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
十六 兼爱下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
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
又与今人之贱人，执其兵刃毒一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
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自生。
此胡自生？此自一爱一人、利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
必曰：“从恶人、贼人生。”
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
然即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
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以易之，譬之犹以水救火也（1），其说将必无可矣。”
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
然即兼之可以易别之故何也？曰：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虽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2）？为彼者，由为己也。
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为彼犹为己也。
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为彼犹为己也。
然即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
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
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
必曰：“从一爱一人利人生。”
分名乎天下，一爱一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
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
且乡吾本言曰（3）：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
是故子墨子曰别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
今吾将正求与天下之利而取之（4），以兼为正。
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5）！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6）！而有道肆相教诲（7），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
今唯毋以兼为正，即若其利也。
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曰：“即善矣，虽然，岂可用哉？”
子墨子曰：“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
姑尝两而进之（8）。
谁以为二士（9），使其一士者执别，使其一士者执兼。
是故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
是故退睹其友，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
别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
曰：“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
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
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
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与？当使若二士者（10），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
然即敢问：今有平原广野于此，被甲婴胄，将往战，死生之权，未可识也；又有君大夫之远使于巴、越、齐、荆，往来及否，未可识也。
然即敢问：不识将恶也家室，奉承亲戚、提挈妻子而寄托之，不识于兼之有是乎？于别之有是乎？我以为当其于此也，天下无愚夫愚妇，虽非兼之人，必寄托之于兼之有是也。
此言而非兼，择即取兼，即此言行费也（11）。
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曰：“意可以择士，而不可以
择君乎？”
姑尝两而进之。
谁以为二君（12），使其一君者执兼，使其一君者执别。
是故别君之言曰：“吾恶能为吾万民之身，若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13）。
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譬之犹驷驰而过隙也。”
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
别君之言若此，行若此。
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明君于天下者，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然后可以为明君于天下。”
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
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
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与？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
然即敢问：今岁有疠疫（14），万民多有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
不识将择之二君者，将何从也？我以为当其于此也，天下无愚夫愚妇，虽非兼者，必从兼君是也。
言而非兼，择即取兼，此言行拂也。
不识天下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犹未止也，曰：“兼即仁矣，义矣；虽然，岂可为哉？吾譬兼之不可为也，犹挈泰山以超江、河也。
故兼者，直愿之也，夫岂可为之物哉？”
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来，未尝有也。
今若夫兼相一爱一、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
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
《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
即此言文王之兼一爱一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
即此文王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王取法焉！
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
禹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
蠢兹有苗，用天之罚。
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15），以征有苗。”
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即此禹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禹求焉。
且不唯《禹誓》为然，虽汤说即亦犹是也。
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
’”即此言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以词说于上帝鬼神。
即此汤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汤取法焉。
且不惟誓命与汤说为然，《周诗》即亦犹是也。
《周诗》曰：“王道荡荡，不偏不一党一；王道平平，不一党一不偏。
其直若矢，其易若厎（16）。
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
若吾言非语道之谓也，古者文、武为正均分，贵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17）。
即此文、武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武取法焉。
不识天下之人，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犹未止。
曰：“意不忠亲之利，而害为孝乎？”
子墨子曰：“姑尝本原之孝子之为亲度者。
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一爱一、利其亲与？意欲人之所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即欲人之一爱一、利其亲也。
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一爱一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一爱一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一爱一利吾亲乎？即必吾先从事乎一爱一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一爱一利吾亲也。
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从事一爱一利人之亲者与？意以天下之孝子为遇，而不足以为正乎？姑尝本原之。
先王之所书，《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
投我
以桃，报之以李。”
即此言一爱一人者必见一爱一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
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意以为难而不可为邪？尝有难此而可为者，昔荆灵王好小要，当灵王之身，荆国之士饭不逾乎一，固据而后兴，扶垣而后行。
故约食为其难为也，然后为，而灵王说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其上也（18）。
昔者越王句践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进之。
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胜数也（19）。
当此之时，不鼓而退也，越国之士，可谓颤矣（20）。
故焚一身为其难为也，然后为之，越王说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上也。
昔者晋文公好苴服。
当文公之时，晋国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练帛之冠，且苴之屦，入见文公，出以践之朝。
故苴服为其难为也，然后为，而文公说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其上也。
是故约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难也，然后为而上说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乡其上也。
今若夫兼相一爱一、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为也，不可胜计也，我以为则无有上说之者而已矣。
苟有上说之者，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一爱一、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
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
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
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
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
［注释］
（1）“以水救火”当作“以水救水，以火救火。”
（2）“虽”为“谁”字之误。
（3）“乡”：即“向”。
（4）此句疑“正”字当删，“与”为“兴”字之误。
（5）“与”为“为”字之误。
（6）“毕强”即“毕劼”，“动”为“助”字之误。
（7）“而”疑为“是以”之误。
（8）“进”为“颈之假借字。
（9）“谁”为“设”字之误。
（10）“当”如“尝”。
（11）“费”通“拂”。
（12）“谁”为“设”字之误。
（13）“泰”通“太”。
（14）疠疫：瘟疫。
（15）“若”疑为“兹”之误。
“既”为“即”假借字。
“群对诸群”当为“群邦诸辟”。
（16）“厎”即“砥”。
（17）阿：私。
（18）“乡”通“向”。
（19）“有”为“者”字之误。
（20）“颤”读为“惮”。
［白话］
墨子说道：“仁人的事业，应当努力追求兴起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
然而在现在，天下之害，什么算是最大的呢？回答说：“例如大国攻伐小国，大家族侵扰小家族，强大者强迫弱小者，人众者虐一待人少者，狡诈者算计愚笨者，尊贵者傲视卑贱者，这就是天下的祸害。
又如，做国君的不仁惠，做臣下的不忠诚，做父亲的不慈一爱一，做儿子的不孝敬，这又都是天下的祸害。
又如，现在的贱民拿着兵刃、毒一药、水火，用来相互残害，这又是天下的祸害。
姑且试着推究这许多祸害产生的根源。
这是从哪儿产生的吗？这是从一爱一别人利别人产生的？则必然要说不是这样的，必然要说是从憎恶别人、残害别人产生的。
辨别一下名目：世上憎恶别人和残害别人的人，是兼（相一爱一）还是别（相恶）呢？则必然要说是别（相恶）。
既然如此，那么这种别相恶可不果然是产生天下大害的原因！所以别（相恶）是不对的。
墨子说：“如果以别人为不对，那就必须有东西去替代它，如果说别人不对而又没有东西去替代它，就好像用水救水、用火救火。
这种说法将必然是不对的。”
所以
墨子说：“要用兼（相一爱一）来取代别（相恶）。”
既然如此，那么可以用兼（相一爱一）来替换别（相恶）的原因何在呢？回答说：“假如对待别人的国家，象治理自己的国家，谁还会动用本国的力量，用以攻伐别人的国家呢？为着别国如同为着本国一样。
对待别人的都城，象治理自己的都城，谁还会动用自己都城的力量，用以攻伐别人的都城呢？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
对待别人的家族，就像对待自己的家族，谁还会动用自己的家族，用以侵扰别人的家族呢？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
既然如此，那么国家、都城不相互攻伐，个人、家族不相互侵扰残害，这是天下之害呢？还是天下之利呢？则必然要说是天下之利。
姑且试着推究这些利是如何产生的。
这是从哪儿产生的呢？这是从憎恶人残害人产生的呢？则必然要说不是的，必然要说是从一爱一人利人产生的。
辨别一下名目：世上一爱一人利人的，是别（相恶）还是兼（相一爱一）呢？则必然要说是兼（相一爱一）。
既然如此，那么这种交相兼可不果是产生天下大利的 ！所以墨子说：“兼是对的。”
而且从前我曾说过：“仁人之事，必然努力追求兴起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
现在我推究由兼（相一爱一）产生的，都是天下的大利；我推究由别（相恶）所产生的，都是天下的大害。
所以墨子说别（相恶）不对兼（相一爱一）对，就是出于这个道理。
现在我将寻求兴起天下之利的办法而采取它，以兼（相一爱一）来施政。
所以大家都耳聪目明，相互帮助视听，听以大家都用坚强有力的手足相互协助！而有好的方法努力互相教导。
因此年老而没有妻室子女的，有所奉养而终其天年；幼弱孤童没有父母的，有所依傍而长大其身。
现在以兼（相一爱一）来施政，则其利如此。
不知道天下之士听到兼（相一爱一）之说而加以非议，这是什么缘故呢？
然而天下的士子，非议兼（相一爱一）的言论还没有中止，说：“兼（相一爱一）即使是好的，但是，难道可以应用他吗？”
墨子说：“如果不可应用，即使我也要批评它，但哪有好的东西不能应用呢？”
姑且试着让主张兼和主张别的两种人各尽其见。
假设有两个士子，其中一士主张别（相恶），另一士主张兼（相一爱一）。
主张别（相恶）的士子说：“我怎么能看待我朋友的身一体，就象我的身一体；看待我朋友的双亲，就象我的双亲。”
所以他返身看到他朋友饥饿时，即不给他吃；受冻时，即不给他穿；有病时，不服事疗养；死亡后，不给葬埋。
主张别（相恶）的士子言论如此，行为如此。
主张兼（相一爱一）的士子言论不是这样，行为也不是这样。
他说：“我听说作为天下的高士，必须对待朋友之身如自己之身，看待朋友的双亲如自己的双亲。
这以后就可以成为天下的高士。”
所以他看到朋友饥饿时，就给他吃；受冻时，就给他穿；疾病时前去服侍，死亡后给予葬埋。
主张兼（相一爱一）的士人的言论如此，行为也如此。
这两个士子，言论相非而行为相反吗？假使这两个士子，言出必信，行为必果，他们的言与行就象符节一样符合，没有什么话不能实行。
既然如此，那么请问：现在这里有一平原旷野，人们将披甲戴盔前往作战，死生之变不可预知；又有国君的大夫出使遥远的巴、越、齐、楚，去后能否回来不可预知。
那么请问：他要托庇家室，奉养父母，寄顿自己的妻子，究竟是去拜托那主张兼（相一爱一）的人呢？还是去拜托那主张别（相恶）的人呢？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无论天下的愚夫愚妇，即使反对兼（相一爱一）的人，也必然要寄托给主张兼（相一爱一）的人。
说话否定兼（相一爱一），（找人帮忙）却选择兼（相一爱一）的人，这就是言行相违背。
我不知道天下的人都听到兼（相一爱一）
而非议它的作法，原因在哪里？
然而天下的士子，攻击兼一爱一的言论还是没有停止，说道：“或许可以用这种理论选择士人，但却不可以用它选择国君吧？”
姑且试着让两者各尽其见。
假设这里有两个国君，其中一个主张兼的观点，另一个主张别的观点。
所以主张别的国君会说：“我怎能对待我的万民之身，就对待自己之身呢？这太不合天下人的情理了。
人生在世上并没有多少时间，就好像马车奔驰缝隙那样短暂。”
所以他返身看到他的万民挨饿，就不给吃，受冻就不给穿，有疾病就不给疗养，死亡后不给葬埋。
主张别的国君的言论如此，行为如此。
主张兼的国君的言论不是这样，行为也不是这样。
他说：“我听说在天下做一位明君，必须先看重万民之身，然后才看重自己之身，这以后才可以在天下做一位明君。”
所以他返身看到他的百姓挨饿，就给他吃，受冻就给他穿，生了病就给他疗养，死亡后就给予埋葬。
主张兼的君主的言论如此，行为如此。
既然这样，那么这两个国君，言论相非而行为相反？假使这两个国君，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符合得像符节一样，没有说过的话不能实现。
既然如此，那么请问：假如今年有瘟疫，万民大多因劳苦和冻饿而辗转死于沟壑之中的，已经很多了。
不知道从这两个国君中选择一位，将会跟随那一位呢？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无论天下的愚夫愚妇，即使是反对兼一爱一的人，也必定跟随主张兼的国君了。
在言论上反对兼，而在选择时则采用兼，这就是言行相违背。
不知道天下的人听到兼的主张而非难它的做法，其原因是什么。
然而天下的士子，非难兼一爱一的言论还是没有停止，说道：“兼一爱一算得上是仁，也算得上是义了。
即使如此，难道可以做得到吗？我打个比方，兼一爱一的行不通，就像提举泰山超越长江、黄河一样。
所以兼一爱一只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难道是做得到的事吗？”
墨子说：“提举泰山超越长江、黄河，自古及今，生民以来，还不曾不过。
现在至于说兼相一爱一、交相利，这则是自先圣六王就亲自实行过的。”
怎么知道先圣六王亲自实行了呢？墨子说：“我并不和他们处于同一时代，能亲自听到他们的声音，亲眼见到他们的容色，我是从他们书写在简帛上、镂刻在钟鼎石碑上、雕琢在盘盂上，并留给后世子孙的文献中知道这些的。”
《泰誓》上说：“文王象太陽，象月亮一样照耀，光辉遍及四方，遍及西周大地。”
这就是说文王兼一爱一天下的广大，好像太陽、月亮兼照天下，而没有偏私。
这就是文王的兼一爱一。
即使墨子所说的兼一爱一，也是从文王那里取法的！
而且不只《泰誓》这样记载，即使大禹的誓言也这样说。
大禹说：“你们众位士子，都听从我的话：不是我小子敢横行作乱，而是苗民在蠢动，因而上天对他们降下惩罚。
现在我率领众邦的各位君长，去征讨有苗。”
大禹征讨有苗，不是为求取和看重富贵，也不是干求福禄，使耳目享受声色之乐，而是为了追求兴起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祸害。
这就是大禹的兼一爱一。
即使墨子所说的兼一爱一，也是从大禹那里取法的！
而且并不只《禹誓》这样记载，即使汤的言辞也是如此，汤说：“我小子履，敢用黑色的公牛，祭告于皇天后土说：‘现在天大旱，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得罪了天地。
于今有善不敢隐瞒，有罪也不敢宽饶，这一切都鉴察在上帝的心里。
万方有罪，由我一人承担；我自己有罪，不要累及万方。
’”这说的是商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尚且不惜以身作为牺牲祭品，用言辞向上帝鬼神祷告。
这就是商汤的兼一爱一，即使墨子的兼一爱一，也是从汤那里取法的。
而且不只大禹的誓言和商汤的言辞是这样，周人的诗也有这类的话。
周诗上说：“王道荡荡，不偏私不结一党一；王道平平，不结一党一不偏私；君子在王道上引导，小人在后面望着行。”
如果以我所说的话不符合道，则古时周文王、周武王为政公平，赏贤罚暴，不偏私父母兄弟。
这就是周文王、武王的兼一爱一，即使墨子所说的兼一爱一，也是从文王、武王那里取法的。
不知道天下的人一听到兼一爱一就非难，究竟是什么原因。
然而天下的人非难主张兼一爱一者的言论，还是没有终止，说道：“抑或这不符合双亲之利，而有害于孝道吧？”
墨子说：姑且试着推究孝子为双亲考虑的本心，我不知道孝子为双亲考虑，是希望别人一爱一护和有利他的双亲呢？还是希望憎恶、残害他的双亲呢？按照常理来看，当然希望别人一爱一护和有利于他的双亲。
既然如此，那么怎样从事才能得到这个呢？假若我先从事于一爱一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我以一爱一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呢？还是我先从事于憎恶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我以一爱一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呢？则必然是我先从事于一爱一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我以一爱一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
然则这一交相利的孝子，果真是出于不得已，才先从事于一爱一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呢？还是以为天下的孝子都是笨人，完全不值得善待呢？姑且试着探究这一问题。
先王的书《大雅》说道：“没有什么话不听用，没有什么德不报答。
你投给我桃，我报给你李。”
这就是说一爱一人的必被人一爱一，而憎恶人的必被人憎恶。
不知天下的人，一听到兼一爱一就非难，究竟原因在哪里。
抑或认为困难而做不到吗？曾有比这更困难而可做到的。
从前楚灵王喜欢细一腰。
当灵王在世时，楚国的士人每天吃饭不超过一次，用力扶稳后才能站起，扶着墙壁然后才能走路。
所以节食本是他们难于做到的，然而这样做后灵王喜欢，所以没有经过多久时间，民风可以转移。
则这无非是为迎一合君主之意罢了。
从前越王勾践喜欢勇一猛，训练他的将士三年，认为自己还不知道效果如何，于是故意放火烧船，擂鼓命将士前进。
他的将士前仆后继，倒身于水火之中而死的不计其数。
当这个时候，如停止擂鼓而撤退的话，越国的将士可以说害怕的了。
所以说焚一身是很难的事，这以后却做到了。
因为越王喜欢它，所以没经过很久时间，民风可以转移，这是为追求迎一合君主罢了。
从前晋文公喜欢穿粗布衣，当文公在世时，晋国的人士都穿大布的衣和母羊皮的裘，戴厚帛做的帽子，穿粗糙的鞋子，（这身打扮）进可见晋文公，出可在朝廷来往。
所以穿粗陋的衣服是难做到的事，然而因为文公喜欢，没过多长时间，民风可以转移，这是为追求迎一合君主罢了。
所以说节食、焚舟、穿粗衣服，这本是天下最难做的事，然而这样做后可使君主喜欢，因此没过多长时间，民风可以转移，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为追求迎一合君主罢了。
现在至于兼相一爱一、交相利，这是有利而容易做到，并且不可胜数的事。
我认为只是没有君上的喜欢罢了，只要有君上喜欢，用奖赏称赞来勉励大众，用刑罚来威慑大众，我认为众人对于兼相一爱一、交相利，会像火一样的向上，水一样的向下，在天下是不可防止得住的。
所以说兼一爱一是圣王的大道，王公大人因此得到安稳，万民衣食因此得到满足。
所以君子最好审察兼一爱一的道理而努力实行它。
做人君的必须仁惠，做人臣的必须忠诚，做人父的必须慈一爱一，做人子的必须孝敬，做人兄的必须友一爱一其弟，做人弟的必须敬顺兄长。
所以君子假如想要做仁惠之君、忠诚之臣、慈一爱一之父、孝敬之子、友一爱一之兄、敬顺之弟，对于兼一爱一就不可不去实行。
这是圣王的大道，万民最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