，不管有多大学问、多大权威，一骄傲就失败。
所以孔子在《论语》中也提到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一个人即使有周公的才学，有周公的成就，假如他犯了骄傲，和很吝啬不一爱一人的一毛一病，这个人就免谈了。
我们中国人，力戒骄傲，现在外国文化一来，“我有了他真值得骄傲”这类的话，就非常流行，视骄傲为好事情，这是根据外国文字翻译错了，把骄傲当成好事。
照中国文化规规矩矩翻译，应该是“欣慰”就对了。
这是几十年来翻译过来的东西，将错就错，积非成是，一下子没办法改的地方。
但是，为了将来维护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一精一神，是要想办法的。
有许多错误的东西，都要慢慢改，转移这个社会风气才是对的。
这是说到慆慢所引出来的。
再回到本文“慆慢则不能研一精一”，慆就是自满，慢就是自以为对。
主观太强，那么求学问就不能研一精一。
“险躁则不能理一性一”，为什么用“险躁”？人做事情，都喜欢占便宜走捷径，走捷径的事就会行险侥幸，这是最容易犯的一毛一病。
尤其是年轻人，暴躁、急一性一子，就不能理一性一。
“年与时驰，意与日去”，这个地方，有些本子是“志”字，而不是“意”字，大概“意”字才对，还是把它改过来。
——年龄跟着时间过去了，三十一岁就不是三十岁的讲法，三十二岁也不同于三十一岁了。
人的思想又跟着年龄在变。
“遂成枯落，多不接世。
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少年不努力，等到中年后悔，已经没有法子了。
看诸葛亮这篇《诫子书》，同他作人的风格一样，什么东西都简单明了。
这道理用之于为政，就是孔子所说的“简”；用以持身，就是本文所说的“俭”。
但是文学的修养，只是学问的一种附庸，这是作学问要特别注意的。
由历史文化谈到诸葛亮的学养，到此告一段落，现在再继续原文。
孔子的换心术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这个问题，以现代的观念来说，就牵涉到政治思想，也可以说是政治的作法，简明一点就叫政治领导术。
鲁定公所问的，是领导术或领导的方法，而孔子答复他的，是领导的道德，撇开了鲁定公所问的方法。
换言之，乃是在驳鲁定公。
认为用方法——手段——是错误的，所谓领导应该是以“德”领一导一人。
从什么地方可看出孔子这种意思来呢？就在这“君使臣，臣事君”两句话中的“使”字。
我们知道鲁定公是个诸侯，以一个“王者”——这是随便借用一个头衔来形容的——之尊问孔子，孔子当然也尊重他。
鲁定公问，假使一个帝王领一导一人，该怎样去指挥下面的干部？相对的，一个忠贞的干部，对于领一导一人，又应该用什么方法理事及自处？鲁定公当然问得很客气，很婉转。
而孔子则用两句话，解答了鲁定公这两个对立的问题——“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我们中国文化讲孝道，但孝道也是相对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母付出了一爱一心的教养，才有子女孝道的反哺，两者是对立的。
忠也是一样，就如孔子的话，上面对下面以礼，礼敬——也是一爱一的一种形态，等于父母一爱一子女的一爱一心。
这种礼义德业的流衍，道德的风行，则下面对上面自然就敬而忠了。
所以这种君臣的上下关系是建立在道德上，不是建立在手段上，两句话就答复了鲁定公的问题。
有些人看了老子的两句话，认为对于忠孝的观念，老子和孔子是持相反意见的。
其实不然，只是表达的方法不同而已。
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在表面上误解了这两句话，好像老子是反对孝、反对忠的。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说一个不和的问题家庭中，有几个孩子，其中一个最乖的，于是人们便说这个儿子才是孝子，拼命地标榜他，而忘记了基本上“家庭不和”这个问题。
一个家庭如果不出问题，个个都是孝子，何必特别标榜一个孝子？所以要六亲不和的时候，才看得出孩子的孝或父母的慈。
至于“国家昏乱有忠臣”也是同样的道理。
文天祥在宋朝亡国了，才表现出他的忠贞，假使宋代不到亡国的时候，就看不出文天祥对国家有如此尽忠，虽然文天祥仍是忠心耿耿，但是没有那种成仁的表现机会。
因此我们对历史、对国家，并不希望常常有文天祥那样的情形出现，而希望国家能长治久安。
所以用白话来说老子这两句话，加上一个“才”字，成为“六亲不和才有孝子，国家昏乱才有忠臣。”
那么就可以知道老子并不是反对忠、孝了。
假如在一个一团一体中，我们说某某人是好人，那么其他都是坏人了吗？希望全体都是好人，无所谓谁好谁坏，这就最好。
孔子答复鲁定公的话中，意思是说，你不要谈领导术，一个领一导一人要求部下能尽忠，首先从自己衷心体谅部下的礼敬做起。
礼是包括很多，如仁慈、一爱一护等等，这也就是说上面对下面的如果尽心，那么下面对上面也自然忠心。
俗语说人心都是肉做的，一交换，这忠心就换出来了。
现在要研究《论语》，为什么把这段话放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上面说过的，此乃《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整个社会上下一片混乱，乱到持德者寡，用术者多，所以孔子提倡仁，提倡孝，提倡道德，因为大家都用手段。
譬如现代人们流行的一句话，常说“你少用手段”，尤其这六七十年来，每论一团一体或个人的经验，玩手段的一个比一个高明，谁都玩不过谁，玩到最后还是个笨蛋。
所以还不如规规矩矩、诚恳的好，如果把真正的诚恳当作手段，这个手段还值得玩，这也是最高明的。
这六十年来的变乱，对于手段，谁都学会了，谁要玩几套手段，别人没有不知道的。
只有老实人最可一爱一，讲道德的人才是最可一爱一，最后的成功还是属于真诚的人，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
我们从现实生活中，也可体会得出来。
孔子答复鲁定公这几句话的时候，就是针对着当时的风气。
一个风气之来，就像台风一样，不但下层、中层社会受影响，上层也是一样。
鲁定公是领导阶级的上层，结果还是犯了这个一毛一病，孔子就针对他的一毛一病，开了这个药方。
追的哲学
讲完这方面以后，又讲到纯文学的观点。
子曰：关雎，乐而不一婬一，哀而不伤。
孔子又在讨论《诗》的文学了。
刚才谈政治，现在又谈《诗》；上面和鲁定公谈的是政治风气，也包括了社会风气，那么政治的风气、社会的风气哪里来的？如果站在文化的——礼的立场来讲，它是由文化而来的；谈到文化，就提到孔子所重视的《诗经》。
我们知道《诗经》是代表各地社会风气的自然演变，《诗经》的第一篇，就是男一女相一爱一。
讲到《诗经》的男一女相一爱一，有一句话要注意的，孔子在《礼记》中提到人生的研究：“饮食男一女，人之大欲存焉。”
（上面也曾提到）孔子知道人生的最高境界，但是却往往避而不谈，偏偏谈到最起码的、很平实的这两件人生大事。
我们曾经说过，一般人引用的“食色一性一也”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是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说的，两人的话相近，但观念完全不同。
男一女饮食不是“一性一”也，不是人先天形而上的本一性一，是人后天的基本欲一望。
一个人需要吃饭，自婴儿生下来开始要吃一奶一，长大了就需要两一性一的关系，不但人如此，生物界动物、植物都是如此，因此人类文化就从这里出发。
说到这里，我们就联想到，影响这个时代观念的两种思想，一个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影响了这个时代；另一个也是近代西方文化的重心，弗洛伊德的一性一心理观，认为人类一切心理活动，都由男一女一性一欲的冲动而来，这一思想对现代文化影响也很大。
弗洛伊德原来是个医生，后来成为一个大心理学家。
比如西方的存在主义，也是几个医生闹出来的，有人依据弗洛伊德的一性一心理观点，来看历史文化（这个一性一不是我们所说人类本一性一的一性一，是男一女一性一行为的一性一。
）认为历史上的英雄创业，就是一种一性一冲动，乃至说希特勒是一性一变一态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