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心诚意·答罗整庵少宰书罗整庵(公元14651547年《传习录》卷中 9、正心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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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 - 卷中 9、正心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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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中 9、正心诚意

·正心诚意·

答罗整庵少宰书

罗整庵(公元1465——1547年),即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

明代一江一 西泰和人。

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少宰(明清吏部侍郎的别称)。

学术上主张理得于天而具于心,理气本为一物,著有《困知记》。

一陽一明先生的这封回信写于正德十五年,罗的信见于《困知记》附录卷五。

参见《明儒学案》卷四十七。

【原文】

某顿首启:昨承教及《大学》,发舟匆匆,未能奉答。

晓来一江一 行稍暇,复取手教而读之。

恐至赣后人事复纷沓,先具其略以请。

来教云:“见道固难,而体道尤难。

道诚未易明,而学诚不可不讲。

恐未可安于听见而遂以为极则也。”

幸甚幸甚!何以得闻斯言乎?其敢自以为极则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道以讲明之耳。

而数年以来,闻其说而非笑之者有矣,诟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较量辨议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复晓喻,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则天下之爱我者,固莫有如执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当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孔子以为忧。

而世之学者稍能传一习一 训诂,即皆自以为知学,不复有所谓讲学之求,可悲矣!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

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

然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

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

讲之以身心,行著一习一 察,实有诸己者也。

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

【译文】

鄙人顿首谨启: 昨天幸蒙无倦教诲《大学》,因乘船匆匆,未能作答。

清早,在船上稍有空闲,把您的信取出又阅了一遍。

到一江一 西后只怕事务纷繁,首先在此略作答复,并请批评指正。

来信写道:“见道固然困难,若要体认道就会更困难。

道的确不容易理解,但是,学也确实不能不讲。

恐怕不能把自己的观点看成为学问的最高标准了。”

十分荣幸!我岂能听到这番话呢?我怎敢自以为达到最高标准而心安理得呢?我正想就天下之道而加以讲明。

多少年来,对于我的学说,天下之人,有的讥讽,有的辱骂,有的不屑一顾。

这些人愿意教导我吗?愿意一再开导我使我明白,只怕不能够救正我吧?但是,在天下钟爱我的人中,还有谁象您如此的深切周到,我该如何感激您的。

孔子对“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深感忧虑。

但今天的学者只要读了几天书,略懂一点训诂,就自以为能够知道学问了,就不再去讲究探求了,真可悲!道,必须体察后才有所见,并非见道后才下体察道的功夫。

道,必须通过学习 才能理解,并非在讲学之外还有明道之事。

然而,现在讲学的人有两种,其一用身心来讲学,其二用口耳来讲学。

用口耳讲学的,揣测估摸,讲的尽是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的内容。

用身心讲学的,所言所行,的确是自己具备的东西。

能够知道这些,也就深谙孔子的学说了。

〔评析〕

孔子说过:“我不是生下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典加之勤奋探究而求得知识的人啊。”

他还说:“圣,我还不能够;我只是不厌其烦地求索并且不知疲倦地教诲人的呀。”

所以,他对于那种学业颓废,识见偏颇的人极为恼火,批评这种人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又不徙,不善不能改。”

一陽一明先生在这坦露了自己与孔老夫子同样的忧虑。

【原文】

来教谓某《大学》古本之复,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

非敢然也。

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

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即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

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译文】

在来信中,您认为我之所以要恢复《大学》的旧本,主要是由于我认为人的学问仅该在内心探求,而程、朱格物的观点不免要到心外去探求。

因而我就删除了朱熹重分章节的作法,削减了他所增补的传。

我不敢这样做。

学,它怎会有内外之分?《大学》的旧本亦是孔子相传的旧本,朱熹怀疑它有遗漏错误之处而重新加以改正补充,我则认为《大学》旧本并未有遗漏错误之处,就全部根据旧本罢了。

我或许有过分信任孔子的过失,并非有意否决朱熹重分章节的作法,并删削他增补的传。

学问最贵在心中有所获得。

我心中认为是错误的,即便是孔子的言论,我也不敢说它是正确的,何况那些比不上孔子的人?我在心里认为是正确的,即便是平常人的言论,我也不敢认为是错误的,何况还是孔子呢?再者,旧本已继承流传了几千年,现在读来,在文词方面朗朗上口;就工夫而言,既简易又可行。

又凭借什么来肯定这段必须在那里,而那段必须在这里呢?这里是否缺少了什么,而那里又需要补充什么呢?并且,随即加以改正并适当补充,您是不是把背离朱熹看得过重,而把违逆孔子看得过轻呢?

〔评析〕

一陽一明先生在这里再次阐扬了“心即理”,“心外无物”的命题。

既然“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万事万物都是天地之心的“心”发用流行的结果,那么人心便是完满自足的,包涵着万物的理,不能从外面添加一分。

如果离心求理,实际上是“以吾心之良知未足”,大为失算的了。

【原文】

来教谓:“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

诚然诚然!若语其要,则“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诚意”?“诚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详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为“一精一一”之学,此正不可不思者也。

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

讲一习一 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

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

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

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

故曰:“一精一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

此可以知格物之学矣。

“格物”者,《大学》之实下手处,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也。

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

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见之地。

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了,格其知之物也。

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

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

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

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

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而言则谓之物。

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

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

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

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

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认物为外,而不知义外之说,孟子盖尝辟之。

乃至袭陷其内而不觉,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欤?不可以不察也。

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一习一 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于支条节目之详也;必谓其沉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

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是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人得而诛之也。

而况于执事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

而况执事之高明哉?凡事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

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

无毫厘之差,而千里之缪,实起于此,不可不辨。

【译文】

来信写道:“若认为学问根本不必到心外寻求,仅应该专心返身自省,那么,“正心诚意”四个字不是全部包容了吗?又何必在学问的着手处用格物这一功夫让人迷惑不解呢?”

正是,正是!若讲学问的主宰,“修身”二字已经足够,又为什么非要讲“正心”呢?“正心”二字已经足够,又为什么非要讲“诚意”呢?“诚意”二字已经足够,又为什么非要讲”致知、格物”呢?只是因为学问的工夫详尽周密。

然而,简而言之也只有一件事,如此才是“一精一一”的学问,这里正是不得不深思的。

理没有内外之分,性也没有内外之分,所以学也没有内外之分。

讲一习一 讨论,未曾不是内;返身自省,未曾就摒弃了外。

若以为学问一定要到心外寻求,那就是认为自己的性还有外在的部分,这正是“义外”,正是“用智”。

若以为返身自省是在心内寻求,那就是认为自己的性还有内在的部分,这正是“有我”,正是“自私”。

这两种见解都不明白性无内外之分。

所以说:“一精一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

从此处可以知道格物的主张了。

“格物”是《大学》切实的着手处,自首至尾,自初学至成圣人,唯这一个工夫而已,并非只在入门时有这一工夫。

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均是为了修身。

格物,使人所用的功夫每天有能看见之处。

因此,格物是格其心中的物,格其意中的物,格其知中的物。

正心,就是正其物的心。

诚意,就是诚其物的意。

致知,就是致其物的知。

这里怎么会有内外彼此的区别?理仅有一个。

从理的凝聚上来说称为性,从凝聚的主宰处来说称为心,从主宰的发动上来说称为意,从发动的明觉上来说称为知,从明觉的感应上来说称为物。

所以,从物上来说称为格,从知上来说称为致,从意上来说称为诚,从心上来说称为正。

正,就是正的这个东西;诚,就是诚的这个东西;致,就是致的这个东西;格,就是格的这个东西,全是所谓的穷尽天理而尽性。

天下,并没有性外之理,并没有性外之物。

圣人的学说不光明,主要是因为世上的儒生主张理是外在的,主张物是外在的,但不知晓以义为外的观点,孟子曾反驳过,以致于重蹈覆辙而不自觉。

此处岂不是也有好象是而难以说明的地方吗?这是需要明察的。

之所以您对我的格物观点心存疑虑,因为您认定它是内而非外;认定它只肯定返身自省而摒除了讲学探讨的功夫;认定它只一心注重简约的纲领本源,而忽视了详细的细节条目;认定它深陷于枯槁虚寂之中,而不能穷尽物理人事的变化。

若真如此,哪里只是圣学的罪人、朱子的罪人呢?这是用异端邪说欺骗百姓,这是背道离经,人人都可以讨伐诛灭他。

更何况您这样正直的人?若真如此,世上略懂一些训诂,知晓一点先哲言论的人,也都能明白它是错误的,更何况您这样贤明的人?我所讲的格物,把朱熹所谓的九条全囊括进去了。

然而,我的格物有中心,其作用与朱熹的不同。

这正是人们说的有毫厘之差。

但在此处,差之毫厘即可产生失之千里的错误,所以不得不辨明。

〔评析〕

一精一于专一,是儒、道、释三家共同追求的境界。

心一,就能虚旷;虚旷,就能接纳事物;一精一一,就能穷尽事理。

虚旷、一精一一,就是“修身”、“正心”、“诚意”和“格物”。

一精一一于事的人,能够认识事物;一精一一于道的人,能够全面认识事物。

一精一一于事的人,劳思于“千算”;一精一一于道的人,只在“一算”。

【原文】

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

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

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

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则比于禽一兽 、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

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

孟子云:“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杨、墨之道塞天下。

孟子之时,天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

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

噫。

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

韩愈之贤,不及孟子。

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

其亦不量其力, 果见其身之危, 莫之救以死也。”

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犹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

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某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

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

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

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

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

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

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己矣。

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

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

其更也,人皆仰之”。

而“小人之过也必文”。

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译文】

孟子严厉指责杨朱、墨子是“无父无君”。

其实,杨、墨也是当时的贤士。

假若他们与孟子同时,也未必不被称为贤者。

墨子主张“兼爱”,是行仁过了头;杨朱主张“为我”,是行义过了头。

他们的学说,并不是要灭天理乱纲常而眩惑天下,但是,其所产生的弊端,孟子比为禽一兽 夷狄,这也就是所讲的用学术来灭杀天下后世。

如今,世上的学术毛病,能说是学仁太过分了吗?能说是学义太过分了吗?还是学不仁、不义太过分了呢?如果与洪水猛兽相比,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孟子说:“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的时代,杨墨学说充盈天下,人人推崇,不亚于今天的人推崇朱熹的观点,其时,才孟子一人与他们争辩。

唉,真可悲!韩愈说:“佛、老之害,甚于杨、墨。

韩愈之贤,不及孟子。

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

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

哎!若我者,更是不自量力,的确认识到了自身面临的危险,至死也不能挽救这种局面了。

正当众人在欣喜欢悦时,我则流泪叹息;正当世人怡然自得地同流合污时,我则独自忧心忡忡疾首蹙额。

此种情况,若非我神经错乱丧失理智,那么,一定是有极大的痛苦潜藏心中。

此种情况,若非达到天下至仁的人,那么,谁又能明察呢。

我著写《朱子晚年定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其中,书上年代的早晚,的确有些未经考证,虽不一定都是出自晚年,但大部分是写于晚年的。

我的本意在于婉转调停朱陆的论争,重要的是讲明圣学。

我生平对于朱熹的学说奉若神明,一旦与它背道而驰,心里的确也很难受,因此,无奈才作了《朱子晚年定论》。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不忍心与朱熹的学说相抵触,这是我的本心!无奈之下与它抵触,是因为道原本如此。

不作直说,道就不能显现啊!您认为我是执意要与朱熹不同,我岂敢自我欺骗?道,原本是天下公有的道;学,原本是天下公有的学,并不是朱熹可以个人私有的,也不是孔子可以个人私有的。

对天下公有的东西,只得秉公而论。

所以,对于正确言论,即便与自己的不同,也对自己有益;对于错误言论,即便与自己的相同,也对自己有损害。

对自己有益的,一定会喜欢它;对自己有害的,一定会厌恶它。

那么,我今天所讲的即使与朱熹不同,未必不是他所喜欢的。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

其更也,人皆仰之”,然而,“小人之过也必文”。

我虽然没有出息,是不肖之人,但对待朱熹岂敢用,小人之心啊!

〔评析〕

圣人的仁、义之心宛若大盘里的水,平平正正地放着不动,浑浊之物就会沉淀,而清明之物就会浮在上面,可以照见人的须眉,观察人的面色;如果微风吹过,浑浊之物又会浮于水面,清明之物则会混于其中,以至模糊自身的本体。

【原文】

执事所以教,反复数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说。

若鄙说一明,则此数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说而释然无滞,故今不敢缕缕,以滋琐屑之渎。

然鄙说非面陈口析,断亦未能了了于纸笔间也。

嗟乎!执事所以开导启迪于我者,可谓恳到详切矣。

人之爱我,宁有如执事者乎?仆虽甚愚下,宁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诚,然而姑以听受云者,正不敢有负于深爱,亦思有以报之耳。

秋尽东还,必求一面,以卒所请,千万终教。

【译文】

您的谆谆教诲,反复数百言,都是因为不理解我的格物主张。

如果认识了我的主张,那么,您所讲的都可以不用辩论,也能毫无疑问。

所以,我不敢再细细述说,以免累赘。

但是,我的主张若不当面陈述,用纸笔一下子是很难说清楚的。

哎!您对我的开导启示,可以说是诚恳而又周详了。

钟爱我的人,谁又能象您这样呢?虽然我很愚蠢,怎么能不感激佩服您呢?但是,我不敢毅然舍弃心中真切的想法来听从您的教诲,正因为不敢辜负您的深厚,也想以此来报答您。

秋后返家时,一定去拜见您,以满足当面请教的心愿,万望不吝赐教。

〔评析〕

此段文字是学生对先生表示的敬佩之情,也是全信内容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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