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经
正论
【原文】
议曰：《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虽博辩利害，然其弊流遁漫羡，无所归宿。
故作《》以质之。
)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
《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司马谈曰：“《易》着天地陰陽、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一兽草木、一牝一牡雌雄，故长于风；《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是非，故长于理人也。”
)
故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一精一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也。
(子夏曰：“声成文谓之音。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己之得失，其流及上。
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
晋时王政陵迟，南陽鲁褒着《钱神论》，吴郡蔡洪作《孤愤》。
前史以为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此之谓也。
)
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也。
(《书》着帝王之道，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三千之徒，并受其义也)
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也。
(《乐》书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情一动其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声音之道，与政相通。
宫为君，商为臣，角为人，征为事，羽为物。
五音不乱，则无沾滞之音矣。
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捶，其臣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征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
五音皆乱，则迭相陵，谓之慢。
如此，国灭亡无日矣。
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快意，所以动荡血脉，流通一精一神，而和正心也。
故宫动脾而和正信，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征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
故闻宫音者，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者，使人恻隐而一爱一人；闻征音者，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者，使人整齐而好礼。
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
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
故君子终日言而邪僻无由入也。”
班固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人心，其感人也深。
故先王着其教焉。
夫人有血气心知之一性一，而无哀乐喜怒之常。
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
故纤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忧；阐谐慢易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奋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正诚之音作，而民肃静；宽裕和顺之音作，而民慈一爱一；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一婬一乱。
先王耻其乱也，故制《雅》、《颂》之一声。
本之情一性一，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导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
足以感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气得接焉。
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吕氏春秋》曰：“亡国戮人，非无乐也，其乐不乐。
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
乱世之乐，有似于此。”
范晔曰：“夫钟鼓，非乐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之主，而养不可废。
夫存器而亡本，乐之失也。
调气以和声，乐之盛也。
崇养以伤行，孝之累也。
行孝以致养，孝之大也。”
议曰：东方角主仁，南方征主礼，中央宫主信，西方商主义，北方羽主智。
此常理也。
今太史公以为：征动心而和正智，羽动肾而和正礼。
则以征主智，羽主礼，与旧例乖殊。
故非末学所能详也。
)
洁净一精一微而不贼，则深于《易》也。
(《易》之一精一微，一爱一恶相攻，远近相取，则不能容人，近于相害。
)
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也。
(太史公曰：“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一性一而作仪。
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一宠一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人也。
人一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
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一婬一佚，救其弊也。
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适宜，物有节文。
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遂备三归。
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
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悦，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决。”
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必正名于卫，所居不合，岂不哀哉！”
班固曰：“人函天地陰陽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一性一而不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
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一性一、节万事也。
人一性一有男一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
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
故婚姻之礼之废，则夫妇之道苦，而一婬一僻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烦；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渐起。
故孔子曰：“安上治人，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
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也。
(壶遂曰：“昔孔子何为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曰：“由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一事之深切着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代，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拨乱代，反之正道，莫近于《春秋》。
《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
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
汤武之隆，诗人歌之。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受命于穆清，泽流四极，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之耻也；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罪莫大焉。
余所谓述，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
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
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散乱矣。
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陰陽，明教化者也。
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此其最高也。
然惑者既失一精一微，而僻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一宠一，此僻儒之患也。
(司马谈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经传以十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常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范晔曰：“夫游庠序，服儒衣，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
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
自桓、灵之间，朝纲日陵，国隙屡启，中智以下，一靡一不审其崩离，而刚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民诵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顺之势也。
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大业移矣，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礼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者，斯岂非学者之效乎？故先师褒励学者之功，笃矣。”
)
道家者，盖出于史官，历纪成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术也。
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此其所长也。
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乐，兼弃仁义，独任清虚，何以为治？此道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道家使人一精一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陰陽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指约而易一操一，事少而功多。
夫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
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
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
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君臣并至，使自明也。”
)
陰陽家者，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此其所长也。
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此陰陽之弊也。
(司马谈曰：“陰陽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陰陽、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
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
故曰：使人拘而多忌。
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之大经，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
故曰：叙四时之大顺。
不可失也。”
《汉书》曰：“天人之际，一精一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
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
陰陽之理，各应其感。
陰变则静者动，陽蔽则明者暗。
水旱之灾，随类而至。
故曰：日蚀、地震皆陽微陰盛也。
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国之陰也。
《春秋》日蚀三十六，地震五十二。
或夷狄侵中国，或政权在臣下，或妇弃夫，或臣子背君父。
事虽不同，其类一也。
是以明王即位，正五事。
五事者：貌、言、视、听、思也。
建大中以承天心，则庶征序于下，日月理于上。
如人君一婬一溺后宫，般乐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降而六极至。
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
《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人农时，及有一奸一谋，则木不曲直。”
又曰：“弃法律，遂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
又曰：“好治宫室，饰台榭，内一婬一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
又曰：“好攻战，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城，则金不从革。”
又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管辂曰：“贵人有事，其应在天。
在天则日月星辰也。
兵动人扰，其应在物。
在物则山林鸟兽也。”
又曰：“夫天虽有大象而不能言，故运星一精一于上，流神明于下，驱风云以表异，役鸟兽以通灵。
表异者必有沉浮之候，通灵者必有宫商之应。
是以宋襄失德，六鶂退飞；伯姬将焚，鸟鸣其哭；四国未火，融风已发；赤云夹日，殃在荆楚。
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
后汉窦武上书曰：“间者有喜禾、芝草、黄龙之瑞见。
夫瑞生必于嘉土，福至实由吉人。
在德为瑞，无德为灾。
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
又裴楷曰：“按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也。
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
清者属陽，浊者属陰。
河当浊而反清者，陰欲为陽，诸侯欲为帝也。
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
今天垂异，地吐妖，民疠疫，三者并时而有河清，犹春秋麔不当见而见。
孔子书以为异也。”
魏青龙中，张掖郡玄川，溢涌宝石负鼎状，麟凤龙马，炳焕成形，时人以为魏端，任令于绰赍以问张珔，珔密谓绰曰：“夫神以知来，不追已往。
以祯祥先见，然后废兴从之。
汉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废兴祯祥乎？此石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祯祥。”
后司马氏果代魏。
汉武时，巫为上致神君，神君但闻其声，不见其形。
荀悦曰：“《易》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
各当其理而不相乱，乱则有气变而然。
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复生，此形之异也；男化为女，死而复生，此含气之异也；鬼神仿佛在于人间，言语声音，此一精一神之异也。
夫形神之异，各以类感。
善则生吉，恶则生凶，一精一气之际，自然之符异也。
故逆天之理，则神失其节，而妖神妄兴；逆地之理，则形失其节，而妖人妄生；逆中和之理，则含气失其节，而妖物妄出。
此其大旨也。
若夫神君之类，一精一神之异也。”
《春秋传》曰：“作事不时，怨仇动于人，则有非言之物而言。”
当汉武之时，赋敛繁众，人民雕弊，故有无形而言至也。
其于《洪范》言僭则生时妖。
此盖怨仇而生妖之类也。
故通于道者，正身，则万物一精一神形气，各返其本也。”
后汉陈蕃上书曰：“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数十年间，无复灾眚者，天所弃也。
天之于汉，悢悢无已，故殷勤示变，以悟陛下，除妖去嬖，实在修德。
故《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见怪则修身。”
神不能伤道，妖不能害德。”
《汉书》曰：“夫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
此天人之大略也。”
)
法家者，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
及刻者为之，则亡教化，去仁一爱一，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贼至亲，伤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法家严而少恩，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
夫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一亲尊尊之恩绝矣。
可使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
故曰：“严而少恩”。
至于尊主卑臣，明职分，不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
)
名家者，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此其所长也。
及缴者为之(缴，音工钧反。
)，则苟钩鈲析乱而已，此名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名家使人检而善失真。
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夫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时失人情，故曰：“使人检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鈲，音普觅反。
)
墨家者，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一爱一；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右，信也。
)；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言无吉凶之命，但有贤、不肖、善、恶也。
)；以孝示天下，是以上同(言皆同于治也。
)。
此其所长也。
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一爱一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此墨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
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
夫墨者亦上论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
饭土簋，啜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
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
教丧礼，必以此为万人之率。
故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
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同，故曰：“俭而难遵”也。
要曰：强本节用，则家给人足之道。
此墨家之所长，虽百家莫能废也。”
汉武帝问董仲舒策曰：“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辂，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
夫帝王之道，岂异旨哉？”
对曰：“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
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
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
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
俭非圣人之中制，故曰：奢不僭上，俭不一逼一下，此王道也。”
)
纵横家者，盖出于行人之官。
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
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音）许远反)而弃其信。
此纵横之弊也。
(荀悦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
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
夫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世者，谓之游说；色取人，合时好，连一党一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
此三者，乱之所由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
凡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
上不明，下无正；制度不立，纲纪弛废；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一爱一憎为利害，不论其实；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下笔。
然则利不可以义求，害不可以道避。
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饰华废实，竞取时利，薄骨肉之恩，笃僚友之厚，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苞苴盈于门庭，聘问盈于道路，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
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受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义。
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矣。
游说之本，生于是非，使于四方，不辱君命。
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专对解结之，辞之绎矣，民之莫矣。
以正行之者，谓之辩智。
其失之甚者，至于诈矣。
游行之本，生于道德仁义，泛一爱一容众，以文会友，和而不同，进德及时，以立功业于世。
以正行之者，谓之君子。
其失之甚者，至于因事害私，为一奸一宄矣。
甚相殊远，岂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则三游废矣。”
)
杂家者，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理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
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此杂家之弊也。
农家者，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
孔子曰：“所重人食。”
此其所长也。
及鄙者为之，则欲君臣之并耕，悖于上下之序，农家之弊也。
(班固曰：“司马迁《史记》，其是非颇谬于圣人。
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一奸一雄；述货殖，则崇利势，而羞贫贱。
此其所弊也。
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世谓之实录。”
)
文子曰：“圣人之从事也，所由异路而同归。
秦楚燕魏之歌，异转而皆乐；九夷八狄之哭，异声而皆哀。
夫歌者，乐之征也；哭者，哀之效也。
愔愔于中而应于外，故在所以感之矣。”
论曰：范晔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弊也。
而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相乖。”
尝试论之：夫世非胥庭，人乖鷇饮，理迹万肇，情故萌生。
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权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
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代，则大同极轨，施舍之道，宜无殊典。
而损益异运，文朴递行，用明居晦，回一穴一于曩时，兴戈陈俎，参差于上世。
及至戴黄屋，服絺衣，丰薄不齐，而致治则一。
亦有宥公族，黥国仇，宽躁已隔，而防非必同。
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
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
故葛屦履霜，弊由崇俭；楚楚衣裳，戒在穷奢。
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敛威峻法，以苛薄分崩。
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秦末轨，所以彰于微灭。
故用舍之端，兴败资焉。
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
大叔致猛政之衰，国子流遗一爱一之涕。
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修画一之法。
斯实驰张之宏致，庶可以征其统乎？
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悉究矣。
然多谬通方之训，好中一隅之说。
贵清净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
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弊之规，宜流于长世。
稽之笃论，将为弊矣。
由此言之，故知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非至一精一者，孰能通于变哉？
【译文】
[“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论文虽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论证，陈述了各家各派学说的利弊，然而不足之处是对某些问题元暇顾及，有的阐述也比较散漫，使人有无所适从之感。
因此作这篇“”作为补充，以使论述进一步充实完善。
]
孔子说：“《礼记》、《诗经》、《乐经》、《尚书》、《周易》和《春秋》这六种文史著作虽然内容不同，但其教育人民、讲求政治的目的却是一致的。
《礼》可以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乐》可以培养平和纯洁的心志，《书》用来指导为人处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预测神奇的变化，《春秋》用来明辨道义。”
[司马谈说：“《周易》是阐明天地、陰陽、四时与五行之原理的，所以以变化见长；《礼记》是阐述伦理道德的，所以注重于行为；《尚书》记叙的是尧舜禹三代的事迹，故以政治见长；《诗经》记载山川、溪谷、禽一兽、草木、雌雄，故长于风土民情；《乐经》论述音乐，因而以和谐为主题；《春秋》辨正是非，因此以说理明心见长。”
]
所以说，到了一个国家，很容易感觉出这个国家是用什么来教化民众的。
如果民风纯朴敦厚，这是《诗》教的结果；民众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是《书》教的结果；心胸大度，平易善良，是《乐》教的结果；心志纯洁，见识一精一微，是《易》教的结果；恭敬俭朴，谦逊庄重，是《礼》教的结果；善于言辞，言简义赅，是《春秋》教化的结果。
因此，失去《诗》教，人则愚昧；失去《书》教，则多诬陷不实之言；失去《乐》教，浮奢一婬一逸；失去《易》教，民众则狡猾邪恶；失去《礼》教，社会风气则浮躁不安；失去《春秋》的教导，朝野秩序混乱。
民风温和敦厚而不愚昧，这是由于深受《诗经》薰陶教育的结果。
[子夏说：“不同的声调艺术化之后，就是音乐。
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伦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没有比《诗》更切近了。”
太史公说：“《诗·大雅》说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却在于用德一性一来教化百姓，《诗·小雅》是通过讥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内在含义影响上层统治者。
它们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合乎仁德的宗旨却是一致的。”
晋时王政衰微，南陽的鲁褒写了《钱神论》，吴郡的蔡洪写了《孤愤》。
从前的史书认为“乱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这些著作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
民众如果既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诚实正直，这是对《书》教深切领会的结果[《书》阐述帝王的治世之道，其中都典谟、训诰、誓命之类的文章，孔子的三千弟子都很一精一通其中的教义]。
心胸大度、平易善良而不骄奢一婬一逸，这是对《乐》教领会深刻的结果。
[《乐经》说：“大凡乐音都是由于人心有所感而发。
感情萌动于内心，就表现为声音，声音组成一定的曲调后就是音乐。
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怆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音乐往往和政治的兴衰有着很密切的联系。
五音中的宫调低沉稳建，就象统领天下的君王；商调比较刚正坚实，就象分管政务的文武百官；角调柔和适中，就象人民大众；徵调细腻轻扬，就象纷繁的事务；羽调轻松高昂，就象宇宙万物。
如果这五种音调谐和统一，就没有滞涩杂乱的音调出现。
如果宫音散乱，则流于荒漫，说明国君骄纵；商音散乱，则流于邪僻，说明臣子败坏；角音混乱，则流于抑郁，说明民众怨忿；徵音散乱，则流于哀怨，说明人民过分勤苦；羽音散乱，则流于危亡，说明财物匮乏。
如果五音全部混乱失调，相互干扰抵触，这叫轻漫，那么国家的灭亡大概就没有几天了。
上古圣明的国君提倡音乐的本意，并不是为使自己赏心快意，满足感官的享受，而是希望借此激荡血脉，振奋一精一神，从而和谐调整人心。
五音与人的情一性一息息相通。
宫音与脾与信，宫音与肺与义，角音与肝与仁，徵音与心与礼，羽音与肾与智一一对应，当五音发起时，会与其相应的五脏发生感应，并对信、义、仁、礼、智发生作用，从而对人的思想情绪给予调和与净化。
所以听到宫音，会使人心情温柔舒畅，胸襟开阔；听到商音，会使人刚正不阿，向往正义；听到角音，会使人恻隐怜悯，待人温和；听到徵音，会使人乐善好施，宽厚一爱一人；听到羽音，会使人庄严穆，彬彬有礼。
礼是对外在行为的约束，进而深入心里去调和情志；音乐则是由于内心情志的感应，进而向外扩展来影响人的行为举止。
所以圣明的君王一定要人耳听雅正和颂赞的音乐，目睹庄严肃穆的礼仪，走路仪表恭敬，言谈不离仁义。
所以君子即便整天不停地讲话，然而邪僻不正的思想感情永远没有机会污染他的心灵。”
班固说：“音乐，是圣人所喜欢的。
音乐可以使人心地善良，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所以古代的帝王都很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
人有血气心智的情一性一，可是哀乐喜怒却没有常规。
人受到音乐的感染，心有所动，就要通过情感流露出来。
因此，当轻柔伤感的音乐发起时，听众就会悲伤忧愁；当平和舒缓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感到安乐康泰；当粗犷猛烈的音乐响时，听众就会有刚强坚毅的反应；当率真坦诚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向庄严肃穆；当宽裕祥和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显出慈一爱一的情态；当放纵邪辟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受到一婬一荡騷乱的诱一惑。
古代的君王为一婬一荡的音乐而感到耻辱，所以制作了雅正、赞颂的音乐让人听。
他们依据人的情一性一，遵循节律，以礼仪为其内容，注入蓬勃的生气，以伦理纲常的内涵来引导听众，不使陽刚之气任一性一发泄，不使陰柔之气郁积不散，使陰陽刚柔和畅而交一融而后再用中正平和的乐音表现出来。
这样，就能感召激发善心，而不使邪一婬一之情毒化人们的心灵。
这就是先王创立音乐的根本出发点。”
《吕氏春秋》说：“国家灭亡或是行刑杀人，并不是没有音乐，然而这种音乐不会使人快乐。
快要淹死的人，可能也会发出笑声；被判罪的人，也可能要唱歌；发狂的人，也会舞蹈。
乱世的音乐，和这三种人的歌舞很有点相似之处。”
范晔说：“钟鼓不是音乐的本质，但是乐器离不了钟鼓；猪牛羊不是用以表示孝敬的主要东西，然而瞻养双亲却不能没有它们。
只看重乐器的重要一性一而忘记了音乐的根本目的，音乐就失去了意义。
用和谐的韵一律来协调内心的气质，这才是音乐的盛事。
因为崇尚瞻养老人而伤害了双亲，反而是受了不能正确理解孝道的拖累。
履行孝道而又能合理抚养老人，这才是最大的孝。”
东方、角音与仁、南方、徵音与礼，中央、宫音与信，西方、商音与义，北方、羽音与智——各各相应，这是乐理之常识。
司马迁却认为徵音与心、智相应，羽音与肾、礼相应。
这与旧例不符。
这不是未流学者所能参详的。
]
心志纯洁，见识一精一微而不邪恶，这是对《周易》深刻领会的结果[《周易》奥妙一精一微，一爱一与恶此进彼退，从遥远与近身的天地万物都有所吸取，不让人过于亲近以致互相伤害]。
恭敬俭朴，谦逊庄重而不浮躁，这是对《礼》教领会深刻的结果。
[太史公说：“我曾到过秦代掌管礼仪的大行官署，在那里考察了夏、商、周三代礼制的相沿变革，才真正明白了自古以来依据人情制定礼法，必须依照人一性一规定各种行为规范。
人情道理千头万绪，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好，就需要有规矩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用仁义道德诱导人们上进向善，用刑罚规范约束邪恶行为，由此使德行高尚者地位尊贵，使爵禄厚重者蒙受恩一宠一。
用这些手段来统一天下，治理万民。
人们的身一体既然喜欢乘坐车马，那就在车身和车辕上涂绘金色纹饰；既然眼睛喜欢缤纷的五色，就在衣服上制作了各种不同的图案和花纹来美化仪容；既然耳朵喜欢美妙动听的声音，就调和金石丝竹来振奋人的一精一神；口舌喜欢品尝多种美味，就制作了形形色一色的美味佳肴；人之常情是都喜欢珍奇美物，于是就打磨圭璧玉器来满足人们好奇的心理。
古代贤王祭天所用的大车，只铺一块不收边的席子；上朝的服饰也不过是鹿皮做的王冕，白色质料的衣裳；欣赏音乐，乐器也不过是朱红丝弦和低部有孔的瑟而已；祭祀的祭品，也只是没有调料的肉汤和水酒而已。
其用意在于防止一婬一佚奢侈，补救由于过分奢华而造成的弊病。
因此上至朝廷君臣的尊卑贵贱的秩序，下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事事都有分寸，物物都有节制，这就是礼教维系社会秩序的功效。
自从周王室衰微之后，礼乐制度都被废弃破坏，君臣上下，无不超越了自身应有的限度。
譬如管仲的家，富贵可与诸侯相比，娶了三姓之女。
循规蹈矩，坚守止道的人常受欺侮，奢华腐败、僭越礼制的却被认为是显贵荣耀。
拿子夏来说，他是孔子最优秀的弟子，尚且还说“当我在外面看到社会上的繁华瑰丽时，心里很喜欢，可当我回来听了先生的教导，心里也很高兴，这两种不同的感受，常在我心里交战，可又往往无法取舍判断。”
子夏尚且如此，何况那些中等品质以卜的人，受不一良教化的影响，能不被腐化的社会风气征服吗？孔子说：
“必须端正名分。”
可是他在卫国与当权者的主张格格不入。
岂不令人悲痛！”
班固说：“人吸收了天地间的陰陽之气，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先天而成的人一性一不能节制，圣人能找到办法加以节制，可是圣人不能灭绝人一性一。
效法自然规律制定礼乐制度，目的就是为了通神明，立人伦，修正人的情一性一，节制人事使之恰当适中。
人一性一有男一女之情，有生来的妒嫉，因而制定婚姻的礼仪来规范它；有交接之道和长幼之序，因而制订宴饮的礼仪；有哀悼死者、思念远方亲人的人之常情，因而制订丧礼和祭祀；有尊重长者、效忠国君之心，因而制定朝拜觐见的礼制。
悲痛时有哭泣顿足的节奏，高兴时有载歌载舞的举动，使雅正之人能名符其实，邪僻之人防止失常。
因此说，婚姻的礼法废弃了，夫妇关系就有苦难，犯yín乱罪的人就会增加；宴饮的礼仪废弃了，长幼之序就会混乱，争斗的事件就会频繁；丧礼、祭祀的礼仪废弃了，骨肉之情就会淡薄，不热一爱一生活的人就会大量出现；朝拜礼聘的规矩废弃了，君臣的地位就会颠倒，犯上作乱的事件就会发生。
所以孔子说：“安定朝纲，治理天下，没有比礼制更好的了；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
所谓以谦恭礼让治理天下，指的就是礼乐啊！””]
善于言辞，言简义赅而秩序不乱，这是对《春秋》体会深刻的结果。
[上大夫壶遂问司马迁：“当初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回答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王道衰微时，孔子正作鲁国的司寇，想振兴王道。
可是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
孔子知道再说也没有用处，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
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寓于作《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准则。
他贬斥僭礼的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只不过是为了实行上道罢了。”
孔子说：“我想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件，因事见义，更为深切显明。”
《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邪恶，尊重贤能，蔑视不肖。
保存亡国的史迹，接续断绝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的要点。
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适用的了。
在《春秋》中，记载有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国事件，至于诸候流亡国外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计其数。
考察其原因，都是因为丧失了礼义为一为君治国的根本。”
壶遂说：“孔子那个时代，上无贤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又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议论，以便判断礼义，作为统一的王法。
如今先生上遇贤明的天子，当官任职，上下各得其所，先生还要著书立说，想要阐明什么呢？”
太史公说：“啊啊！不不！我听父亲说：“伏羲最为淳厚，他作了《易经》的八卦。
尧舜的盛德，记载在《尚书》里，礼乐由此而兴。
商汤、周武王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
《春秋》扬善抑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
汉朝开国以来，到现在的圣明天子，承受天命，朝野上下充满肃穆清和的气氛，天子的思泽滋润无边，文武百官大力颂扬天子的盛德，总觉得不能表达自己的全部心意。
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国君的耻辱；如果主上圣明而其恩德得不到传扬，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
何况我专管史籍，如果不去记载明君的功德，这是莫大的罪过。
我只不过是记述历史，并不是什么著作呀，而你却拿它与《春秋》相比，这就不对了。”
]
自从孔丘去世后，他的一精一微要妙的言论就断绝了，孔子的七十位弟子去世后，儒家的要旨就乖乱不堪了。
战国时形势纵横交错，造成真伪分争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说纷然杂乱。
儒家，大都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辅佐君主，和顺陰陽，昌明教化。
儒家的信徒在偏读六部经典，注重仁义道德品质的修养之际，师法尧舜，效法文王、武王，尊孔子为宗师，这是儒家的高明之处。
然而迷惑的人偏持一端，已经失去了儒学的一精一妙的一精一神，不守正统的人又随时代的变迁加以贬低或抬高，从而背离了儒家之道的本旨，也有用儒家学说晔众取一宠一独树一帜的。
这都是浅薄的儒士所带来的祸患。
[司马谈说：“儒家学说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因此它所提倡的难以照办。
但是他们制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妻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能更改的。
儒家把“六艺”作为准则，《六经》除经文本身外，加上以后的传注和说解文字不下千万，就是祖孙三代世守一经，也无法一精一通它的学说，一辈子也不能完全通晓它的礼制。
所以说儒学“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
可是分别君臣父子之间的礼数，区别夫妇长幼尊卑的次秩，任哪一家也不能更改。”
范晔说：“身着儒衣，游学求教，经常谈论的内容不离仁义，先生所传授的，都是圣人的思想。
所以人人学习到的是君臣父子的纲常，家家都知道改邪归正的方法。
自汉桓帝和汉灵帝以来，朝纲逐渐被破坏，国内的矛盾频频暴发，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臣，没有不知道国家所以分崩离析之原因的，然而刚正不阿的大臣也只能做到识破心怀不轨的一奸一贼的陰谋罢了。
胸怀大志的英雄豪杰，屈从于卑鄙浅薄之儒生的谬论，而人民只会复述开国之君的教导，身处乡野，只能屈从反动的潮流，苟且偷生。
至于张温、皇甫嵩之流，也只是使国家的半壁江山稍有安定，名声却远播四海，俯仰顾盼之间，天下又风云变幻，功业风一流云散。
即便国家处在这样一种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动荡时局中，全国臣民仍然忠心耿耿地维护着昏君的政体，处境尬尴地奉行君命，收集残兵败将，遵守各路豪杰的讨贼盟约，毫无悔恨，这难道不是儒学的功效在起作用吗？
由此可见，前辈尊师们鼓舞激励后世学生们的功劳，实在是太忠诚不渝了！”
道家大都是从史官中分离出来的，他们经历、记载了历代的成败、存亡、祸福的经验教训，懂得执政的要点和根本，清静无为，善守本一性一，坚持卑下柔一弱，为的是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他们把这一原则作为君临天下、治国安邦的根本大法。
道家的一精一神与尧的克已谦让、《周易》的谦恭十分吻合，这是道家的长处。
等到后世放一浪一形骸的狂土模仿道家的做法，便抛弃了礼乐制度的束缚，同时抛弃了仁义的原则，说只要清静虚无，就能治理天下。
这是道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道家教人、形、一精一合一，言谈举止都要合乎无形的“道”，认为物一性一自足，不必欲求。
他们的学说，源本于陰陽四时的秩序，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长处，名家和法家的一精一华，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事的变迁来待人处事，这样做则无处不适。
道家学说旨趣简明而又易于把握，用力少而收效大。
道家宣扬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是很容易实行的，但是他们所讲的话，一般人却不易理解。
他们的学术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践原则，既没有一成不变的势态，也没有常居不动的形状，所以能彻底明白万物的实际情况。
应付万物，既不抢先，也不居后，所以能够主宰万物。
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制度的兴废，根据事物的变化来决定。
所以他们说：“圣人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为能牢牢把握住因时通变这个原则。”
虚无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帝王执政的纲领，君臣各尽其才，使他们各自都有自知之明，这才是统治天下的最高艺术。”
]
陰陽家大多是从负责天文历法的官吏中分离出来的。
他们尊重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勤勉地通告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四时节令。
这是陰陽家的长处。
到后来法古不化的人，则受制于诸多忌讳，只注意陰陽卜卦、鬼神仙道之类的术数，舍弃人事而信仰鬼神。
这是陰陽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陰陽家的方术，博大详尽，忌讳太多，使人受到许多约束，总是怕这怕那。
但他们主张顺应一年四季的节令从事农作，却是不能不遵守的。
陰陽家对于冬夏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节气都有明确的界定与忌讳。
告诉人们如果顺从这些规范，就会昌盛得福，否则就会灭亡。
其实未必完全是这样。
所以说陰陽家“使人拘而多忌”。
可是陰陽家所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如果不遵守，那么天下的一切事物就都没有头绪了，所以说它所规定的“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说：“天和人之间，如果两者的一精一气互相抵触，就要彼此发生震荡，善与恶之间互相斗争，彼此也会发生推动作用。
事情出现在人间，征兆就会在星空显示出来。
所以陰陽之理，就在于各自都有感应。
陰气发动，寂静的就会运动，陽气会被掩盖，明亮的东西就会变暗，这时水旱之灾就会降临。
所以说，日蚀、地震都是陰盛陽衰的表现。
对于君王来说，臣是陰，同理，儿是父之陰、妻是夫之陰，夷狄是中国之陰。
据《春秋》所载，日蚀有三十六次，地震五十二次。
当时有的应验到了夷狄侵入中原，或者政权不在国君手中，或者妻子临驾于丈夫之上，或者大臣背叛国君、儿子背叛父亲。
事情虽然不同，一性一质却是一样的。
因此贤明的国王一旦继位，首先要修正五事：貌、言、视、听、思。
建立至大的社稷祭坛，上秉天心，下序民风，使陰陽之理照耀四方。
假如人君一婬一溺于后宫，歌舞娱心，游宴打猎，不亲自端正这五事，就会错失于躬身亲王，大中之道不确立，那么灾难的征兆就会降临，六种极大的不幸就会到来。
凡是灾祸的发生，各种怪异的、象征人事过失的现象就会发生，用来警告世人。”
《左传》说：“夜间打猎，饮食不祭祀，出入不遵循礼节，夺人农时，或者朝中出现了一奸一臣，国内有了陰谋，树木也要出现该直不直、该曲不曲的现象。”
又说：“废弃法规，驰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有了这各种不正常的事情，那么火焰都不会向上燃一烧。”
又说“大兴土木，建造宫室楼台，宫中一婬一秽污乱，侵犯皇亲国戚，侮辱父兄，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取得成功。”
又说：“一个国家如果好战，不把老百姓的甘苦放在心上，修建城郭，侵略睦邻国家，那么刀槍之类的武器连兽皮都割不破。”
又说：“简化宗庙的规格，不设置祈祷上天的祠堂，废除祭祀，不顺天时，那么连水都不会向下渗透。”
管辂说：“高贵的人有什么事情都会在天象上有所应验。
在天上是指日月星辰。
如果有战争发生，或者人为的騷乱，就会在物事上有所应验。
在物是指山林鸟鲁之类。”
又说：“上天如有重大的异象但不能说出来，只能把其一精一气表现在星体上，或者流泄神明在鸟兽物事上，驱动风云来显示异象，役使鸟兽来宣告神奇。
显示异象时一定会有或沉或浮的征状，宣告神奇时一定会有声音的响动。
因此，当宋襄公失德的时候，就有六只鹢鸟从国都上空倒退着飞过；伯姬将要自一焚的时候，会有鸟来歌唱她的灾难；四国还没有发生火灾，火神祝融已经刮起了大风；红云夹拥着太陽，灾难就在楚国降临。
这是天人感应的明证。”
后汉窦武上书说：“近来，有嘉禾、芝草、黄龙的祥端征兆出现。
祥瑞的出现一般来说总是发生在美好的土地上，福运的降临实质上是由于吉祥之人的出世。
有德才有端，无德则有灾。
陛下的行为，不合乎天意，所以不应当作喜庆祝贺。”
裴楷说：“自从春秋战国以来以及古代帝王时代，黄河从来没有清澈过。
臣以为黄河是象征诸侯的权位的，清属陽，浊属陰。
黄河本应混浊，现在反而变清了，这说陰一性一的东西渴望变成陽一性一的东西，也就是说诸侯想称帝。”
京房所写的《易传》说：““河水清，天下平。”
如今上天垂示异象，国内妖气叠出，民间瘟疫流行，三者同时出现而黄河却变清，这就好比春秋时麟本不该出现却出现了。
孔子记载了这件事，认为这是反常的表现。”
魏国青龙年间（公元233 年），张掖郡的玄川涌一出一块背着鼎的宝石， 形状象麟象凤象龙又象马，用火一照就各各显现原形。
当时人们认为这是魏国的祥瑞之兆，于是命令于绰，携带着财宝去请教隐士张臶，张偷偷告诉于绰：“神明只预言未来，而不追述以往。
先用祯祥之兆预告未来，然后兴盛还是衰落才会随之而来。
汉朝灭亡已久，曹魏已得天下，还追述什么兴废之兆呢？这块宝石今天的变异，只是将来之吉祥的征兆。”
后来司马氏果然取代了曹魏政权。
汉武帝时，巫为皇帝召来了神君，可是只能听到神君说话的声音而看不见它的形体。
荀悦对此解释说：“《周易》认为有天道、地道和人道。
三道各有其规则，不能混乱。
乱就会有一精一气变幻。
比如巨石自己立起来，死去的柳树复一活，这是有形之物的变异；男化为女，死而复生，这是人的变异；鬼神仿佛在人间说话，这是一精一神的变异。
形体和一精一神的变异，各以其类互相感应。
善就生吉祥，恶就生凶厄，一精一灵与人之间，自然的一精一灵会与之感应而发生变异。
因此，假如违逆了天理，神灵就会失去调节，妖一精一就会作乱；违逆了地理，形体失去调节，妖怪就会出现；违逆了陰陽中和的人理，人一体内的神气失去调节，妖物就会出现。
这就是《周易》的主要意旨。
象神君之类的现象，就是一精一神的变异。”
《春秋》说：“办事不合时宜，人就会有怨恨，那么本来不会说话的物体就会说话。”
汉武帝时，赋税繁重，人民生活困苦，所以出现无形之物说话的现象。
在《洪范》中也有因犯上作乱就产生妖异的记载。
这都是怨恨会生妖的证明。
所以通大道，言正身正，一精一神形气就会各归本体。
后汉陈著上书说：“春秋末期，周王朝衰微，而数十年间没有出现过灾害，那是因为周室已被上天抛弃的缘故。
而上天对于汉朝眷念不忘，不停地降灾，这是为了提醒陛下除灭妖孽，摒弃邪嬖，实实在在地修身立德啊。
所以《周书》上说：
“天子看见怪异就去修德，诸侯看见怪异就去修政，大夫看见怪异就去修职，士人百姓看见怪异就去修身。”
神灵不能伤害道，妖孽不能伤害德。”
《汉书》说：“感动人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辞，顺应天的是事实而不是文彩。”
这都是对天人感应之道理的简略说明。
]
法家大多出身于管理刑法的官员。
他们讲信用，赏罚分明，用此辅助礼制来治理天下。
这是法家的长处。
到了后来，苛刻狠毒的人实行法治，就不讲教育，抛开仁一爱一，只用刑法了，而且为了达到大治，一味迷信刑法，甚至于残害亲人，把厚恩变为薄情。
这是法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法家严酷而无情，刻薄而寡恩，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之分，却很清楚，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
法家不分关系的亲疏，也不管地位的尊卑，一律绳之以法，这样就把一爱一亲属、尊师长的恩谊伦理断绝了。
这只可以作为临时措施，决不可以长期实行。
因此说法家“严而少恩”。
至于法家主张主尊贵、臣卑贱，划清职责权限，谁也不准超越，这是各家学说都不能改变的。”
]
名家大多出身于掌管礼仪的官员。
古人身分地位不同，礼仪也不同。
孔子说：“一定要正名呀！”正名分是名家的长处。
到后来吹一毛一求疵的人利用它来治理天下，就只辨析名分的细节而不注重实际情况，把名分搞得支离破碎。
这就是名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名家使人俭约，可是失去了真实一性一，但是它循名责实，却是不能不注意研究的。
名家过于明察，纠缠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专注于名词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于把握的常情，所以说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
至于名家循名责实，综合考察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倒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虑的。”
]
墨家大多出身于掌管宗庙之官。
他们住的是柞木椽子搭的茅草屋，以节俭为贵；赡养有德、能帅众、好为善和有社会经验的老人，以兼一爱一为荣；选拔贤士举行大射典礼，提倡尊重人才；宗庙祭祀敬重父辈，崇信鬼神；顺从四时行一事，因此不相信天命[是指不相信有吉凶的天命，但相信贤愚、善恶]；用孝敬来明示天下，所以崇尚行为统一。
这些都是墨家的长处。
后来的愚人实行墨家的主张，只看俭约的好处，于是否定礼制，只知推崇兼一爱一，而不分别亲近与疏远。
这是墨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墨家过于俭约，难以遵守，因此他们所提倡的无法完全实行，但是他们务实节用的宗旨，是不可以废弃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引述尧舜的德行说：“他们住在三尺高的堂室里，土打的台阶不过三级，茅草屋顶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饰。
吃饭用陶簋，饮水用瓦盆，饭用粗米做，汤用豆叶熬。
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
他们埋葬死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丧也不悲哀。
他们教育人民要以此标准举行丧礼。
若使天下都象这样，尊卑就没有分别了。
世道不同，时代变化，事业自然也就不同，所以说墨家“俭而难遵”。
总之，墨家主张强本节用，则是兴家富民的好办法。
这是墨家的长处，任何学派都不能废弃的。”
汉武帝问董仲舒：“提倡俭约的人是不会去制作玄黄色旌旗的。
到了周代，设立两观，乘高大的辂车，把八佾陈列于朝廷并使颂声兴起。
帝王的朝政，难道意旨各不相同吗？”
董仲舒回答说：“制度文采、玄黄大旗，这些仪仗都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从而勉励有德行之人的。
所以春秋以来受天命而称帝的，首先需要制定的政策是：更改历法，确定每年起始的第一个月，变易服装的颜色，其目的是顺应天道。
然而有关官室建造、旌旗制作的规定，是有一定之规的。
孔子说：“奢侈就不会谦逊，勤俭才会巩固。”
俭约并不是圣人所推崇的最适中的政制，所以说奢侈而不使君上俭约，俭约也不强求下面的人执行，这就是王道。”
]
纵横家大多是从接待宾客、出使外交一类的官员中分离出来的。
孔子说：
“使者啊，使者啊！这是一份难做的差事啊。”
意思是说应当因事制宜，权衡处理，因为在接受使命时，不可能也无法教给你全部外交辞令。
这是纵横家的长处。
后来心术不正的人搞外交，开始崇尚欺诈，不讲信义。
这是纵横家的流弊。
一说是游行。
游侠善于制造一种气势，作威作福，结成私一党一，在社会上逞强逞霸；善于游说的人讲求谋略，能言善辩，陰险一奸一诈，他们驰骋天下，以便得到民众的赞赏；一爱一搞游行的人善于以队伍的阵容博取民众的信任，迎一合时尚所好，连络同一党一，树立虚假的声势，目的是为了获得某一方面的权利。
这三类人，都是使天下产生不稳定的祸根，他们伤害国家大政，危害道德文明，败坏法律，蛊惑人心，古代的明君就特别警惕这三种人。
“三游”之风是在末世之际形成的，周、秦二代末年，“三游”特别盛行。
在上的君主不贤明，在下的大臣不正道；制度不建全，政策法令松一弛荒废；以是否受到诽傍或赞誉作为荣辱的标准，而不考查其真实情况；以亲一爱一和憎恶作为有利还是有害的根据，从来不管其实际内容；发表意见时首先在心中盘算一下利大利小才讲话；选择画圈的时候，首先考虑与自己的关系亲疏远近才下笔。
然而世界上的利益是不能用仁义来求取的，危害也不是能用道德来逃避的，因此正人君子便开始触犯礼义，小人触犯刑法，世人普遍的追求表面的荣华而抛弃真实的内容，竟相谋取私利，骨肉之间的恩情开始淡薄。
相反，人们重视的是同事和朋友之间的情谊，修身养一性一之道被忘得一干二净，一心一意只想博得世人的一声叫好。
有权势的人家，送礼行一贿的人门庭若市，人们公开在大街上招聘、咨询——由于上述种种社会风气的形成，结果导致了正直高尚的政治、道德被破坏。
“游侠源于武勇刚强的斗士阶层，他们不愿意拒绝有求于他们的人苦苦的要求，对于自己讲过的话铭记心中，一旦接受了人家的请求，舍上一性一命也要帮助他人排忧解难，或者接济与之同一类型的人。
游侠如果能行正道，就可以称之为义侠；如果走上邪路，那就是变成黑社会的盗贼了。
游说本来源于明辨是非，出使四方各国，陈述天下大义或国家大事，以便完成国君交给的任务。
代表国家进行国际一性一活动，可以达到安定、有利于祖国的政治目的。
游说主要是为解决国际纠纷，以达到相互谅解，消除人民的困惑。
如果正确地行使这一职责，那么就是一种智慧与口才的较量；一旦运用得太过分了，就会变成欺骗和讹诈。
最初，游行的出发点是为追求仁义道德，实践泛一爱一思想，广交天下朋友。
以文会友，相互宽容，求同存异，以便加强自身修养，顺应时代的要求，为国为民建功立业。
如果用正当的方式去做，那就是正人君子；一旦走上了邪路，就会成为损害他人的行为，甚而成为犯上作乱之徒。
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这不是很可悲的吗？所以说，只要最清明的治国之道得以推行，“三游”就会自然被淘汰。”
]
杂家大多出身于议事之官。
杂家兼容儒家和墨家思想，一揉一合名家和法家的主张。
他们明白治理国家，实现太平盛世，必须融汇贯通诸子百家的学说。
这是杂家的长处。
后来学识浅薄的人搞起杂家来，就恣意放纵，务求广博，没有中心，使人抓不住要害。
这是杂家的流弊。
农家大多出身于主管农业的官员。
他们种植农作物，鼓励耕种和养蚕，以达到人民丰衣足食的目的。
孔子说：“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和粮食。”
这是农家的长处。
后来见识浅薄的人，主张让国王和大臣也去耕种，这就违背了君臣上下的关系。
这是农家的流弊。
[班固说：“司马迁的《史记》，评论是非，很多观点与圣人不同。
论述最高的政治原则，首先推崇道家的黄老学说，其次才是六经；讲述游侠的事迹，则贬低隐士，抬高一奸一雄；叙述财政经济，则尊崇财富的权势，以贫贱为羞耻。
这些都是《史记》的不足之处。
但《史记》擅长叙述事理的原委，明辨而不华美，质朴而不俗气，他秉笔直书，记述的历史事件真实完备，不做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所以后世称赞《史记》为真实的历史记录。”
]
文子说：“圣人做事，殊途同归。
秦楚燕魏的歌曲，虽然曲调不同但都表达了欢乐之情；各少数民族的哭声，虽然哭声不同却都是悲伤的表现。
因此说，歌声是快乐的表现；哭泣是悲伤的结果。
内心和悦闲适，外表就必然要流露出来，凡有流露，就会使其他人也受到感染而一起快乐。”
范晔说：“诸子百家关于政治的学说，是很高尚的啊！其要点是从根本上巩固政治制度，革除弊端，顺应时代的变化。
然而国家命运和政治形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导致各种意见偏颇庞杂，所以对任何事情的是非评论，都会议论纷纷，互相矛盾。”
对此可以再作一些评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远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个含哺而嬉、鼓服而游的时代了，人们的欲求也不是易于满足的时代了。
世界上的道理千头万绪，人们千奇百怪的欲一望和情感也在不断地萌生。
即便有应付一切事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穷尽这世道人心的变迁；就是高山大川的险峻幽深，也无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难测。
那么，顺应时尚和世事之推移变化，就不能用常规的办法解决了。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假如由大圣人来治理天下，那么所要达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规，以及为普天下的老百姓谋幸福的政策措施，其政治制度也不应该有什么不同。
然而法规、制度的增补或废除或交替使用，文明和朴素的交替施行，或者是发扬光明，或者是保守传统，也只能在过去的范围内转来转去。
兴兵打仗与和平交往，也只是与上一代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就是坐在帝王的宝座上，摆出皇帝的仪仗，穿上天子的服装，虽然厚薄华美不同，但把国家治理好的宗旨却是一致的。
或者有时为了政治的需要，给达官贵人平反昭雪，对乱臣贼一党一施以刑罚，虽然宽松的程度有区别，但是防犯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
这就是说，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形式虽然相异，本质却是相同的；思维方式虽然千差万别，但目标却是一致的。
至于假如故意矫情用事，就会出现矫枉过正的弊端。
比方说吧，穿着凉鞋过冬，就犯了过分俭朴的一毛一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应当反对穷奢极侈；禁令不严，对下属过于宽容，就容易出现尾大不掉、欺凌弱小的情况；权力过于集中，刑法过于严酷，又容易导致分崩离析的局面。
在曹魏时期，文人写诗撰文，极尽讥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个时期的国家风气；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败，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所以采用或是舍弃什么样的制度，实在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兴盛还是衰败的先决条件啊！
由此看来，政策法规繁杂还是简约，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决定，宽松的政策与刚猛的政策要相互补充。
刑书铸刻在鼎上，固然详细，然而约法三章，其可贵之处就在于简明有效。
大叔因为使用了强硬的政治想来改变国家的衰败局面，结果王室的皇子皇孙只有哀悼的眼泪了。
春秋时晋国的赵盾一上台就改变他父亲赵衰平和的政策，而平陽侯曹参代萧何为相后，却一仍其旧，对萧何当相国时的法令一字不动。
这些都是弛张宽猛之政治的极端例子，难道可以强求它们都整齐划一吗？
诸子百家的学说，论述的都是当世政治的功过得失，我们已经都认真详细地加以研究过了。
然而世人对为政之道大多存在误解，只偏好于某一种学说。
尊崇清净无为学说的道家，视懦家学说为迂腐；拘泥名实的名家，却认为道家学说荒诞；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风，认为现在依然可以实行；有的人征引切时救弊的成规，认为应当流传于后世。
其实如果认真考究，这些认识都各有各的弊病。
由此可见，有法与无法，应当根据时代的不同加以讨论，时代结束了，实用于那个时代的政治方针也就失去了效用；时代向前发展了，政治制度也要随时代而发展。
只要行动不错过时机，前途必然光明。
不具有聪明智慧的人，谁能够通晓权变的奥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