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君臣上
【原文】
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
君道不明，则受令者疑；权度不一，则修义者惑。
民有疑惑贰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则百姓之与间，犹揭表而令之止也。
是故能象其道于国家，加之于百姓，而足以饰官化下者，明君也。
能上尽言于主，下致力于民，而足以修义从令者，忠臣也。
上惠其道，下敦其业，上下相希，若望参表，则邪者可知也。
吏啬夫任事，人啬夫任教。
教在百姓，论在不挠，赏在信诚，体之以君臣，其诚也以守战。
如此，则人啬夫之事究矣。
吏啬夫尽有訾程事律，论法辟、衡权、斗斛、文劾，不以私论，而以事为正。
如此，则吏啬夫之事究矣。
人啬夫成教、吏啬夫成律之后，则虽有敦悫忠信者不得善也；而戏豫怠傲者不得败也。
如此，则人君之事究矣。
是故为人君者因其业，乘其事，而稽之以度。
有善者，赏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
有过者，罚之以废亡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
杀生不违，而民莫遗其亲者，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
一设而不更，此谓三常。
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职之，人臣之事也。
君失其道，无以有其国；臣失其事，无以有其位。
然则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虚矣。
上之畜下不妄，则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虚，则循义从令者审也。
上明下审，上下同德，代相序也。
君不失其威，下不旷其产，而莫相德也。
是以上之人务德，而下之人守节。
义礼成形于上，而善下通于民，则百姓上归亲于主，而下尽力于农矣。
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肃、士廉、农愚、商工愿、则上下一体而外内别也，民一性一因而三族制也。
夫为人君者，荫德于人者也；为人臣者，仰生于上者也。
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为人臣者，受任而处之以教。
布政有均，民足于产，则国家丰矣。
以劳受禄，则民不幸生；刑罚不颇，则下无怨心；名正分明，则民不惑于道。
道也者，上之所以导民也。
是故道德出于君，制令传于相，事业程于官，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动者也。
是故君人也者，无贵如其言；人臣也者，无一爱一如其力。
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毕矣。
是故主画之，相守之；相画之，官守之；官画之，民役之；则又有符节、印玺、典法、策籍以相揆也。
此明公道而灭一奸一伪之术也。
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上之道也；专意一心，守职而不劳，下之事也。
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则有司不任；为人臣者，上共专于上，则人主失威。
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智能聪明。
智能聪明者，下之职也；所以用智能聪明者，上之道也。
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
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
君身善，则不公矣。
人君不公，常惠于赏，而不忍于刑，是国无法也。
治国无法，则民朋一党一而下比，饰巧以成其私。
法制有常，则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纳其忠。
是以不言智能，而顺事治、国患解，大臣之任也。
不言于聪明，而善人举，一奸一伪诛、视听者众也。
是以为人君者，坐万物之原，而官诸生之职者也。
选贤论材，而待之以法。
举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胜收也。
官不胜任，奔走而奉其败事，不可胜救也。
而国未尝乏于胜任之士，上之明适不足以知之。
是以明君审知胜任之臣者也。
故曰：主道得，贤材遂，百姓治。
治乱在主而已矣。
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
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
治官化民，其要在上。
是故君子不求于民。
是以上及下之事谓之矫，下及上之事谓之胜。
为上而矫，悖也；为下而胜，逆也。
国家有悖逆反迕之行，有土主民者失其纪也。
是故别交正分之谓理，顺理而不失之谓道，道德定而民有轨矣。
有道之君者，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
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
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
公道不违，则是私道不违者也。
行公道而托其私焉，寖久而不知，一奸一心得无积乎？一奸一心之积也，其大者有侵一逼一杀上之祸、其小者有比周内争之乱。
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国无常法也。
主德不立，则妇人能食其意；国无常法，则大臣敢侵其势。
大臣假于女之能，以规主情；妇人嬖一宠一假于男之知，以援外权。
于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乱内作，以召外寇。
此危君之征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
朝有定度衡仪，以尊主位，衣服緷絻，尽有法度，则君体法而立矣。
君据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一事，百姓顺上而成俗，著久而为常，犯俗离教者，众共一奸一之，则为上者佚矣。
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
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
从顺独逆，从正独辟，此犹夜有求而得火也，一奸一伪之人，无所伏矣。
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
是故天子有善，让德于天；诸侯有善，庆之于天子；大夫有善，纳之于君；民有善，本于父，庆之于长老。
此道法之所从来，是治本也。
是故岁一言者，君也；时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务四支之力，修耕农之业以待令者，庶人也。
是故百姓量其力于父兄之间，听其言于君臣之义，而官论其德能而待之。
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为常具以给之。
相总要，者官谋士，量实义美，匡请所疑。
而君发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阶之上，南面而受要。
是以上有余日，而官胜其任；时令不一婬一，而百姓肃给。
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职也。
道者，诚人之姓也，非在人也。
而圣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
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财有常法。
道也者，万物之要也。
为人君者，执要而待之，则下虽有一奸一伪之心，不敢杀也。
夫道者虚设，其人在则通，其人亡则塞者也。
非兹是无以理人，非兹是无以生财，民治财育，其福归于上。
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轻其国也。
故君一国者，其道君之也。
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
大王天下，小君一国，其道临之也。
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诸民，其所恶者能除诸民。
所欲者能得诸民，故贤材遂；所恶者能除诸民，故一奸一伪省。
如冶之于金，陶之于埴，制在工也。
是故将与之，惠厚不能供；将杀之，严威不能振。
严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声实有间也。
有善者不留其赏，故民不私其利；有过者不宿其罚，故民不疾其威。
威罚之制，无逾于民，则人归亲于上矣。
如天雨然，泽下尺，生上尺。
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独立而无稽者，人主之位也。
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
先王善牧之于民者也。
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
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
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一性一，而发于众心之所聚。
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
先王善与民为一体。
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
然则民不便为非矣。
虽有明君，百步之外，听而不闻；间之堵墙，窥而不见也。
而名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纳其忠也。
信以继信，善以传善。
是以四海之内，可得而治。
是以明君之举其下也，尽知其短长，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
贤人之臣其主也，尽知短长与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
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交期于正，则百姓男一女皆与治焉。
【译文】
做人君的，要讲求统属众官的方法，而不要干预众官职责以内的事务；做人臣的，要处理职责以内的事，而不要干预到职责以外去。
君道不明，奉令干事的人就发生疑虑；权限不划一，奉公守法的人就感到迷惑。
如果人民有疑惑犹豫的心理，国君不能加以纠正，那末百姓对国君的隔阂疏远，就像明帖告示叫他们止步不前一样。
所以，为国家树立君道，用于百姓，而能够治官化民的，那就是明君。
上面对君主言无不尽，下面为人民出力办事，而能够奉公守法服从命令的，那就是忠臣。
上面顺从君道，下面谨守职责，上下相互观察，就像看着测验日影的木表一样，有谁不正，就可以分别出来了。
“吏啬夫”担任督察的事，“民啬夫”担任教化的事。
教化应当面向百姓，论罪应当不枉法行私，行赏应当信诚，体现出君臣的一精一神，其成效表现为人民的守国和作战方面。
这样，民音夫的职责就完成了。
吏裔夫充分掌握着计量的规章和办事的法律。
审议刑法、权衡、斗解、文告与劾奏，都不以私意论断，而是据事实为准。
这样，吏裔夫的职责就完成了。
民啬夫制成规训和吏音夫制成律令以后，那末，纵使谨朴忠信的人也不许增补；而玩忽怠情的人更不许破坏。
这样，君主的职责就完成了。
所以，做人君的要根据吏啬夫和民音夫的职务和职责，按照法度来考核他们。
有好成绩的，就用尊贵的爵位和美厚的田产来奖赏，人民不会有攀比羡慕的心理。
有犯过错的，就用撤职的耻辱和诛死的重刑来处罚，人民也不敢有疾恨抱怨的情绪。
生与杀都不违背法度，人民也就安定而没有遗弃父母的。
要做到这些，只有依靠上面有明确的法制和下面有固定的职责才行。
天有经常的气象，地有经常的形体，人有经常的礼制，一经设立就不更改，这叫做三常。
统一规划全局的是人君之道；分管各项职责的，是人臣的事。
人君违背了君道，就不能够保有他的国家；人臣旷废了职责，就不能够保持他的官位。
既然如此，那么君养臣能够真诚，臣事君也就老实。
君养臣臣真诚，就是说立法定制的君主是英明的；臣事君老实，就是说奉公行法、服从命令的臣子是审慎的。
上面英明，下面审慎，上下同心同德，就相互形成为一定的秩序。
君主不失其威信，臣下不旷废事业，谁也不用对谁感恩怀德。
因此，在上的人讲求道德，在下的人谨守本分，义礼在上面形成了典范，美善在下面贯通到人民，这样，百姓就都向上亲附于君主，向下致力于农业了。
所以说：君主英明，辅相诚信，五官严肃，士人廉直，农民愚朴，商人与工匠谨厚，那么，上下就有一定的体统，内外有一定的分别；人民生活有依靠。
而农、商、工三类人也都有所管理了。
做人君的，就是要用德来庇护人们的；做人臣的，就是要依赖君主生活的。
做人君的，要考核功绩而发放足够的俸禄；做人臣的，要接受任务而严肃认真地执行。
行政注意均平，人民的产业能够自足，国家也就富裕了。
按劳绩授予俸禄，人民就不会侥幸偷生；刑罚不出偏差，下面就不会抱怨。
名义正，职分明，人民对于治国之道就不会有疑惑了。
所谓“道”，就是君主用来引导人民的。
所以，道与德出自君主；法制和命令由辅相传布；各种事业由官吏裁定；百姓的力量，是等待命令而行动的。
所以，做人君的，再没有比言语更贵重的了。
做人臣的，再没有比才力更令人珍一爱一的了。
君主的言语下通于臣，人臣的才力上达于君，君臣之道就算完备了。
所以，君主出谋划策，宰相遵守执行；宰相出谋划策，官吏遵守执行；官吏出谋划策，人民就要去出力服役。
然后又有符节、印空、典章、法律、文书和册籍，加以考验管理，这都是用来辨明公道和消除一奸一伪的办法。
评选人材，衡量能力，考虑德行，然后加以举用，这是做君主的“道”。
专心一意，谨守职务而不自以为劳苦，这是做人臣的“事”。
做人君的，如果向下干预官吏职责以内的事务，则主管官吏无法负责；做人臣的，如果向上分夺君主的权一柄一，则君主丧失威信。
所以有道之君，总是端正自己的道德来领一导一人民，而不讲究智能和聪明。
智能和聪明之类，是臣下的职能所要求的；如何去使用臣下的智能聪明，才属于为君之道。
在上的要阐明君道，在下的谨守臣职，上下的职分，在任务上是不同的。
而它们又合成为一体。
所以，知人善任的是人君，事必躬亲的是给人使役的人。
君主也事必躬亲。
就不能够公正了。
君主不公正，就往往喜一爱一行赏，而不忍运用刑罚，这样，国家就没有法制了。
治因而无法制，人民就会搞帮派而在下面相勾结，搞虚伪巧诈而去完成他个人的私利。
如法制行之有素，人民就不会分帮分派而能够靠拢朝廷，全心全意贡献其忠诚。
所以，君主不讲究智能，却能使朝中之事得治，国家之患得除，这是因为任用大臣的原故。
君主不讲究聪明，却能使善人得用，一奸一伪之人被诛，这是因为替国家监视听察的人更多的原故。
所以，做君主的，是掌握万事的原则，而授予众人的职事的。
选拨贤良，评选人材，并且要依照法度来对待使用他们。
如果举用人材正确得当，就可以坐而治国，好处是不可尽收的。
如果官吏不能胜任，即使奔走从事，他们所败坏的事情，也是很难补救的。
国家并不缺乏能够胜任的人才。
只是君主的明察还不能够知道他们。
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认真查访胜任的人臣的。
所以说，君道正确，则贤才得用，百姓得治，国家治乱只在乎君主而已。
所以说，君主自身是规正德行的根本，官吏好比耳目，是受这根本节制的。
君主立身。
人民就受到教化；君主正德，官吏就能管好，管好官吏和教化人民，其关键在于君主。
所以，君子是不要求于人民的。
因此，上面干预下面的职务，叫“矫”；下面干预上面的事情，叫作“胜”。
在上的人“矫”，就是悖谬；在下的人“胜”，就是叛逆。
国家如有悖逆违抗的行为，那就是拥有国土统治人民的君主丧失了纲纪的结果。
所以，区别上下关系，规正君臣职分，叫作“理”；顺理而行，没有错误，叫作“道”。
道德规范一确定，人民就有轨道可循了。
有道之君是善于明确设立法制，而不用私心来阻碍的。
但是无道的君主，就是已经设立法制，也还要弃法而行私。
做人君的弃法而行私，那么做人臣的就将以私心作为公道。
所谓不违公道，实际上也就是不违私道了。
表面执行公道而实际寄托私图。
若是日久而不被发觉，其一奸一恶思想怎能不愈积愈大呢?一奸一恶思想愈积愈大，那么，往大里说就会有侵一逼一和杀害君主的祸事，往小里说也将有相互勾结，发生内争的祸乱。
这类事情所以产生，正是由于君主的道德没有树立而国家没有常法的原故。
君德不立，妇女就能够窥伺他的主意；国无常法．大臣就敢于侵夺他的权势。
大臣利用女人的作用来刺探君主意图，被一宠一爱一的妇人利用男人的智谋来援引外国的力量。
这样下去的结果，君主就会废夫人而害太子，内部发生兵乱，因而招来外寇。
这都是危害国君的表现。
所以有道的君主，在上面设立五官以治理人民，民众就不敢越轨行一事了；在下面有五衡之官以纠察官吏，执事官吏就不敢背离法制而行使职权了。
朝廷有一定的制度和礼仪，以尊奉君主地位，君主的衣服—一衮衣和冠冕，也都有法度规定，君主就可以依法而临政了。
人君据法而出令，官吏奉命而行一事，百姓顺从而成风，这样日久形成常规，如果有违犯习俗背离礼教的人，群众就会共同加罪于他，做君主的就可以安逸无事了。
天子向天下发布命令，诸侯从天子那里接受命令，大夫从本国国君那里接受命令，儿子从父母那里接受命令，下听其上，弟听其兄，这是最顺的秩序。
衡石的称计是统一的，斗斛的量度是统一的，丈尺的标准是统一的，武器的规格是统“的，书写文字相同，车辙宽窄相同，这是最正的规范。
如果大家都顺，而一人独逆，大家都正，而一人独偏，这就象黑夜之中找东西而见到火光一样，一奸一伪之人是无法隐藏得住的。
这就是先王为什么坚持统一民心的原因。
所以，天子有了成就，就要把功德归让于上天；诸侯有了成就，就要归功于天子；大夫有了成就，就要奉献给本国国君；人民有成就，就应当追溯来源于父亲，并归功于长辈和老辈。
这就是“道”和“法”所产生的根源，也是治国的根本，因此，按年考察工作的是君主，按四时考察工作的是辅相，按月进行考核的是百官，从事劳动专务农业以等待上面命令的是一般平民。
所以，对于平民百姓，应当在他们的父兄中间评量其劳动，应当就君臣的大义上面来听取其言论，然后官吏评选其德才，献给君主。
大夫只安排官职以内的事务，而不论及职责以外的事情；至于辅相，就要定出经常的条例来给百官做依据。
辅相总揽枢要，百官谋士们根据实际情况评议好的措施，有所疑问则请辅相匡正。
君主则调发大府内有关的法令和珪壁印信，来进行稽考查验，只站在三层台阶之上，面向南接受辅相呈上的政事枢要就行了。
这样，君主有余暇的时日，而百官胜任其职务；四时的政令不出错误，而百姓严肃地完成对于上面的供一应。
这都是因为上有法制而下面各有职分的结果。
道，是人的生命之所出，不是由人而生的。
圣王明君是善于了解它和说明它的。
所以，治民有经常的道，生财有经常的法。
“道”是万物的枢要，做人君的掌握这个枢要来处理事情，下面就是有一奸一伪之心也是不敢尝试的。
“道”是存在于虚处的，行道的人君在，道就通行无阻；行道的人君不在，道就闭塞起来。
没有道就不能治民，没有道就不能理财。
民治财育的结果，福利还是归于君主。
这样，明君看重道和法而看轻国家，也就可以理解了。
所以，君主统治一个国家就是他的为君之道在那里统治；帝王统治天下，就是他的帝王之道在那里统治。
无论大而统治天下，小而统治一国，都是他们的道在那里起作用。
因此，他所要求的就能够从人民那里得到，他所厌恶的就能够从人民那里除掉。
所求者能在人民那里得到，所以贤能的人材就可以进用；所恶者能在人民那里除掉，所以一奸一伪分子就能被察觉。
好像冶工对于金属，陶工对于粘土，想要制作什么都是由工匠掌握的一样。
所以，将要行赏，过于厚反而不能供一应；将要行杀，过于严反而不能震慑。
杀过严而不能震慑，赏过厚而不能供一应，都是由于处理的名义和实际情况不符造成的。
做好事的人，不折扣他应得的奖赏，人民就不会考虑私利；有过失的，不拖延对他的惩罚，人民就不会抱怨刑威。
赏罚的制定，不超过人民所应得的，人民就归附和亲近君上了。
这就象天下雨一样，天降下一尺的雨量，大地里的禾苗就向上生长一尺。
所以授人官职而自己不居官，给人职事而自己不任事，独立行动而无人考核的，这就是君主的地位。
古代先王主持天下的时候，人民就把他的德行比作神明，先王也是善于吸收人民意见的。
关于人民的意见，只个别地听取，就会是愚蠢的；全面综合地听取，就将是圣明的。
即使有商汤、周武王的道德，也还要多方搜集众人的言论。
因此，英明的君主，顺从人心，适应人的一性一情，行一事都从众人共同关心的地方出发。
这样，命令布置下去，就不会阻碍；刑罚设置了，却用不着。
先王就是善于同人民合成一体的。
与民一体，那就是用国家保卫国家，用人民保卫人民，人民当然就不去为非作歹了。
虽然是明君，距离在百步以外，也照样听不到；隔上一堵墙。
也照样看不见。
但能够称为明君，是因为善于任用他的臣下，而臣下又善于贡献出他的忠诚。
信诚导致信诚，良善导致良善，所以四海之内都可以治理好。
因此，明君举用下面的人材，总是完全了解他的短处和长处，了解到他的才能的最高限度，才委任给他职务。
贤人事奉他的君主，总是完全认识自己的短处和长处，认识到自己力所不及的限度，才量度能力而接受官职。
君主按照这个原则来收养臣下，臣下也按照这个原则来事奉君主，上下都互相想着公正，那末，百姓男一女就都能治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