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君臣下
【原文】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
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
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
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
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
其从义理兆形于民心，则民反道矣。
名物处，违是非之分，则赏罚行矣。
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
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
致赏则匮，致罚则虐。
财匮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
是故明君审居处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战胜、守固者也。
夫赏重，则上不给也；罚虐，则下不信也。
是故明君饰食饮吊伤之礼，而物属之者也。
是故厉之以八政，旌之以衣服，富之以国裹，贵之以王禁，则民亲君可用也。
民用，则天下可致也。
天下道其道则至，不道其道则不至也。
夫水波而上，尽其摇而复下，其势固然者也。
故德之以怀也，威之以畏也，则天下归之矣。
有道之国，发号出令，而夫妇尽归亲于上矣；布法出宪，而贤人列士尽功能于上矣。
千里之内，束布之罚，一亩之赋，尽可知也。
治斧钺者不敢让刑，治轩冕者不敢让赏，坟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实，义礼明也。
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则贤人不来。
贤人不来，则百姓不用。
百姓不用，则天下不至。
故曰：德侵则君危，论侵则有功者危，令侵则官危，刑侵则百姓危。
而明君者，审禁一婬一侵者也。
上无一婬一侵之论，则下无异幸之心矣。
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
为人臣者，变故易常，而巧官以谄上，谓之腾。
乱至则虐，腾至则北。
四者有一至，败敌人谋之。
则故施舍优犹以济乱，则百姓悦。
选贤遂材，而礼孝弟，则一奸一伪止。
要一婬一佚，别男一女，则通乱隔。
贵贱有义，伦等不逾，则有功者劝。
国有常式，故法不隐，则下无怨心。
此五者，兴德匡过、存国定民之道也。
夫君人者有大过，臣人者有大罪，国所有也，民所君也，有国君民而使民所恶制之，此一过也。
民有三务，不布其民，非其民也。
民非其民，则不可以守战。
此君人者二过也。
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禄，治大官。
倍其官，遗其事，穆君之色，从其欲，阿而胜之，此臣人之大罪也。
君有过而不改，谓之倒；臣当罪而不诛，谓之乱。
君为倒君，臣为乱臣，国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
是故有道之君者执本，相执要，大夫执法以牧其群臣，群臣尽智竭力以役其上。
四守者得则治，易则乱。
故不可不明设而守固。
昔者，圣王本厚民生，审知祸福之所生。
是故慎小事微，违非索辩以根之。
然则躁作、一奸一邪、伪诈之人，不敢试也。
此礼正民之道也。
古者有二言：“墙有耳，伏寇在侧。”
墙有耳者，微谋外泄之谓也；伏寇在侧者，沈疑得民之道也。
微谋之泄也，狡妇袭主之请而资游慝也。
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贵而后贱者为之驱也。
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刑罚亟近也；大臣不能侵其势，比一党一者诛，明也。
为人君者，能远谗谄，废比一党一，一婬一悖行食之徒，无爵列于朝者，此止诈拘一奸一、厚国存身之道也。
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参。
制令之布于民也，必由中央之人。
中央之人，以缓为急，急可以取威；以急为缓，缓可以惠民。
威惠迁于下，则为人上者危矣。
贤不肖之知于上，必由中央之人。
财力之贡于上，必由中央之人。
能易贤不肖而可威一党一于下。
有能以民之财力上陷其主，而可以为劳于下。
兼上下以环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则为人上者危矣。
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赏而夺之实者也；先其君以恶者，侵其刑而夺之威者也；讹言于外者，胁其君者也；郁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
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则国之危，可坐而待也。
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
天道人情，通者质，一宠一者从，此数之因也。
是故始于患者，不与其事；亲其事者，不规其道。
是以为人上者患而不劳也，百姓劳而不患也。
君臣上下之分索，则礼制立矣。
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此物之理也。
心道进退，而形道滔赶。
进退者主制，滔赶者主劳。
主劳者方，主制者圆。
圆者运，运者通，通则和。
方者执，执者固，固则信。
君以利和，臣以节信，则上下无邪矣。
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
此言上下之礼也。
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一体也。
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
戒心形于内，则容貌动于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
知得诸己，知得诸民，从其理也。
知失诸民，退而修诸己，反其本也。
所求于己者多，故德行立。
所求于人者少，故民轻给之。
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一注。
上注者，纪天时，务民力。
下一注者，发地利，足财用也。
故能饰大义，审时节，上以礼神明，下以义辅佐者，明君之道。
能据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过，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
君子食于道，则义审而礼明，义审而礼明，则伦等不逾，虽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则上无危矣。
齐民食于力则作本，作本者众，农以听命。
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于上，犹草木之制于时也。
故民迂则流之，民流通则迂之。
决之则行，塞之则止。
虽有明君，能决之，又能塞之。
决之则君子行于礼，塞之则小人笃于农。
君子行于礼，则上尊而民顺；小民笃于农，则财厚而备足。
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备足，四者备体，顷时而王不难矣。
四肢六道，身之体也。
四正五官，国之体也。
四肢不通，六道不达，曰失。
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乱。
是故国君聘妻于异姓，设为姪娣、命妇、宫女，尽有法制，所以治其内也。
明男一女之别，昭嫌疑之节，所以防其一奸一也。
是以中外不通，谗慝不生；妇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诸臣子弟无宫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一奸一，昭公威私也。
明立一宠一设，不以逐子伤义。
礼私一爱一欢，势不并论。
爵位虽尊，礼无不行。
选为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
然则兄弟无间郄，谗人不敢作矣。
故其立相也，陈功而加之以德，论劳而昭之以法，参伍相德而周举之，尊势而明信之。
是以下之人无谏死之誋，而聚立者无郁怨之心，如此，则国平而民无慝矣。
其选贤遂材也，举德以就列，不类无德；举能以就官，不类无能；以德弇劳，不以伤年。
如此，则上无困，而民不幸生矣。
国之所以乱者四，其所以亡者二。
内有疑妻之妾，此宫乱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任官无能，此众乱也。
四者无别，主失其体。
群官朋一党一，以怀其私，则失族矣；国之几臣，陰约闭谋以相待也，则失援矣。
失族于内，失援于外，此二亡也。
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听，官必中信以敬。
故曰：有宫中之乱，有兄弟之乱，有大臣之乱，有中民之乱，有小人之乱。
五者一作，则为人上者危矣。
宫中乱曰妒纷，兄弟乱曰一党一偏，大臣乱曰称述、中民乱曰詟谆，小民乱曰财匮。
财匮生薄，詟谆生慢，称述、一党一偏、妒纷生变。
故正名稽疑，刑杀亟近，则内定矣。
顺大臣以功，顺中民以行，顺小民以务、则国丰矣。
审天时，物地生，以辑民力；禁一婬一务：劝农功，以职其无事，则小民治矣。
上稽之以数，下十伍以征，近其罪伏，以固其意。
乡树之师，以遂其学。
官之以其能，及年而举，则士反行矣。
称德度功，劝其所能，若稽之以众风，若任以社稷之任。
若此，则土反于情矣。
【译文】
古时没有君臣上下之分，也没有夫妻配偶的婚姻，人们象野兽一样共处而群居，以强力互相争夺，于是智者诈骗愚者，强者欺凌弱者，老、幼、孤、独的人们都是不得其所的。
因此，智者就依靠众人力量出来禁止强一暴，强一暴的人们就这样被制止了。
由于替一人民兴利除害，并规正人民的德一性一，人民便把这智者当作导师。
所以道术和德行是从贤人那里产生的。
道术和德行的义理开始形成在人民心里，人民就都归正道了。
辨别了名物，分清了是非，赏罚便开始实行。
上下有了排定，民生有了根本，国家的都城也便建立起来。
因此，国家之所以成其为国家，是由于有人民这个根本才成为国家；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是由于掌握赏罚，才能成其为君主。
行赏过多则导致国贫，行罚过重则导致暴虐。
财力贫乏和法令暴虐，都是会丧失民心的。
所以，明君总是注意对于人民平时的教导，这样可以使人民平时得治，出战取胜，防守也牢不可破。
行赏过多了，上面就不能供一应；刑罚太暴了，人民就不会信服。
所以，明君就要讲饮宴、吊丧的礼节，对人们分别等级给予不同的礼遇。
所以，明君还用八种官职来勉励他们，用不同品秩的衣服来表彰他们，用国家俸禄来满足他们的生活，用国家法度来抬高他们的地位，这样，人们就都会亲附君主，可以为君主所用。
人民可用，那末天下就会归心了。
人君行道，天下就来归附；不行其道，天下就不归附。
这好比一浪一头涌起，到了顶头又会落下来，乃是必然的趋势。
所以，用恩德来安一抚人们，用威势来震慑人们，天下就会归心了。
一个有道的国家，通过发号施令，国内男一女都会亲附于君主；通过宣布法律和宪章，贤人列士都会尽心竭力于君主。
千里之内的地方，哪怕是一束布的惩罚，一亩地的赋税，君主都可以完全了解。
主管刑杀的不敢私窃刑杀的权限，主管赏赐的不敢偷窃行赏的权限，人们服帖得象一个父亲的儿子，象一个家庭的情况一样，这是由于义礼分明的原故。
在下的不拥护在上的，臣子不拥护君主，贤人就不会出来做事。
贤人不出来，百姓就不肯效力。
百姓不效力，天下就不会归心。
所以说，施行德政的权力被侵削，君主就危险；论功行赏的权力被侵削，有功的人就危险；发令的权力被侵削，官吏就危险；行刑的权力被侵削，百姓就危险。
贤明的君主是明确禁止这种不正当的侵削行为的。
上面没有不正当的侵夺君权的议论，下面就不会有侥幸投机的心理了。
做人君的，违背君道抛弃法制而专好行私，这叫作“乱”。
做人臣的，改变旧制，更易常法，而用花言巧语来谄媚君主，这叫作“腾”。
“乱”的行为发展到极点就会“暴虐”，“腾”的行为发展到极点就会“背叛”。
这四种现象出现一种，就会失改，敌人就会来图谋这个国家。
所以，国君多行施舍，宽容大度以防止祸乱，则人民喜悦；选拔贤者，进用人材而礼敬孝悌的人，则一奸一伪之徒敛迹；禁止一婬一荡懒惰，分清男一女界限，则一婬一乱私通者隔绝；贵贱区分合理，等级不乱，则立功者受到鼓励；国家有确定规范，常法向人民公开，则人民没有怨心。
这五个方面，都是振兴道德、改正错误、保存国家和安定人民的办法。
为人君的可能有大过，为人臣者也可能有大罪。
国家归君主占有，人民归君主统治，有国有民而竟让人民所憎恶的人去掌权管理，这是人君的第一个过失。
人民有春、夏、秋三季节的农事，君主不适时下令，向人民布置生产，那就不是他的人民了；既然不是他的人民，就不能用来守国作战，这是人君的第二个过失。
做人臣的，受国君高爵重禄，负责大的职务，然而却背其职守，放弃职责，逢迎君主的颜色，顺从君主的私欲，通过阿谈的手段而控制君主，这便是人臣的大罪。
君有过而不改，叫做“倒”；臣有罪而不诛，叫作“乱”。
如果君主是“倒君”，人臣是“乱臣”，那么国家的衰亡，就可以坐着等待到来了。
因此，有道的君主要掌握治国根本原则，辅相要掌握重要政策，大夫执行法令以管理群臣，群臣尽心竭力为主上服务。
这四种职守都能完成得好则国家治；疏忽了，则国家乱。
所以，这四种职守都是不可不明确规定和坚决遵守的。
古时候，圣明君主总是把提高人民生活作为根本，慎重了解祸福产生的原因。
所以，对于微小的事情都十分谨慎，对于违法非法都详细辨别，并追究根底。
这样，轻举妄动、一奸一邪和诈伪的人们就不敢尝试做坏事了。
这正是规正人民的途径。
古时候有两句话：“墙上有耳，身旁有暗藏的贼寇。”
所谓墙上有耳，是说机密的谋划可能泄露在外。
所谓身旁有暗藏的贼寇，是说陰谋家可能争得人心。
机密谋划的泄露，是由于狡猾的一宠一扫刺探君主内情去帮助暗藏的一奸一细。
陰。
谋家争得人心，是由于从前受到贵一宠一后来沦为低贱的人愿意为他奔走效劳。
英明的君主执政，一宠一臣内侍不敢窥伺君主的意图。
因为刑罚首先施行于亲近；大臣不能侵夺君主的权势，因为勾结私一党一者被杀的事实，是明确的。
做人君的能够远离谗言诌语，废除拉帮结一党一，使那些一婬一邪悖乱和游荡求食之徒。
不能混入朝廷为官，这是防止诈伪，限制一奸一邪，巩固国家和保全自身的途径。
做君主的，统治群臣百姓，是通过左右大臣实现的。
所以左右大“臣是群臣与君主之间的中间参与者。
制度法令向人民布置，必须经过左右的大臣。
左右大臣把可以缓办的命令改为急办，就可以因为急办对人民猎取权威；又把应当急办的命令改为缓力、，就可以因为缓办对人民表示恩惠。
君主的权威与恩惠转移到左右大臣的手里，做君主的就危险了。
把官吏的贤能或不肖报告君主的，必定经过左有的大臣；把各地方的民财、民力贡献给君主的，也必定经过左有的大臣。
左右大臣能把贤能说成不肖，把不肖说成贤能，而可以在下面结成私一党一。
又能用民财与民力去诱一惑君主，而可以在上面邀取功劳。
同时在君主和臣民中间两头谋求私利，致使官爵和法制对他都不起作用，做君主的就危险了。
先于君主来行奖，这是侵夺君主的行赏大权和恩惠；先于君主来行罚，这是侵夺君主的惩罚大权和威严；在外面制造谣言，这是威胁君主；扣压命令不公布，这是封锁君主。
这由种情况全部发生，而君主还不知道，国家的危险就可以坐着等待到来了。
神圣的人做王，仁智的人做国君，威武勇 敢的人做官长，这本是天道和人情。
依照天道 和人情，通显的人做君主，卑穷的人做臣仆，这是规律一性一所决定的，所以，主管谋划的人，不参与具体事务；亲身参与事务工作的，不管掌握原则。
所以，做君主的只谋虑思患而不从事劳作；做百姓的只从事劳作而不管谋虑思患。
君臣上下的职分明确定下来，礼制就建立起来了。
所以，用人民来服事君上，用劳力来服事贤明， 用形体来服事心灵，这就是事物的道理。
心的功能考虑举止动作，形体的功能是实践俯仰屈伸。
考虑举止动作的管号令，实践俯仰屈伸的主管劳力。
主管劳力的要方正，主管号令的要圆通。
圆的长于运转，运转的能变通，变通就可以和谐。
方的往往固执，固执的能坚定，坚定就可以信诚。
君主用物利协调群臣，群臣用守本分来表示诚信，上下就不会有偏差了。
所以说，做君主的要主持宽仁，做臣子的要谨守信用，这就是所说的上下之礼。
君主在国都，如同心在身一体一样。
道德规范树立在上面，百姓就在下面受到教化。
戒慎之心形成在里面。
容貌就在外面表现出来。
所谓“正”，是表明君主德行的。
知道怎样适合自己，就知道怎样适合于臣民，这是顺从道理来、考虑问题的结果。
如果发现有不适合臣民的地方，就回过头来修正自己，这是返回到根本的方法。
对自己要求的多，德行就可以树立；对人民要求的少，人民就易于供一应。
所以，做君主的要向上注意，做人臣的要向下一注意。
向上注意。
即掌握天时并安排民力；向下一注意即开发地利并增长财富。
所以能整饬治国大义，研究天时季节，向上礼敬神明，向下义待大臣，这才是明君的治国之道。
能够依法办事而不迁就逢迎，上面用来纠正君主的过失，下面用来救济人民的困难，这才是忠臣的行为。
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则齐民以政刑、牵于衣食之利，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
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分民。
威无势也无所立，事无为也无所生，若此，则国平而一奸一省矣。
明君在上一位，加上忠臣的辅佐，就可以用政策和刑罚来整治人民，使人民都关心衣食之利，这样，人民就朴实而容易使用，愚昧而容易控制。
君子依靠治国之道来生活。
平民依靠出力劳动来生活，这就是本分。
君子没有什么权势，就无从树立个人的威望；小人没有什么作为，就无从生产财富。
按这个本分去做。
国家才能安定，坏人才能减少。
君子靠治国之道来生活，义理就可以详备，礼制就可以彰明。
义理详备。
礼制彰明，伦理的等级就没有人敢于超越，即使拥有兵车和士卒的大夫也不敢存在侥幸作乱的心理，这样，君主就可以没有危险了。
平民靠出力劳动生活，则从事基本的农业生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多了，则勤勉而听从命令。
所以，明君治世，人民受君主的节制，就象草木受天时的制约一样。
所以人民偏于保守，就要使他们开通一些；人民偏于开通，就要使他们保守一些。
开放之则流通，堵塞之则停止。
唯有明君是既能开放又能堵塞的。
开放，则能使君子遵守礼制；堵塞，则能使小民专心务农，君子遵守礼制，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小民专心务农，则财物丰厚而贮备充足。
上尊、民顺、财厚、备足，这四者全都齐备，在短时间内称王于天下，就不困难了。
四肢和六道：耳、目、口、鼻、前陰和后陰，是人身的躯体；四正：君、臣、父、子和五官是国家的躯体。
四肢不关联，六道不通畅，这叫作身一体失调；四正不端正，五官不管事，这叫作国家混乱。
所以，国君从不同姓的国家娶妻，还设置有姪娣、命妇和宫女，都按法度进行，这为的是治理好宫内之事。
明定男一女分别，宣示管理男一女嫌疑的办法，这为的是防止一奸一情。
所以，宫内外不得私通，谗言、恶事不准发生，妇人说话不得涉及朝廷政事，群臣子弟不得与宫内交往，这都是先王用来彰明德行、制止一奸一邪、昭示公道、消灭私图的措施。
明立女一宠一之子为后。
而不立长子，这是伤义的事情。
优礼和私一爱一自己喜欢的庶子，但不能使他的地位、权力与嫡长子平等。
庶子的爵位尽管尊贵，但嫡庶的礼制不能不执行。
嫡长子是首要的，要用美好的衣服来装饰他，用文彩的旗帜为旌表他，为的是提高他的威望。
这样嫡庶兄弟之间就可以没有隔阂，挑一拨离间的人也就不敢动作了。
所以，君主在设立辅相的时候，罗列他的功绩也同时考虑他的德行；论定他的劳绩也同时查看他是否合干法度。
经过比较考核。
各方面都合适，然后举用他，尊重他的权威，坦白地信任他。
因此．下面的人臣没就有进谏怕死的顾虑。
聚立布朝的小吏也没有抑郁怨恨的心理。
这样．围家就可以太平而人民也没有邪恶了。
君主在选拔贤材的时候，要举拔有德行的人进入爵位的行列，不可以包括无德之人；要举拔有才能的人担任适当的官职，不可以包括无能之辈。
把德行放在功劳之上。
不因为资历年限而加以抑制。
这样，君主就没有困难，而人民也不会寻求侥幸了。
国家所以衰乱的原因有四，所以灭亡的原因有二。
宫里面有与嫡妻争夺地位的一宠一妾。
这是宫中的乱：庶子里有与嫡子争夺地恢的一宠一子，这是家中的乱；朝廷里有与辅相争夺地位的一宠一臣，这是国中的乱；任用的官吏无能，这是众官的乱。
对上述四者都不能辨别。
君主就失去其体统了。
群官结一党一营私。
召主就丧失宗族的拥护。
国家的机密大臣。
暗中策划陰谋，对付君主，君主就丧失人民的支援。
内部丧失宗族拥护。
外部丧失人民支授，这就是灭亡的两个原因。
所以嫡妻必须固定，嫡子必须确立，辅相必须以正直态度听政。
百官必须以忠情态度严肃认真地办事。
所以说．有宫中之乱，有兄弟之乱，有大臣之乱。
有百官之乱，有小民之乱。
五者全发作起来，做人君的就危险了。
宫中之乱是由于妻妄嫉妒纷争。
兄弟之乱是出于诸子结一党一偏私，大臣之乱是由于他们喜用权术，百官之乱是由于他们对上诽议不满，小人之乱是由于他们财用贫乏。
财用贫乏就产生薄德的行为，对上诽议不满就产生傲慢法制的行为。
喜用权术。
结一党一偏私和嫉妒纷争，则会产生变乱。
所以，正定嫡庶名分．稽查妻妾嫌疑、诛杀一奸一诈的近臣，宫内就可以安定了。
根据功绩安排大臣的次序，根据德行安排百官的次序，根据努力劳动安排小民的次序，国家就富裕了。
详细观察天时，察看土地一性一质，以合理使用民力，禁止奢侈品生产，奖励农业耕作，以使无业之民有事做，小民就得到治理了。
上面核定一定的数额，下到“什伍”的居民组织来征集人材，并缩短选升的期限，以坚定士人的意志；然后每乡设立教师，使士人得到学习；依据才能任官授职，到了年限就荐举使用，这样，士人都归于修德的途径了。
衡量德行和功绩，鼓励其所能，再考察众人的舆论，然后把国家的重任委托给他。
这样，士人都归于诚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