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人录
雍正：六 如此帝国
雍正的帝国情况不妙。
雍正的前任圣祖仁皇帝康熙，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
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
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
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
如此看来，则堂堂大清帝国，竟是一个空架子。
外面看强盛无比，内里却空空如也。
国库空虚，关系非浅，新皇帝岂能坐视？
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时，雍正皇帝下令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钱粮。
雍正不顾乃父“一尸一骨未寒”，就要对康熙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可见其决心之大，也可见事情之紧迫。
这是雍正即位之后的第一个大战役，关乎国本，也关乎帝位。
中央的政令到了下面，没有不打折扣的。
清查亏空牵扯到那么多官员的切身利益，岂有不研究对策之理？那好，你研究，我也研究。
你有对策，我更有对策。
我的对策是：先研究你的对策，再出一台我的政策。
我的政策是针对你的对策来的，看你还有多少对策!
这一下，贪一官污吏全都傻了眼。
雍正确实太了解下情了。
他知道，靠贪一污犯去查自己的贪一污，那是永远也查不出来的。
他们的上司也同样不可靠。
因为没有一个贪一污犯不巴结上司，不给上司行一贿送礼。
如果他不巴结上司，或者上司不接受贿赂，他还能混到今天？早就被查出来，被弹劾罢官了。
即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
因为地方上的亏空如此严重，贪墨如此猖獗，他们居然毫无动作，那就只可能是三种情况：要么是昏官，对下情一无所知；要么是庸官，知情而不敢举报，或无力纠察；要么是混蛋，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官声，对下面的胡作非为睁眼闭眼，包庇纵容，搞“地方保护主义”。
靠这些人去清查亏空，那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因此即便他们手脚干净，也不能依靠。
雍正的对策是派出钦差大臣。
这些省级或副部级的特派员直属中央，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而且都是为官清正又一精一明强干的能员。
这些人，既无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且直接归皇帝领导，不尽心也会尽心。
何况，这些特派员也不是光杆司令。
雍正从各地一抽一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随一团一到省，与特派员一起查账。
查出一个贪一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一团一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
这是一着妙棋，也是一着狠棋。
因为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一场顽症。
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去擦屁一股。
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但这一回，后任是来查账的，当然不会替他打圆场，做掩护。
这样，这个贪一官就再也无处遁逃，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
而且，因为没有后任给他补漏洞，他当然也不愿意为前任背黑锅。
于是，就连他的前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如有贪一污挪用，也难逃法网。
贪一官们当然不愿束手就擒。
他们还有对策，即借钱借粮来填补亏空。
这也是老办法：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
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一团一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
因为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试不爽。
可惜这种伎俩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
雍正在派出特派员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
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既然被说成是官府的，朕就认它是国家所有，你们这些借钱借粮给官府的人，就再也别想把它们收回去。
这一下，谁也不肯借钱借粮给贪一官们了。
富户们不想得罪官员，更怕得罪皇帝。
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钱粮白白地送给公家。
贪一官污吏的又一条对策被雍正事先粉碎。
不过，这还只是雍正一系列对策的一部分。
雍正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会考府”。
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成立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十四日。
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
雍正深知，钱粮奏销，漏洞很大。
雍正先查挪用，后查贪一污。
而且，在追补赔偿时，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一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
更重要的是，无论贪一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
这一下，贪一官们最后一条退路也被堵死。
雍正的高明，还不仅于此。
就在举国上下穷追赃款、整治贪一官的同时，雍正也在思考一个更带根本一性一的问题：怎样才能从制度上杜绝贪墨，保住官员的清廉？
这个问题想得很深。
我们知道，反腐和倡廉是联系在一起的。
而且，倡廉比反腐更重要。
没有保证官吏清廉的制度，腐败就会像割不尽的韭菜，一茬又一茬，真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于是，雍正决定进行两项重要的制度改革，那就是耗羡归公和高薪养廉。
耗羡，也就是我们前一章说到的“常例”，即火耗、米耗等等。
是一种正常税收外的附加税。
这是一种半公开、半合法的贪一污，弊端甚多。
雍正规定，归公的耗羡，有三大用途。
一是填补亏空，二是留作公用，三是发放“养廉银”。
这是耗羡归公的配套措施，也是反腐倡廉的配套措施。
雍正为人虽然不免冷酷刻薄，但他的冷酷刻薄只用于权力斗争，也只施加于他仇恨和憎恶的人。
对于一般人，他是通情达理的。
他并不要求官员们饿着肚子办公(也办不到)，相反还主张他们有体面的生活。
他认为，大小官员，都应该“取所当取而不伤乎廉，用所当用而不涉乎滥”，既不可以盘剥百姓鱼肉子民，也不可以故作清贫沽名钓誉。
但是，俸禄不能提高，而贪一污又不允许，官员们怎样才能保证生活的体面呢？这就要靠“养廉银”。
所以，耗羡不可不收，也不能不给官员们用，但要有规矩。
一是要适度，二是要合理。
其标准，则是官职的高低、政务的繁简和赋税的多寡。
由这三个坐标系定出养廉银的数额，多收就是贪墨。
现在雍正几乎把所有导致腐败的漏洞全堵住了。
他应该成功了吧？可惜没有。
雍正改革赖以成功的条件和他改革的目标是根本相悖的。
雍正要惩治的是腐败，反腐败的力量是他的特权，而特权又恰是腐败之源。
没有特权，不会滋生腐败；没有特权，又无法惩治腐败。
这是一个死结。
在封建专制的王朝时代，没有人解得开，雍正也不例外。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