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国博君尊者，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
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禄，则法必严以重之。
夫国治则民安，事乱则邦危。
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
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
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然而禁轻事失者，刑赏失也。
其治民不秉法为善也，如是，则是无法也。
故治乱之理，宜务分刑赏为急。
治国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赏不分也。
治国者，其刑赏莫不有分：有持以异为分，不可谓分；至于察君之分，独分也。
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愿毋抵罪而不敢胥赏。
故曰：不待刑赏而民从事矣。
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一奸一为务。
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
然则去微一奸一之道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
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
禁尚有连于己者，理不得相窥，唯恐不得免。
有一奸一心者不令得忘，窥者多也。
如此，则慎己而窥彼，发一奸一之密。
告过者免罪受赏，失一奸一者必诛连刑。
如此，则一奸一类发矣。
一奸一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
是以有术之国，不用誉则毋适，境内必治，任数也。
亡国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无数也。
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数也。
故有术之国，去言而任法。
凡畸功之循约者虽知，过刑之于言者难见也，是以刑赏惑乎贰。
所谓循约难知者，一奸一功也。
臣过之难见者，失根也。
循理不见虚功，度情诡乎一奸一根，则二者安得无两失也？是以虚士立名于内，而谈者为略于外，故愚、怯、勇、慧相连而以虚道属俗而容乎世。
故其法不用，而刑罚不加乎僇人。
如此，则刑赏安得不容其二？实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
释法而任慧者，则受事者安得其务？务不与事相得，则法安得无失，而刑安得无烦？是以赏罚扰乱，邦道差误，刑赏之不分白也。
译文：
凡是国土广大、君主独尊的，自来都是因为法制严厉而可以在天下达到令行禁止的。
因此作为君主在划分爵位、制定俸禄时。
就必须严格执行重法原则。
国家太平，民众就安定；政事混乱，国家就危险。
法制严厉符合人之常情。
法禁松一弛不符合社会实际。
况且拼命出力．是民众固有的，他们的心理无非是想拼命出力去获得渴望的东西。
而民众赛欢什么。
厌恶什么。
是由君主一手控制着的。
民众喜欢的是利禄，厌恶的是刑罚；君主掌握民众好此恶彼的心理来使用民力，和实际情况个应该有差错。
既然如此，那么法禁松一弛，政事有失，正是由于刑赏不当。
君主治理民众不能掌握法度除恶务善。
这样情形一旦出观。
也就等于没有法制了。
所以根据国家治乱的原理，应把致力于区分刑赏作为当务之急。
要治理一个国家。
没有哪位君主不实行一定的法令。
然而结果却是存亡各异；君国灭亡，在于法令之中刑赏不分。
进一层说，要治理一个国家。
没有哪位君主实行刑赏时是不加区分的。
然而有的所谓“区分”，是拿了不同标准进行区分。
实际上这并不能称为真正的区分。
至于明察的君主的刑赏区分，则是按统一标准进行的区分。
因此明君统治下的民众都重视法制畏惧禁令，既希望不要犯罪，又不敢妄自取赏。
所以说：不等到用刑用赏。
民众就都服服贴贴地做事了。
因此，那种治理得最好的国家。
善于把禁止一奸一邪作为急务。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禁止一奸一邪的法律是和人情息息相通。
和政理紧密相关的。
既然如此，那么去掉那些不易觉察的一奸一邪行为要用什么方法呢？关键在于一定要使民众窥一探彼此的隐情。
那么又怎样使民众互相窥一探呢？大致说来。
也就是同里有罪连坐受罚罢了。
假定禁令有牵连到自己的、从情理上看他们不得不相互监视，唯恐牵连到自己头上。
不允许有一奸一心的人得到隐匿的机会，靠的是四下里有眼睛盯着。
这样一来。
民众自己就会谨慎小心而对别人进行监督。
从而揭发坏人的隐秘。
告一奸一的人免罪受常，有一奸一不报的人一定要连带受刑。
如能这样，各种各样的一奸一人就被揭发出来了。
连细小的一奸一邪行为都不容发牛，是靠暗中告密和实行连坐所起的作用。
对法律整饬得极其严明的君主，依靠的是法律条文而不是一二人才。
因此有办法的国家，毋需名扬四海。
就能无敌于天下，国家得到治理，这都是是依靠法度的缘故。
丧失主权的国家，让敌兵公开地在境内活动而不能予以防御机制止的原因，在于只凭一二人才而没有法术，自取灭亡，是人为的因素在起作用；进攻别国，是法术的力量在起作用。
所以在有办法的国家里。
总是排斥空谈而仟用法术。
凡属和有关条例存关奈例曲相附会的虚功是难以识破的，凡属经花言巧语掩饰的错误是难以发现的；因此。
刑赏易为表里不一的情况所惑乱。
所谓依据条例而难以识别的功勋。
就是一奸一功；臣下那些难以发现的过失，就是失根。
依据条例则不能发现虚功．仪依常情判断就发现不了一奸一情。
这样一来。
刑罚和赏赐怎能不双双产生差错呢？因此，徒有虚名的功臣在闰内捞得声誉，夸夸其谈的说客在国外巧取私利，结果愚妄、怯懦、暴庆、巧诈的种种人物串通一气，用虚无的道理迎一合世俗、取一悦社会。
所以那些国法得不到执行，而罪不容诛的犯人得以逃脱刑罚的制裁。
这样的话，刑罚和奖赏怎么会不发牛歧异？事实本来摆在面前，但按常理推断却失去了正确度量。
度量发生差错，并不是法度造成的；尽管法制业已明定，但依靠的却是私智。
放弃法制而依靠智慧，那么接受任务的官员怎能把握要领？事务要领与事务本身统一不起来。
那么法令哪能不出差错，而刑罚又哪能不趋烦乱？因此，赏罚混乱不堪，国法错误百出，是由于刑赏区分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