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法法
【原文】
不，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
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
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闻贤而不一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危人而不能，殆；废人而复起，殆；可而不为，殆；足而不施，殆；几而不密，殆。
人主不周密，则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毋内；人主孤而毋内，则人臣一党一而成群。
使人主孤而毋内、人臣一党一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
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
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
故曰：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
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一奸一不胜矣。
故曰：邪莫如蚤禁之。
赦过遗善，则民不励。
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
故曰：明君者，事断者也。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一位危。
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
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
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
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
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
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
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
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
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
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
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
明君在上一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
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
故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
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
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分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
故曰：私议立则主道卑矣。
况主倨傲易令，错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犹立。
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
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
使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
贤者食于能，则上尊而民从；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患而傲敌。
上尊而民从，卒轻患而傲敌。
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
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
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雎之矿石也。
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
是故先王制轩冕所以著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也。
使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
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
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养足，四者备体，则胥足上尊时而王不难矣。
文有三侑，武毋一赦。
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
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
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虽有过，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
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
故曰：俭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
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一操一事于妄作；愚民一操一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
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
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一党一起而乱贼作矣。
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
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
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
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
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
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
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
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
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
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
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
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一奸一邪作矣。
计上之所以一爱一民者，为用之一爱一之也。
为一爱一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一爱一民矣。
夫以一爱一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
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
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拟，而斧钺不上因。
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
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
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
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一爱一其死。
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一爱一其死，然后无敌。
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
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
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
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
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
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
然后功立而名成。
然则国何可无道？人何可无求？得道而导之，得贤而使之，将有所大期于兴利除害。
期于兴利除害莫急于身，而君独甚。
伤也，必先令之失。
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弑。
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
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
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
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
在臣期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
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
故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庭远于万里。
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
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
步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庭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
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
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
故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
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一爱一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
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
政者，正也。
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
是故圣人一精一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
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
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
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
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
故言有辨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
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规矩者，方圜之正也。
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圜也。
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
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
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
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
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良人贱人，使人相臣也。
人主一操一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
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
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
六位在臣，则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
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
牵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
此其所以然者，在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
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
令者，人主之大宝也。
一曰：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
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
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
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
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
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
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
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
矜者，细之属也。
凡论人而远古者，无高士焉。
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无智土焉。
德行成于身而远古，卑人也。
事无资，遇时而简其业者，愚士也。
钓名之人，无贤士焉。
钓利之君，无王主焉。
贤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
贤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
明君不以禄爵私所一爱一，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
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
今以诬能之臣事私国之君，而能济功名者，古今无之。
诬能之人易知也。
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
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一精一一德以事其君。
今诬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贤之能。
自此观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
故列尊禄重，无以不受也；势利官大，无以不从也；以此事君，此所谓诬能篡利之臣者也。
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
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杀之。
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
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
兵当废而不废，则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废而欲废之，则亦惑也。
此二者伤国一也。
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
当此之时也，兵不废。
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
国治而民务积，此所谓擅也。
动与静，此所患也。
是故明君审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
猛毅之君者轻诛，轻诛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去亡矣。
彼智者知吾情伪，为敌谋我，则外难自是至矣。
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
懦弱之君者重诛，重诛之过，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则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则蔽美扬恶；蔽美扬恶，则内乱自是起。
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
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不为一爱一民亏其法，法一爱一于民。
【译文】
不以法推行法度，则国事没有常规；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则政令不能贯彻。
君主发令而不能贯彻，是因为政令没有成为强制一性一的法律；成为强制一性一的法律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起草政令不慎重；慎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太轻；赏罚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还不信实；信实而不能贯彻，是因为君主不以身作则。
所以说：禁律能够管柬君主自身，政令就可以行于民众。
知道有贤才而不一举用，要失败；听到有好事而不调查，要失败；见到能干的人而不任使，要失败；亲信于人而不坚定，要失败；共同谋事而不一团一结，要失败；想危害人而不能，要失败；已废黜人而再用，要失败；事可为而不为，要失败；家已富而不施，要失败；机要而不能保密，也要失败。
人君行一事不严加保密，正言直行的人就危险；正言直行的人危险，君主就孤立无亲；君主孤立无亲，人臣就结成朋一党一。
使君主孤立无亲，人臣结成朋一党一的，责任不在人臣，而是君主自身的错误。
人民没有重罪，是因为过失不大；人民不犯大过，是因为君主不随意赦免。
君主赦小过，则人民多重罪，这是逐渐积累所形成的。
所以说，赦令出，人民就不加做惕；恩惠行，过失就日益增多。
把恩惠和宽赦政策加于人民，监狱虽满，杀戮虽多，坏人也不能制止了。
所以说，邪恶的事不如早加禁止。
凡行“赦”，总是小利而大害，故久而不胜其祸；“不赦”，则是小害而大利，故久而不胜其福。
因此，“赦”，好比奔马的丢弃缰绳；“不赦”，好比瘫病的针炙治疗。
对文人只有三宥，对武人一赦都不能有。
所谓“惠”，就是多赦，行起来先易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所谓“法”，则是行起来先难后易，久而不胜其福的。
所以，“惠”，是人民的仇敌；“法”，是人民的父母。
最上等的是事先用法制规范人的行止，其次是有错误而能制止，虽有过也不致严重。
赦过忘善，人民就不能勉励；有过不赦，有善不忘，勉励人民的政策，就发挥作用了。
所以说：英明君主，就是要掌握这善恶的裁决。
君主对人民有三项要求，三项要求不节制，君主地位就危险。
三项要求是什么呢？一是索取，二是禁阻，三是命令。
索取总是希望得到，禁阻总是希望制止，命令总是希望推行。
但索取太多，所得到的反而少；禁阻太多，所制止的反而少；命令太多，所推行的反而少。
索取而不得，威信就日益降低；禁阻而不止，刑罚将受到轻视；命令而不行，下面就欺凌君上。
从来没有多求而多得，多禁而多止，多令而能多行的。
所以说：上面过于苛刻，下面就不听命；下不听命而强加以刑罚，做君主的就将被众人谋算。
君主而被众人所谋算，虽想没有危险，也办不到了。
号令已出又改变，礼仪已行又废止，度量已定又变换，刑法已行又动摇，这样，赏赐虽重，人民也不勉力；杀戮虽多，人民也不害怕了。
所以说：上面意志不坚定，下面就有疑心；国家没有常法，人民就不肯尽力，这都是规律。
英明的君主在上，人民自然不敢有私立异说而妄自尊大的，国家没有荒诞的事情、杂乱的风俗、怪异的礼节，士人也没有私立异说的。
对于傲慢不恭、改变法令、自己立法定制、制造异说的都加以诛罚，那么，强硬的屈服，冒尖的受挫折，顽固的也可以攻破。
再用法度来引导，用杀戮来管制，因而，万民之心都会服从上面，推之而往，引之而来。
如果，下面有私立异说，妄自尊大，纷争而不负责任的，君令就再也无法实行。
所以说，私立异说一立，君主威信就低，何况还有傲慢不恭、改变法令、自行立法定制、改风俗、变服装、奇谈怪论的存在呢？那种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乡里，随意独行，改变一国既成风俗的，叫作“不服治理的人”。
不服治理的人是跑到法度以外了。
法度以外的人，应该杀。
应当使贤者靠能力用事，斗士靠战功用事。
贤者靠能力用事，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斗士靠战功用事，则士卒不怕患难而蔑视敌人。
君主尊严而人民服从；士卒不怕患难而蔑视敌人，两者树立于国内，则天下得治君主得安了。
爵位不尊，俸禄不重，就不会有人为他赴难冒险，因为他的办法还不足以调动人们这样做。
因此，先王规定轩冕，是用来区别贵贱，不是求美；设立爵禄，是用来定其待遇，不是求好看。
要使君子靠治国之道来生活，小人靠出力劳动生活。
君子靠治国之道生活，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小人靠出力劳动生活，即财物丰厚而生活富裕。
君主尊严，人民顺从，财物丰厚，生活富裕，四个条件具备，就不难待时而成王业了。
英明的君主建造宗庙，足以殡一尸一设祭就行了，不求它的美；修筑宫室台榭，足以防避燥湿寒暑就行了，不求它的大；雕制花纹，刻木楼金，足以分辨贵贱等级就行了，不求它的壮观。
这样，农夫不耽误农时，工匠能保证功效，商人没有失利的，人民没有游荡的，财货也没有积压的。
所以说：节俭才是正道呵！
法令没有正式公布，人民偶然做到了，就加以行赏，那是君主的错误赏赐。
君主进行错赏则功臣抱怨，功臣抱怨则愚民胡作非为，愚民胡作非为，这是大乱的根源。
法令没有正式公布，就给予惩罚，那是君主的错罚。
君主进行错罚，则人民轻生，人民轻生，暴人就要兴起，帮派朋一党一就要出现，而乱贼就要造反了。
法令已经公布，而不能依法行赏，这就是叫人民不勉力从公，不执行军令，不为国死节。
人民不勉力从公，不执行军令，不为国死节，则战不能胜而守不能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国家就不会安全了。
法令已经公布，而不能依法行罚，这就是叫人民不服从法令。
人民不服从法令，强人就要兴起；强人兴起，君主地位就危险了。
所以说：法律制度一定要合于治国之道，号令一定要严明，赏罚一定要信实坚决，这都是规正人民的准则。
凡是大国的君主地位都高，小国的君主地位都低。
大国君主何以地位高呢？回答是：被他使用的人多。
小国的君主地位何以低呢？回答是：被他使用的人少。
既然，被他用的多就高，用的少就低，那么，君主那有不希望更多的人民为己所用呢？要使人民多为己用，怎么办？回答是：法立令行，人民听用的就多了；法不立，令不行，人民听用的就少了。
所以，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多，而所废者少，人民就不非议，人民不非议就听从了。
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如果与所废者均等，国家就没有正常的准则，国家没有正常的准则，人民就去胡作非为了。
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少，而所废者多，人民就不肯服从，人民不服从法令，暴人就要兴起而一奸一邪之辈就要作乱了。
考察君主之所以一爱一民，乃是为了使用他们而一爱一的。
为了一爱一民的原故，不怕毁坏法度，削减命令，那就失去一爱一民的意义了。
单用一爱一民的办法使用人民，则人民不服使用，这是很明显的。
善于使用人民的，他可以用杀戮、危害、劳累、饥饿、口渴等方法，用民者可以用这种极端的手段，而人民没有考虑以为害己的，是因为明玉在上，道和法通行全国，人民都能舍弃一爱一干的私事而做不一爱一干的的公务。
所以，善于使用人民的，总是赏赐不任意折扣，刑罚不任意增加。
这样，贤人知所勉力而暴人平息。
贤人勉力而暴人平息，功业就随之而立了。
人们可以踏白刃，受矢石，赴汤蹈火来执行君令，君令可以尽行，禁律可以尽止，召来使用，人民不敢转移力量；送去战争，人民不敢姑惜生命。
不敢转移力量，然后可以立功；不敢姑惜生命，然后可以无敌。
进无敌，退有功，于是三军之众都能够保全首领，使父母妻子完好安居于国内。
所以，对人民不必同他商量事业的创始，而可以同他欢庆事业的成功。
因此，仁者、智者、有道者，都不与人民商量事业之开始。
国家从来没有因为小和不幸而削弱危亡的，一定是因为君主和大臣自身失德，国内的官职、法制、政教有失误，国外对诸侯国的谋虑有失误，因而地削而且国危。
国家也没有因为大和侥幸而成功立名的，一定是因为君主和大臣自身有德，国内官职、法制、政教有成就，国外对诸侯国的谋虑有成就。
然后功立而且名成。
既然如此，治国怎么可以没有正道？用人怎么可以不用贤人？得正道而引导之，得贤才而使用之，将是对于兴利除害大有希望的。
希望兴利除害，没有比以身作则更急需的了，而国君尤为重要。
如事业受到损害，那一定首先是法令有错误。
人主将因法令错误而受蒙蔽，因蒙蔽而被劫制，因受劫制而被杀。
凡人君之所以成为人君，因为他有权势。
所以，人君失掉权势，臣下就控制他了。
权势在下面，君主就被臣下所控制；权势在上面，臣下由君主控制。
所以，君臣的地位颠倒，就因为权势下落。
大臣得势一整年，臣虽不忠，君主也不能夺；儿子得势一整年，子虽不孝，父亲也不能制一服。
所以《春秋》记事，臣有杀君的，子有杀父的。
所以说：堂上可以比百里还远，堂下可以比千里还远，门庭可以比万里还远。
现在，步行一天，一百里地之内的情况就知道了，堂上有事，过十天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作比一百里还远了；步行十天，可以了解一千里地的情况，堂下有事，过一月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比一千里还远了；步行百天，可以了解一万里地的情况，门庭有事，过一年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作比一万里还远了。
所以，情况进而不出，叫作“灭”；情况出而不进，叫作“绝”；情况报上去而不能达到君主，叫作“侵”；情况下达而中途停止，叫作“壅”。
有了灭、绝、侵、堕问题的国君，并不是杜绝或封守了他的门户，而是政令有所不能推进的原故。
所以说：政令重于宝物，政权先于至亲，法度重于人民，威权重于爵禄。
所以，不可为重宝而看轻政令，不可为至亲而把国家政权放在后面，不能为一爱一民而歪曲法律，不能为爵禄而分让权威。
所以说：权势是不能给予他人的。
政，就是“正”。
所谓正，是用来正确确定万物之命的。
因此，圣人总是一精一修德一性一，确定中道以培植这个“正”字，宣扬这个“正”字来治理国家。
所以，“正”，是用来制止过头而补不及的。
过与不及都不是正。
不正都一样损害国家。
勇而不义损害军队，仁而不正损害法度。
军队失败，产生于不义；法度的侵蚀，就是产生于不正。
说话有雄辩而不务正的，行为有敬惧而不善良的，所以，说话必须合于务正，不苟且强为雄辩；行为必须考虑良善，不苟且保持敬惧。
规矩，是矫正方圆的。
人虽有巧目利手，也不如粗笨的规矩能矫正方圆。
所以，巧人可以造规矩，但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
圣人能制定法度，但不能废法度而治国家。
所以，虽有明彻的智慧、高尚的品德，违背法度而治国，就等于废除规矩来矫正方圆一样。
有一种说法：人君的威严，不是因为他的德行特别能比一切人都好，而因为他是人君，因而人们尊崇他，并不敢计较他德行的高低。
因为他有杀和生的大权，比司命之神还厉害；他还有使人贫富，并使之互相供养的大权；还有使人贵贱，并使之互相服从的大权。
君主就是掌握这六项权限来统治臣下，臣下也看此六者来事奉君主，君臣的结合，便靠这六者为媒介。
这六者掌握在大臣手里一年，臣虽不忠，君主也不能夺；在太子手里一年，子虽不孝，父亲也不能夺。
所以《春秋》记事，有臣杀君的，有子杀父的，就因为得此六者而君父还不知道的原故。
六项权限落在臣下手里，君主就受蒙蔽了。
君主受蒙蔽，就是失其政令。
所以说：令入而不出叫作“蔽”，令出而不入叫作“壅”，令出而不行叫作“牵”，令入而不能到达君主叫作“瑕”。
有了牵、瑕、蔽、壅问题的君主，不是谁敢杜绝和封守他的门户，而是令不能行的原故。
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贤人不来而忠臣不用。
所以，君主对于令不可以不慎重。
令，是君主的大宝。
有一种说法：贤人不来叫作“蔽”，忠臣不用叫作“塞”，令而不行叫作“障”，禁而不止叫作“逆”。
有了蔽、塞、障、逆问题的君主，并不是因为谁敢杜绝和关闭他的门户，而是贤人不来，令不能行的原故。
凡人民趋从君主，不是趋从他口里说的什么话，而是趋从他一性一情之所好。
君主好勇则人民轻死，君主好仁则人民轻财，所以说上面喜一爱一什么，下面就一定一爱一好什么，而且更厉害。
由此，明君知道人民一定是以君主为出发点的，所以要确立法制以自己治理自己，树立礼仪以自己规正自己。
所以，上面不以身作则，下面就不会服从，如人们不肯服从法令，不肯死于制度，国家就一定要乱了。
所以。
有道的君主，行法令、修制度，总是先于人民躬行实践的。
凡评定人物都有要领：骄傲的人，没有伟大人物。
骄傲，就是自满；自满，就是空虚。
行一事有了自满与空虚，事情就被限制。
骄傲，是渺小的。
凡评价人物而违背古道的，没有高士。
既不知古道而轻易作出论断的，没有智士。
德行未成于自身而违背古道的，是卑人。
事业无根底，遇机会就简弃其业的，是愚人。
猎取虚名的人，没有贤士；猎取货利的君主，没有成王业的君主。
贤人立身行一事，不想到要出名；成王业的君主行道，也不计较成败。
贤人行一事，成王业的君主行道，都是自己想停下来也不可能的。
明君以公治国统一人民来对待当世，忠臣以直道求进来表明他的才能。
明君不肯私授爵禄给所一爱一的人，忠臣不冒充有能来猎取爵禄。
君主不以私对国，大臣不冒充有能，能够这样做的，虽不能大治，也合于规正人民的准则。
当前，任用冒充有能的大臣，事奉以私对国的君主，这样而能完成功业的，从古至今都不会有。
冒充有能的人是容易识破的。
我想了想先王的情况，舜有天下的时候，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治狱的官，后稷为农业的官；这四人都是天下的贤人，还仅只各一精一一事服务于君主。
现在冒充有能的人，做事当官，都是身兼四贤的职责。
由此看来，功业之不成，也就容易理解了。
所以，那些对高爵重禄无不接受，对势利官大无不乐从的人，用这些为君主服务，就是所谓冒充有能、纂取财利的大臣。
世上没有以公治国的君主，就没有以直道求进的士人；没有识别贤能的君主，就没有成就功业的大臣。
从前三代的授受天下，哪有第二个天下可供营私的呢？
劳民与伤财，莫过于用兵；危国与伤君，也没有比用兵更快的。
这四者之为害是很明显的，但古往今来都不能废除。
兵当废而不废，是错误的；兵不当废而废之，也是错误的。
这两者之为害于国家，都是一样。
黄帝、唐尧、虞舜的盛世，资有天下，权一操一于一人，这时，兵备都没有废除，现今，德行不及上述三帝，天下又不太平，而求废除兵备，不是太难了么？所以，英明的君主懂得应该专务什么，防患什么。
国治而人民注意积蓄，这就是所谓专务的事；动静失宜，这就是所要防患的。
因此，明君总是审慎对待所专务的事，而防其所患。
猛毅的君主，不免于外患；懦弱的君主，不免于内乱。
猛毅的君主轻于杀人，轻杀的流弊，就是使行正道者不安全。
行正道者不安全，有才能之臣就要出亡国外。
这些智者知道我们的虚实，为敌国谋取我们，外患就从此到来了。
所以说：猛毅的君主不免于外患。
懦弱的君主姑借刑杀，姑惜刑杀的错误，就是使行邪道者不改正；行邪道者久而不改，群臣就结一党一营私；群臣结一党一营私，就隐君之善而扬君之恶；隐善扬恶，内乱就从此发生了。
所以说：懦弱的君主，不免于内乱。
明君不为至亲危害他的国家政权，关怀国家政权甚于关怀至亲；不为个人私欲改变法令，尊重法令甚于尊重人君；不为重宝分让权力，看重权力甚于看重宝物；不为一爱一民削弱法度，一爱一法更甚于一爱一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