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夏侯婴张恩高流之高显洛谢灵运王《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九十一 铭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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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广记 - 卷第三百九十一 铭记一

太平广记

卷第三百九十一 铭记一

李斯 夏侯婴 张恩 高流之 高显洛 谢灵运 王果 丰都冢 樊钦贲 姜师度 邬载 郑钦悦

李斯

周末,有发冢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当时莫识,遂藏书府。

至秦时,李斯识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

至汉时,叔孙通识二字。

(出《述异记》)

周明末年,有人在挖掘古墓时得到一块玉石,上面刻着一篇文章共计八十个字。

当时都不认识这些字,便把它藏在书馆中。

到了秦朝时,李斯认出八个字,为“上天作命,皇辟迭王。”

到汉朝时,叔孙通又认出两个字。

夏侯婴

汉夏侯婴以功封滕公,及死将葬,未及墓,引车马踣地不前。

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

(出《独异志》)

汉朝的夏侯婴因功劳而被封为滕公,等到他去世将要安葬的时候,灵车尚未到墓地,拉车的马便仆倒在地再也不往前走。

派人在这里往下挖掘,竟然挖到一个石屋。

石屋中刻有铭文写道:“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于是将滕公改葬在这里。

张 恩

后魏天赐中,河东人张恩盗发汤冢,得志云:“我死后二千年,困于恩。”

恩得古钟磬,皆投于河。

此又别见《圣贤城冢记》。

(出《史系》)

后魏天赐年间,河东人张恩盗掘商汤古墓,挖到一铭志,写道:“我死后二千年,受难于恩。”

张恩将得到的古钟磬,全投进河里。

此事又见于《圣贤城冢记》。

高流之

后魏高流之,为徐州刺史。

决滹沱河水绕城,破一古墓。

得铭曰:“吾死后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赖逢高流之,迁吾上高原。”

流之为造棺椁衣物,取其柩而改葬焉。

(出《朝野佥载》)

后魏时的高流之,任徐州刺史,他要开掘滹沱河而引水绕城作为防护。

施工中挖开一座古墓,得到一篇铭文,上写道:“吾死后三百年,背底生流泉。

赖逢高流之,迁吾上高原。”

高流之重新给他造了棺椁制备了衣物,取出他的灵柩而改葬于别处。

高显洛

洛一陽一大统寺南,有三公令史高显洛宅。

洛每于夜见赤光行于堂前,如此者非一。

向光所掘地丈余,得黄金百斤。

铭云:“苏秦家金,得者为吾造功德。”

洛遂造招福寺。

世又谓此地苏秦旧时宅,当时元义秉政,闻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与之。

案苏秦时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起寺,或是碑铭之类,颂声绩也。

(出《洛一陽一伽蓝记》)

在洛一陽一大统寺南面,有三公令史高显洛的宅第。

每当夜晚,高显洛便发现有赤光在堂前移动,这样的事已非一次。

他向发光的地点挖下去一丈多深后,得到了黄金一百斤。

黄金上刻写道:“苏秦家金,得者为我造功德。”

高显洛于是为他修建了招福寺。

世人又称此处便是苏秦的宅第。

当时是元义执政,听说高显洛得到这些金子,就向他索要,洛给他二十斤。

查考苏秦那个时代(战国)还没有佛教,做功德,不必建造寺庙,或者是用碑铭之类来颂扬他的名声业绩。

谢灵运

宋浦一陽一江一 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堕水。

甓有隐起字云:“筮吉龟凶,八百年,落一江一 中。”

谢灵运取甓诣京,咸传视焉。

乃验龟繇,古冢已八百矣。

(出《水经》)

南朝宋代浦一陽一江一 有一处叫琵琶圻,圻上有一座古墓,被一江一 水冲毁,砖上有隐约的文字是:“筮吉龟凶,八百年,落一江一 中。”

谢灵运取下那块砖带到京城,都传着看。

于是查验龟卜,可证古墓已有八百年了。

王 果

唐左卫将军王果被责,出为雅州刺史。

于一江一 中泊船,仰见岩腹中有一棺,临空半出。

乃缘崖而观之,得铭曰:“欲堕不堕逢王果。

五百年中重收我。”

果喟然叹曰:“吾今葬此人。

被责雅州,固其命也。”

乃收窆而去。

唐朝左卫将军王果被处分,出任雅州刺史。

在乘船赴任的途中,有一天他把船停泊在一江一 上,一抬头发现在岸边悬崖的半腰有一口棺材,那棺材有一半悬空在外。

于是他沿着悬崖爬上去观看,结果发现一行铭文,那铭文写道:“欲堕不堕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

王果喟然长叹道:“我现在就重新埋藏此人吧。

我被贬雅州,原来是命中注定的啊!”于是将他埋藏而去。

丰都冢

东都丰都市,在长寿寺之东北。

初筑市垣,掘得古冢,土藏,无砖甓。

棺木陈朽,触之便散。

一尸一上著平上帻,朱衣。

得铭云:“筮道居朝,龟言近市。

五百年间,于斯见矣。”

当时达者参验,是魏黄初二年所葬也。

(出《朝野佥载》、《两京记》)

东都丰都市,在长寿寺的东北面。

在最初刚建城墙时,挖出一座古墓。

是土藏,四周没砌砖,棺木已经腐朽,一碰就散架了。

一尸一体的头上戴一块平上巾,穿红衣裳。

并得到一行铭文,写道:“筮道居朝,龟言近市。

五百年间,于斯见矣。”

当时经通晓这方面知识的人对照查验,认为是魏黄初二年所葬。

樊钦贲

寇天师谦之,后魏时得道者也,常刻石为记,藏于嵩山。

上元初,有洛川郜城县民,因采药于山,得之,以献县令樊文。

言于州,州以上闻,高宗皇帝诏藏于内府。

其铭记文甚多,奥不可解。

略曰,木子当天下。

又曰,止戈龙。

又曰,李代代不可移宗。

又曰,中鼎显真容。

又曰,基千万岁。

所谓“木子当天下”者,盖言唐氏受命也。

“止戈龙”者,言天后临朝也。

“止戈”为“武”,武天后氏也。

“李代代不移宗”者,谓中宗中兴,再新天地。

“中鼎显真容”者,实真宗之庙讳。

“真”为睿圣之徽谥,得不信乎。

“基千万岁”者,“基”玄宗名也,“千万岁”盖历数久长也。

后中宗御历,樊文男钦贲,以石记本上献,上命编于国史。

(出《宣室志》)

寇天师字谦之,后魏时得道。

他经常在石头上刻字记事,然后将刻字的石头藏于嵩山中。

唐朝上元初年,洛川郜城县有一百姓,因到山中采药,得到一块石头。

他把这块石头献给县令樊文,县令将此事禀报州官,州官又上奏给皇帝,高宗皇帝下诏将石头藏于内府。

这块石上刻字记述的事很多,而且深奥难解。

简要地说,有“木子当天下”,又说“止戈龙”、“李代代不可移宗”、“中鼎显真容”、“基千万岁”等等。

所谓“木子当天下”,是说唐朝李氏受天命该当皇帝。

所谓“止戈龙”,是说则天武后要临朝当政;“止戈”为“武”,是指武则天。

所谓“李代代不移宗”,是说中宗皇帝使唐朝重新振兴起来,使天地再度焕然一新。

所谓“中鼎显真容”,其实是指睿宗的庙讳,因为“真”是睿宗的徽号,能让人不相信吗?所谓“基千万岁”,“基”是玄宗的名字,“千万岁”是指他经历的时间长久。

后来中宗皇帝登位,樊文的儿子钦贲把石记本献上,皇帝下令将它编入国史。

姜师度

卫先生大经,解梁人,以文学闻。

不狎俗,常闭门绝人事。

生而敏悟,周知天文历象,穷冥索玄。

后以寿终,墓于解梁之野。

开元中大水,姜师度奉诏凿无咸河,以溉盐田。

刬室庐,溃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

既至卫先生墓前,发其地,得一石,刻字为铭,盖先生之词也。

曰:“姜师度,更移向南三五步。”

工人得之,以状言之于师度。

师度异其事,叹咏久之,顾谓僚吏曰:“卫先生真奇士也。”

即命工人迁其河,远先生之墓数十步。

(出《宣室志》)

有位先生名叫卫大经,解梁人。

因有学问而远近闻名,不媚俗,经常闭门而谢绝与他人来往。

他生来天资聪慧而有很高悟性,通晓天文历象,对天宇间的玄奥也有很深的研究和探索。

后来寿终正寝,葬于解梁郊外。

唐开元年间发大水,姜师度奉皇帝之命开凿无咸河,用以灌溉盐田。

他拆除了很多房舍,铲平了很多坟丘,解梁的百姓都很不满。

等挖到卫先生墓前,在向地下挖土时,发现一块石头,刻字为铭,那是当年卫先生留下的话。

他写道:“姜师度,更移向南三五步。”

修河工得此石后,便把这一情形禀报姜师度。

姜师度对此事十分惊奇,他感叹良久,对左右的僚属们说:“卫先生真是奇才啊!”就立即命令修河工们改变河道走向,离开卫先生的墓地几十步远。

邬 载

开元中,一江一 南大水,溺而死者数千。

郡以状闻,玄宗诏侍御史邬君载往巡之。

载至一江一 南,忽见道旁有古墓,水溃其穴。

公念之,命迁其骸于高原上。

既发墓,得一石,凿而成文,盖志其墓也。

志后有铭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词。

词曰:“尔后一千岁,此地化为泉。

赖逢邬侍御,移我向高原。”

载览而异之,因校其年,果千岁矣。

(出《宣室志》)

唐朝开元年间,一江一 南发大水,淹死好几千人。

郡守把这种情况上报给皇帝,玄宗下令让侍御史邬载前往巡察。

邬载来到一江一 南,忽然发现道旁有座古墓,被水冲坏而注入墓穴。

邬载很怜悯,便叫人把墓中的骨骸迁到高地上。

等到挖墓的时候,发现有一块石头,上面刻有文字,是记载这坟墓情况的。

志后有铭文二十字,是占卜此地为自己坟墓的人说的话。

他写道:“尔后一千岁,此地化为泉。

赖逢邬侍御,移我向高原。”

邬载看了看很感奇异。

于是查验这墓的年代,果然有一千年了。

郑钦悦

天宝中,有商洛隐者任升之,尝贻右补阙郑钦悦书曰:“升之白。

顷退居商洛,久阙披陈。

山林独往,一交一 亲两绝。

意有所问,别日垂访。

升之五代祖仕梁为太常,初住南一陽一王帐下,于钟山悬岸圯圹之中得古铭,不言姓氏。

小篆文云:‘龟言土,蓍言水。

甸服黄钟启灵趾。

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巳。

六千三百浃辰一交一 ,二九重三四百圯。”

文虽剥落。

仍且分明。

大雨之后,才堕而获。

即梁武大同四年。

数日,遇盂兰大会,从驾同泰寺,录示史官姚訾并诸学官。

详议数月。

无能知者。

筐笥之内,遗文尚在。

足下学乃天生而知,计舍运筹而会,前贤所不及,近古所未闻。

愿采其旨要,会其归趣,著之遗简,以成先祖之志,深所望焉。

乐安任升之白。”

数日,钦悦即复书曰:“使至,忽辱简翰,用浣襟怀,不遗旧情。

俯见推访,又示以大同古铭,前贤未达,仆非远识,安敢轻言,良增怀愧也。

属在途路,无所披求。

据鞍运思,颇有所得。

发圹者未知谁氏之子,卜宅者实为绝代之贤。

藏往知来,有若指掌。

契终论始,不差锱铢。

隗炤之预识龚使,无以过也。

不说葬者之岁月,先识圮时之日辰,以圯之日,却求初兆,事可知矣。

姚史官亦为当世达识,复与诸儒详之,沉吟月余,竟不知其指趣,岂止于是哉。

原卜者之意,隐其事,微甚言,当待仆为龚使耳。

不然,何忽见顾访也。

谨稽诸历术,测以微词,试一探言,庶会微旨。

当梁武帝大同四年,岁次戊午。

言‘甸服’者,五百也。

‘黄钟’者,十一也。

五百一十一年而圯。

从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汉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岁也。

‘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

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于钟山也。

‘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圯堕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

‘浃辰’十二也,从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总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一交一 ,故云六千三百浃辰一交一 也。

二九为十八,重三为六,末言四百,则六为千,十八为万可知。

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计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

其所言者,但说年月日数耳。

据年则五百一十一,会于‘甸服黄钟’;言月则六千三百一十二,会于‘六千三百浃辰一交一 ’;论日则一十八万六千四百,会于‘二九重三四百圯’。

从‘三上庚’至于‘七中巳’;据历计之,无所差也。

所言年则月日,但差一数,则不相照会矣。

原卜者之意,当待仆言之。

吾子之问,契使然也。

从吏已久,艺业荒芜。

古人之意,复难远测。

足下更询能者。

时报焉。

使还不代。

郑钦悦白。”

记,贞元中,李吉甫任尚书屯田员外郎兼太常博士,时宗人巽为户部郎中。

於南宫暇日,语及近代儒术之士,谓吉甫曰:“故右补阙集贤殿直学士郑钦悦,于术数研一精一,思通玄奥,盖僧一行所不逮。

以其夭阏当世,名不甚闻,子知之乎?”

吉甫对曰:“兄何以核诸?”

巽曰:“天宝中,商洛隐者任升之,自言五代祖仕梁为太常。

大同四年,于钟山下获古铭,其文隐秘。

博求时儒,莫晓其旨。

因缄其铭,诫诸子曰:‘我代代子孙,以此铭访于通人,倘有知者,吾无所恨。

’至升之,颇耽道博雅,闻钦悦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

钦悦曰:‘子当录以示我,我试思之。

’升之书遗其铭,会钦悦适奉朝使,方授驾于长乐驿,得铭而释之。

行及滋水,凡三十里,则释然悟矣。

故其书曰,‘据鞍运思,颇有所得。

’不亦异乎!”辛未岁,吉甫转驾部员外郎,钦悦子克钧,自京兆府司录授司门员外郎,吉甫数以巽之说质焉,虽且符其言,然克钧自云亡其草,每想其微言至赜而不获见,吉甫甚惜之。

壬申岁,吉甫贬明州长史。

海岛之中,有隐者姓张氏,名玄一陽一,以明《易经》,为州将所重。

召置阁下,因讲《周易》卜筮之事,即以钦悦之书示吉甫。

吉甫喜得其书。

逾获宝。

即编次之,仍为著论曰:“夹一丘之土,无情也。

遇雨而圯,偶然也。

穷象数者,已悬定于十八万六千四百日之前。

矧于理乱之运,穷达之命。

圣贤不逢,君臣偶合。

则姜牙得璜而尚父,仲尼无凤而旅人。

傅说梦达于岩野,子房神授于圯上,亦必定之符也。

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经营如彼。

孟去齐而接淅,贾造湘而投吊,又眷恋如此,岂大圣大贤,犹惑于性命之理欤?将浼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废欤?余不可得而知也。

钦悦寻自右补阙历殿中侍御史,为时宰李林甫所恶,斥摈于外,不显其身。

故余叙其所闻,系于二篇之后。

以著蓍筮之神明,聪哲之悬解,奇偶之有数,贻诸好事,为后学之奇玩焉。

时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赵郡李吉甫记。”

(出《异闻记》)

唐朝天宝年间,有个商洛隐士任升之,曾给右补阙郑钦悦写信说:“升之所言是这样的:我隐退后居住在商洛,久阙披陈,独往山林,亲情之间断绝往来。

有事想向你求问,他日再去拜访。

升之的上五代先宜曾在梁朝作官任太常,当初在南一陽一王帐下作官时,在钟山悬崖一处坍塌的坟墓中得到一篇古代的铭文。

这篇铭志不讲姓氏,用小篆刻的文字说:‘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趾。

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浃辰一交一 ,二九重三四百圯。

’文字虽有剥落,但仍很分明清晰。

是一场大雨之后,才坠一落 下来而得到的。

当时是梁武帝大同四年。

数日后,恰逢盂兰大会,先祖随从皇帝一起去同泰寺,便将铭文抄录下来拿给史官姚訾及诸学官看。

他们仔细地研讨了几个月,却没有一个人能知晓它的意思的。

当时抄录的文字,现在还装在筐笥之中。

您的学问可以说是生而知之,谋略、运筹两者兼备。

像您这样有学识的人即使是前贤也比不上,近代也从未听说过。

愿您能选其要旨,综合它的要义,将遗简的内容注释阐发出来,以了却先祖的遗愿。

这也是我深深盼望的。

乐安任升之白。”

数日后,郑钦悦回信说:“迷信的使者已到,忽然看到您的信函,正可涤除我胸中的烦闷。

您不忘旧情,甚至要屈驾来访。

又把大同年间的古铭抄给我看,连前辈贤才都不能通晓,我没有那么高学识,怎敢轻言狂语呢?这让我更加惭愧了。

我现在正在途中,没有什么资料可查阅,只是在马鞍上探求思考,但也颇有收益。

修建这座古墓的人不知是何人之子,选择这个地方作墓地的人可称得上是绝代的贤才。

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他了如指掌。

推论事情的始终,丝毫不差,比隗炤能预测到将有姓龚的使者来访,还要高明。

不说葬者的年月,先记载坍塌的时间。

从坍塌的时间,来求索初葬的日子,事情就可以知晓了。

姚史官也可称得上是当世的学者,反复多次与诸儒研讨,琢磨一个多月,竟不知那里面包含的旨意。

当然还不止是这一点。

推究占卜者的用意,是把事情说得含蓄些,话说得深奥些。

这是等待我当那个龚氏使来打开这个疑一团一 哪。

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你忽然下顾求教于我呢?我稽查各种历术学说,揣测那些微词,试着作一次探索,庶几乎可能揣测出此铭的深意。

当年是梁武帝大同四年,这一年正是戊午年。

那里说的‘甸服’,即是五百;‘黄钟’即是十一。

那是说到五百一十一年坟墓将坍塌。

从大同四年向上追溯五百一十一年,是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即戊子年。

‘三上庚’,说的是三月上甸的庚日,那年三月辛巳是朔日,即初一,再过十日是庚寅日,因此是三月初葬于钟山的。

‘七中巳’,说的是七月戊午朔日,也是初一,再过十日便是己巳日,这便是坟墓刚刚坍塌的日子。

这一天是己巳可以知道了。

‘浃辰’是十二,从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总共为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每月一一交一 替,所以说‘六千三百浃辰一交一 ’。

‘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尾字是‘四百’,六就是千数,十八可知是万数。

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安葬,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坍塌,共计为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

就是铭上说的‘二九重三四百圯’。

这里所说的只是年月日的数,按年说是五百一十一年,正合于‘甸服黄钟’;按月算则是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合于‘六千三百浃辰一交一 ’;按日算则是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合于‘二九重三四百圯’。

从‘三上庚’到‘七中巳’,根据历法计算,没有什么差错。

所说的年和月日,只要差一个数,就不能相符合了。

当初卜者之意,就是等待我来讲清楚的。

你向我来询问,是天意早就安排好了的。

从政已经很久了,学业早已荒芜,古人的意思,又是很难推测的,您可以再问问别人。

如有收获可及时告诉我。

派使者送还此信面谢。

郑钦悦启。”

据记载,贞元年间,李吉甫任尚书省屯田员外郎兼太常博士。

当时宗人李巽为户部郎中,在南宫闲暇的时候,谈到近代儒学术数的著名人物,对李吉甫说:“已故右补阙集贤殿直学士郑钦悦,对于术数研究一精一深,尤其对玄奥的事物能够深思通达,是僧一行所达不到的。

因他在那时受到当朝者的压制,所以不很出名。

你知道吗?”

李吉甫回答说:“兄长用什么来证实呢?”

李巽说:“天宝年间,商洛的隐士任升之,自称五代先祖曾在梁朝作官为太常,大同四年,在钟山下得到一块古墓铭。

那上面文字隐秘难懂,到处求教于儒学之士,却没有一个人能明白它的意思的。

于是封存了古铭,告诫儿子们说:‘我代代子孙,要用这个古铭访寻于通晓它的人。

如果能有知晓者,我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到了任升之这一代,他很通法也很博学。

当他了解到郑钦悦的名气后,就把先祖的意愿告诉了他。

郑钦悦说:‘你应当抄录下来给我看看。

我好试着研琢它。

’任升之便将铭文抄与他。

此时正巧郑钦悦奉朝命出使,刚刚从长乐驿骑马出发,便得到铭文而对它进行解释。

行至滋水,走了有三十里路,就悟出了其中的奥秘。

所以他在信中写道,‘据鞍运思,颇有所得,’这不是件奇事吗?”

辛未年,李吉甫转任部员外郎。

而郑钦悦的儿子郑克钧,也由京兆府司录调任司门员外郎,李吉甫多次用李巽说的话去问他,虽然符合事实,但郑克钧自己却说丢失了那封信的草稿。

每每想那铭文的玄奥至深而又见不到原文,李吉甫都觉得非常婉惜。

壬申年,李吉甫被贬为明州长史。

在海岛之中,有一个隐士姓张,名叫玄一陽一,因为他明白《易经》,为州将所重用,被召聘安排到阁内。

因他讲解《周易》卜筮之事,便把郑钦悦的书信给李吉甫看,李吉甫很高兴得到这封信,高兴得超过得到宝物。

于是立刻将它编成册,又为它写文章论述道:“一堆黄土,没有情。

遇到大雨而坍塌,是偶然现象。

而深明象数的人,把这偶然发生的事判定在十八万六千四百天之前。

何况是在理乱的时运,而又艰难困厄之时,圣与贤不能相遇,君与臣偶然相合。

就像姜子牙得到腾达而被称作尚父。

孔子没有凤车却周游列国,傅说在岩下因梦被提拔,张良在桥上得神人传授,这都是必定要应验的事。

然而孔子无暇暖其席,墨子不等到达黔而受挫,为什么要那样做?孟子去齐而匆忙得饭都来不及做,贾谊去湘一江一 而凭吊屈原,又这样眷恋。

难道这些大圣大贤,还迷惑于宿命的说教吗?这是不是献身而存教,诏示人道而不可偏废呢?我无法知道。

郑钦悦很快从右补阙升为殿中侍御史,被当时的宰相李林甫所嫉恨,被排斥在外,不能显露出他的名声,所以我才要叙述对他的所闻,放在这两篇书信之后,用来昭著蓍筮的神明,聪哲的对玄妙疑难解释的本事,奇偶变化的有数,以此赠送给各位好事者,成为后世学子奇妙的玩味品。

时间是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赵郡李吉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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