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说,见于《三国·魏志·武帝纪》,又见于《吴《三国史话》孙策欲袭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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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话 - 孙策欲袭许

三国史话

孙策欲袭许

之说,见于《三国·魏志·武帝纪》,又见于《吴志·策传》,《策传》且谓欲袭许迎汉帝。

注引《江表传》,则谓“策前西征,陈登阴遣间使,以印绶与严白虎余党,图为后祸,以报陈瑀见破之辱(登,瑀从兄子)。

策归复讨登军到丹徒,须待运粮,见杀”,《九州春秋》及《傅子》又谓“策闻曹公将征柳城,而欲袭许”,异说纷如。

夫策见杀在建安五年,而柳城之役在十二年。

《九州春秋》及《傅子》之谬,不待辨矣。

孙盛《异同评》谓:“策虽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黄祖乘其上流,陈登间其心腹,且深险强宗,未尽归服,曹、袁虎争,势倾山海,策岂暇远师汝、颍,而迁帝于吴、越哉?”

又谓“绍以建安五年至黎阳,策以四月遇害。

而《志》云策闻曹公与绍相距于官渡,谬矣。

伐登之言,为有证也”。

其说是也。

而裴松之谓:“黃祖始被策破,魂气未反,刘表君臣本无兼并之志……于时强宗骁帅,祖郎、严虎之徒,禽灭已尽,所余山越,盖何足虑。

若使策志获从,大权在手,淮、泗之间,所在皆可都,何必毕志江外,迁帝于扬、越哉?”

又致“武帝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乃策未死之前,久与袁绍交兵”,因谓策之此举,理应先图陈登,而不止于登,《国志》所云不谬,则误矣。

刘表、黃祖,庸或不能为策患,江南之强宗骁帅,则虽处深险之区,实为心腹之疾,策虽轻狡,岂容一无顾虑,即谓其不足为患?抑策并不知虑此。

然以策之众,岂足与中国争衡,即谓袁、曹相持,如鹬蚌两不得解,策欲袭许,亦未有济,况徒偏师相接乎?淮、泗之间,岂足自立?策之众,视陶谦、袁术、刘备、吕布何如?若更远都江表,则义帝之居郴耳,岂足有济。

况汉至献帝之世,威灵久替,扶之岂足有济?曹公之克成大业,乃由其能严令行,用兵如神,非真天子之虚名也。

不然,因献帝而臣伏于操者何人哉?以曹公之明,挟献帝而犹无所用,而况于策乎?况以策之轻狡,又岂足以知此乎?

《吴志·吕范传》云:“下邳陈瑀自号吴郡太守,住海西,与强族严白虎交通。

策自将讨虎,别遣范与徐逸攻瑀于海西,枭其大将陈牧。”

而《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谓:建安二年,诏“以策为骑都尉,袭爵乌程侯,领会稽太守”。

又诏与领徐州牧温侯布,及行吴郡太守安东将军陈瑀,共讨袁术。

则璃行吴郡太守,乃朝命,非自号也。

传又言,“是时陈瑀屯海西,策奉诏治严,当与布、瑀参同形势。

行到钱塘,瑀阴图袭策,遣都尉万演等密渡江,使持印传三十余纽与贼丹杨、宣城、泾、陵阳、始安、黟、歙诸险县大帅祖郎、焦已,及吴郡乌程严白虎等,使为内应,伺策军发,欲攻取诸郡。

策觉之,遣吕范、徐逸攻瑀于海西,大破瑀,获其吏士妻子四千人。”

案:策之渡江,本为袁术,汉朝命吏,如刘繇、王朗、华歆等,无不为其所逐。

是时虽有与吕布、陈瑀同讨袁术之命,特权宜用之,非信其心也。

有隙可乘,加以诛翦,夫固事理所宜。

《吕范传》注引《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扬州刺史陈祎死,袁术使瑀领扬州牧。

后术为曹公所败于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

术走阴陵,好辞以下瑀,瑀不知权,而又怯,不即攻术。

术于淮北集兵向寿春,瑀惧,使其弟公琰请和于术。

术执之而进,瑀走归下邳。”

然则瑀实乃心王室者。

陈登之结白虎余党,盖亦欲继其从父之志,戡翦乱人,非徒为雪家门之耻也。

《张邈传》注引《九州春秋》言:登甚得江淮间欢心,有吞灭江南之志,孙策遣军攻登,再败,而迁为东城太守。

孙权遂跨有江外。

太祖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而令封豕养其爪牙。

则登之才,盖非刘繇、王朗等比,而任之不专,致使大功不竟,轻狡之子,坐据江外数十年,岂不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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