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论语解读》士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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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标准

【原文】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

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上矣。”

曰:“敢问其次。”

曰:“宗族称孝焉,乡一党一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①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

子曰:“噫!斗筲之人②,何足算也?”

【注释】

①硁硁(keng):浅薄固执的样子。

②斗筲(shao)之人:”指器量狭小的人。

斗,古代量名;筲,竹筐,容量不大;斗、筲喻度量的狭小。

【译文】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称得上是士?”

孔子说:“做事有羞耻之心,出使外国能很好地完成国君的使命。

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是士了。”

子贡说:“敢问次一等的。”

孔子说:“宗族称赞他孝顺父母,乡亲们称赞他尊敬兄长。”

子贡说:“敢问再次一等的。”

孔子说:“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有结果,这是浅薄固执的小人啊!或许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吧。”

子贡又说:“现在执政的那些人怎么样?”

孔子说:“唉!这些器量狭小的人怎么能算得上呢?”

【读解】

“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与近代文化中的知识分子相近。

在商周时代,士属于贵族中的下层,到春秋时代,则成了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个特殊阶层。

孔子生活在这个时代,他本人也是这个阶层中的一页。

所以,他和他的学生们对士有过各种论述。

比较著名的如《里仁》篇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又如《泰伯》篇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这些论述,都近似于我们今天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一样,对“士”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赋予了社会历史的重任。

在本篇中,孔子又与子贡讨论了不同层次的。

子贡与孔子讨论的第一个层次的士是参与国家大事的“入仕”的士,或者说是“用之则行”,“达则兼善天下”的士。

子贡与孔子讨论的第二个层次的士是在乡赋闲,没有在朝廷做官的士,或者说是“舍之则藏”,“穷则独善其身”的士。

子贡与孔子讨论的第三个层次的士是拘泥固执,不知通权达变的“任任然小人哉”的士,这种士是勉强可以称得上的,实际上不太够格的士。

这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品质。

不少格言、座右铭一类的书籍都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孔子的格言而加以传播推广,可孔子却明明说这种“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是“硁硁然小人哉!”孟子说得更为清楚:“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孟子·离娄下》)孔孟的论述一反一正而现点却一脉相承,都是反对一味地“言必信,行必果”,要求“惟义所在”,一切用“义”来衡量。

只要合乎“义”,也就‘唁不必信,行不必果”了。

这种通权达变的思想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方面,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为政》)孟子也说这:“君子不亮(通“谅”,即信)。

恶乎执?”

(《孟子·告子下》)君子不讲信用,怎么能有一操一守?孔子、孟子对“信”的论述都是很多的。

但另一方面,又的确不能拘泥固执于“信”上而不知变通。

这正如孔子与叶公谈论关于“直”的问题一样。

叶公认为父亲偷羊儿子告发是“直”,孔子却认为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才是“直”。

这是用孝、慈的礼数来变通。

同样的,在“信”的问题上也一样,应不应该“言必信,行必果”,要用“义”来变通。

比如说你对你的敌人也讲信用,那岂不是太书呆子气了吗?

所以,我们既要讲信用,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用“义”的原则来进行变通。

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超脱出来,不做“硁硁然小人哉”的读书人,而做一个通权达变的人。

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实际上也蕴含一着这样的道理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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