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皇帝微时,尝被酒入南京高辛庙,香案有竹桮筊,因《石林燕语》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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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燕语 - 卷一

石林燕语

卷一

太祖皇帝微时,尝被酒入南京高辛庙,香案有竹桮筊,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为圣筊。

自小校而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皆不应。

忽曰:“过是则为天子乎?”

一掷而得圣筊。

天命岂不素定矣哉!晏元献为留守,题庙中诗,所谓“庚庚大横兆,謦欬如有闻。”

盖记是也。

太祖英武大度,初取僭伪诸国,皆无甚难之意。

将伐蜀,命建第五百间于右掖门之前,下临汴水,曰:“吾闻孟昶族属多,无使有不足。”

昶既俘,即以赐之。

召李煜入朝,复命作礼贤宅于州南,略与昶等。

尝亲幸视役,以煜十江十南嘉山水,令大作园池,导惠民河水注之。

会煜称疾,钱俶先请觐,即以赐俶。

二居壮丽,制度略侔宫室。

是时,诸国皆如在掌握间矣。

昶居后为尚书都省,俶居至钱思公惟演,亦归有司,以为冀公宫锡庆院,今太学其故地也。

〔考异〕:礼贤宅在京城南,钱俶入觐太祖,以此馆之。

至太宗初,俶纳土始赐焉,非俶先请觐即赐也。

钱思公与诸弟乞归之有司,非思公独请也。

汉凡王宫,皆曰“禁中”;后以元后父名禁,遂改“禁”为“省”。

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称“诏”,武后名曌,遂改“诏”为“制”。

肃、代后,集贤院有待制之名,即汉东方朔之徒所谓“待诏金马门”者也。

京师大内,梁氏建国,止以为建昌宫,本唐宣武节度治所,未暇增大也。

后唐庄宗迁洛,复废以为宣武军(案:此句旧本脱“武”字,今据《五代会要》增正)。

晋天福中,因高祖临幸,更号大宁宫,今新城是也。

其增展外罗城,盖周世宗始为之。

〔考异〕:汉制度云: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四曰戒敕(见蔡邕《独断》)。

此云天子之命通称“诏书”,非也。

唐永徽中,命弘文馆学士一人日待制于武德殿西门,则待制名非始于肃、代以后也。

明皇置翰林院,延文章之士至术数之士皆处之,谓之“待诏”。

即待诏之名,初不改也。

太祖建隆初,以大内制度草创,乃诏图洛十陽十宫殿,展皇城东北隅,以铁骑都尉李怀义与中贵人董役按图营建。

初命怀义等,凡诸门与殿须相望,无得辄差,故垂拱、福宁、柔仪、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与龙、银台等诸门皆然,惟大庆殿与端门少差尔。

宫成,太祖坐福宁寝殿,令辟门前后,召近臣入观。

谕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处,汝曹必见之矣!”群臣皆再拜。

后虽尝经火屡修,率不敢易其故处矣。

太宗即位,尊孝章皇后为开宝皇后,移居东宫,而不建名。

真宗尊明德太后,始名所居殿曰嘉庆。

后中书门下请为皇太后建宫立名,于是,诏筑宫曰万安。

明肃太后既临朝,不筑宫,止名所居殿曰会庆。

明肃上仙,遗诏进太妃杨氏为皇太后,乃名所居为保庆,号保庆太后。

讫治平,慈圣宫曰慈寿,元祐宣仁宫曰崇庆,建中钦圣宫曰慈德,皆遵用万安故事也。

崇宁初,元符太后宫称崇恩,盖进太后故礼,加于开宝云(案:“崇宁初”以下,原本误另作一条,据文义当合为一,今改正)。

崇政殿即旧讲武殿,惟国忌前一日,及军头司引见,呈试武艺人。

吏部引改官人,即常朝退,少顷,以衫帽再坐。

忌前则服淡黄衫皂带,自延和殿出,降阶由庭中步至,不乘辇;遇雨,然后行西廊。

皆祖宗之旧也。

从官独二史得入侍。

旧制不甚大。

崇宁初,始徙向后数十步。

因增旧制,发旧基,正中得玉斧,大七八寸,五色如截肪,两旁碾波涛戏龙,文如屈发,制作极工妙。

余为左史时,每见之。

盖古殿其下必有宝器为之镇。

今乘舆行幸,最近驾前所持玉斧是也。

东华门直北有东向门,西与内东门相直,俗为之謻门,而无牓。

张平子《东京赋》所谓“謻门曲榭”者也。

薛综注:“謻,屈曲斜行,屈曲斜行,依城池为道。”

《集韵》:“謻字或作簃”,以为宫室相连之称。

今循东华门墙而北转,东面为北门,亦可谓斜行依墙矣。

凡宫禁之言,相承必皆有自也。

启圣禅院,太宗降诞之地,太平兴国中既建为寺,以奉太宗神御。

太祖降诞于西京山子营,久失其处。

真宗朝,尝遣人访之。

或以骁胜营旁马廐隙地有二冈隐起为是。

复即其地建应天禅院,以奉太祖。

天圣中,明肃欲置真宗神御其间,而难于遗太宗,因以殿后斋宫并置二殿,曰三圣殿。

庆历中,始名太祖殿曰兴先,太宗曰帝华,真宗曰昭考。

〔考异〕:昭考当作昭孝。

琼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园,谓之四园。

琼林苑,乾德中置。

太平兴国中,复凿金明池于苑北,导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卫虎翼水军十习十舟楫,因为水嬉。

宜春苑本秦悼王园,因以皇城宜春旧苑为富国仓,遂迁于此。

玉津园,则五代之旧也。

今惟琼林、金明最盛。

岁以二月开,命士庶纵观,谓之“开池”;至上巳,车驾临幸毕,即闭。

岁赐二府从官燕,及进士闻喜燕,皆在其间。

金明,水战不复十习十,而诸军犹为鬼神戏,谓之“旱教”。

玉津,半以种麦,每仲夏,驾幸观刈麦;自仁宗后,亦不复讲矣,惟契丹赐射为故事。

宜春,俗但称庶人园,以秦王故也,荒废殆不复治。

祖宗不崇园池之观,前代未有也。

太祖尝问赵中令:“礼何以男子跪拜,而妇人不跪?”

赵不能对。

询遍礼官,皆无知者。

王贻孙,祁公溥之子也,为言古诗“长跪问故夫”,即妇人亦跪也。

则天时,妇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大和中张建章《渤海国记》所载为证。

赵大赏。

天圣初,明肃太后垂帘,欲被衮冕,亲祠南郊,大臣争莫能得。

薛简肃公问:“即服衮冕,陛下当为男子拜乎?妇人拜乎?”

议遂格。

礼九拜,虽男子亦不跪,贻孙之言盖陋矣。

简肃亦适幸其言偶中,使当时有以贻孙所陈密启者,则亦无及矣。

然天下至今服简肃之抗论也。

母后加谥自东汉始。

本朝后谥,初止二字;明道中,以章献明肃尝临朝,特加四字。

至元丰中,庆寿太皇太后上仙,章子厚为谥议请于朝,诏以太后功德盛大,四字犹惧未尽,始仍故事,遂谥慈圣光献。

自是宣仁圣烈与钦圣宪肃,皆四字云。

〔考异〕:始仍故事,当作姑仍故事。

诏云:今以四字为谥,大惧未足形容万一,姑循故事而已,宜以四字定谥。

熙宁末年旱,诏议改元。

执政初拟大成,神宗曰:“不可!成字于文,一人负戈。”

继又拟丰亨,复曰:“不可!亨字为子不成,惟丰字可用。”

改元丰。

范鲁公质、王祁公溥皆周朝旧相。

太祖受禅时,质年四十四,溥四十二,在位俱二年。

质罢八年薨,溥二十年薨。

雍容禅代之际,疑问不生,虽二人各有贤德,然太祖保全大臣,亦前代所未有也。

质十性十本卞急,好面折人过,然以廉介自居,未尝营生事,四方馈献皆不纳。

太宗尝论前宰相,以质循规矩,慎名十器,持廉节为称。

溥宽厚,喜荐导后进。

罢相时,其父尚无恙,犹常执子弟之礼不废。

贻永尚太宗女,乃其子也。

张伯玉皇祐间为侍御史,时陈恭公当国。

伯玉首言天下未治,未得真相故也,由是忤恭公。

仁宗时眷恭公厚,不得已出伯玉知太平州,然亦惜其去,密使小黄门谕旨劳之,曰:“闻卿贫,无虑,朕当为卿治装。”

翌日,中旨三司赐钱五万,恭公犹执以为无例。

上曰:“吾业已许之矣。”

卒赐之。

祖宗十爱十惜财用如此,又见所以奖励言官之意也。

明肃太后上徽号初,欲御天安殿,即今大庆殿也。

王沂公争之,乃改御文德殿。

元祐初,宣仁太后受册,有司援文德故事为请,宣仁不许,令学士院降诏。

苏子瞻当制,颇斥天圣之制,犹以御文德为非是。

既进本,宣仁批出曰:“如此是彰先姑之失,可别作一意,但言吾德薄,不敢比方前人。”

闻者无不畏服。

是岁,册礼止御崇政殿。

〔考异〕:按子瞻草诏云:矧予凉薄,常慕谦虚,岂敢躬御治朝。

自同先后处之无过之地,乃是十爱十君之深。

内批常慕字以下二十六字,旨意稍涉今是,不免有昔非之议,可叙述太皇太后硕德,实不及章献,不敢必依章献御文德殿故事,宜三省改此意进入。

韩魏公为英宗山陵使。

是时,两宫常为近侍十奸十人所间。

一日侵夜,忽有中使持帘帷御封至,魏公持之久不发,忽自起赴烛焚之。

使者惊恳曰:“有事当别论奏,安可辄焚御笔?”

公曰:“此某事,非使人之罪也,归但以此奏知。”

卒焚之。

有顷,外传有中使再至,公亟出迎问故。

曰:“得旨追前使人,取御封。”

公曰:“不发,焚之矣。”

二使归报,慈圣太后叹息曰:“韩琦终见事远,有断。”

〔考异〕:英宗当作仁宗。

大辽国信书式,前称月日,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辽国徽号皇帝阙下,入辞,次具使副全衔,称今差某官充某事国信使副,有少礼物,具诸别幅,奉书陈贺不宣,谨白,其辞率不过八句。

回书其前式同,后具所来使衔,称今某官等回,专奉书陈谢不宜,谨白,不具副使衔,辞亦不过八句。

元祐间,宣仁太后临朝,别遣太后使副以皇帝书达意,式皆如前,但云:今差某官充太皇太后某使尔。

贺书亦如之。

元祐垂帘,吕司空晦叔当国。

元日,欲率群臣以天圣故事,请太后同御殿,行庆会称贺之礼。

宣仁谦避不从,止令候皇帝御殿礼毕,百官内东门拜表而已。

苏子容当制,作手诏云:”顾惟菲凉,岂敢比隆于先后?其在典法,亦当几合于前规。”

是岁,进《春帖子》,其一篇云:“上寿春朝近外廷,诏恩不许会公卿。

即时二吏书谦德,只使群官进姓名。”

国朝典礼,初循用唐《开元礼》,旧书一百五十卷。

太祖开宝中,始命刘十温十叟、卢多逊、扈蒙三人,补缉遗逸,通以今事,为《开宝通礼》二百卷,又《义纂》一百卷,以发明其旨,且依《开元礼》,设科取士。

嘉祐初,欧十陽十文忠公知太常礼院,复请续编,以姚辟、苏洵掌其事,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议者病其太简。

元丰中,苏子容复议,以《开宝通礼》及近岁详定礼文,分有司、仪注、沿革为三门,为《元丰新礼》,不及行。

至大观中始修之,郑达夫主其事。

然时无知礼旧人,书成颇多抵牾,后亦废。

士大夫家庙,至唐以来不复讲。

庆历元年郊祀赦,听文武官皆立庙,然朝廷未尝讨论立为制度,无所遵守,故久之不克行。

皇祐二年,初祀明堂,宋莒公为相,乃始请下礼官定议,于是请平章事以上立四庙,东宫少保以上立三庙,而其详皆不尽见。

文潞公为平章事,首请立庙于洛,终无所考据,不敢轻作。

至和初知长安,因得唐杜佑旧庙于曲十江十,犹是当时旧制,一堂四室,旁为两翼。

嘉祐初,遂仿为之。

两庑之前,又加以门,以其东庑藏祭器,西庑藏家牒。

祊在中门之右,省牲展馔涤濯等在中门之左。

别为外门,置庖厨于中门外之东南。

堂中分四室,用晋苟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为主。

唐周元十陽十《祀录》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为四时祭之节。

前祭皆一日致斋,在洛则以是祭,或在他处则奉神板自随,仿古诸侯载迁主之义。

公元丰间始致仕归洛,前此在洛无几,则庙不免犹虚设,乃知古今异制,终不可尽行也。

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见。

《王制》言:天子五庙,曰: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

则皇考者,曾祖之称也。

自屈原《离十騷十》称“朕皇考曰伯庸”,则以皇考为父。

故晋司马机为《燕王告庙文》,称“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后世遂因不改。

汉议宣帝父称,蔡义初请谥为悼,曰悼太子;魏相以为宜称尊号曰皇考。

则皇考乃尊号之称,非后世所得通用。

然沿十习十已久,虽儒者亦不能自异也。

〔考异〕:《曲礼》祭父曰皇考,此云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见,非也。

治平中,议濮安懿王称号,学士卫禹玉、中丞吕献可、谏官范景仁、司马君实等,皆谓宜称皇伯,此固显然不可。

欧十陽十永叔为参政,尤诋之。

五代史书追尊皇伯宗儒为宋州刺史,所以深著其说。

然遂欲称考,则不免有两统贰父之嫌,故议者纷然久不决。

慈圣光献太后内出手诏,令称“亲”。

当时言官亦力争而止,以诸侯入继,古未有也。

自汉宣帝以来始见之。

魏相以为宜称皇考,此固亡乎《礼》之礼,而哀帝称定陶乏为恭皇,安帝称清河王为孝德皇,则甚矣。

礼以王以皇以显冠考,犹是尊称,若举谥而加皇,乃帝号,既不足辨父子,子而爵父,此正礼之所禁也。

曾子固尝著议,以为父没之通称,施于为人后之义为无赚,此盖附永叔之意。

当时群议既不决,故仍旧,但称濮安懿王,盖难之也。

〔考异〕:时吕献可为御史知杂,范景仁为翰林学士,此云吕中丞、范谏官,非也。

曾子固谓皇考一名,而为说有三:如礼之皇考则曾祖也;汉宣帝父称尊号曰皇考,则加考以皇号也;屈原称皇考曰伯庸之类,则父没之通称也。

且言有可有不可者,其剖析甚详,而以悼园称皇立庙为非。

今二说中,专举其父没之通称一句,以为附永叔之意,亦未尽也。

若谓皇乃帝号,则或曰皇考,或举谥而加皇,苟以为不可,则一也,岂得执一以为亡礼乎?既以濮议称皇伯为显然不可,又以称考为有两统贰父之嫌,然则当何称乎?欧十陽十公尝辩二父则有之,而非两统也。

然则两统或可以言嫌,而贰父亦谓之嫌,非也。

皇祐、治平,天下财赋岁入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出入略相当。

景德官一万余员,皇祐、治平加二万余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祐、治平加一千万以上,二者皆倍于景德。

元丰中,曾子固尝请欲推考所从来,悉为裁损,使岁入如皇祐、治平,而禄吏奉郊之费同景德,止二者所省已半。

以类推之,岁入以亿万为率,岁但省三之一,则三十年当有九亿万,遂可以为十五年之蓄。

议格不行。

此虽论其大约,未必尽然,要之言节用,似当略仿此,可以得实效,愈于十毛十举目前琐碎,徒为裁减之名,而讫不能行也。

仁宗庆历初,尝诏儒臣检讨唐故事,日进五条,数谕近臣,以为有补,其后久废。

元祐间,苏子容为承旨,在经筵复请如故事。

史官学士采新旧《唐书》诸帝所行,及群臣献纳,日进数事,因诏讲读。

官遇不讲日,各进汉、唐故实二事,子容仍于逐事后略论得失大旨,当时遂以为例。

濮议,廷臣既皆欲止称皇伯,欧十陽十文忠力诋以为不然,因引《仪礼》及《五服敕》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

则是虽出继,而其本生犹称父母也,是以汉宣帝、光武皆尊其父称皇考。

时未有难之者。

惟司马君实在谏院独疏之,云:“为人后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舍父母则无以为称,非谓其得称父母也。

此殆政十府欲欺罔天下之人,以为皆不识文理。

若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则无嫌,故可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

光武起布衣,虽名中兴,与创业同,使自立七庙犹不为过,况但止称皇考。

今上为仁宗子,而称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何地乎?”

文忠得此,亦无以夺之。

谓称皇伯不然,君实虽辩之力,然无据依,亦终不能夺文忠也。

〔考异〕:按两制等议,谓礼律为父母报云者,势当然不可,云为叔伯报也。

赵大观又引“去妇出母”为证,则当时论难非独十温十公,而此云未有能难之者,惟司马君实云云,非也。

既云文忠得此,亦无以夺之,又云君实终不能夺文忠也,则二者孰是?况二公各持其论,终未尝少屈乎!

故事,宰相食邑满万户,始开国。

贾文元罢相,知北京,未满万户,以出师佐平贝州功,特封安国公,其后以武胜军节度使入为祥源观使,留京师,请还节。

仁宗特置观文殿大学士十宠十之。

观文有大学士,自文元始。

苏子容挽辞所谓“大邦开国赏元勋,秘殿升班十宠十旧臣”是也。

故事,台官皆御史中丞知杂与翰林学士互举,其资任须中行员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曾任通判。

人未历通判,非特旨不荐,仍为里行,此唐马周故事也。

议者颇病太拘,难于应格。

熙宁初,司马君实为中司,已请稍变旧制;及吕晦叔继为中司,遂荐张戬、王子韶,二人皆京官也。

既而王荆公骤用李资深,以秀州军事判官特除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

命下,宋次道当制,封还词头;已而次命李才元、苏子容,皆不奉诏,盖谓旋除中允而命,犹自选人而除也。

三人皆谪,卒用资深。

近岁有差遣,合用京官,特改官而除者,自资深始也。

国朝经筵讲读官旧皆坐,乾兴后始立。

盖仁宗时年尚幼,坐读不相闻,故起立欲其近尔,后遂为故事。

熙宁初,吕申公、王荆公为翰林学士,吴冲卿知谏院,皆兼侍讲,始建议:以为《六经》言先王之道,讲者当赐坐,因请复行故事。

下太常礼院详定。

当时韩持国、刁景纯、十胡十宇夫为判院,是申公等言。

苏子容、龚鼎臣、周孟十陽十,及礼官王汾、刘伊、韩忠彦,以为讲读官曰“侍”,盖侍天子,非师道也。

且讲读官一等,侍读仍班侍讲上,今侍讲坐而侍读立,不应为二,申公等议遂格。

今讲读官初入,皆坐赐茶,唯当讲,官起就案立,讲毕复就坐,赐汤而退。

侍读亦如之,盖乾兴之制也。

邢昺自翰林侍讲学士以工部尚书知曹州,仍旧职。

翰林侍讲学士外除,自昺始。

张文节公知白求罢参知政事,以刑部侍郎充翰林侍读学士,知天雄军。

翰林侍读学士外除,自知白始。

昺班翰林学士上,从其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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