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话
山越
为患，起于灵帝建宁中。
《后汉书·本纪》：建宁二年九月，丹阳贼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
至后汉之末，而其势大盛。
孙吴诸将，无不尝有事于者。
《三国·吴志·孙权传》：黄武五年，置东安郡，以全琮为太守，平讨。
据琮本传，则前此已尝为奋威校尉，授兵数千人，以讨矣。
权徐夫人兄矫，以讨平，拜偏将军。
孙贲，袁术尝表领豫州刺史，转丹阳都尉，行征虏将军，讨平。
顾雍孙承，为吴郡西部都尉，与诸葛恪等共平。
黄盖，诸不宾，有寇难之县，辄用为守长，又迁丹阳都尉，抑强扶弱，怀附。
韩当，领乐安长，畏服。
蒋钦，尝为讨越中郎将。
陈武庶子表，嘉禾三年，诸葛恪领丹阳太守，讨平，以表领新安都尉，与恪参势。
董袭，尝拜威越校尉。
凌统父操，守永平长，平治。
朱治，丹阳故鄣人也，年向老，思恋土风。
自表屯故鄣，镇抚。
吾粲与吕岱讨平。
均见《吴志》本传。
徐陵子平，诸葛恪为丹阳太守，以平威重思虑，可与效力，请平为丞，见《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
以上皆明言其为者。
其不明言为，而实与同者，则不可胜举。
如《周泰传》云：“策入会稽，署别部司马，授兵。
权爱其为人，请以自给。
策讨六县山贼，权住宣城，使士自卫，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围落，而山贼数千人卒至。
权始得上马，而贼锋刃已交于左右，或斫中马鞍，众莫能自定。
惟泰奋击，投身卫权，胆气倍人，左右由泰并能就战。
贼既解散，身被十二创，良久乃苏。”
《周鲂传》云：“贼帅董嗣负阻劫钞，豫章、临川并受其害。
吾粲、唐咨尝以三千兵攻守，连月不能拔。
鲂表乞罢兵，得以便宜从事。
鲂遣间谍，授以方策，诱狙杀嗣。
嗣弟怖惧，诣武昌降于陆逊，乞出平地，自改为善，由是数郡无复忧惕。”
《钟离牧传》云：“建安、鄱阳、新都三郡山民作乱，出牧为监军使者，讨平之。
贼帅黄乱、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
《陆凯传》云：弟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
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颡，交域清泰。
就加安南将军，复讨苍梧建陵贼，破之，前后出兵八千余人，以充军用。”
此等虽或言贼，或言民，实与言越者无别。
以其皆与越杂处，而越已为其所化也。
见后。
张温、陆逊、贺齐、诸葛恪，特其尤佼佼者耳。
所据，亘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新都、鄱阳，几尽江东西境。
《孙权传》：“策薨，以事授权。
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
权乃分部诸将，镇抚，讨不从命。”
《诸葛恪传》：“恪求官丹阳，众议以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云云。
案江南本皆越地，越皆山居，故其蟠结之区，实尚不止此。
特僻远之地，不必其皆为患；即为患亦无关大局，不如此诸郡者处吴腹心之地，故史不甚及之耳。
是时南北交争，无不思借以为用。
孙策之逐袁胤也，袁术深怨之，乃阴遣间使，齎印绶与丹阳宗帅陵阳祖郎，使激动，图共攻策。
见《孙辅传注》引《江表传》。
太史慈之遁芜湖也，亡入山中，称丹阳太守。
已而进驻泾县，立屯府，大为所附。
是孙策未定江东时，与之争衡者，莫不引为助也。
策之将东渡也，周瑜将兵迎之。
及入曲阿，走刘繇，策众已数万。
乃谓瑜曰：“吾以此众取吴会、平已足。
卿还镇丹阳。”
孙权代策，即分部诸将，镇抚，讨不从命。
是孙氏未定江东时；视为劲敌；及其既定江东，仍兢兢以为重也。
不特此也，孙权访世务于陆逊，逊建议：“山寇旧恶，依阻深地。
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
而权之遣张温使蜀也，亦曰：“若都除，便欲大构于丕。”
其欲亲征公孙渊也，陆瑁疏谏，谓“使天诛稽于朔野，山虏乘间而起，恐非万安之长虑”。
则当江东久定之后，仍隐然若一敌国矣。
以上所引，皆见《吴志》各本传。
无怪曹公以印绶授丹阳贼帅，使扇动，为作内应也。
见《陆逊传》。
而吴人亦即思借是以谲敌。
《周鲂传》云：“为鄱阳太守，被命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为北敌所闻知者，令谲挑曹休。”
鲂虽谓民帅不足仗任，事或漏泄，遣亲人赍笺七条以诱休；然其三曰：“今此郡民，虽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复为乱，为乱之日，鲂命讫矣。”
当时之强，可以想见。
宜乎张温、陆逊、诸葛恪之徒，咸欲取其众以强兵也。
《逊传》云：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赢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
《恪传》：自诡三年可得甲士四万，其后岁期人数，皆如本规。
《温传》：孙权下令罪状温曰：“闻曹丕出自淮、泗，故豫敕温有急便出，而温悉内诸将，布于深山，被命不至。”
然骆统表理温曰：“计其送兵，以比许晏，敷之多少，温不减之，用之强羸，温不下之，至于迟速，温不后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
则温所出兵，已不为少矣。
夫老弱妇女，数必倍蓰于壮丁。
逊得精卒数万，恪得甲土四万，则总计人数，当各得二三十万。
然《陈武传》言武庶子表，领新安都尉，与恪参势，在官三年，广开降纳，得兵万余人，则此等参佐之徒所得之众，又在主将所得之外。
《逊传》言逊建议：“克敌宁乱，非众不济。”
主大部伍，取其精锐，而《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载黄盖欺曹公之辞曰：“用江东六郡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
则吴之用为兵，由来旧矣。
可见所谓者，不徒其人果劲，即其数亦非寡弱也。
夫越之由来亦旧矣。
乃终两汉之世，寂寂无闻，至于汉魏之间，忽为州郡所患苦、割据者所倚恃如此，何哉？曰：此非越之骤盛，乃皆乱世，民依阻山谷，与越相杂耳。
其所居者虽越地，其人固多华夏也。
何以言之？案《后汉书·循吏·卫飒传》曰：“迁桂阳太守。
先是含洭、浈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
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
去郡远者，或且千里。
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
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
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
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
云“习其风土”，则其本非越人审矣。
诸葛恪之求官丹阳也，众议以丹阳地势险阻，“逋亡宿恶，咸共逃窜”。
骆统之理张温也，亦曰：“宿恶之民，放逸山险，则为劲寇，将置平土，则为健兵。”
夫曰“逋亡”，曰“宿恶”，固皆中国人也。
《贺齐传》曰：“守剡长。
县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
齐闻大怒，便立斩从。
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
齐率吏民，开城门突击，大破之，威震。”
又曰：“王朗奔东冶，侯官长商升为朗起兵。
策遣永宁长韩晏领南部都尉，将兵讨升，以齐为永宁长。
晏为升所败，齐又代晏领都尉事。
升畏齐威名，遣使乞盟。
齐因告喻，为陈祸福，升遂送上印绶，出舍求降。
贼帅张雅、詹强等不愿升降，反共杀升。
贼盛兵少，未足以讨，齐住军息兵。
雅与女婿何雄争势两乖，齐令越人因事交构，遂致疑隙，阻兵相图。
齐乃进讨，一战大破雅，强党震惧，率众出降。”
夫能附中国之大族以为乱，且能交构于两帅之间，其名为越而实非越，尤可概见。
周鲂被命，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以谲曹休，则并有旧族入居山中者。
盖山深林密之地，政教及之甚难。
然各地方皆有穷困之民，能劳苦力作者，此辈往往能深入险阻，与异族杂处。
初必主强客弱，久则踵至者渐多，土虽瘠薄，然所占必较广；山居既习俭朴，又交易之间，多能朘夷人以自利，则致富易而生齿日繁。
又以文化程度较高，夷人或从而师长之。
久之，遂不觉主客之易位。
又久之，则变夷而为华矣。
此三国时之盛，所以徒患其阻兵，而不闻以其服左袵而言侏离为患；一徙置平地，遂无异于齐民也。
使其服左袵而言侏离，则与华夏相去甚远，固不能为中国益，亦不能为中国患矣。
然则三国时之，所以能使吴之君臣旰食者，正以其渐即于华，名为越而实非越故。
前此史志所以不之及者，以此辈本皆安分良民，蛰居深山穷谷之中，与郡县及齐民，干系皆少，无事可纪也。
此时所以忽为郡县患者，则以政纲颓弛，逋逃宿恶，乘间恣行故耳。
亦以世乱，阻山险自保者多，故其众骤盛而势骤张也。
然溯其元始，固皆勤苦能事生产之民，荒徼之逐渐开辟，异族之渐即华风，皆此辈之力也。
古书简略，古人许多经论，往往埋没不见，是在善读书者深思之。
诸葛恪之求官丹阳以出山民也，众议咸以为难。
以为“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
逋亡宿恶，咸共逃窜。
山出铜铁，自铸甲兵。
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猨狖之腾木也。
时观间隙，出为寇盗。
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
其战则蠭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
即恪父瑾闻之，亦以事终不逮，叹曰：“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而恪盛陈其必捷。
其后山民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
恪为丹阳太守，讨，事在孙权嘉禾三年八月；其平事毕，北屯庐江，在六年十月。
见《权传》。
问其方略，则曰“移书四郡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
乃分纳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而已。
读之，亦似平平无奇者。
然以分据之兵，卫屯聚之民，当好武习战必死之寇，至于三年，而能使将不骄惰，兵不挫衂，民不被掠；且山民当饥穷之时，必不惜出其所有，以易谷食，而恪能使“平民屯居，略无所入”；其令行禁止，岂易事哉？恪之治，德意或不如清世之傅鼐，其威略则有过之矣。
《后汉书·抗徐传》附《度尚传》。
曰：“试守宣城长，悉移深林远薮椎髻鸟语之人，置于县下。
由是境内无复盗贼。”
此所谓“盗贼”，即之流也。
古人入夷狄者，大率椎髻，不足为异。
云“鸟语”则必不然。
果皆鸟语，安能徙置县下。
徐所徙，盖亦华人之入越地者耳。
《后汉书》措辞，徒讲藻采，不顾事实，难免子玄妄饰之讥矣。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
《正义》曰：“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
案《尔雅·释地》：“高平曰陆。”
而《春秋》时晋有高梁之虚，楚沈诸梁字子高，则梁亦有高义。
疑“陆梁”是复语，《正义》分疏未当也。
华阳之地称梁州，盖亦以其高而名之。
《太康地记》曰：“梁州，言西方金刚之气强梁，故名。”
《尔雅·释地释文》引。
亦近望文生义。
蜀以所处僻远，不习战斗，故其风气最弱。
读司马相如《喻巴蜀檄》可知，何强梁之有？
乱离之世，民率保据山险，初不必百越之地而后然。
特越地山谷深阻，为患尤深，而平之亦较难耳。
《魏志·吕虔传》：“领泰山太守。
郡接山海，世乱，闻民人多藏窜。
袁绍所置中郎将郭祖、公孙犊等数十辈，保山为寇，百姓苦之。
虔将家兵到郡，开恩信，祖等党属皆降服，诸山中亡匿者尽出安土业。
简其强者补战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
冠名州郡。”
此所谓亡匿山中者，亦南方之类也。
又《杜袭传》：“领丞相长史，随太祖到汉中讨张鲁。
太祖还，拜袭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
绥怀开道，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
云乐出，则其初亦必亡匿山谷矣。
当三国时大致平定，然未尝遂无遗落也。
《晋书·杜预传》：平吴还镇，“攻破山夷”。
山夷即也。
《陶侃传》：屯夏口。
“时天下饥荒，山夷多断江劫掠。
侃令诸将诈作商船以诱之。
劫果至，生获数人，是西阳王左右。
侃即遣兵逼，令出向贼，侃整陈于钓台为后继。
缚送帐下二十人，侃斩之、自是水陆肃清，流亡者归之盈路，侃竭资振给焉。
又立夷市于郡东，大收其利。”
夫至藩王左右杂处其中，且能诣郡与华人交市，其非深林远薮、椎结鸟语之徒明矣。
永嘉丧乱以来，北方人民，亦多亡匿山谷者，以其与胡人杂处也，亦称为山胡；迄南北朝，未能大定，亦之类也。
《隋书·苏孝慈传》：“桂林相聚为乱，诏孝慈为行军总管击平之。”
《北史》同。
《唐书·裴休传》：“父肃，贞元时为浙东观察使。
剧贼栗隍，诱为乱，陷州县。
肃引州兵破禽之，自记《平贼》一篇上之，德宗嘉美。”
《旧唐书·王播传》：弟起，起子龟，咸通十四年，“转越州刺史、浙东团练观察使。
属徐泗之乱，江淮盗起。
乱，攻郡，为贼所害。”
又《卢钧传》：“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
服其德义，令不严而人化。”
此等，未必魏晋屯聚之遗，特史袭旧名名之耳。
然其与华人相杂，则前后如出一辙。
《旧书》言卢钧之刺广州也，先是土人与蛮僚杂居，昏娶相通，吏或挠之，相诱为乱。
钧至，立法，俾华夷异处，昏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
由是徼外肃清，而不相犯焉。
三国时之，乃华人入居越地，此则越人出居华境，其事殊，然其互相依倚，致成寇患则一也。
一时之禁令，岂能遏两族之交关，久而渐弛，可以推想。
凡此等，皆足考民族同化之迹也。
本篇选自吕思勉著《白话本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标题有改动。
该书原采用民国纪元的方法来纪年，以1912年民国元年为基准，民元以前逆推，称民国前某某年，简称前某某年。
现统一还原为公元纪年。
本篇选自《吕思勉遗文集》（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5～608页）。
本篇选自吕思勉著《论学集林·蒿庐论学丛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115页）。
本篇选自《吕思勉遗文集》（下）（第601～603页）。
本篇选自吕思勉著《论学集林·蒿庐札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728～731页）。
本篇选自吕思勉著《论学集林·蒿庐札记》（第731～735页）。
本篇选自吕思勉著《论林集林·蒿庐札记》（第739页）。
本篇选自吕思勉著《论学集林·蒿庐札记》（第739～740页）。
本篇选自《吕思勉遗文集》（下）（1997年版，第600～601页）。
本篇选自吕思勉著《论学集林·蒿庐札记》（第737页）。
本篇选自吕思勉著《论学集林·蒿庐札记》（第737～738页）。
本篇选自吕思勉著《论学集林·蒿庐札记》（第738～739页），按原稿补正。
本篇选自《吕思勉遗文集》（下）（第603～605页）。
本篇选自吕思勉著《论学集林·蒿庐札记》（第736页）。
本篇选自吕思勉著《论学集林·蒿庐札记》（第735页）。
本篇选自吕思勉著《论学集林·蒿庐札记》（第740～741页）。
本篇选自吕思勉著《论学集林·蒿庐札记》（第741～742页）。
[18] 本篇选自吕思勉著《论学集林·蒿庐札记》（第742页）。
本篇选自《吕思勉遗文集》（下），按原稿补正。
[20] 本篇选自《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40～6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