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
孟子旁通(一)
春秋无义战
现在我们为了要研究《孟子》这本书，我觉得应该先了解一下孟子当时所处的时代，和当时现实社会的环境，就会觉得并不枯燥。
而且对孟子的人品和风格，也更有一层深刻的认识。
那么才会知道后世的人，为什么把孟子承继在孔子之后，称他作“亚圣”，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都知道，远距我们现在大约二千五百年前，我们的历史上，出现一个非常紊乱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我们历史文化转变的伟大时代。
当然，这只是站在我们现在的立场，事不干己，无切肤之痛地加个评论而已。
如果我们也生长在那个时代，在那种痛苦悲愤的现实环境里，大概就不会说这是个伟大的时代了。
这个时代，也就是有名的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这两个名词所包涵的时代，都有几百年之久，如果我们用人物作中心代表来讲，孔子是春秋时期，孟子却是到了战国时期了。
春秋时期也罢，战国时期也罢，这两个衔接起来有五百多年的时代，却是我们民族最痛苦的阶段，打打杀杀，乱作一一团一。
可是在后世看来，这个时期，则是百家争鸣，诸子挺秀的时代，也为我们后世子孙奠定了博大一精一深的文化基础。
这深厚的文化，一直流传到现在，也会一直延续到未来。
我们知道，孔子当时亲身经历了痛苦时代的忧患。
他在晚年，有系统地整理了中国文化的宝典，删诗书、订礼乐之外，他又集中一精一力，根据他本国鲁国的历史资料，开始著作了一部最有名的历史和历史哲学的书——《春秋》。
在这部书里，记述了东周以来两百多年的政治、社会、军事、经济、教育等等变乱的前因后果，同时也包涵了对于历史人文、文化哲学的指示——如何是应该？如何是不应该？怎样才是正确的善恶？怎样才是正确的是非？
我们先要大概了解一下春秋时代的大题目。
那个时代侵略吞并的战争，绵延继续了两百多年，由西周初期所建立的“封建”的文化基础，开始逐渐地被破坏，社会的紊乱、经济的凋蔽，所给予人们的痛苦，实在太多。
现在我们简单引用董仲舒的话，便可知道那个时代乱源的要点：
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
董仲舒认为，在那个时代，各国诸侯之间的霸业，都不培养道德的政治基础，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谁也不相信谁，彼此不敢轻易亲近，所谓“德不足以亲近”。
对于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关心，只顾现实，而无高远的见地。
国与国之间，没有像周朝初期那样远道来归的国际道德关系，所以说：“文不足以来远”。
因此只有用战争来侵略别人。
但是他们每次在侵略的战争上，却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说自己要侵略别人，而是找些借口来发动战争，这就是“断之以战伐为之者”。
这便是孔子著《春秋》的动机和目的，也是孔子著《春秋》最痛心疾首的中心重点，“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
他说，春秋时代几百年的战争，都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也有人说，春秋无义战。
但《春秋》这部书并不是非战论，它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的战争哲学是为正义而战，所谓“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仇。”
例如在春秋二百多年之间，大小战争不计其数，只有两次是为复国复仇的战争，那是无可厚非，不能说是不对的。
所以他说：
今（指春秋时代）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伐侵攻不可胜数，而复仇者有二焉。
关于历史文化的破坏，政治道德的没落，则更严重。
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人伦文化的道德基础，几乎都被那些有霸权的上层领导分子破坏完了。
为什么那个时代会造成这样的紊乱？
以孔子的论断，都是根源于文化思想的衰落，人们眼光的短视，重视现实而忽略了文化发展中的因果。
所以孔子在《易经·坤卦》的文言中便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后来的董仲舒，发挥了孔子的思想，便说：“细恶不绝之所致也。”
所谓细恶，便是指社会人士缺乏远大的眼光，对于平常的小小坏事，马虎一点由他去，久而久之，便造成一个时代的大紊乱了。
我们现在不是讲《春秋》，而是介绍孟子所处的时代背景，追溯它的远因，顺便提到《春秋》。
继春秋时代吞并侵略的紊乱变局，又延续了两三百年，便是我们历史上所谓的战国时期。
紊乱的情形，比春秋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各个强国的诸侯重现实，社会的风气更重现实，苦只苦了一般的老百姓。
在那样现实的时代环境中，孟子始终为人伦正义，为传统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号，绝对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而有丝毫转变。
所以，他所继承孔子的传统一精一神，以及中国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学观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样，也成为由古到今，甚至将来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远大的影响？这正是我们研究探讨的主题之一。
司马迁编撰手法中的孟子
在前面，非常简单地提到战国时期的时代环境。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司马迁写《史记》的编导手法，在他的笔下如何描写孟老夫子，这是非常有趣的事。
本来写传记，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生平事迹，应该分开来，单独地写。
但是司马迁往往会把一两个人的列传合起来写，或者连带几个人写成一堆。
难道他是为了节省稿纸，节省笔墨吗？不是的，他是把历史上同一类型的人和事，或者类同之中又完全相反的人和事，配合起来写成一篇。
我们读了，可以作一强烈的对比，在互相矛盾、相反相成中找出道理，可以自求启发，从历史经验的镜子中，反映出立身处世的准则。
因此，司马迁写孟子，是拿和孟子有相同类型的荀子写作一篇，叫做《孟子荀卿列传》。
在这一篇里，他又举了很多与孟子、荀卿类型相反的人物，相互辉映。
看来他好像偷懒省事，或者是认为那些人不足以另作一篇传记似的。
其实不然，一个文人笔下的传记文章，如果有意乱扯，加上文字渲染的话，小题大作，大可洋洋洒洒，各自构成专篇。
可是司马迁的风格，是有他的哲学的、学术的中心思想，他绝不愿意乱来。
所以，他在这篇文章中带出了战国当时一大堆的有名诸子，并非是漫不经心地随意而为，实在是有他聪明绝顶、度金针而不落言诠的妙用。
我们读《史记》，几乎和《春秋》三传一样，任何一字一句，绝不可以轻易放过。
甚至《史记》中任何一个表，都不是随便绘制的。
他写孟子、荀子，同时又连带写出与孟子相同时代中的风云人物，如商君（鞅）、吴起、孙子、田忌。
又说“齐有三驺子”，当然极力描写三驺子中的另一位谈天文、说地理、讲五行之学，大受当时人们所重视、尊敬，不像对孟子那样的冷落、凄凉的——驺衍。
从驺衍以次，又说：“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予、田骄、驺爽之徒。”
到此先告一段落。
当然，也包含了同一时代一性一的人物关系。
再以后便写荀子（卿），由荀卿而连带说到庄子、墨子、公孙龙、剧子、李俚、一尸一子、长庐、吁子等等。
不过加上一句“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
我们要注意他这句“不论其传”一词的涵义，很有深度，也颇有味道。
最后，又孤零零地吊上一小节关于墨子的事，这是对墨子时代还待考证的附带说明。
如说：“盖墨子，宋之大夫。
善守御。
为节用。
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我们读《史记》，随处可以看到司马先生这些巧妙、幽默，有高度启发一性一，与睿智存疑等等的编导手法。
所以说好好地仔细读它，可以启发慧思。
我们读《孟子》一书，开宗明义的第一章《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一开始，便可以看到孟子当时一种受尽冷漠歧视的味道。
同样地，司马迁写孟子，首先也引用了这一段，然后才说到孟子的籍贯、出身、学历，说明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至于说孟子并非子思的学生，则是另一考据的问题。
司马迁很可能弄错了）。
《史记》上的这篇也和《伯夷列传》差不多，没有太多的叙述就完了。
只说孟子阐述孔子的学说思想，作了七篇书，就是我们手里拿到的这本《孟子》。
古今中外，许多被后世认为是多么伟大，能影响干秋万世的人物，在当时，大多数都是那么凄凉寂寞的。
就因为他在生前不重视短见的唯利是图，对自己个人，对国家天下事，都是以如此的人品风格来为人处世的。
像孟老夫子那样的人，如果当时稍微将就一点，自己降格以求，迁就一点现实，那便不同了。
更妙的是，司马先生举出驺衍来，与孟子当时的处境作一强烈的对比。
驺衍和孟子的强烈对比
在孟子见齐宣王、梁惠王，陈述那些理论思想的时候，是如何地受到冷落，我们慢慢且看《孟子》的本文，便可知道。
可是与孟老夫子同时代的驺衍他们，比起孟子所受的待遇，便大大不同了。
驺衍睹有国者益一婬一侈，不能尚德，……。
乃深观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变，……。
其说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
……
是以驺衍重于齐。
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
适赵，平原君侧行撤席。
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我们读了这段历史资料，便可以看到与孟子同一时代的驺衍，也同孟子一样去见过齐宣王、梁惠王。
甚至还到过燕赵两国，受到燕昭王无比的崇敬。
他当时的声望之高，所受各国诸侯们的欢迎款待，那种威风，那种排场，假如从重视现实虚荣的社会眼光来看，驺衍当时的威风架子实在摆足了。
哪里像梁惠王对待孟子那样，毫不客气地称呼一声“叟！不远千里而来。”
满不在乎的味道。
至于齐宣王，对孟子也并不表示太大的欢迎。
可是驺衍呢？“重于齐”，他在齐国极受尊重，连一般的知识分子稷下先生们，也连带地受他影响，都受到齐王的敬重、优待。
驺衍到了魏国（梁），梁惠王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等于现代，一个国家的领袖，亲自到飞机场去迎接他一样隆重。
而且梁惠王以国宾的大礼接待驺衍，所谓 “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
就是当时现场实况的纪录。
驺衍到了赵国，“平原君侧行撇席”，赵国有名的权贵豪门平原君，不敢和驺先生并排走路，只小心翼翼地侧着半个身一子在后侍从，比礼宾司的大礼官还要恭顺。
到了行馆以后，请驺先生坐下，平原君亲自用自己的衣裳把那个座位打扫清洁一下，表示恭敬。
可是这种情形，在古代文字的艺术上，司马迁只用了四个字，便描述得淋一漓尽致，他只用“侧行撇席”就够了。
由此看来，今古文学写作的技巧艺术有如此的差别，所以现在从白话新教育入手的青年同学们，便要特别细心地去读，去研究，不可以马马虎虎。
驺衍到了燕国，那更神气了。
当时鼎鼎有名的燕昭王，“拥彗先驱”，亲自到国境边界去接他，而且手里还拿着清道用的扫把，表示作他学生一样的为他开道。
接到了王宫以后，“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请求作他的学生，愿意和驺先生门下那些弟子同样的受业。
因此特别为了驺衍新建一座碣石宫来供养他，常常亲自到驺先生所住的地方来听课，和一般学生对待驺老师同样的恭敬。
我们读了司马迁这几句书，可以看到他用简短的文字，就把战国时期享有盛名的学者之光荣事迹，扎扎实实地记述下来，而且特别只附带写在孟子和荀子的传记里，这岂不是一种极高明的编导手法？拿当时极受尊敬的驺衍，和备受冷落的孟子作强烈的对比，给大家看。
这是历史时代的悲剧？还是人生的悲剧？抑或闹剧？或者是现实荣华和千古盛名的对照呢？这就要大家自己去深思，去自我启发了。
我们在座的，以及社会上各方面，许多人都在感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太重现实。
其实，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人活在世间，就要生存；渐渐地，慢慢地，不知不觉就会重视现实。
感叹别人重视现实的我们，在基本的生活和生存条件上，老实说，有时又何尝超越现实？何尝不重视现实呢？只是角度不同，观点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可是却有极少数的人，他始终漠视现实，为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放弃自我而为天下人着想，不顾自己短暂一生的生活现实，而为千秋万代着眼。
因此，也就受到人们一种超越的崇敬，称他为“圣人”了。
这个道理，其实不用我们来说，司马迁在《孟子》这篇传记里，已经很巧妙地透了消息。
他在本篇里评述驺衍说：
其术皆此类也。
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
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
在全文里，他说驺衍先用陰陽玄妙的学术谈天说地，讲宇宙人生与物理世界因果交错的事，玄之又玄，妙之又妙，听的人各个为他倾倒。
其实驺衍这套学术，就是中国上古理论物理科学的内涵，也是上古科学的哲学内涵，如未深入研究，也不要随便轻视。
不过，以司马先生的观点看来，驺衍他的本意，也和孟子一样，深深感慨人类文化的危机，尤其当时国际间政治道德的衰落，社会风气的奢侈糜烂，他为了要有所贡献，希望改变时代，只好先推一套容易受人欢迎、接受的学术出来，玩一弄一下。
其实，他的本意，还是归乎人伦道义，所谓“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
他那些谈陰陽、说玄妙的学术，只是建立声望的方法而已。
所谓“始其滥耳”。
当时那些王公大人们，一开始接触到驺先生的学术思想，惊奇得不得了，都愿意来接受他的教化。
等到驺衍真正要他们以人伦道德来作基础的时候，他们便又做不到了。
这种现象，你只要看看秦始皇、汉武帝他们的求仙求道、求长生不老的历史故事，以及当代一般学各种宗教神秘学人们的作为，便可了解“千古皆然，于今尤烈”。
再从轻松一点的角度来讲，也正如清人赵翼的感慨，一个人若是要求文学艺术的成就，往往和现实生活发生冲突，产生矛盾不安的心理。
因此，他的《论诗》中说：“诗解穷人我未空，想因诗尚不曾工。
熊鱼自笑贪心甚，既要工诗又怕穷。”
处世的哲学问题
司马迁的论述观点还没有完，他又说：
其游说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代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面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柯称大王去邠。
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柏欲内圆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缨公用霸。
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
驺衍其言虽不轨，倘亦有牛鼎之意乎？
这里劈头第一句话，就说驺衍在那个时代，“其游说诸侯见尊礼如此”，受到国际间尊重的情形，有上面所说的种种荣一宠一。
跟着便说驺衍当时的情形，哪里像孔子周游列国时，还在陈蔡之间，受到饿肚子的遭遇；又哪里像当时的孟子，始终在齐梁之间受到穷困的苦恼。
但是，话又说回来，世界上的人和事都很难说，有的人一味重视现实，有的人却轻视现实。
例如周武王以仁义作号召，结果讨伐纣王以后，自己做起皇帝来了。
所以像伯夷、叔齐他们，觉得这种假仁假义是很可耻的事，宁可饿死在首陽山，也不下山来吃他周朝的饭。
接着，司马迁又以孔子为例：卫灵公有一次问他军事方面的事情，孔子闭口不答。
孔子并不是不懂军事，只是不愿意再加重他们军国思想的野心而已。
同样地，梁惠王在出兵侵略赵国之前，也向孟子请教过，结果，孟子避开正面的问题，只告诉他周代的先祖——大王（古公亶父）的一段故事。
古公亶父原本定居在豳（又作邠），由于政治清明，人民生活非常安乐。
后来受到戎狄的侵犯，国人愤慨，要起而对抗。
但是古公亶父却不忍心战场上的杀戮，于是忍痛离开自己的乡土、国业，改迁到歧山山下。
大多数的豳人，由于一爱一戴他的德政，也都随他迁居。
而后经由季历、文王的发扬光大，各地人民自动前来归附，竟拥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
到武王时，很轻易就取代了残暴的纣王，而改国号为周。
司马迁接着说，孔子、孟子他们，并不是不懂得怎样去“阿世苟合”，向时代风气妥协，为了自己本身的现实利益，随便去迎一合别人的意见。
实在是非不能也，是不肯为也。
所以宁可为真理正义穷困受苦，也不愿苟且现实，追求那些功名富贵。
因此，他们所讲的那些天理人伦、政治道德的理想，对于现实社会，就好比拿一个方形的塞子，要把它放进一个圆形的孔中一样，彼此都是格格不入的，哪里能够达到救世济人的目的呢？“持方枘而内圆凿，其能入乎？”
随后司马先生又举例：商汤时代，伊尹不得志的时候，为了实现他的理想，想尽办法，去作商汤的厨师。
因此受到商汤的赏识，请他当辅相，发展了他的抱负，使商汤成为历史上的名王，他自己也达到实现理想的目的，而名留千古。
又像春秋末期的百里奚一样，在他穷困的时候，只帮着那些赶牛车的人喂牛，混口饭吃。
但结果他利用了喂牛的机会，而受到秦缪公的重视，请他当辅相，因此使秦始皇的上代富强起来。
这些过去历史上的人物也不错啊！为什么呢？有理想，有抱负，尚未得志时，不妨将就别人一点，先取得别人的信任，肯与你合作以后，才慢慢地引导他们走上大道。
“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
那也是一种处世的办法啊！
比如像驺衍，他当时的学术、言论、思想，虽然看起来很怪，不合于学问的大道，好像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他因此受到国际间的重视。
所以，这也许是他一种入世处世的方法。
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引导当时那些执政者，慢慢地走上仁义道德的政治路线。
那么，他的用心，也便同伊尹的拿菜铲和百里奚的喂牛一样，都是别有苦心的了！
至于说，究竟是孔子、孟子那种严正的作人处世的态度对呢？还是驺衍他们那种立身处世的方式对呢？碰到这种问题，司马迁往往不下一个肯定的结论，这是很有趣味、也很高深的人生哲学的问题。
有矛盾，也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是与非，由读者自己去作答案。
司马先生的手法，往往就是如此的高明。
把一切正反两面的资料，都放进孟子的传记里，陈列摆设在你的眼前，而且也加上说明。
你买了票，参观了这些资料以后，你要的是哪一样，但各取所需，各凭所好了。
不过，此中含有真意，不可随便，不可马虎。
附带地再说明一下，他在这篇《孟子荀卿列传》里，最后说到荀子，他有同孟子一样的理想，但是作人处世的方向又同中有异。
荀子的晚年，就到了南方的楚国，当了楚国的属地兰陵（山东）地方的首长——兰陵令。
后世发展成为世家大族。
人生遭遇，有幸与不幸，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司马迁又不作肯定的评语，这等于你坐上公共汽车，或在公共场所，往往看到“银钱行李，各自小心”的警语一样有味道。
对吗？
苏秦与孟子的时代
为了研究《孟子》这本书，我们在前面先简单扼要地提出了战国时期，和孟子同时的学术思想界的一般人物，作为比较，作为陪衬，使我们在研究孔孟学术思想时，藉以启发自己的慧思，同时也可以由此认识孟子之所以被尊为亚圣的道理。
但是，只从当时的那些知识分子去了解孟子还不够。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与孟子同一时代中，国际政治上的风云人物，也是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风云人物——苏秦。
他真是摆足了历史上的威风，但他也在年轻时期，受尽折磨，足资青年效法、惕厉。
在中国的历史上，后世一般研究史学的儒生们，尽管不重视苏秦，看不起苏秦，但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史上，这些大人先生们，暗地里都还是摹拟苏秦的那一套。
甚至还深深地重用他的名言。
尤其是当时代在变乱之中，要想拨乱反正，苏秦的那一套，是不容忽视的，并不简单。
时下有些国人，往往很幽默地把现在美国的基辛格，比作苏秦。
讲实在的，基辛格还不够资格与苏秦相提并论，比之苏秦那两个小兄弟苏代、苏厉，还差得多。
苏秦生在孟子同一时代的东周，是洛陽人。
东周的洛陽，是当时中央周天子的另一首都所在地，尽管那个时代天下诸侯互争雄长，争取霸业，眼里已经没有中央的周室，所谓“天下已不宗周者久矣”。
但是东西两周的首都所在，到底还是有它悠久的历史文化。
苏秦便出生在那个古老文化所在地的名都。
研究一个人的生平，这点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他在少年的时候，和张仪、孙膑、庞涓几个人，都是从鬼谷子求学。
鬼谷子的确是当时以及后世的一个神秘人物，也是属于道家之流的隐士，我们暂时不去讲他。
苏秦离开了鬼谷子以后，便想有所作为。
他研究一下当代的局势，只有秦国足以举足轻重，能够影响当时的整个天下。
所以他的目标，就指向了高据西陲的秦国。
那个时候的秦国，是秦惠王的时代，也正是由商鞅变法以后，讲究法治、讲究富国强兵的一个时期。
而后，再经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的励一精一图治，才奠定了始皇一统天下的基业。
苏秦抱着满怀希望到秦国去，大概先变卖产业，又借了些债，置办得很豪华，带了很讲究的行装到秦国。
见到秦惠王，提出了他对天下事的整套构想和计划。
在当时的观念里，这种情形就叫做“游说”。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考试取士的用人办法，一般学者知识分子，都靠游说诸侯权贵而取得功名富贵和权力。
即如孟子见梁惠王、齐宣王等提一供王道德政的意见，在那个时代的风气，也都属于游说的作法。
不过，后世有些人把游说这个观念，打入了纵横之学、策士之流的范围，很看不起，所以就特别把亚圣孟子的事迹，列于游说之外了。
秦皇霸业的蓝图
我们如果仔细研究，好好读一下《战国策》和《史记》，其中有关苏秦当时游说的言论和思想，实在不能轻视，也不可忽视。
他第一次见到秦惠王所提出的说辞，也是标榜王道的作法。
不过，他是针对当时的现状，特别强调他自己的军国思想与战争理论。
他说：
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
田肥一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
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苏秦初见秦惠王所提出吞并诸侯，“称帝而治”的蓝图，也便是后世秦始皇所走的路线。
结果，非常有趣，他的计划根本就被秦惠王所否决了。
难道说，当时秦惠王的野心，还不及他的裔孙秦始皇吗？这也是我们现在研究孟子同样存在的问题。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秦惠王当时对苏秦的否决辞是怎么说的。
秦惠王说：“据我所知，一个羽一毛一还没有长丰满的鸟儿，是不可能高飞的。
一个人文教化还没有培养成功的国家，是不可以随便征伐别人的。
同样的道理，德政方面，还没有扎下深厚的根基，是不可以随便动员国民的。
领一导一人的政治教化与感召力量，还不足以使全民由衷地顺服，是不可以再三加重责任，劳烦自己的高级干部去担负更艰巨的任务的。
你苏先生今天很有心地不远千里而来到我的国家，肯这样当面教导我，非常感谢。
不过，希望等到将来会有那么一天，再向你专诚请教。”
完了，下一句，在前清来讲，就是端茶送客了。
在现代，就是秦惠王举起手来看一下手表，再伸出右手来准备握手送客了。
这一段在古文怎么记载呢？文字写得美极了，可是现代人读起来，不大容易了解当时的现场实况。
所以大家便马马虎虎地看过去，认为这些老古董没啥意思。
《战国策》上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秦王曰：寡人闻之，一毛一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
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
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
政教不顺者，不可以须大臣。
今先生伊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可是在当时，年轻的苏秦还要装呆，不肯马上告退，仍然继续讲下去。
想把他的学问知识连肚肠脑髓都翻出来似的。
你看，这多么不懂事，不识时务！他在这个时候，把中国上古以来的历史哲学、战争论、战略思想，一古脑儿都搬出来支持他当时所构想的统一天下的计划蓝图。
其中，他说道：
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
今欲并天下，凌万乘，屈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
他的意思是说，现在的世界，必须国富兵强，具有战略上的必胜能力，然后才有道义可讲。
在国际外交上，你的兵力强盛，那么你内在的道义观点，才能发挥作用。
他的这一段话，甚至于整篇的建议书，都是很有道理的。
我认为，凡是现代的国民，应该把《战国策》等书好好研究，拿它和孔孟之学互相研究。
以孔孟之学的王道德政作为治事与立身、立国的中心。
以《战国策》、《孙子兵法》等为权变、应变、适变、拨乱反正的运用之学，实在很有必要。
千万不要认为这些书是老古董，根本不去摸它。
要知道，你根本还没有好好地深入去摸它，哪里知道这些古董之为古？它又是如何的古法呢？人云亦云，胡乱抛弃固有文化中这些宝藏，实在是很盲目，而且非常可惜。
关于《战国策》和《孙子兵法》的综合研究，我已经在“历史的经验”的讲课上，介绍过一部分，所以现在在这里只好从略，简单地提些要点而已。
苏秦说的哪怕再有理，无奈却不合时宜，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秦惠王当时面对这样一个外国来的年轻人，该有多讨厌！
这还没有完，这一回对秦惠王的当面说不成功，他还住在秦国的旅馆里，一次又一次地写计划，写报告，送给秦惠王，希望他采纳。
结果，上了十次的计划报告，秦惠王没有半点下文答复他。
换句话说，秦惠王根本没有理他。
不过，还算好，并没有认为他是国际政治上的疯子，没有把他驱逐出境。
可是，也没有给他一个小职务干干，或者送他一些走路钱。
这一下，苏秦真完了，“一钱一逼一死英雄汉”，所谓“美人卖笑千金易，壮士穷途一饭难”。
带出来的黄金快用完了，身上穿的那件充阔佬用的皮袍大衣也破了，大概多少还有一点点零钱，可是绝对没有交际费用，再也没有长期住下去的能力了，因此只好乖乖地收拾行李回家。
苏秦的还乡
原文对苏秦回家的一段情景，虽然只用了简单扼要的三十六个字，却描写得活龙活现，痛苦不堪。
我在这里特别提出这一段来讲，就是希望我们这一代青年，多注意一个人的奋斗成功与失败经验的教训。
不灰心、不气馁、不怨天、不尤人，立志奋发图强，才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像苏秦当时那种遭遇，据我所知，我们在国外求学读书，或者从事其他方面的青年，有些也同样有这种痛苦的遭遇。
结果，缺乏苏秦那样的勇气，被现实打击下去，大有可为的前途就白白牺牲了，真划不来。
我们且看苏秦这一段历史经验故事：
赢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
归至家，妻不下絍，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
我们读中国古文这三十六个字，当然先要认得字，知道了每个字的字义——说文、训佑，再来会意，便可知道作者当时描写得刻画入微。
看故事是有趣得很，但读了以后，也为苏秦的遭遇觉得很惋惜。
他在秦国没有办法了，只好打回家的主意，人既失意，钱又花光了，怎么办？他不负气自一杀，只能忍辱，用千万个忍字，来坚强起自己。
于是他只有“赢腾履蹻” 了。
什么是“赢縢”呢？赢縢”也就是“行縢”的意思。
赢是满。
縢是那个时候准备走远路的裹脚，等于后世的绑腿。
蹻是草鞋。
他开始收拾行李，准备打道回家，只好用裹腿布把自己两只小腿满满地裹起来，以免长途走路，小腿的血管充一血而受伤，然后又说他的鞋子也破了，新的买不起，只好穿上一双草鞋。
短短四个字，便轻轻易易地形容了他当时的倒霉落魄相。
没有钱了，没有办法像开始到秦国来时有黄金百斤，雇人搬行李，那种神气的样子了。
只有随随便便把破衣服、破行李捆成一堆，随身携带着好走路。
好了，他这样狼狈地收拾起行李。
“负书担橐”，又把那些带去的书都背在背上，书当然丢不得的，那个时候买书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印刷术也还没有发明，书是用一片一片竹简刻上去的，那是知识分子的资本，所以绝不能丢，只好背在背上。
我的天哪！你看那些破书，不知道有多重啊！背了书还没完，又要把收拾好的行李，归成一堆，做成担子来挑，就像从前种田的朋友挑大粪那样辛苦。
他就这样一副寒酸相，从秦国首都——陕西的咸陽，回到他的故乡——河南的洛陽来了。
这一路回来，真够辛苦，你要知道，他当年还在青年阶段，因为失意、穷困，已经弄得没有一点英俊的样子了。
“面目黧黑”，看起来又黑又瘦，干瘪的穷酸相。
但是这还是他的外形。
最难堪的，还是他当时内心的痛苦，那实在是无脸见江东父老。
可是这个时候，天涯茫茫，又到哪里去呢？叶落归根，不管好不好，有个家，有个窝，总是好的。
因此只好硬着头皮回家。
当然，进了自己的家，一定很难过，惭愧得不得了。
不要说是苏秦，大家把自己换作他的处境，就可想而知那种“状有愧色”四个字的千万痛苦了。
千古人情的嘴脸
这样还不算什么，等他到了家以后，更难堪的是他太太正在织布，看到他回来的那副落魄相，当着家人的面，也没有勇气来迎接他，再谈不到慰问了，只是仍然不停地做她手里的工作，摆出一副冷漠的态度。
他的嫂嫂们，当然不会问他吃过饭没有，根本是见如不见，相应不理的样子，哪里还肯为他到厨房去做饭呢？那个时候，是宗法社会的大家庭制，他的老婆要看嫂嫂们的风向，嫂嫂们又要看着一家之主的公公和婆婆怎么办。
结果呢？他的父母看了他那副样子，一句话也不和他讲。
你想，他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个面子怎么办呢？
苏秦到底是了不起的青年。
年轻的同学们特别要注意，在原文上是怎样记载呢？他遭遇到这种情形，既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是自己重重地叹一口气说：“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
你看，这是一种什么胸襟！什么器度！他对于目前周围的情形，一点都不迁怒怨恨到别人身上去，只是深自反省自责，认为他的太太、嫂嫂、父母等人对待他这种情形，都是他自己的不是、无能，并没有埋怨他们的冷淡，更不会借酒浇愁，要打人、要揍人！
还有一点要注意，苏秦的老婆，尽管当时对他的态度上很冷淡，可是并没有像周代的姜太公、汉代的朱买臣两个人的太太那样，因为嫌他穷，嫌他没有出息，就要求离婚而去了。
姜太公、朱买臣后来得志了，同样情形，他两个人的太太都要求回来，结果都遭拒绝了。
所谓“覆水难收”，就是在朱买臣这节故事里引用的话。
至于苏秦的太太，有没有在背地里鼓励他，帮助他，像历史上许多贤妻良母那样作法，因为无明文记载，就无法查证了。
这是顺便对年轻女同学们提出注意的事，请勿见怪。
其实，苏秦的这种遭遇，并不特别，古今中外的人情，大体上都同一例。
我所谓大体，当然不是说社会上所有的人，所有的家庭都是如此的。
假如我们把历史上许多成功成名人物，在他艰难曲折的阶段，都搜罗来做一番研究，你便可以看出社会的人际状况，大概都是如此，反而觉得见怪不怪了。
如果自己认识不够，非常介意这种反面的情况，便会产生愤世嫉俗等等变一态心理。
甚至无论你日后有成就没有成就，对人对社会，很可能形成一种仇恨的偏差心理。
我们随便提一点大家所熟知的历史经验，在所谓读书人的文化界中，让我们看看唐代元稹的三首悼亡诗，充分透露出少年落魄时代的痛苦。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就是元稹的名句，也是古今中外多少人共有的哀呜。
此外，如韩信没有得志以前，不但要受市井无赖的胯一下之辱，而且饥饿时，想吃一口饭都不容易，没有人理他，结果只有一个不知姓名的洗衣服老太太，可怜他的遭遇，把自己带出来的饭包施舍给他，让他吃了一餐饱饭。
后来，韩信功成名遂，当了三齐王回到故乡时，不但没有报复那个叫他爬在裤裆下的无赖少年，反而鼓励他、感谢他。
同时，他又寻访那个施舍一个饭包的洗衣妇人，但始终没有找到。
于是他只好把千两黄金，投在当年洗衣妇在那个河边洗衣服的河里去，表达他无限的谢意。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韩信以千金投河，感谢漂母一饭之恩的故事。
因为韩信具有含垢忍辱，受恩必报，受辱不怨的这种气度，也就是他一生事业成功的主要条件。
尽管后来他也被刘邦夫妇所谋杀了，但撇开权势功业不谈，如果专讲作人的气度，作人的味道，韩信比汉高祖刘邦可一爱一得多了。
即使如项羽，在作人方面，有时候也比刘邦可一爱一。
当然，这只是讲作人，不谈处事，要讲处事，那又须另当别论了。
讲到韩信的故事，相反地，正好拿汉高祖刘邦的遭遇作一对比。
当刘邦在青年的时代，一天到晚到处游荡、闹事，不务正业，一事无成的时候，他的父亲也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一次责备他几句，说他这样没有出息，实在比他二哥刘喜差多了。
老二规规矩矩为家里添置了产业，所以家里人都很喜欢他二哥。
至于他大哥，很早就死了。
有一次，刘邦带了几个平日和他一起混混的朋友，回家吃饭。
他的大一嫂骗他说没有饭菜了，朋友只好离去。
刘邦自己到厨房一看，原来饭菜还有的是，于是怀恨在心。
后来他当了汉高皇帝，封他二哥为代王，封他弟弟为齐王，就一直没有封他大哥一家人任何职位。
他父亲向他讲了，于是便封了一个“羹颔侯”给大哥的儿子、这是对他大一嫂当年不请他朋友吃饭的回报。
当未央宫落成时，他大宴诸侯群臣，席中向他父亲敬酒时说：“始大人常以巨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
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刘仲就是刘邦的哥哥。
刘邦问父亲：你现在看我比起二哥来，哪个有出息？哪个弄的产业多呢？搞得他父亲啼笑皆非，无法答话。
你看他多小气！哪里真够“豁达大度”四个字的份量呢？
不过，话说回来，刘邦比起历史上其他许多的帝王，他又的确好得多，有些地方还不太失“豁达大度”的作风，所以历史上对于汉高祖这四个字的评语，也可说是由于比较一性一格而来的评论而已。
我们讲苏秦失败的情形，又顺便扯出了这些故事，都是为了说明古今中外的人情常态。
我们现在讨论孟子，顺便联想到孟子的母亲对于孟子教育上的伟大之处，孟子所以表现出和苏秦迥然不同的圣贤人格，和这位孟太夫人的教诲，有着密切的关系。
苏秦成功的秘诀
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苏秦当时发奋图强的另一页。
他回到家里以后，在那种重重打击的情形之下，不怨天，不尤人，已经太难得。
同时他又踏实地作一番自我检讨，因此，他在含垢忍辱之下，连夜检阅自己的藏书，在几十种古书里，他特别找出了姜太公所著、与《陰符经》有关的谋略之学。
他重新开始研究陰符谋略，仔细去抉择它的一精一要。
读到夜里想睡觉时，他便拿起锥子来刺自己的大一腿，以警觉自己。
因此我们古人有勉励青年人求学的名言，所谓“头悬梁，锥刺股”。
其中锥刺股的典故，便出自苏秦这件事的。
好在他有强健的身一体，能够熬得过这种自虐式的刻苦奋斗，所以大一腿常常被刺得血流到脚上，他都能忍受得了，如果没有充沛健康的体能，那就早已完了。
他这样的用功，经过了一年，便很自信地能说动当时各国的政治领袖，所谓“当世之君”的人主们了。
他的原文是从前面提过的“皆秦之罪也”之后，接着还有这样的记载：
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陰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
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
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王霸互用的失败
我们讲到这里，暂且告一段落，先回转来看有关苏秦成功与失败的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关于苏秦的学术思想问题。
大家都知道，他在少年时代，和张仪、庞涓、孙膑他们，都是鬼谷子的学生。
孙膑和庞涓出山以后，正值当时国际间的风云排荡之秋，在军事的战争上都有所成名，这不在本题范围，不去讲他。
苏秦与张仪和他们不同，走的是政治路线。
搞政治，当然要牵扯到学说思想问题。
我们看过苏秦初见秦惠王的游说资料，很明显地看得出来，他在出道之初，讲的也同当时一般学者一样，大体都是从传统文化的王霸之道的学说思想范围，来分析当时的现势，贡献自己的主张和计划。
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更没有如后世小说家所想象的，鬼谷子传了他一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特别本事。
为什么苏秦当时所讲比较正规的学术思想，却不能被当时的老板们——所谓 “人君”的人主们所接受呢？这是为了什么？如果只拿文化衰落、政治道德败坏等老一套观念来看，当然也是理由，实际并不透彻。
究竟是什么原因？大家不妨多去读读书，多用思考去研究研究看。
不过，由此显而易见的是苏秦那种初期正反互相参合的学说，已经无法扣动当时的人主们之心弦，何况我们的孟夫子，动辄就搬出王道的大道理呢！那当然是牛头不对马嘴，到处吃不开了。
很可惜的是，苏秦后来还有十次对秦惠王的建议论文，都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
否则，在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文化遗产中，也必可以成为一家之言，一定也占有相当的价值。
不过，话说回来，苏秦本人的思想，只讲现实，并不注意学说思想的真正一精一神。
也许，他认为那些建议意见，是失败的，所以便没有让它流传了。
《陰符经》的启示
第二，《陰符经》与苏秦后来成功的问题
我们看了以上的资料，都知道苏秦从秦国失败回家以后，关起门来，苦苦地再来用功读书。
据说，读的是。
周朝初期极富传奇一性一的人物——姜太公（吕尚）所传的那本《陰符经》。
因此，自秦汉以后，很多人都在找这本出过历史一性一的大风头、有旋乾转坤之能的神秘奇书。
学政治的，学军事的，甚至学神仙道术的，统统都在找它。
另外有个类似的传说，圯上老人——黄石公，给了张良一本书，张良读了以后才能再度出山，成为帝王师的风云人物。
有人说，圯上老人给张良的，便是《素书》，因此许多人也拼命去读《素书》，想在其中找出求得功名富贵的捷径。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从古代流传下来的《陰符经》和《素书》，据学者们的考证，都是伪书，是后人所假造的。
那两本真书，早已收归天上，不落人间了。
而且我们现有的《陰符经》有两种：一种是所谓黄帝时代所著的《陰符经》，是道书，当然也可以在其中牵强附会，套一上政治学、军事学、谋略学等许多大原理原则。
还有另一种《陰符经》便是所谓《太公兵法》，实际上都是伪书。
书本虽然出于后世才人的伪造，但它的内容、价值，却不可以因为是伪书便一笔抹煞。
这等于国际市场上某些一精一良的赝品，不但可以乱真，甚而有时简直可以同真了。
现在我们再来讲苏秦。
他在家里，又下了一年昼夜关门苦读的工夫，便很自信能说动当时的人君们。
难道说《陰符经》真有这样神妙吗？你若把流传下来固有的《陰符经》，或《太公兵法》，或者《鬼谷子》那些书都拿来研究一下，如果自己没有高度的智慧，足资自我启发的话，那你很可能要被那些书本所困扰，变成一个食古不化，迂腐而迷好神奇，愈来愈不切实际的老冬烘了。
但是，根据史料的记载，苏秦再度出来的成功，的确是由研读《陰符经》所致。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在我们的古书里，所谓陰符也好，六韬三略也好，这些书本统统属于谋略学的范围。
大体上，所有论说的内容，都是用古代简练的文字，根据天道、物理等奇正反复、陰陽互变、动静互用的原则，来说明应用在人事上的原理。
这所谓人事，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社会等等人际关系的事务。
苏秦再读《陰符经》以后，启发了他的思想，重新仔细研究当时的天下大势，使他有了新的启示，形成一套适合于当时国际现势的新的谋略构想，因此便建立信心，自认为再度出山，必然可以切合当时人主们现实的需要，必定会采纳他的意见而使自己达成愿望。
由这里，我们可以了解，世界上不管哪一门学问，必须要从读书求知识，受教育而建立基础。
但是书本上的知识，都是由于前人的经验累积所集成的产品。
当你吸收了这些知识经验以后，必须还要自己能够消化，能够加以发挥，产生出你自己新的见解，才是构成学问的最主要因素。
如果呆呆板板地被它所范围，那就变成了所谓的“书呆子”了。
其实，书呆子的确也是人类文化的艺术产品，有他非常可一爱一的一面。
但是，往往运用到现实的事务上，便又很可能流露出非常可厌的一面，成为“百无一用是书生”古人名言的反映了。
苏秦他再度的出山，便是由书呆子的蜕化而成功的。
图取个人权利
第三，我们要注意苏秦在历史文化上的价值问题。
我们历史文化的根本基础上，几千年来一仍不变的重心所在，就是传统文化中王道的一精一神，也便是孔孟一系儒家学术思想的道统。
严格说来，这种文化维系续绝的道统所在，倒并非因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缘故。
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先天一性一地一爱一好人道和平，重视接近天则的王道教化，而薄视巧取豪夺的权谋所致。
因此，在我们的文化史上，尽管有非常可一爱一、非常重要的诸子学说思想，但也只能把它用来作为文化学术的旁通陪衬，而不能认为是正规的文化中心思想。
更何况如苏秦、张仪之流的纵横谋略之学，只是从个人的权利思想出发，图得个人平生的快意，他的用心动机，并没有为国家天下长治久安作打算。
因此，虽然在当时的现实政治上煊赫一时，风云了二三十年，但毕竟要被历史的天秤称量下去，并不予以重视。
再说，我们虽然只是简略地读了前面引述苏秦出处的那些资料，但在大体上，已可了解他是深受当时的时代环境、社会风气和家庭背景所影响。
他并不能像孔子、孟子那样具有“确然而不可拔”的特立独行的一精一神修养。
所以他始终只能成为一个大谋略家，一个聪慧的凡夫，绝对无法成为一个超凡的圣人。
那么，在这里我们对于凡夫与圣人的分野，又如何来下一个定义呢？很简单：
在现实的人生中，只为自己一身的动机而图取功名富贵的谋身者，便是凡夫。
在现实的人生中，如不为自己一身而谋，舍生取义，只为忧世忧人而谋国、谋天下者，便是圣人。
所以我们只要看苏秦的传记上，当他学成再要出门时的豪语：“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的几句话，就可以看出他的器识志量只在财势而已。
在这里，使我想起当年在四川时，听一位西蜀的前辈朋友，告诉我们戏中几句幽默的戏文。
其实，我觉得不单是平常的幽默，简直是对英雄主义的讽刺，也是人生哲学的透一视。
现在可以用来对苏秦的这个历史故事作类比。
川戏、汉戏，差不多都是同一系统的地方一性一艺术。
也和京戏一样，在作戏的时候，要配上那些吵死人的大锣大鼓。
当然，京戏原来就由安徽湖北戏变来的，大锣大鼓也有极大的学问，年轻同学们对这一部分国粹不可以太轻视。
现在我要讲的，当川戏中唱某一出大戏时，先在震天价响的大锣大鼓开场下，出来了两位披大氅，武生打扮的绿林英豪。
他们用大氅遮住面目，在戏台上先用英雄式的快步转上一圈，然后在戏台的中央当众一站，虎虎有生气地撩下了遮面的半边大氅，就开始唱起他们自报名来的道白了。
一个英雄唱的是：
“独坐深山门幽幽，两眼瞪着猫儿头。
（当年四川路摊上卖给劳力人们吃的白饭，添在碗中高高超出鼻尖的那种便饭，就叫做猫儿头。
）如要孤家愁眉展，除非豆花（儿）拌酱油。”
你看，所谓占山立寨的英雄豪杰们，他最基本的要求，和最终的目的，还不都是为了吃饭吗？只是被他这种装扮，配上幽默的对白和做作，一说穿，人生本来如此，于是就逗得人哈哈大笑了！
另一个跟着唱白的是：
“小子力量大如天，纸糊（的）灯笼打得穿。
开箱豆腐打得烂，打不烂除非（是）豆腐干。”
这可真够幽默了，这四句话说穿了人毕竟都是人，就是这样的平凡，拆卸了英雄心理上的伪装，谁人又有多大的了不起呢？
好了，笑话也说过了，由这个笑话的题材，我们再回转来看苏秦的动机，所谓 “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的语句文辞，和所引用川戏中的两首白话诗来对看，就不用我再来下结论了。
佩六国相印的显赫时期
在战国的后期，国际上所有盛极而衰的强国，尽是一片纷纷扰扰的局面，都畏惧崛起西边的强秦，没有哪一国真敢和秦国抗手争衡的。
即如孟子所见最大的、最古老的齐国之君齐宣王，也不例外。
那么，苏秦这次的再次出门游说，要想实施他合纵抗秦的联合国计划，实在也真不容易。
不要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如此之难，即如后世的历史上，以一介平民的书生，毫无背景，毫无凭借，要想掌握整个天下于股掌之间，成立一个空头联合战线的王国，除了苏秦以外，实在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我们读历史，不管从哪种角度来衡量，随便怎么看不起苏秦的作为，但他毕竟还是有他对当时时代贡献的功绩存在。
他后来能够南北奔走，把国际间联合战线组织成功，身佩六国相印。
在私的方面，果然耀武扬威地让他家人和嫂子们羡慕不已。
在公的方面，他也着实作到了吓阻强秦而不敢轻易发动侵略的战争。
因此而使当时战事连绵的天下时局，能够由他手里一直安定和平地过了二十多年。
不但当时的六国诸侯深受其利，间接地使当时天下各国的人民，能够喘一息安居，半生免于战争戎马的祸患，实在也是很大的功德。
虽然他只为现实利益，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但是他所造成事功的伟业，岂可轻易地抹煞。
事实上，孟子在当时，也有所未能。
如照孔子评论管仲等人物的语调，假如孔子迟生在苏秦之后，也许会给他一句 “可谓能矣”的评语呢！
历史的是非，到底也有公论，我们只要看一看刘向著《战国策》的序言，便可知苏秦的确也有可贵可一爱一的一面。
如刘向所说：
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放效。
后王师之，道相吞灭，并大兼校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
……
故孟子、孙卿（荀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
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
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苏秦的小弟）之属，生纵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
……
然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
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
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荚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
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
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荚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
亦可喜，皆可观。
我们要注意，苏秦第一次游说的失败，是先走强国的路线。
这一次他再度出门游说，经由赵国，先到北方的燕国。
燕文侯被打动了心，最后对苏秦说，愿意把全国的力量托付他，以便从事南北联合阵线的合纵工作。
并且给他足够的活动资金，又为他装备豪华的外交马车。
如《战国策》所记：
燕王曰：寡人国小，西迫强秦，南近齐赵。
齐赵强国也。
今主君幸教，诏之合纵以安燕，敬以国从。
于是赍苏秦车马金帛以至赵。
从此苏秦便一路顺利地到了赵国来游说赵肃侯。
结果赵王也和燕文侯一样，愿意把国事全部付托给他，而且比燕王更加倍地供给苏秦活动资金和外交排场
如所记：
赵王曰：寡人年少，莅国之日浅，未尝得闻社稷之长计。
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诸侯，寡人敬以国从。
乃封苏秦为武安君，饰车百乘，黄金千镒，白璧百双，绵绣千纯，以约诸侯。
你看！这一下苏秦的神气更大了。
他到了韩国，结果韩宣王又是说：“敬奉社稷以从。”
接着，他到魏国来说动了魏襄王，也就是孟子批评他“望之不似人君”，看不起他，施施然而去之的魏襄王。
结果他也同燕赵韩一样，完全听命于苏秦。
等到苏秦再到齐国来见那一位向孟子请教过，结果是话不投机的齐宣王，也是 “敬奉社稷以从”，向他拱手拜托了。
最后，他到南方说动了楚国的威王，楚王当然也是以“谨奉社稷以从”作结论。
到此，司马迁写《苏秦列传》便说：“于是六国纵合而并力焉，苏秦为纵约长。”
“纵约长”，相当于现在所谓联合国的秘书长。
“并相六国”，同时兼任当时国际上六个国家——燕、韩、赵、魏、齐、楚的辅相职务。
这个时候的苏秦，神气可大了。
现在美国出了一个小小的基辛格，哪里能够与苏秦相提并论。
不过，最有趣的，是《战国策》中，首先在《秦策》里所记述苏秦那篇的结尾一段，他写实的描写，也和司马迁在《史记》里所写的一样有趣。
虽然我认为《战国策》里对苏秦的一段结语，正好为他作盖棺论定的画龙点睛。
不过，为了文章安排的次序顺畅，我们还是采用了《史记》的一段，更为条贯。
苏秦组织联合战线的合纵计划，由北到南；一路外交活动的成功之后，他必须回转北方，向开始发起的燕赵报告。
在北上的途中，必须经过他的故乡洛陽。
这一路行来，后面侍从的车驾阵势，非常浩大。
随行的行李和卫队，当然也可想而知，真是威风十足。
更何况各国的诸侯都派遣了特别使节来欢送他。
那种神气，简直就相当于当时执掌政权的诸侯王者一样。
因此，搞得当时在洛陽的中央天子周显王，听了这种情况，心中也有点惴喘不安了。
因为苏秦本来是他中央直辖治下的平民，并且在他第一次出来游说时，也曾先向东周提出过意见，结果被打了回票。
所以这次周显王更显得有些难堪了。
因此，只好派了专人为他清理还乡的道路，又加派了一位代表远到郊外去欢迎他。
如＆，
北报赵王，乃行过洛陽。
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疑于王者。
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郊劳。
苏秦的书生本色
现在我们继续看苏秦回到故乡后的记述，不但是很有趣味的历史故事，同时也可以启发我们对人生观的哲学思想，以及作人处世，在义、利之间的取舍，非常值得注意。
先看这一段绝妙的原文：
苏秦之昆弟妻嫂侧日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
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
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陽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
初，苏秦之燕，贷人百钱为资，及得富贵，以百金偿之。
偏报诸所尝见德者。
其从者有一人独未得报，乃前自言。
苏秦曰：我非忘子，子之与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时，我困，故望子深。
是以后子。
子今亦得矣。
这段原文接在当时中央政一府的天子周显王也派特使出来欢迎之后。
苏秦当时那种威风荣耀，比起唐朝的士子们，考取了进士便自比做登仙而升天的情景，远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时候，他的父母兄弟妻嫂，全家人都出动到郊外去欢迎他。
等到苏秦的全副仪仗到家以后，他的兄弟、太太、嫂子们，都不敢拿正眼来面对着他，只敢低着头，偷偷地拿眼角瞄视他，而且都弯着身一子，用半跪式的姿态侍候他，等着他来吃饭。
苏秦看了这种情景，就笑着对他的大一嫂说，你在我当年失意回家时，不肯为我做饭，现在为什么又这样地多礼呢？我们读了苏秦这句“何前倨而后恭也”的问话，果然觉得他也未免有点小气。
但要知道，这是人之常情，除非真正的圣哲，可以淡忘过去的嫌隙。
不然，任何一个平常人，都会有这种介意的心理存在。
只是耿耿在心的介意，没有采取难堪的报复做法，已经算是第一流的豪杰之士，何况苏秦还坦坦白白地用笑脸说出他的幽默话呢！好了，理论少讲，我们快看这一幕家庭闹剧是怎样地演出。
他的嫂子听了苏秦类似讥讽的幽默以后，挂不住了，生怕苏秦会拿权势来报复她，干脆便一跪到地，扑下了身一子，正如后世所谓的“五体投地”的拜倒在地，一面向他道歉，一面说了一句非常坦白的良心话：因为我现在看到你官位又高，钱又多，所以我要对你好好地巴结了！这句“见季子位高金多也”真让人拍案叫绝，如果也用金圣叹批小说的手法来讲，可批：“好个苏大一嫂！可以浮一大白。”
苏秦问得讥讽、幽默。
苏大一嫂答得也真够坦率，真够心直口快，说出了千古人情的真话。
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礼敬，是要极高度的学问修养才能做到。
否则，绝对纯朴，没有学识的人也能做到。
除此之外，人与人相处的礼敬态色，不是为了权势的高位，就是为了你有多金值得重视。
如果既有高位，又有多金如苏家的老三，当然会有人向他拍马屁了。
季子，是苏大一嫂在家里叫苏秦老三或三叔的口头语，并不一定是苏秦的名字。
不过，古人的口语，记之于文字，后来往往便把它当作了文词。
我想这种人生滋味的经验，在每个人的心史上，或多或少都有过记录的。
只是在苏秦这里，叔嫂两人的对话中，坦白地说出了人情世态的真相，便觉得够刺激！够痛快！
也由于苏大一嫂的坦率，便接着引出苏秦对人生观的哲学言论。
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新闻记者来访问他，所以不是要记者发表的私人意见，更不是他代表合纵政策的联合公告（一笑）。
当他听了他大一嫂的话，便很感慨地说：唉！当年落魄回家的苏秦，也就是现在的我，同样的一个人，当你富贵的时候，亲戚朋友都畏惧你，敬重你。
当你贫贱的时候，人们就轻视你，把你看成不值一顾的人。
像我苏秦这样的人，对于人生的遭遇，也深刻地体验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味道，何况平常的一般人呢？注意！我们要特别注意原文中“况众人乎”这句话的语意。
为什么呢？苏秦的语意是很坦白地说，像我苏秦这样有出息的人，虽然有一半是运气，但是也算难得了。
至于一般平常的普通人，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努力的成果，有这种好运的机会。
因此，世界上那些注定要受委曲的人们，还不知有多少哩！这便是苏秦的哲学观点，苏秦的书生本色，的确明通世故，透达人情到了极点，所以他的成就，也并非偶然侥幸得来的。
但是，这一段文章里的“况众人乎！”也可以照一般的解释，是说像我的家人亲属们，在我失意的时候，也是那样地鄙视我。
现在在我得意的时候，又这样地巴结我。
至亲骨肉尚且如此，何况一般毫无关系的外人呢！
这还不算，最可一爱一的是苏秦接着说出他的坦率话。
他说：假如我当年自己手里有靠洛陽城郊的好水田二百亩，那我宁可在家里享受田园之乐，在农村社会作一个小小的富家翁，享享福，谁又愿意出去奔走四方呢！不过，我苏秦真要有那种好的家庭环境，那么，我今天哪里可能一身掌有六个国家的辅相大印？
所以人生的福祸都很难说，我们如果从道德果报的观点来看，便有后世宗教家们所说的：“祸福无门，唯人自召。”
如果只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便符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
的至理名言。
讲到苏秦所说人生哲学的道理，使我联想起现代史上一位名公巨卿的故事。
当他少年时，开始出来学军事，当小排长的时候，他的同袍看到他日记里写着，如果他有五百块大洋，可以回家买几亩地来种田的话，实在不想这样辛苦。
他哪里想到后来居然成为国家重镇，在历史上留名呢？同样情形，在唐末的乱世中，吴越王钱鏐，原先也只想在贩盐的行业里，多纠集些人手来保护自己，他哪里又预料到后来能屏障东南，做到了“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光寒十四州”的封王局面呢？再说，朱元璋要不是因为当小和尚碰到荒年，出去化缘也难得温饱的话，他也不会去投军。
当时他更是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后来竟然当上皇帝。
当汉光武刘秀还没落在民间的时候，他的最大希望，只想做到帝都卫戍司令的职位，然后讨到陰丽华来做老婆，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陰丽华”就志得意满。
哪里又想到竟然作了汉代中兴的令主呢？诸如此类历史人物的类同故事很多，不再多讲了。
不过我们要知道，像苏秦那样的人物，在踌躇满志的时候，仍然能不失书生本色。
憣然憬悟到人生哲学的道理，总算不太容易。
但是，苏秦是属于豪杰之士的人物，豪杰也是凡人，不能以他的一个人生，来偏盖一切的人生观念。
另外如孔孟一系的儒家圣哲们，他们的人生哲学，一开始发心立志，便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就如各个大宗教教主们的救世淑世主义者，当然又比苏秦的人生境界，超越了许多。
其他如道家的隐士们，那种遗世独立的情一操一，又是另一种人生类型的风格。
因此，我们在现实的人生社会里，必须有独立不倚的澡雪一精一神，才能挺拔在 “位高金多”的俗世之中。
例如宋人陆仲微有一段对人生观的名言，实在可作为热衷于富贵中的清凉剂。
他说：“禄饵可以钓天下之内才，而不能啖尝天下之豪杰；名航可以载天下之猴士，而不能陆沉天下之英豪。”
苏秦的义利之辨
在艰苦中成长成功之人，往往由于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