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
宪问第十四
侠隐中人——原宪
现在讲《》篇。
这一篇是上论《里仁》篇的发挥与引申。
首先，在这个题目里，就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原宪这个人，是孔子学生中，所谓“七十二贤”里很有名的人物。
在上论中谈到过，他曾替孔子管过总务方面的事情，用现代观念随便来比，可能在孔子当司寇的时候，他担任过总务长一类的职务，但究竟合于什么官阶，无法明确的定论。
孔子死了以后，他退隐于山泽布衣之间，走半隐侠的路线，等于在过去的社会中，领袖清流。
所以司马迁著《史记》，在《游侠列传》中，曾提到他和季次。
司马迁赞成游侠，认为游侠是很需要的；但是有人认为不需要，如法家的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
认为当时读书的知识分子，对于法制的实行是有妨碍的，于是法家的思想，影响了后世，秦始皇时代的政策都与它有关。
韩非子的理由是儒者知识多，嘴会说，手会写，有许多意见提出来，思想不同，使法令不能推行，难于执法。
而侠义道中人，是慷慨好义的，好用武力，又容易形成恶势力，也是使法令不能推行的障碍。
所以韩非子反对这两种人。
司马迁写《游侠列传》，一开始也提到韩非子这两句话，不过他又认为世界上有许多事，用道德、政治、法律都解决不了，只有“老子拳头大”的办法，一下就解决了，所以他认为游侠有游侠的好处。
而且他认为古代的游侠，一诺千金，对朋友讲义气，帮助贫弱的人，这些都是最了不起的，其中提到古代侠义中的佼佼者，有季次、原宪。
原宪在孔子死了以后，再没有出来做事，就退隐于草泽之中，现在来说就是退隐到下层社会中，和平民一起生活。
后来子贡非常想念他，有一天排场很大去探望他，大有所谓“结驷连骑”的派头，好像现代带了几部汽车的随从侍卫。
原宪却穿了一件破旧衣服，好像现代的穿件破衣服，衣冠不整，钮扣不扣，便出来和子贡见面。
子贡见他这个样子，就关心地问他是不是生病了？子贡的意思本来想接济这位老同学一下，不料原宪说，无财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我没有病，只不过穷而已。
他这番道理，无形中也骂了子贡，等于说当年在老师那里学习，老师教我们该如何做事作人，我们今天对这个时代、国家、天下没有贡献，有什么资格摆你那样的派头？子贡被他骂了这一顿，一直放在心里，始终很难过。
由原宪这个人，可知孔子的学生，什么样的人都有。
高行的如原宪一类，也可以说是逃名遁世的隐士，他知道所处的社会太乱，无法有所贡献，因此远走山林，韬光养晦。
名利浓于酒
现在我们先简介了原宪，这里记载的是：
宪问耻。
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谷”的意思是代表当时的俸禄。
原宪问什么是可耻的事情，孔子说，国家社会上了轨道，像我们这一类的人，就用不着了，我们不必去占住那个职位，可以让别人去做了。
如果仍旧恋栈，占住那个位置，光拿俸禄，无所建树，就是可耻的。
其次，社会国家没有上轨道，而站在位置上，对于社会国家没有贡献，也是可耻的。
结论下来就是说，一个知识分子，为了什么读书？不是为了自己吃饭，是为了对社会对国家能有所贡献，假如没有贡献，无论安定的社会或动乱的社会，都是可耻的。
讲到这里，我们想起一些故事，可作为研究这两句话的参考，像原宪的生活型态与思想，他问孔子及孔子所答的话研究一下，这个免于“耻”字的功夫可真难。
如大家所熟知的，汉光武刘秀和严光（子陵）是幼年时的同学好友，后来刘秀当了皇帝，下命令全国找严子陵，而严子陵不愿出来作官躲了起来。
后来在浙江桐庐县富春江上，发现有一个人反穿了皮袄钓鱼，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怪人，桐庐县的县令把这件事报到京里去。
汉光武一看报告，知道这人一定是老同学严光，这一次才把他接到京里，但严光还是不愿作官。
汉光武说，你不要以为我当了皇帝，如今见面还是同学，今夜还是像当年同学时一样，睡在一起，好聊聊天，严子陵还是那样坏睡相，腿压在皇帝的肚子上，所以有太史公发现“客星犯帝座”的说法。
后世在严光钓鱼的地方，建了一座严子陵的祠堂，因为历代以来的读书人，都很推崇严子陵，认为他是真正的隐士。
有一个读书人去考功名，经过严子陵的祠堂，题了首诗在那里：“君为名利隐，吾为名利来。
羞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
这是推崇严子陵的。
相反的，清人却有诗批评严子陵：“一袭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
这是说严子陵故意标榜高隐，实际上是沽名钓誉，想在历史上留一个清高的美名。
这是反的一面的。
这里只是提一供几个故事，作为研究孔子“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的参考。
这些都是人类社会的通常现象，正如古人说，“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
此外，还有一段中国历史上蛮有趣的事情。
满清入关以后，有许多读书人不投降。
但清帝康熙非常高明，他十六岁登基，就平定了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天下，做了六十年的皇帝，把清朝的政治基础奠定下来，可以说他是一个天才皇帝，不是职业皇帝了。
他看见汉人反清的太多，为了要先收罗那些不愿投降的读书人，在科举中特别开了一个“博学鸿词科”。
对于前明不愿投降的遗老们，特别恩准，马马虎虎，只要报个名，形式上考一下，就给予很好的官位，结果有很多人，在这种诱一惑下动摇了，而进了“博学鸿词科”。
也还有很多人硬不投降，所以当时闹了很多笑话。
其中一些是非常尖刻讥讽，当时曾留下几首讽刺的名诗：“一队夷齐下首陽，几年观望好凄凉。
早知薇蕨终难饱，悔煞无端谏武王。”
后来又开第二次“博学鸿词科”，再收罗第一次未收罗到的人。
因为许多人看见第一批“博学鸿词科”的人，都有很好的官位，自己就更忍不住了。
（从这里看，中国人讲究的节一操一，要守住真是难事，自己的中心思想，能终生不变，实在是最高的修养。
）第二次去的人更多，考场的位置都满了，后去的被推到门外去，就有人更吟诗挖苦了：“失节夷齐下首陽，院门推出更凄凉。
从今决计还山去，薇蕨那堪已吃光。”
中国读书人，非常重视节一操一，也就是中心思想、见解的坚定问题。
隐痛诗人——吴梅村
又如明末清初的名诗人吴梅村，他的诗的确好。
他本来坚持不肯投降，清政一府挟持其老母威胁他，一逼一得他最后只好去向清政一府报到。
因此吴梅村一生非常痛苦。
同时清政一府对这些投降的人，虽然待遇很好，但后来写历史的时候，清帝还是下命令把这些人列入“二臣传”。
这是中国文化一精一神，尽管再好，终究是投降过来的，骨头不够硬，这是很严重的，被人看不起的。
吴梅村后来被列入“二臣传”，他当时去报到，内心非常痛苦，但是被清政一府征召，非去不可。
所以他的诗有：“浮生所欠唯一死，人世无由识九还。”
吴梅村因为名气太大，他在应一召起程进京的时候，有好几百人，号称“千人会”为他饯行。
有一个青年，没有参加这次集会，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这个宴会中去给吴梅村。
吴梅村坐在首席上打开来一看，脸色都变了。
旁边的人觉得奇怪，看了这封信后，大家的脸色也都变了。
原来这封信上写了这么一首诗：“千人石上千人坐，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
所有在座的人全被骂了。
我们看了这些资料，对于原宪问耻，孔子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这一点，对中国文化中的臣节与忠贞的一精一神，要特别注意。
前天中午和几位同学吃饭，也谈到这个问题。
有一位现在法国修哲学博士的同学，回来写论文，因为她是学哲学的，听了这个问题觉得奇怪，她说：“这有什么不对？”
还问曾国藩，算不算二臣，我告诉她当然不算二臣，她反而觉得“更怪”。
我说，假如有人说你是再嫁夫人，你气不气？她说：“我当然气，我根本还没有结婚。”
我说，对了，所谓二臣就等于一个女人结了婚，丈夫并没有不对，而她又离开丈夫和另外一个丈夫在一起，当然别人要攻讦。
这就是西方文化的看法与中国文化的不同。
这个时代的道德、节一操一的观念也与过去的不同。
所以今天的中国文化，在这个问题上，也正处于历史文化观念的矛盾与交替当中。
对于孔子这两句话，我们用了这许多时间讨论，但是这里并没有下结论，只是提一供一些故事和意见，大家自己去研究。
不过从孔子教原宪的这两句话，可知作人之难。
社会、国家上了轨道，干拿薪水，没有什么事可做，不必出力，这不可以；社会、国家没有上轨道，拿了薪水而没有贡献，也不可以，都是可耻。
那么到底怎样做好？他的重心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责任，对于社会、国家要有贡献，不管在安定的时代，或变乱的时代，如果没有贡献，没有尽到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就是可耻。
草泽中自有经纶
原宪还问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显示出，原宪之所以为原宪。
后来退隐在草泽之中，并不简单，他的修养相当高，从他的第二个问题，就看得出来。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
仁则吾不知也。
伐在古书里经常代表自负、自高、自大、骄傲、自满的意思。
原宪说，一个人自己的反省功夫，能够克服了自满，做到没有骄傲，非常谦虚；也无怨恨，不怨天，不尤人；而且没有大的欲一望，不作过分的希求，清心、寡欲，这是不是仁的境界呢？原宪这个问题并不是偶然提出的，而是他自己的体验心得。
他后来退隐草泽之间，可以说这几点都做到了。
现在问孔子，这种样子，算不算是仁的境界？孔子还不承认这是仁的境界。
他说这是难得的，至于是不是仁的境界，那就不知道了。
由此可知孔子所称的仁，中国文化所标榜的仁的道体，就像道家、佛家所谓“得道”那样，不可知、不可测，是非常高，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怀居，等于所谓“问舍求田，原无大志”的问舍。
一个人每天问问房子的价钱；有了三十坪，又想扩充到一百坪；买了一层楼，又想变八层楼，这样的人就没有什么大志。
所谓“掀天揭地，方是奇才。”
这是引用《幼学琼林》上的四句话，我们老的这一代，从小就念这本书，接受了这种思想，到现在还背诵得出来，这种观念依然故我，这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东西。
孔子这句话是说一个人只为个人的生活打算，还不够成为一个士。
这句话放在《宪问》这一篇中，可以说原宪在孔子死后，不管功名富贵，而退隐于下层社会，绝不简单，他一定替下层社会，替一人家解决了很多问题，做了很多大众福利的事情。
而原宪之所以甘心放弃功名富贵，可以说受孔子教育思想的影响很大，因此他硬是要责备子贡“学道而不能行之，病也！”等于对子贡的不满意，指摘他没有做到老师所教的学问道理，光是摆那么大的排场而已。
又如汉高祖刘邦，在前方打仗的时候，后方仅靠萧何一个人。
刘邦和项羽打了七十多回仗，都是打败仗，可是兵源、后勤的补给，从来没有缺少过，这就是因为萧何在后方，政治、经济都做得好，社会非常安定。
而刘邦在前方，每见到后方来的人，都要问萧何在做些什么。
萧何觉得奇怪，就和宾客——智囊一团一、幕僚们——谈起这件事。
其中有一个人告诉萧何，老板有所怀疑了。
因为刘邦在前方作战，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都在萧何的手上，假如萧何随便左右摆一下，就不得了的。
这位幕僚就建议萧何做些问舍求田的事。
后来有人向汉高祖密告萧何敛财侵占民田，霸占民房，汉高祖看到密告，才对萧何放心，反而一笑了之。
这可从反面道理，了解正面人生。
狼虎丛中安身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这个“危”字就是正的意思。
“孙”字古代与“逊”字通用，逊者退也，就是谦退的意思。
孔子说，社会、国家上了轨道，要正言正行；遇到国家社会乱的时候，自己的行为要端正，说话要谦虚。
字面意思解释了，我们再研究一下孔子。
这看来好像他很滑头，教学生们几种态度。
其实不是滑头，在这里是教人处世的臣道，做干部的基本原则，也可以说是作人的基本原则。
天下太平，国家社会都上了轨道的时代，一个正人君子，行为要端正，说话正直，没有关系，无所顾虑，也不会有斗争。
但当处在动乱的社会中，第一个原则：行为要端正，如当公务员，不贪一污，不犯法，规规矩矩，方方正正。
可是在言语上，少发牢騷，不要得罪人。
因为乱世里没有章法，否则的话，往往出问题。
从历史的记录，生活的经验，都可以看到。
前面曾经说过，大家说盖棺论定，而在人生经验中，有许多人，许多事，盖棺不足以论定，有许多人硬是把冤枉带到棺材里去的。
看穿了这个道理，又何必怨天尤人？
第一个就说到岳飞，他所处的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他要北伐，完全对，所以岳飞的人品行为，是危言危行，正言正行，结果蒙冤死了。
他没有做到《论语》这一段的“危行言孙”，怎么说他言不逊？“直捣黄龙，迎回二圣。”
是他要北伐的口号。
二圣是宋高祖的父亲和哥哥（过去帝王时代，称皇帝为圣人，非常有趣。
）他当时的口号，就是非打不可，准备一定要打到东北去，把太上皇、皇兄两个人请回来。
他这个话说得也对，是正言，但二圣回来，高宗怎么办？所以秦桧要杀岳飞，不过是拍高宗的马屁。
因为高宗自己的意思，认为岳飞真可一爱一，可是打尽管打，迎回二圣来，教我这个现任皇帝怎么办呢？而这个话，高宗又无法告诉岳飞，所以岳飞的死，就在他自己不能做到“危行言孙”！
第二个说到冯道，这个人前面曾提过的。
在唐宋之间，五胡乱华几十年间，换了好几个皇帝，都是胡人来统治。
五个朝代，都请他出任要职，活了七十三岁死了，晚年号为长乐老人。
可以想象得到，此人第一是“危言危行”，生活非常严谨，本身一点漏洞、一毛一病都没有，既不贪财，又不好色。
他家里一口放生池，养了一些鱼，他儿子抓了一条鱼吃了，也被他责打了一顿。
可是历史上批评他没有气节，有一奶一便是一娘一。
欧陽修论历史，直骂他无耻。
可是在冯道的诗中，发现他的思想，认为只要立身端正，在狼虎丛中，都可以站得往。
他认为在当时那个时代中，都是豺狼当道，不须向谁尽忠。
只是要保存中国文化的一精一神，中华民族的命脉，等待自己国家有真正的人才出来领导，用不着为胡人尽忠。
他等了好几十年，直到他死后才出了一个赵匡胤。
这个故事说明冯道在当时那么乱的时代，对“危行言孙”是做到了。
本身的行为非常端正纯良，而态度上、言语上，绝对有分寸，不发牢騷。
与欧陽修相反的意见，有王安石、苏东坡等人，他们却认为冯道是菩萨位中的人。
由此可见是非之难定论。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这又是孔子对于人的才德分类。
他认为真正有道德、有修养的人，一定有文字著作，或者有名言留给后世。
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人，都有德又有言。
但是有些著作的人，文章写得很好，理论上讲修养、讲道德，也说得蛮像样的，却不一定有很好的修养德行。
一个仁者一定有大勇，这个勇并不是会打架的好勇斗狠；而一个勇者，不一定有仁。
这里要注意的是“不必”两个字，这表示不一定。
当然，有言又有德，有勇又有仁更好。
度德不量力
下面讲到有德有言，有仁有勇的具体事实。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夫子不答。
南宫适出。
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宫适就是南容，前面上论和下论都提到过他。
我曾说过，孔子不会那么简单，仅仅是听南容唱了白圭之歌，就把侄女嫁给他，现在在这里，我们就可知道南容是怎样一个人。
他请教孔子的问题，提到后羿。
古代的传说，当时天下有十个太陽，被后羿用箭射下了九个，只剩下现在的一个太陽。
他也会法术，有些丹药，吃了能长生不死。
奔月的嫦娥就是他的太太，因为偷吃了他的丹药，就飞到月宫去了。
这是中国古代的神话，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就要透过这些神话，中国的神话中有很多问题、很多道理，我们现在暂且不去管它，后羿凭他射箭技术和武勇，为有穷国君，想称王而最后不得好死，被他的臣子寒浞杀掉了。
奡又是寒浞的儿子，力气很大。
所谓荡舟，就是可以把在江海里航行的船，一手抓起来在陆上拖着走。
后来也不得好死，为少康所诛。
南容说这两个人，一个射箭技术那么好，一个力气那么大，而后来都不得好死。
他举这两个例子，说明靠自己的武力去侵略别人，而想有好结果，反而都不得好死。
另一面他举出禹王、后稷的例子：后稷是唐尧的农师，对于我国农业社会的建立，他的功劳最大；他也就是周朝的祖先。
南容说禹和后稷，没有羿、奡那么大的雄心和本事，自己规规矩矩去种田，很平凡老实的人，最后都得到了天下。
禹是自己得天下，后稷是他的子孙得了周朝天下。
南容举出两种人，一种人不择手段而成功，了不起。
（我们经常碰到一些年轻人感慨很多：某某人不择手段的发了财，在社会上就很神气、很吃得开。
我为什么要讲道德呢？现在这种思想，很迷惑人。
）但南容认为这些并没有用，最终还是要倒下来。
另一种人则是殷殷实实地做他分内的工作。
这两种人到底哪一种对？他只提了这个问题。
孔子听了以后，并没有答复他，因为南容的见解非常高明，这个问题不须要答复。
所以他一退出去了，孔子就告诉其他同学，这个人思想这样正确纯正，真是了不起的君子，这才是最高的品德。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这都是连接上面一贯的。
孔子说，一个君子不仁，是有的；但是一个小人能仁，这种事是不会有的。
以现在的话来说，一个好人不仁慈，有这个道理，如果说一个坏人而能仁慈，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孔孟的思想，都是“春秋责备贤者”的作风，孔子所要求的对象，主要的是知识分子。
在古代教育不普及，知识分子少，一个君子当然要仁慈。
但是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有时不仁也是难免的事。
至于坏人当然没有仁慈的心，坏人如果有了仁心，就不是坏人，有句俗语“强盗发善心”，这是不大可能的。
如真的强盗发了善心，他就不作强盗而改作好人了。
一爱一里生害
子曰：一爱一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这句话有关于教育，也有关于个人修养。
真一爱一一个人，如一爱一自己的孩子，不能溺一爱一，太一宠一爱一了就害了他。
要使他“劳”，这个劳并不一定使他去劳动，要使他知道人生的困苦艰难。
前天一位富有的朋友，他有个孩子很好，很乖，他说预备将孩子送到南部一家工厂做工，我非常赞成。
在我们看来，像他这样的家庭，无论怎样好的教育，生活环境是太舒服了，弄不好会害了这孩子的一生。
教育和《孙子兵法》一样，“置之死地而后生”，硬要想办法使他受苦，使他知道困苦艰难。
以这种道理，就能理解“一爱一之，能勿劳乎？”
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人生。
其次，不管部下或朋友，即使对自己很忠实，但不要仅仅喜欢他的忠实，还要教育他、培养他。
下面转了一个气势，是孔子批评当时的一些人物及政治作风，以切磋为学的外用。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这段话孤零零吊在这里。
所说到的四个人，当时都是郑国的大夫。
为什么？我们知道上古王道讲道德，后世霸道讲事功。
春秋战国时的五霸，第一个霸主，就是由郑国开始，所以郑国在春秋战国初期，相当有力量。
可是到了孔子的时代等于现在的英国，没落了。
虽然没落了，但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还是蛮大，因为郑国出了不少政治上的人才。
这里所提的四个人，都是郑国政治上的要人。
孔子这句话所说的“命”，就是古代非常重视的“诰命”。
诰是诰，命是命，两种文件都是政一府的公告。
比方现在一国的元首，到另一国家访问过后，发表联合公报。
这种公告，起稿的人非常费心，每一个字都要斟酌，这种文件不但影响当时的整个国际关系，将来历史还要留下来的，对与不对，作为历史批判是非善恶的依据。
我国五经中《尚书》的记载，就是中国上古政一府的文献资料。
透过这些资料，可以了解我们过去的历史。
诰命就是这些文件。
我们现在一般人称它为“大文章”，不止是这一代的，而是永远留在历史上的大文章。
孔子说，郑国的诰命颁布出来，非常慎重，先由裨谌起草，然后由世叔来讨论、检查、研究。
“行人”是外交官名，“子羽”是人名。
再由外交官子羽来修改，最后还要经过首相子产，在文采辞藻方面，加以润色。
以现在的程序来说，好像是由秘书起稿，送给有关单位会稿，然后经过外交部改正，这还不够，最后经过首相修改文章的辞句，增加文字美。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郑国在那么混乱的时代始终人才济济，发出来的文告，有那么慎重，经过这几个大手笔的考虑才拿出来。
这是孔子告诫从政的学生，一个从政的人，一下笔乃至写一个条子都要当心，尤其是有关政治大问题的决定，一写下去，就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模子，不能草率。
所以孔子提到“为命”之难，告诉学生们，不要疏忽。
为政难作人更难
或问子产。
子曰：惠人也。
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
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有人问孔子，郑国的子产这个人怎么样？孔子答复他，子产是大政治家，了不起的人物。
子产当政的时候，对于社会贡献很大，对国家的老百姓，是有恩惠的人。
再问楚国的子西怎样？子西是楚国的宰相，孔子到楚国时，他怕孔子会把他的位置挤掉。
而孔子答复，只是说“他，他啊！”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这就是孔子的厚道，假使现在的人，就非要攻击子西不可了，孔子没有这样做。
当然他不同意子西这个人，历史上的记录，子西这个人并不高明，而孔子只是“他，他啊！”两句，不作批评。
此人又问管仲这人怎样？管仲比孔子早，齐桓公称霸的时候，他功劳很大。
每次讲到管仲，孔子都很佩服，这次他好像伸出大拇指来称赞他，那才够得上是一个人，真了不起！他在当政的时候，能够把齐国另一大夫伯氏，连着的好田三百，没为公有，而伯氏一家人因此穷困，只有清菜淡饭可吃，但一直到死，没有怨恨管仲，心服口服。
所以孔子说他能够称为一个人，了不起！他没有说他是一个大政治家，政治家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官位上的功勋，而能做到称为一个“人”，这才了不起。
管仲将别人的财产拿过来，别人因此终身穷困，而对他毫无怨恨，认为处理得很公平。
一个当政的人能做到这样，的确是了不起，历史上没有几人能做到这样。
可见他对于社会国家的贡献，对于其他的人所还报的，一定有他处理的政策与方法，所以孔子要对他连连赞叹了。
不学谓之贫
现在开始讨论的，可以说是中国旧文化中所讲的“知人论世”的道理。
从这里可以看到历史上的人物，也可以了解自己、认识自己。
站在人文哲学的立场来说，一个人要认识别人困难，认识自己更难，尤其年龄大了，经验多了，接触的人广了，就感觉到认识自己太难了。
下面就是孔子“知人论世”的一番话：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富而无骄”，有地位、有财富，成功了不骄傲。
本来这个修养很难的，并不是很容易，但是比较起来还是容易。
古今中外有些人因为地位高了，风度蛮好；风度好是外形的，外形过得去，看不出骄傲来，已经了不起，但是内心到底还有一点觉得自己了不起。
刚才与几个国外回来的学生闲谈，他们说到，过去有一部分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代沟，相差太远，做父母的，尊严得不得了，非要摆成那副样子不可。
也有的说，自己的父母并不如此，与子女相处像朋友一样。
有的以地域来说，指本省有些家庭，父母对子女还是摆一副尊严的模样，我就问他们在国外有没有注意，华侨社会里，多数父母对子女的态度，也是保持着尊严。
这是广东、福建的风气，他们还保持了老一辈子的父母的威严。
而父母子女相处比较开明一点，多半是在上海生长的人。
父母保持他们的尊严，只是过分或不过分，并没有错。
有的又说，父母保持那股威严，就是一种傲慢心理，觉得我有儿女，儿女就要听我的。
我说这可不能列入骄傲的范围，更不要错用了骄傲这个形容词。
由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有许多人想不骄傲，很难做到。
富贵了，地位高了会骄傲；有钱会骄傲；年龄大了也会骄傲，认为自己多吃了几十年饭，年轻小伙子就不行，其实多吃的几十年饭，不一定吃得对；学问高了也会骄傲。
所以要修养到“无骄”，实在不容易。
不过在比较上，富而无骄和贫而无怨，两者之间，还是无骄容易一点。
“贫而无怨”的贫并不一定是经济环境的穷；不得志也是贫；没有知识的人看到有知识的人，就觉得有知识的人富有；“才”也是财产，有很多人是知识的贫穷。
庄子就曾经提到，眼睛看不见的瞎子，耳朵听不见的聋子，只是外在生理的；知识上的瞎子，知识上的聋子，就不可救药。
所以贫并不一定指没有钱，各种贫乏都包括在内。
人贫了就会有怨，所谓怨天尤人，就牢騷多，人穷气大，所以教人作到“安贫乐道”。
这是中国文化中，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大原则。
但是真正的贫而能安，太不容易。
现在有人，拿“安贫乐道，知足常乐”这两句话，批评中国文化，说中国的不进步，就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
这种批评不一定对，“安贫乐道”与“知足常乐”，是个人的修养，而且也少有人真正修养到。
我们当然更不能说中国这个民族，因为这两项修养，就不图进取。
事实上没这个意思，中国文化还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鼓舞的名言，我们不可只抓到一点，就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这两句话，是对自己作人做事的一个尺码，一个考验。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
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先解释原文文字：孟公绰是鲁国的大夫，后世朱熹的注解，说他很清廉，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人。
赵、魏是大国，对下面滕、薛两个国家而言，赵、魏比较大，滕、薛比较小。
识人难识己更难
关于“老”，过去的官名有“三老”，也有“三公”。
古代三公的地位很高，但在秦汉以后，就很少有明文规定这个官衔了。
他们学问道德崇高，没有实际行政，所谓“坐而论道”，着重在建议和指导，和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不管部大臣差不多，什么都不管，可是样样都要问。
越是国家大事，越是很重要的决定，越要请他们参加意见。
往往一句话可以推翻整个政策，或者建立新的政策。
至于“老”，也是如此，在古代是很清要的职务，本身要学问好，人品好。
凡是清要的官，只要说一句话，影响很大，皇帝都非常重视。
到了现在，学术界，以及政界，对所尊重的人，常称某公，或尊称为“老”，就有“国之大老”的意思。
孔子这里说，孟公绰这个人，要他做赵、魏大国中的大老——顾问，则是第一等的好人才；他的才能、学问、道德，担任这个职务好得很，没有错。
但是如果滕、薛两个小国家请他作大夫，要他在实际政务上从政，当部长，或院长，那就不行，会当不好。
孔子以这个问题，与学生讨论。
孔子论人，认为有许多人，担任某一种大位置、大要职，蛮好；但是要他改做实际工作，去执行一个任务，就完了。
平常看他，学问好，见解也好，写的文章、建议、办法都对。
可是，让他去实际从事行政工作，就不行。
有些人，要他从事实际行政工作，执行任务，会办得很好，如果这样认为他很了不起，把他提拔到太高的清要地位，那他又完了。
所以作领导的人，对人才的认识很难，对自己的认识也难，要晓得自己能作什么，可真不容易。
我过去在私塾中所受的教育，老师们教的一些散文和诗，都包含有人生的道理。
我的一位老师曾有一首评论历史的诗，讲得非常好：“隋炀不幸为天子，安石可怜作相公。
若使二人穷到老，一为名士一文雄。”
这意思是说，隋炀帝运气不好，当了皇帝；而王安石很可怜，作了宰相。
这两个人若是不得志，王安石将成为大文豪，他的文章那么好，恐怕当时和后世对他的敬仰，还要更高，隋炀帝如果当时不作皇帝，就是一个很好的名士，一个才子。
我们再说李后主，真是好的文学家，那么好的文学，真好，过去找不出来，以后恐怕也难找到这么好的文学家，实在太好了，可惜当了皇帝。
宋朝徽宗等人也是如此。
不过话得说回来，文学又谈何容易？《红楼梦》之后，再也写不出第二部《红楼梦》，没有像曹雪芹那样的家庭，没有像曹雪芹一样，整天和一些女孩子在一起打滚，没有那个经验，换一个人怎么也写不出来。
施耐庵的《水浒传》，没有跑过江湖，没有和那些动辄拔刀的江湖朋友混在一起，也写不出来。
文学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李后主的词好，前面曾说过，他花的本钱大，也是当了皇帝，江山又在他手里丢掉，然后才有那种文学的境界出来。
可是拿人生的立场看来，这些人都是不幸。
因此我们又想起另外一个人的哲学，人生得意的事，有时并不是幸福；而有时候失意的事，并不是倒楣。
如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人作了一首诗：“眼前乔木尽儿孙，曾见吴官几度春。
若使当时成大厦，亦应随例作灰尘。”
这首诗是说失意并不见得坏。
第一句他感慨眼前的国家栋梁，都是他的后辈。
第二句是讲自己，像山上的大木、神木一样，自己年纪大了，看到朝代的更替、兴衰、成败多少次，假使自己当时也成为其中的栋梁，早就被烧光了。
所以人生得意的事，虽不一定是坏，也不一定就是好，有时失意也不一定是差。
这些道理可使我们了解孔子讲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的话，的确是意义深长。
所以刚才提出来用人难，不但对人才的选拔、安置困难，而每个人自己认识自己更难。
我们了解了历史的往事，将来自己做事业时，对于人才，对于用人，的确要能知己知彼才对。
全才——智、清、勇、艺、礼
下面讲到怎样才算是人才与全才。
子路问成一人。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一人矣！曰：今之成一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一人矣！
这里孔子所说的“成一人”，也可以解释为全人，也可以说是人世间的全才。
子路问怎样才是全才，孔子说，要求一个全才太难：第一个是智慧，像臧武仲，这位鲁国的大夫，智慧高，知识渊博；其次要像孟公绰的清心寡欲，什么都不要，本身非常清高、廉洁；光是有清廉的德一操一，智慧的修养，还是不够，还要有勇，如卞庄子。
卞庄刺虎，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当然不止是打老虎的勇敢，主要在有决心、决断，须要牺牲的时候就敢于牺牲的大勇；就是有了智慧、清廉、勇敢还不够，还要有冉求之艺，文学艺术的境界，样样才能都会。
这四个人的优点：高度的智慧；道德的涵养，没有私欲，没有火气，心平气和；品德好的人，往往有点像废人一样，所以又要加上勇敢、决断、侠义的一精一神，这样还不能算是全才或全人，还要加上文艺境界，与高度的礼教修养，这样几个条件合一拢来，就可以为成一人了。
这该多难！但是要注意，原文“亦”字用在这里的重要意义，孔子说了如此等等，还是用了一个“亦”可以为成一人矣的“亦”字。
由此可知他认为还并没有完全到达理想中“成一人”的那个程度。
读到这段书我们要记住，这一段孔子所提出的，可说是讲国家大才的标准，也可说是讲中国文化，讲人格教育修养的标准。
但是孔子所要求的太高了，然后自己转了一个弯，对子路说，时代不同了，不一定要把我这个观念拿来作标准。
现在只要做到“见利思义”，看见对自己有利的事，能多考虑一下义的方面。
义就是宜——看看这个利是不是合理、合情、合法。
“见危授命”，既然身为负责人，为大家做事，要能做到临危时，接受任命，为达成任务，宁可牺牲自己。
甚至交朋友也能如此。
还有平时所说出的话，不管经过多少时间的考验，何等环境的考验，纵然过了很久很久，都能言行一致，说得到的一定做得到。
有了这几点，在这个时代里，已经是了不起的人才了，何必要求太高呢！
我们拿“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这句话，看现在的社会，有时很好笑，发表任何政见时，要如何如何，一旦到那个位置以后，所说的话都不见得兑现了，哪里能够作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看现代可以证历史，看历史可以懂现代，如孔子说的“温故而知新”。
我们说现在社会风气不好，孔子当时社会风气也一样不好。
有些同学到外国留学回来，开口就是外国如何如何好，我就告诉他们，古今中外都是一例，没有外国如何好，中国如何坏。
以贪一污来说，美国有许多地方，贪一污得更厉害。
外国人也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十几年以前有些年轻同学去美国留学，我制了棉被送给他们带去。
有位外交官说太落伍，在美国用不着。
可是这个同学因为是老师制赠的，还是带了去。
我又要他们带了些宫灯之类的小礼物去，要他们保持中国的礼貌，逢年过节时要对老师表示敬意。
他们也曾说外国人不喜欢这一套，后来两样都对。
圣诞节去向老师行个礼，送一盏小宫灯聊表敬意，说明是中国礼貌，外国老师高兴得不得了，说所教的各国学生，只有中国学生最好，最有礼貌。
至于棉被，碰到冬天停电，大家冻得要命，而他们穿棉袄，盖棉被最舒服，这都是中国文化。
因此也了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凡是人，感情思想是一样的，绝对没有两样，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
所以我们处理一件事，要注意到古今中外，包括未来的时代，人情世故是一样的。
纵然观念两样，其实原则还是一样，换一个角度讲就通了。
譬如说某件事在道德上不通，有些外国人不会理解；说成没有价值，他马上赞同这句话。
不过把“道德”与“价值”两个名词换用了一下而已。
因此，我们教育子弟，不管什么时代，中国文化的人格标准，绝对是高的，绝对是对的。
我们现代的人格教育，能够使每一个人，做到像孔子所讲的第二条“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就很了不起。
再进一步，如果能够做到像孔子所讲的第一条，集智慧、人品、胆识、才艺于一身的人，那就太难得了。
疑假疑真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
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公叔文子，文子是他的谥号。
朱熹的考证是公孙枝，别的考证叫公孙拔。
究竟谁对，暂时不去管他，不过都知道这个人是卫国的大夫。
孔子除了对他自己的国家鲁国以外，对卫国的感情最深厚。
公叔文子在当时名气很大，影响力也很大。
孔子问公明贾——公明贾也是卫国人。
孔子问他说，夫子（我们后世拿“夫子”为对孔子的尊称。
孔子当时“夫子”两字，等于我们现在以“先生”称人，这里就是指公叔文子。
）是卫国的闻人，社会上很有声望，政治上很有影响力，大家都说他很好，但有一点不知可不可信？公叔先生平常不随便说话，说一句话就有相当分量；也不说别人是非；也不轻易笑；也不贪。
公明贾就说，别人对你所讲的，把他描写得过分好了。
其实他讲话能把握时间、要领，不讲废话，恰到好处，因此人家听了，不讨厌他的话。
他高兴了、痛快了就笑，笑得恰到好处，所以人家不讨厌他的笑。
譬如下雨天在街上见人跌倒而哈哈大笑，这个笑，不得其时，人家已经跌得很痛，很狼狈了，这不应该笑的，偏要笑，岂不让人讨厌？
关于取，合理的送他礼物，适可而取，不故意标榜清高。
他这样一解释非常好，但是公叔文子这个人在历史上有点问题。
所以孔子听了他的解释说：“是吗？真的吗？”
是表示怀疑口气。
是否这个人徒有虚名，很难断定，如白居易的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是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周公辅助成王的时候，有人造他的谣，说他企图把侄子杀掉，自己当皇帝，使周公也怕起来了。
而王莽在没有叛国以前好得很，满朝文武，全国老百姓，没有人说王莽是坏的。
假使这两个人在这个时候就死掉了，那么他们一生中的真假又有谁知道？这是白居易一首大家熟知的诗，他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使我们知道，有些人运气不好，把冤枉带到棺材里去了，可知人生定论很难。
所以对于公叔文子，在公明贾替他作解释以后，孔子说：“是吗？难道真的吗？”
存疑是可以的。
挟兵自重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臧武仲是鲁国的大夫，犯了罪自己逃出去。
可是不肯放下权力，在防区上整兵振武，向鲁君要求，封他的儿孙永远作这个地方的首长。
他用这个方法，取得这个位置。
孔子说，他这样做，表面上虽然说是提出退让的要求，不说要挟，但是这不必骗人了，我是不相信的，他分明是用要挟取得富贵功名与政权。
中国历史的藩镇祸国，都是同此一例的办法。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由此而引出孔子对历史的批评。
自周朝王道式微以后，就是霸业的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表面上虽然拥护中央，而中央政一府的皇帝，还是听他们的意见摆一布，这是春秋战国时候的霸业。
如果以中国历史文化来分王道与霸业，则春秋战国以后的汉、唐、宋、元、明、清在儒家思想的看法，并不能称为王道，统统都是霸道。
真正达到三代以上，以道德维系的政治，那才是王道。
以权术取得而讲事功的则是霸道。
所以在春秋战国五霸的阶段，仁义道德，也只是霸主的手段而已，变成口号了。
但在五霸中比较起来，也有好坏，所以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他对晋文公的为人，不以为然。
谲就是用诡道、手段。
孔子为什么说晋文公谲而不正？因为晋文公家庭遭遇变故，流亡在外十九年，他的高级部下，智囊一团一之一的舅犯，断定他一定能复国：“重耳（晋文公的名字）在外十九年矣，险阻艰难，备尝之矣。
民之情伪，备知之矣。”
因为他吃尽流亡的痛苦，深深了解人心的险恶，所以便懂得如何运用权术。
齐桓公就不是这样，孔子认为比较好，而齐桓公与晋文公两个人的遭遇也大有不同。
根据孔子这两句话，研究历史上帝王、领一导一人的心理，与少年时代的遭遇、环境的培养都大有关系。
管鲍之交难
因为孔子讲到对晋文公和齐桓公的比较，而且加以评论，子路就来插话。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说，老师说齐桓公好，但是我想起一件事。
齐桓公和公子纠，是兄弟也是政敌。
管仲没有得志的时候，原来是帮助公子纠的，那时另外还有一个大臣名召忽，当时公子纠死了，召忽也拼命作战，为公子纠而死，但管仲并没有殉职。
这样说来，管仲的人格还是有问题。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
当时帮助齐桓公成功，有名的名臣是鲍叔牙。
桓公问鲍叔牙，如果想成霸业，把齐国治好，谁是好的人才。
鲍叔牙就推荐了管仲。
但管仲曾经在作战的时候，用箭射过齐桓公，幸好没有将齐桓公射死，而射中了衣带钩。
所以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推荐后说，管仲这个人曾经助过公子纠，而且用箭射过我，幸好只中衣带钩，我没有杀他，已经够宽大了，你还要推荐他？鲍叔牙就说，你要振兴国家？还是要报私仇？你如果想成霸业，就不要记私仇。
因为他是人才，当他帮助公子纠的时候，应该射你的。
各为其主，立场不同嘛！齐桓公也有汉高祖相同的气度，因此用了管仲。
大家交朋友，常引用历史上管鲍之交，把管仲与鲍叔牙的交情，来比拟知己之交，但要真正达到那个程度太难了。
中国五伦之道，朋友一伦是很重要的，也很难的。
像管仲与鲍叔牙这种知己的朋友，在历史上只这么一个例子。
任何人一辈子都难得有这样知己，管仲最穷的时候，生活一切都依赖鲍叔牙。
共同做生意赚了钱，管仲自己就多分了红利，鲍叔牙也不在乎。
这还不算太难。
齐桓公成功了，鲍叔牙推荐管仲当宰相，这也还不算难。
管仲晚年就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
人生得一知己太难。
知己到什么程度呢？管仲临终以前，齐桓公问他，鲍叔牙可不可以接替他的职位。
管仲说不可以让鲍叔牙当宰相。
鲍叔牙一生都照应管仲，照普通一般情理讲，管仲临死了，应该将这个职位交给鲍叔，以为报答。
现在由齐桓公提出这个意见来，他还说不可以，好像管仲不够朋友。
其实他有他的道理。
管仲对齐桓公说，你不要害鲍叔牙了，他这个人的人品实在了不起，气度也非常大，可是嫉恶如仇。
一个当首相、当主管的，要能藏垢纳污，肮脏的东西也要包涵一点，完全要求清高是做不到的。
鲍叔牙的第一个一毛一病就是太好、太清了，不能包容坏的一面。
如把政权交给他，害了你齐桓公，也害了鲍叔牙。
这样鲍叔牙也很高兴，认为只有管仲懂得他。
所以我们同事之间、朋友之间相处，都晓得讲历史上这件事情。
我们文化深厚，就是历史上的故事太多，前辈的经验太多了。
我们读书也是为了吸收这些作人做事的经验。
我曾经看到过类似的事情，有两个好朋友又是同学，其中一个当师长。
当他要交卸这个师长职位的时候，上级也决定由他的同学来接他的位置，可是他极力反对。
有人就问他为什么这样不帮同学好友的忙，他说我不愿害自己的同学好友，如果他来接我的事，依他的个一性一，结果一定会弄到坐牢。
最后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朋友能够交到这样，谈何容易！普通人只看现实，所以介绍管仲等等的故事给诸位，我们要知道交友之难，待友之难，以及得一知己之难。
这里子路提出来说管仲这个人的做法，恐怕不仁吧？孔子说，春秋时代开始的时候，齐桓公虽然是霸主，但是把周朝中央政权的威信重新整顿，九次召集了诸侯开联合会议，安定了国家社会，从来没有用武力威胁人，固然霸业是权术，可是他权术的最高原则还是道德，致使周朝的历史能够再延续下去。
这些都是管仲的力量，这已经很好了，也就是仁义之道了。
何必求之太过呢！
死生亦大矣
讨论到这里，子贡就起来辩论了。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子贡拿个人的人格来看管仲，可以说他是不仁不义。
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本来追随公子纠的，照理也应该殉死，他却不能以死尽忠，后来反而更进一步，投降齐桓公，居然贪富贵作宰相，就更不对了。
孔子说，政治道德、人生道德，很难评论得公平中肯。
管仲投降了齐桓公以后，帮助齐桓公在诸侯中称霸，把当时那么乱的社会辅正过来，对历史的贡献，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贡献太大了。
到现在管仲已经死了，可是我们这些人都受了他的好处，今天社会能够安定，各个诸侯的国家能够安定，都是他们的功德所赐，假使当时没有管仲，那我们即已变成野蛮民族了。
“被发左衽”就是野蛮民族。
中国古代男一女的头发都是梳起来的，我们现在都披发，是外国文化。
“左衽”，试看过去的西藏、蒙古等边疆民族，都是左肩披着衣服，右肩臂露在外面，这是文化野蛮落后的象征。
可是现在我们的装束，也都是被发左衽，向原始文化投降了，好在不止我们，整个世界都在被发左衽。
讲到这一点，我想我们的民族文化，总有一天会站起来。
孔子告诉子贡，管仲对历史的贡献有如此的大，没有管仲，我们的文化都可能灭绝了。
这种情形，又怎么是普通男一女，认为他怎么不为公子纠而死的观念可比呢？公子纠对管仲并不好，不听管仲的意见，如听管仲的意见，就不会有齐桓公，而是公子纠起来了。
公子纠不以管仲为国士，管仲也不必要为公子纠殉死。
这就不能拿普通一般人的情形来责备管仲了。
普通人一碰到失败就自一杀，毫无价值，好像倒在污水沟里，这样一死了之，又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不轻易为公子纠而死，以致后来有这么大的贡献。
那么这生死之间的价值取舍，就另是一番评估了。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
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公叔文子，就是刚才提到过的公孙拔或公孙枝，文子是他的谥号。
我们先要了解，春秋战国时代，依照中国的封建制度，平民很难上来做官，但不是绝对不能。
在这种制度下，公叔文子的部下僎由公叔文子的提拔，从平民而提升保荐到与自己同等的地位。
孔子说，公叔文子真够得上称“文”。
中国古代谥法称“文”是很难的，根据《谥法》解的记载，称文的有下面几种：一、经天纬地，二、道德博闻，三、勤学好问，四、慈惠一爱一民，五、愍民惠礼，六、赐民爵位等六种。
如明代的王文成，清代的曾文正，就是这个“文”。
人尽其才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
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
夫如是，奚其丧？
孔子在卫国很久，当时的卫灵公对孔子非常敬重，但却没有启用孔子。
卫灵公好像是个活宝，他一宠一信的妃子就是有名的南子，政治不算好，也不见得太坏，可是卫国上下对孔子都很敬重。
但在一般舆论，对卫灵公颇多不满。
季康子就说，卫国的这位领一导一人既然这么坏，怎么卫国不会亡国？孔子说，卫灵公尽管不好，但他会用人，他的部下了不起的人才很多。
这一点我们又要看历史了，翻开古今中外的历史，一个主管，是不是善于用人，非常重要。
就是在商业上，一个做老板的，善于用职员，也是很重要的成功因素。
如果职员用得好，公司到了危急的时候，都不会垮台。
一个机构如此，一个国家的政治也是一样。
人才要安排得好，而且人才处处都有，看你怎样安排，有的人这方面不行，而另一方面有所长。
所以孔子谈到卫国的时候，季康子问这样一个领一导一人怎么不亡国。
孔子就指出，卫灵公用了最好的外交家仲叔圉治宾客，就是办外交。
在国际动荡的时候，外交最重要，而他用到了好的外交家。
还有祝鮀治宗庙，在宗法社会宗庙也是政治的中心，以现在制度来说，包括了教育、文化、内政，都属于宗庙的事，上论曾经提到，所谓“祝鮀之佞”是指这个人很会说话，是一个理论家、政论家，他还办过一次成功的外交。
另外又有王孙贾主持国防、军事。
一个国家外交、内政、文教、国防有这样三个人才主持，卫国怎么会亡？只是卫灵公本人活宝一点，不过虽然活宝，他会用人。
在历史上，汉、唐、宋、元、明、清各代，中期时有些职业皇帝都蛮活宝的，但是他会用大臣，干部用得好，而且绝对可以信任，就行了。
缩小范围，一个单位主管，一个家庭，对家人子女，也是一样的道理。
但从后世认定属于伪书的《庄子·杂篇》中，却有推重卫灵公之所以称灵的道理，并不如此简单。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孔子说这话的意思，指有些人吹牛脸都不红，这还不算，最怕是吹了牛不兑现。
真做到了，就不算是吹牛了。
所以我们做事、说话时要慎重考虑，大言不惭很容易，要看自己能不能做到。
讲解《论语》到现在，已经十四篇了，每篇都有高一潮起伏，一点也不呆板。
到这里又转了一个方向了。
为正义而言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
公曰：告夫三子。
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之三子，告。
不可。
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这一段是孔子在鲁国的时候，国际上发生大事，齐国的部下叛变，杀了皇帝——皇帝是口语，正名应该是齐国的国君，这个叛变的人叫陈成子。
（下面杀了上面为“弑”，这是《春秋》笔法。
）孔子听到这个消息，看得非常严重，像是参与国家大典一样，洗了澡，穿了礼服去朝见鲁哀公。
他说齐国的内政发生了叛变。
陈恒杀了他的国君，我们鲁国要出兵去讨伐叛逆。
这就是中国文化，自古以来，都是世界大同的政治思想，所谓“兴灭国，继绝世”的主要一精一神，就是在国际间，碰到任何一个国家出了事，出兵帮忙，替别人消灭了祸乱，然后还是把政权交还给该国。
我们只需要他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而事实上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是吃亏赔本的事。
譬如过去历史的记载，海外的属国进贡了一头长颈鹿，或者外邦进贡了一头老虎，我们还要招待他的使者好几个月，皇帝还要给他赏赐。
我们绝对没有土地侵略、经济侵略的野心，中国人只有一爱一别人，不会侵略别人，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军事思想，有时出兵打仗，只是为了正义，不是为了利益。
孔子请哀公出兵讨伐陈恒，就是为了正义。
而且孔子这个时候，他的大司寇位置已经下了台，可以不管国事，可能顾问的名义都没有，只是可以在皇帝面前讲话而已。
他为了要实行中国文化的一精一神，就去报告，请求出兵。
但是当时鲁哀公很可怜，所有的权力，都在季家三兄弟的手里，哀公不能说孔子的主张不对，帮助邻国平乱是应该的，可是没有办法，就要孔子去和季氏三家讲。
孔子说，因为我总是从大夫之后，是国家有地位的人，职责所在，道义所在，不能不向你报告。
鲁哀公听完了还是要他去告诉季家，于是孔子退回来，告诉季家三兄弟。
可是季家三兄弟不同意，认为不要管这个闲事。
孔子说，因为我是鲁国的人，所以我不能不说，将来不要说我没有讲过这个话，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也向国君报告过，我的个人责任、国家责任、历史责任都尽到了，做不做是你们的事。
这一段，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一精一神，中国的政治哲学也在这里。
我常和外国留华的同学们说笑，就以留学生来说，现在我们的留学生，在外国打工、端盘子洗碗。
但是由唐代开始历史上可以看到，当时外国来华的留学生，达数万余人，我们的政一府，在长安建筑了几千间房屋，招待吃、招待住，让他们读书，学习中国文化，够漂亮！哪像现在你们驻华的领事馆，办起签证来，还再三考虑，深恐会占了你们的工作机会。
话说回来，历史时代的环境不同，当然不可一概而论。
只是在这一段里，对于中国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文化思想、民族一精一神的重心，可以有个概要的认识。
风云际会
子路问事君。
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这里的“事”字是动词，和服侍、侍候的侍同义。
子路问作一个国君的高级干部，应该怎么才对。
孔子说，既然作人家的干部，就要绝对忠心，不可欺骗上司，不骗他就要说直话。
但说直话也很难，所谓“忠言逆耳”，可是要对领一导一人尽其忠，不妨冒犯他一下。
讲到这方面，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常看到大臣与皇帝政见冲突的事，旁注便有“拂其龙麟”的话，以前对皇帝以龙作为表征，据说龙的个一性一，能柔能刚，随便怎样碰它的鳞甲，都不会生气，只有龙的颔下三寸处生的是逆鳞，倒的，那是致命所在，绝对不能碰，否则龙就会发怒而毁人的。
这就说明为领一导一人的，度量要大，对有理取闹的，能够包容原谅。
但在最要紧的关键上，千万不可以碰。
譬如我们对朋友也尽管说直话，但对于朋友某一要命的缺点，则不能随便说了。
以现代的行为道德讲，适当的限度，保持别人的自尊心，是必要的。
所以历史上有些大臣“犯颜谏诤”，就是说领一导一人已经很生气了，可是忠心的部下为了他好，不管他怎样生气，应该说的话，还是要讲。
我们读《宋史》，赵普对宋太祖，就做到了“勿欺也，而犯之。”
有一次，赵普推荐某人作官，宋太祖不答应。
第二天，赵普又上奏推荐这个人，宋太祖还是不答应。
第三天赵普又上奏推荐，宋太祖这一下可忍不住了，气得大发雷霆，把奏摺撕碎了扔到地上。
赵普面不改色地跪着，把这些碎片拾起来，带回去。
过些天，把这撕碎了的奏章补贴好，又带上朝去推荐。
宋太祖这一次总算醒悟了，终于任用了这个人。
又有一次，有个大臣应该升官，但是宋太祖一向讨厌那个人，不准他升。
赵普极力奏请太祖批准，宋太祖又被赵普惹火了，气呼一呼地说：“我就是不让他升，你又能怎么样？”
赵普说：“刑赏，有天下刑赏的准则，陛下怎么能以个人的喜怒来左右刑赏？”
太祖气得离座而起，回到内宫。
赵普就跟着站在宫门口，久久不肯离去。
宋太祖后来也就答应了。
我们从这两个故事就可想见赵普处事的刚毅果断，但是他也有缺点，心胸不宽，容易记恨。
他常会挑剔那些当他贫贱时，对他不好的人们。
每逢这种情况，宋太祖就说：“若尘埃中可识天子、宰相，则人皆物色之矣。”
劝赵普度量放大，不要计较这些小节。
更何况天子宰相之才，哪里是社会一般人所能鉴识的。
后来，赵普就不敢再提这一类的事了。
这种类似的故事，在《贞观政要》这部书里，记载得很多。
唐太宗、魏征也是一对好搭档。
不过话说回来，魏征这个伙计固然好，也要有唐太宗那样的好老板。
照《贞观政要》的记载，长孙皇后也很好，所以还要老板一娘一也好。
不然的话，就变成上论中所讲的“事君数，斯辱矣！”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这两句话，大家都知道，经常引用，已变成成语了。
自古以来，对于上达与下达的解释各有各的观点。
综合一般的观点来解释，所谓“上达”，以现在思想的习惯而言，就是比较形而上的、升华的。
所谓“下达”，就是比较现实的、卑下的。
深入一点说，君子与小人，在春秋战国时代，尤其在孔子言论中，经常提出来作为一个对比的名称。
因为真正研究学问，真正搞思想是少数人的事。
有许多人尽管在读书，但并不一定在研究学问，而只是在求知识；尽管有人在搞思想，但并不一定在研究思想本身，不是研究哲学的问题。
研究思想怎么来的，牵涉到形而上哲学的问题。
形而上可以说是上达；形而下、现实的、浅近的就是下达。
“达”就是通达，这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过去的习惯，问人读书的情形，不问他读了什么书，有没有文凭学位，只问读通达了没。
再说，“上达”，也可以解释为有高明的远见。
“下达”，便是比较浅近，只重于现实的低视。
为谁读书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这两句话我们有几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点应注意到的，这是孔子对中国文化发展史的看法。
第二点，研究这两句话，怎样为己，怎样为人。
一般说为己就是自私；为人就是为大家，也可强调说是为公。
“古之学者为己”，古人为自己研究学问。
“今之学者为人”，现在人为别人研究学问。
这个问题就来了，从文字表面上看，可以说后世的人求学问，好像比古人更好，因为是不为自己而为人家，这是一种观点。
刚好昨天有一位同学，讨论到这个问题。
他写一篇博士论文，中间有一段，引用了这两句话，作东西文化的比较，就是持这种观点。
我告诉他，这一观点可以成立，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中国人过去读书，的确有大部分人还保持了传统的作风。
这一传统的作风，类似于现代大学中最新的教育，或者西方最新的小学教育，所谓注重“一性一向教育”，就是依照个一性一的趋向，就个人所一爱一好的，加以培养教育，不必勉强。
一个喜欢工程的人，硬要他去学文学，是做不到的。
有许多孩子，自小喜欢玩破表、拆玩具，作父母的一定责罚他不该破坏东西。
在教育家的眼光中，这孩子是有机械的天才，应该在这方面培养他。
我们中国人过去读书，老实说不为别人求学问。
而现在一般人求学问，的确是为别人求学问。
一个普通现象，大专学生为了社会读书，如果考不取，作父母的都好像感到失面子，对朋友也无法交代。
读书往往为了父母的面子、社会的压力，不是为自己。
目前在大学里，有些重要的科系，男生人数还不到三分之一，几乎满堂都是女生。
譬如哲学系的课，学生有七八十人，他们真的喜欢哲学吗？天知道！连什么叫哲学都不懂，为什么考到这一系？将来毕业了，出去教书都没人要。
社会上听到哲学系，认为不是算命看相的，就是神经。
可是为了什么？凭良心说，只是为了文凭。
有的女孩子，学了哲学干什么？当然也可以成哲学家，不过没有家庭的好日子过，既不能作贤妻，又不能为良母，那就惨了。
可是现在的教育，任何一系，都少有为自己的意志而研究的。
曾经有一个学生告诉我，当年他在大二读书的时候，有一天真被父母一逼一得气了，就对父母说：“你们再这样一逼一我，我不替你读书了！”他说那时候心里真觉得自己努力读书，是为了父母在朋友面前显示荣耀而读的，在自己则并无兴趣。
那么今天的人读书，从文字表面上看，“今之学者为人”，为别人读书，至少是为社会读书。
社会上需要，自己觉得前途有此必要而已。
说是自己对于某一项学问真是有了兴趣，想深入研究追求，在今日的社会中，这种人不太多。
照目前的状况，如果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