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论语》现在我们开始讲下论《论语别裁》先进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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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别裁 - 先进第十一

论语别裁

先进第十一

半部《论语》

现在我们开始讲下论。

把下论讲完了再回来讲上论的第十篇,作为总结论。

假使将来诸位教后一辈青年,我提一供各位意见,可用两个方法,一个是先讲《乡一党一》,孔子生活的素描,然后再从第一篇《学而》一直讲下来。

或者照我们现在这个办法,讲到第九篇以后,先把它保留,等到以后作结论。

同时在这里我们想到,也是以前曾提到的,宋朝开国的宰相赵普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句名言。

因为赵普与赵匡胤年轻时等于是同学,出身比较艰苦,来自乡间,一生没有好好读过书,后来当了宰相。

“半部《论语》”是谦虚的话,表示读书不多,只读了半部《论语》。

另一方面,据历史上记载,碰到国家大事或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他都停留下来,把今天不能解决的问题,搁置到明天再解决。

有人看到他回去以后,往往在书房里拿出一本书来看。

后来他的左右,为了好奇,想知道这个秘密,背地里拿出来一看,就是一部《论语》。

其实《论语》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治理国家,更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孔门的政治技巧,它讲的都是大原则。

本来读书就不该把书上的话呆板地用。

通常某一句书的原则,可以启发人的灵感,发生联想。

我们小时候读书的经验,遇到不懂的句子,问到老师时,老师说,你不要管,背熟就行了,将来就会懂。

我们当时对这种答复,心里很不满意。

但背熟了以后,年龄慢慢增加,作人做事的经验多了,碰到某一件事,突然触发了这一句书,给我们很大的灵感,很高的智慧,往往就因此知道如何去处理事情,这是事实。

现在了解了上面的道理,开始看这第十一《先进》篇。

同时告诉诸位一个经验,我们以前读老书出身的,不是在学校,而是在私塾里读书。

读的《论语》,不是现在这样整整一部,是用木刻印在纸上。

一篇装成薄薄的一本,每本两三个铜钱,准备翻一弄坏了再买新的。

而我们当年读《论语》,第一篇就开始读《先进》篇,不是读《学而》篇。

素朴的美

现在我们讲《先进》的观念,和下面第十二篇《颜渊》等等,等于上论的《学而》、《为政》、《里仁》这些篇章的注解。

以实际的例证来作注解,叙述孔子当时师生之间的讨论,以及他自己实地的一些作为。

所以还是连贯的。

为什么篇名叫《先进》?我们看到上论各篇,几乎都是拿每篇第一句的头两个字来作题。

古人许多著作往往同我们现在相反。

我们现在写一篇文章的程序,是先构想好一个大体,下面分几章,立好大题目,章的下面再分几项、几点,很有条理地写下来。

和盖房子一样,先画好图,搭好钢架,然后水泥一灌就行了。

中国古人写文章,完全不同。

我们小时候写东西,也都是走古人的路线,大致上没有什么题目。

真正抒情的,自己感情思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写完了以后再想一个题目。

试看古人写诗,尤其唐诗中李商隐的诗,“无题”特别多。

写了以后,没有题目,算了,就叫“无题”诗。

不过也不要上当了,有些无题诗,真有题目,只是不好标明;或者作者私人的事情,无法公开,就干脆来个“无题”吧!我们知道论语中《学而》、《先进》这些题目,不见得就是当时编书的人立的,或许是后来的人,为了分篇,就取开头两个字,作为这一篇的题目。

此篇名《先进》的意思就是“前辈”。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

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礼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孔子对此非常重视。

在这里涉及文化哲学的问题。

他说人类先辈——上古的人对文化开创怎么来的?上古的上古,可能没有文化,同动物一样。

人类就叫倮虫,没有一毛一,不穿衣,倮体的虫,也是一种生物。

所以人类原先也没有文化,人类的文化是根据生活经验,慢慢累积起来的。

所以孔子说,先辈对礼乐文化,是“野人也”。

原始都是野人的生活,慢慢进化、进化,才有文化的形成。

“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他说我们后辈,有了文化以后就不同了。

生下来就接受文化的教育,教育得好,有高深的修养,受了文化的薰陶,很有学问,我们给这种人的名称是“君子”。

“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假使说到实用上的话,则主张先辈的朴野。

这段话到底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人类的文化是了不起,但是过分的书卷气——在我们老的观念是“头巾气”;现在的观念是“书呆子”,这也可以说对于文化的鄙薄。

实际上人类真正的文化,譬如礼乐,是根据内心来的,根据思想来的。

真正的诚恳、朴实,就是最好的文化,也是真正的礼乐一精一神。

而后天受这些知识的薰陶,有时候过分雕凿,反而失去了人一性一的本质。

如明朝理学家洪自诚的《菜根谭》——此书两百多年来不见了,清末民初,才有人从日本书摊上买回。

其书与吕坤的《呻一吟语》是相同的类型。

书中第一条就说“涉世浅,点染亦浅,历事深,机械亦深。”

涉世,就是处世的经验。

初进入社会,人生的经验比较浅一点,像块白布一样,染的颜色不多,比较朴素可一爱一。

慢慢年龄大了,嗜欲多了,(所谓嗜欲不一定是烟酒赌嫖,包括功名富贵都是。

)机心的心理——各种鬼主意也越来越多了。

这个体验就是说,有时候年龄大一点,见识体验得多,是可贵;但是从另一个观点来看,年龄越大,的确麻烦越大。

有些人变得沉默寡言,看起来似乎很沉着,似乎修养非常高,但实际上却是机械更深。

因为有话不敢说,说对得罪人,说不对也得罪人。

假使一个心境比较朴实一点的人,就敢说话了。

譬如武则天时代的宰相杨再思,虽然是明经出身,经历多了,作宰相以后,反而变得“恭慎畏忌,未尝忤物。”

别人问他:“名高位重,何为屈折如此?”

他说:“世路艰难,直者受祸。

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因此我们了解孔子所谓的“先进于礼乐,野人也。

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也是一样的观念。

宁可取朴野的,“朴野”的确更可一爱一一点。

这里我们讲得很简单,但关系很重要,大家可以体会到孔子“宁取其朴素,不取其机械。”

的意思。

所以世故与经验,加到人的身上,有时候使人完全变了质,并不是一件好事。

知人论事

下面孔子提出他的学生了。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学:子游、子夏。

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

这时候他的处境很困难,而所带领的一些学生都不离散,大家围绕着他,一团一结在一起。

这是他晚年时候的感叹,他说当时随我在陈蔡之间一起蒙难的学生,现在都不在了。

这是他怀念故旧之情。

当时跟着他的这些学生,都在某方面有特出的成就,也是孔子门下最有名的几个。

孔子评论学生的成就说,在品德方面最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这四个人。

在言语方面——当然不是现在的语文系,而是说擅长于说话的,有宰我、子贡两个人。

政事则有冉有和季路。

文学是子游和子夏。

这里的四种,和上论中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等等配合起来,就看得很清楚了,一个人的成就,各有专长,全才很少。

就以孔子的学生来说,德行好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做事。

我们观察人才,尤其在学生里可以看出来,有些学生品德非常好,但是绝不能叫他办事,他一办事就糟。

所以作领一导一人的要注意,自己不能偏一爱一,老实的人,人人都喜欢,但不一定能够做事。

有才具的人能办事,但不能要求他德行也好。

所以过去中国帝王,用人唯才,尤其处乱世,拨乱反正的时候,要用才,只好不管德行。

我们知道,曹一操一下一道征求人才的命令,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文献,他说不问是偷鸡摸狗的,只要对我有帮助,都可以来投效。

只有曹一操一有胆子下这样的命令,后世的人不敢这样明说,可都是这样做。

其次汉高祖只有张良、萧何、陈平三杰帮他平定天下。

其中陈平曾为他六出奇计,在当时只有他和陈平两个人知道。

当时汉高祖和项羽作战,要陈平对项羽做情报工作,而且用反间计,给了陈平五十镒黄金作经费。

这时有人向汉高祖挑一拨,说陈平盗嫂,是最靠不住的人。

汉高祖对这个话听进去了。

在陈平出去办事之前,来辞行请示的时候,提起盗嫂的事,陈平听了以后,立即把黄金退还汉高祖,表示不去了。

他说你要我办的是国家大事,我盗不盗嫂和你国家大事有什么关系?实际上陈平根本没有哥哥,当然没有嫂嫂,而是别人捏造的,但是他不去辩白这一套,这就是有才干的人的态度。

汉高祖非常聪明,马上表示歉意,仍然请陈平去完成任务,这也是高祖英明之处。

有些人则会因小失大,往往因为这些小事而误了大事。

后来还有一个文学上有名的故事——张敞画眉。

汉武帝也是了不起的皇帝,张敞是当时的才子,后来成了名臣。

他和他的太太感情很好,因为他的太太幼时受伤,眉角有了缺点,所以他每天要替他的太太画眉后,才去上班,于是有人把这事告诉汉武帝。

一次,汉武帝在朝廷中当着很多大臣对张敞问起这件事。

张敞就说“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

意思是夫妇之间,在闺房之中,还有比画眉更过头的玩乐事情,你只要问我国家大事做好没有,我替太太画不画眉,你管它干什么?所以读书读历史,就是懂得人情,懂得作人做事。

有时候一些主管,对部属管得太琐碎了,好像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当圣贤,但办事的人,不一定能当圣贤。

我们在孔子的弟子中看到,德行有成就的人,言语不一定成功。

而言语上有成就的,如宰我、子贡,在德行上不一定有颜回那么标准。

政治有成就的人,气度又与有德行的不同。

文学好,文章写得好,更不要问了,千古以来,文士风一流。

历史上文人牢騷最大,皇帝们赏赐几个宫女,找几个漂亮太太给他,多给他一点钱,官位高一点,他就没有时间牢騷了。

这都是说人才的难求全。

但历史上也并不是没有全才,不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都好的,实在少见。

听话的颜回

下面就说到德行的问题。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上论中提到过,颜回对孔子讲的话“不违如愚”,从来不违背他的话,好像很笨,而暗地考察,颜回还能予以发挥,而不违背原则,可见颜回并不笨。

这和当面唯唯诺诺,背后却不能发挥,或者是发挥了,却违背原则,是有分别的。

前者是诚恳,后者是权术。

孔子认为颜回对他个人没有什么帮助,说什么话他都听。

孔子之成为圣人,就在这种地方。

他意思是说颜回认为他说的话都对,但真的都对吗?要多加反省。

这句话不以道德标准来说,仅讲个人行为修养,如果一个长官,遇到部下都说自己对,绝对没有反对意见,就要反省自己对的程度。

孔子说“非助我者也”,这样对我没有帮助。

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一定会有不同的好意见。

所以一个领一导一人,最难处是容纳相反的意见。

对于相反的意见我们听了以后,把自己的观点推开,就他的意见想想,也蛮有道理,然后与自己的意见作正反的中和,这种态度是作人处世的高度修养。

孔子就有这气度,认为像颜回一样,对自己的话认为句句都对,这样对于自己是不会有帮助的。

孝子闵子骞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他说真正称得上孝子的人是闵子骞。

大家都看过二十四孝的故事,他的后母待他不好,冬天制棉衣,给亲生儿子用棉花做衬,而对闵子骞却用便宜而不能御寒的芦花,但是他还是很孝顺。

后来终于把他的后母感动了。

所以被列为二十四孝之一。

孔子在这里说,闵子骞真正是大孝子,“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最难得的是别人都看不惯他的后一娘一,看不惯他们兄弟之间悬殊的待遇。

而闵子骞对别人打抱不平的话都不听,仍然孝顺后一娘一,友一爱一异母的弟弟,这是难能可贵的真孝子。

这一点做起来很难,要有自己独立的主见,不听外人的话而变动,实在很难。

如曾母投梭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曾参是品德高超的人。

有另一个同名的人因杀人被捕,于是有人向曾母说曾参杀人了。

起初曾母不相信,照样在织布机上织布。

但三个人来告诉她以后,曾母还是丢一了织布梭,下机来询问,这就是信心动摇了。

母子之间会这样,长官部下之间就更难了。

一个长官对于一个部下,有人说坏话,三个人说了不听,第四个人再说而仍然能绝对信任的,不是没有,但很少,这就是说“谣言止于智者”,是很难很难的。

尤其讲到闵子骞,很多家庭出了事情,问题不出在家庭本身,旁边的亲戚、朋友、邻居之间,东讲西讲,而导致兄弟之间、夫妇之间,乃至婆媳之间出了问题。

这就必须靠自己有主见。

所以孔子说闵子骞的后一娘一是不好,闵子骞也明知道不好,可是他心里有数,无论别人怎么讲,他都可以不受影响。

引申这个道理,就是领导的人,更要注意。

古人有句话“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一边怀疑,一边又用他,这个问题就太大了,不但误了自己,更误了事情,这些都是要注意的。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这件事也在上论中提到过的。

南容是孔子学生中德行很好的,吟诵了三遍《白圭》这篇诗,孔子就将侄女嫁给他了。

念念诗,唱几遍歌,就得到孔子侄女作太太。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光唱歌就唱来太太,孔子嫁侄女就太草率了。

难道孔子希望侄女婿作歌星?当然不是这道理,而是平常已经考察了南容。

《白圭》诗篇的原义,是歌颂白璧无瑕的美德。

人有一点瑕疵,就是一生之累。

南容因为有《白圭》的志向,有这种品一性一,再加上孔子平常对他考察的结果,才把侄女嫁给他。

才命相妨的颜回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季康子是鲁国大夫,在上论中提到过。

他问孔子,学生中哪一位最好学?孔子曾再三提到,只有颜回,不幸他短命死了。

另有一种说法,孔子有一次与颜回等学生,一起在鲁国的东门,站在城上看泰山下面的景色。

孔子突然问学生们,那远处是什么东西?学生中有眼力好的答道,看见好像有一条白练,很快过去了。

颜回就说,是一个穿了白衣的人,骑了一匹白马跑得很快,所以看来像条白练,颜回的眼力太好了。

所以后人说颜回读书太用功,视力又过分好,营养又不一良,经常饿肚子,因此三十二岁短命而死。

孔子对颜回的死是很痛心的,“今也则亡”,现在就没有那样好学的了。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

鲤也死,有棺而无椁。

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这段故事,也是后人据以攻击孔子的。

颜回死了,家里很穷,颜回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来商量办丧事。

古人办丧事,棺材外面还套一样东西叫“椁”。

现代也还有,我们看到出丧的行列,在棺的外面套一个花的“罩子”一类的东西,那就是椁的古制。

当时颜路买不起椁,孔子有一辆车子,颜路就和老师商量,想变卖孔子的车子,买一具椁给颜回送丧。

孔子说这不可以,你是一爱一你的儿子,有这个想法。

可是当我的儿子鲤死的时候,同你一样穷,有棺而无椁,当时并没有把车子卖了为我的儿子做椁。

而且他说自己之所以不能徒步当车,是因为从事政务,常和当时一些大臣往来,不能没有车子。

这要有这个体验的人才知道。

记得当年在大一陆的时候,因为有事,去看一位某省的大员,坐黄包车到省政一府门口下了车,警卫多番盘问,还要办一些很麻烦的手续,我怕烦就回去了。

刚好一位厅长有事打电话给我,就顺便借了他的汽车,坐着一直进去了,非常方便简单。

五四运动以后,有人攻击孔子摆臭排场,一部破车子,既不给儿子,又不给自己最一爱一的学生。

但孔子的意思是说人应该行其本分,就是《中庸》第十四章中所说的“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

贫穷时就过贫穷的生活,不要做本分以外的事。

家里没有钱,为了死要面子,向别人借钱负债来办丧事给活人看,这真叫作“死要面子,活受罪。”

所以孔子说他儿子死了,没有钱,丧事也办得很简单,有棺而无椁,没有关系。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这是颜回死了,孔子非常伤心的话,因为颜回在所有的弟子中,是最足以传孔门学问的。

现在他死了,孔子学问的继承人,也将成问题。

难得有像颜回这样可以传道的人了,所以孔子说“天丧予!天丧予!”

颜渊死,子哭之恸。

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所谓恸,就是非常伤心的意思,颜回死了,孔子哭得非常伤心。

当时跟从在孔子左右的学生们说,老师哭得太伤心了。

孔子听了以后说,我真的哭得很伤心吗?可是像颜回这样诚恳好学的人死了,我自然是很伤心的。

如果颜回这个人死了我不伤心,那么还为哪一个伤心呢?还有哪个人的死亡,会令我这样伤心呢?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

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

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

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颜回死了以后,同学们主张厚葬他,来向孔子建议,但是孔子说不可以,因为厚葬对于颜回已经没有帮助了,而且依据颜回的德行思想来说,他也不会希望厚葬的。

可是这件事学生们没有听孔子的话,还是厚葬了颜回。

孔子知道以后,就感叹地说,颜回生前一直把我看成他的父亲一样,可是在安葬他这件事上,“予不得视犹子也”。

所谓“犹”者如也,犹子就是如同儿子,后世人称侄子为犹子。

这里孔子是说在安葬的事上,不能把颜回看得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依平日颜回生活俭约朴素的本一性一来办。

所以他对已死的颜回带点歉意的说“非我也”,这样的厚葬,不是我的意思,而是你的同学们的意思。

孔子的这一个感叹,正是率直坦然的一种表示。

讲到颜回,使我们想到古往今来,许多有才而短命或薄命的人物,颇为伤感。

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两句诗说:“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

真是达人知命的论调。

不问苍生问鬼神

下面问题来了:

季路问事鬼神。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关于鬼神,有两个问题,第一是究竟有没有鬼神?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一致承认有鬼神,但是,各个宗教承认有鬼神的理论却都不同。

在大学里,拿这些不同宗教的理论,集中到一起来研究,关于鬼神的理论也包括在内,放在一起作研究,称作“比较宗教学”。

以这种学问态度来看,每一宗教都承认鬼神。

此外,唯心哲学也承认有鬼神。

唯物哲学是不承认有鬼神的,科学家们则不反对有鬼神,只是保持怀疑的态度,正在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前面说过的,一爱一因斯坦最后信了上帝,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现在科学界对这门科学的研究很热衷,有“灵魂学”、“神秘学”正在积极研究,并且运用科学仪器,如红外线照相机等,来证明灵魂的存在。

他们已经有不少发现和记录。

譬如人一体会发出一种肉一眼看不见的光;人坐过的地方,当这人离开后七八个小时,用特种照相机还可以照到这人的影子;对于植物,也认为有知觉有感情。

这些研究,都很普通而且很积极。

假如有一天科学界的灵魂学,能够以科学方法证明灵魂的存在,灵魂不是一种物质,是一种超物质、超电子的东西。

到那时候,人类的文化要起非常重大的变化。

现在物质不灭的定律已不成立,物质一定会变、会灭的。

目前的科学是质能互变,欣欣向荣的科学,正在探寻生命的奥秘。

鬼神问题,在中国文化里也很重要。

现在大家都讲中西文化合流,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美国文化不能代表西方文化,它只是西方文化的一个支流。

研究西方文化必须了解欧洲,而欧洲西方文化最初的根源是宗教,所以非研究西方的宗教思想不可。

欧洲宗教思想,过去认为中国没有宗教。

实际上鬼神的观念,就是中国过去的宗教思想。

所不同的是,把祖先的亡魂,与鬼神混在一起。

所以鬼神的问题,是研究中国宗教的一个大问题。

孔子对于鬼神的态度,在上论中已经提到过“敬鬼神而远之”这句话,这里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他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而是认为先把人作好,再研究鬼神的问题。

连人都没有作好,连人都不懂,还想进一步去了解鬼神的事,太远了。

“天道远,人道迩。”

天道当然不是天文学、太空学这个天道。

中国过去这个天道,就是代表形而上的,太深远了。

我们活着作人,人事是浅近的。

但是我们作了一辈子的人,对于人的事还没有研究透澈,何必来谈那么远的天道呢?这等于他消极的承认有鬼神。

而他认为学生们的程度还不够,暂不讨论。

所以他答复子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这个“事”字是作动词用,对于人事问题还没有作好就不要讨论鬼神的问题。

接下来和鬼神连贯的有个大问题了:“敢问死?”

子路问人怎么死的?大家认为子路的话蛮好笑的,怎么死还要问?但“死”的确是一门科学,人究竟是怎么死的?孔子答得很妙,“未知生,焉知死?”

你是怎么生的,知不知道?生从哪里来?一般人都知道是一妈一妈一生的。

哲学中“人”究竟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很重要。

而每个人都有哲学思想,只因环境或智慧的不同,有人向哲学这方面追下去,有人就不追了。

像每个人小时候都发生过一个哲学上的疑问:“我是怎样生出来的?”

我们小时候问父母,一妈一妈一告诉我们人是从腋下生出来的,我们还感到奇怪。

现在教育普及了,都知道怎样生人,但那只是生理上的解说。

生人真有那么简单吗?照生理医学上说是很简单;但在哲学上对于医学界的解说并不满意。

医学并没有解决问题。

即使是照医学上的解说,我是一妈一妈一生的,一妈一妈一是外婆生,外婆是外外婆生,推溯上去,最初最初的那个人怎样来的?还是问题。

人的生命究竟哪里来的?这是一个大问题。

究竟怎样死的?为什么要死掉?以哲学眼光来看人生,宇宙是玩一弄人的,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也可作这一面的解释。

天地简直在玩一弄万物,既然把人生下来,又为什么要让他死掉?这是多遗憾的事!

讲到遗憾,我们又想到哲学上的另一个问题。

以我们东方哲学来说,《易经》看这个世界,始终都是在变化中,而它的变化始终是不圆满的。

我们这部《易经》从“乾”“坤”两卦开始,最后一卦是“未济”。

“未济”也可以说是没有结论的。

以《易经》来看世界,任何事都没有结束。

人生有结论吗?我们也讨论过“盖棺论定”并不是结论,人死了没有结论。

宇宙、历史有没有结论?据科学、宗教、哲学所了解的,宇宙最后还是会毁坏,毁坏了又会新生,也是没有结论。

所以人生是一个没有结论的人生,而这个没有结论的人生,永远是缺憾的。

佛学里对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翻译成中文就是能忍许多缺憾的世界。

本来世界就是缺憾的,而且不缺憾就不叫做人世界,人世界本来就有缺憾,如果圆满就完了。

像男一女之间,大家都求圆满,但中国有句老话,吵吵闹闹的夫妻,反而可以白首偕老;两人之间,感情好,一切都好,就会另有缺憾,要不是没有儿女,要不就是其中一个人早死。

《浮生六记》中的沈三白和芸一娘一两人的感情多好!其中就一个早死了。

拿小说来讲,言情小说之所以美,只是写两三年当中的事,甚且几个月中间的事情。

永远达不到目的的一爱一情小说才美,假使结了婚,成了柴米夫妻,才不美哩!

再说笑话,太陽出来了,又何必落下去?永远有个太陽,连电灯都不必要去发明了,岂不好!也有人说笑话,认为上帝造人根本造错了,眉一毛一不要长在眼睛上面,如果长在指头上,牙刷都不必买了,这些是关于缺憾的笑话。

这是个缺憾的世界,在缺憾的世界中,就有缺憾的人生。

花开得那么好,为什么要谢了?人生,生活得那么好,又为什么要死了?这些都是哲学的问题。

这宇宙的奥秘、神奇,谁是他的主宰呢?有没有人管理它呢?如果有人管,这个管的人一大概是用电脑计算的。

人同样都有鼻子、嘴巴、眼睛等五官,可是那么多的人,却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

只看这么一点点,就有那么多的不同。

所以人家说人是上帝造的,我说那个制造厂里,大概有时候抓模型抓错了,所以有的鼻子不好,有的耳朵不好。

这到底怎么来的?西方的宗教,有的就告诉我们不要再追问,这是上帝照他的型态造了人。

那么上帝的型态又是什么样子?不知道。

西方宗教说,到此止步,不能再问了,信就得救,不信不得救;东方的宗教,信的得救,不信的更要救,好人要救,坏人更要救;在东方宗教里,认为人生不是哪一个主宰,既不是上帝,也不是神,另外定了一个名称:第一因。

第一个因子哪里来的?第一个“人种”哪里来的?印度来的佛教、中国的道教,都认为人不是生物进化来的,也不是由一个主宰所创造的,也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大问题。

简单地告诉大家,这个生死问题和鬼神问题是连起来的。

东方学说认为光靠男一性一的一精一虫、女一性一的一卵一子两个东西不能够形成一个人。

人的形成需要“三元和合”,由男一性一的一精一虫、女一性一的一卵一子,配上灵魂而形成一人。

现在已有人研究出来试管婴儿,将一精一虫和一卵一子放进试管里看到他长大,那是不是三元呢?还是三元。

一精一虫、一卵一子在玻璃管里或在人一体里成长,是一回事。

一精一虫与一卵一子之能够结合,还是靠一个灵魂的力量来的。

人生出后有高、矮、胖、瘦、智、愚之分,不完全是遗传,遗传仅是因素之一,其中另有因缘。

因缘的观念,是来自印度佛家的文化。

譬如说,我在这里讲《论语》是因,大家在这里听就是缘,双方就有这个因和这个缘。

相反的,大家是因,因为有大家在听,我才有机会在这里讲,我就是缘。

因与缘互相连锁的关系,就叫作因缘。

那么人生下来,有四种因缘,一种是亲因缘:它是种一性一,(这些问题讨论起来,不是三言两语能讲完的,只大概提一下。

)包括了灵魂的关系,人的惯一性一的关系,由过去的生命历程带到了现世,又由现世再带到来世。

至于父母的遗传等等,属于疏因缘,又名增上缘。

何谓增上?一颗种籽,本身是亲因缘,种下泥土以后,因地质不同,吸收的养分不同而变,虽然变了,但它的本一性一不大会变的。

所以西方遗传学所讲的,在我们东方哲学说来,那不过是增上缘的一点作用而已,并不是全部作用。

有了现在的生命以后,就叫作所缘缘。

何谓所缘缘?如苏东坡的诗说“书到今生读已迟”,人为了今生读书已经太迟了,今日要赶快读书,以便来生的智慧高一点,这也可以做为所缘缘的说明。

第四是等无间缘。

因缘的关系是永远连续不断的下去,所以是平等的,没有间歇一性一,永远是转下去,等于我们的银河系统,是永远在转,连续关系转下去。

这里大概介绍一下,这是哲学上一个专门的课题,也是科学上一个专门的问题,很麻烦,很一精一细的。

我们现在只能约略地讲个大概,这也就是生死的问题。

东方哲学还有一个东西讨论,最初的生命哪里来的?东方哲学有所谓“原人论”,原始的那个生命,最初从哪里来的?现在全世界都流行的禅宗——这是中国的特产——其中主要的问题,也是问“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

照唯物论的解释“人死如灯灭”,这答案行不行?不能满意。

事实上证明,人死不如灯灭。

如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灵魂学的调查,有很多的事例证明,譬如说有的人没有死,已经有死的征象。

不说远的,就说发生在台湾的事,有位老朋友的老太爷,在他死前三天的早晨,他自己的老太太,就看到她的老伴站在门前往外走。

老太太呼唤他不要出去受了凉,但又倏忽不见了。

再回到房间一看,老太爷还躺在一床一上呼一呼大睡。

这时老太太心里知道,老伴快要死了,所谓灵魂先出窍了。

果然三天以后老太爷去世了。

这种事例倒蛮多的,这许许多多事例,在科学上都还是不可知之数。

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我们大家都活到死,死是一个大问题,一个人正常的死到底是怎么死的?

生命的幽默

《庄子》书中有句话妙得很,他说:“不亡以待尽。”

这话怎么说呢?意思是我们活在世界上并没有活,是在那里等死。

所以庄子又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当一个婴儿出世,我们说生了,但庄子的观念中,那不是生了,而是死亡的开始。

自生之时就开始慢慢走向死亡。

两岁时,一岁的我过去了;十岁时,九岁的我过去了;四十岁时,三十九岁的我过去了,天天都在生死中新陈代谢,思想也在生了死,死了生。

我们一个新的思想生了,前一个思想马上死亡了,流水一样。

正如孔子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所以庄子说看着这生命活着,没有死,是在等最后的一天。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人生,的确是这样。

所以有人学哲学,学得不好的,反而觉得人生没有意思,你说搞了半天有什么结论?没有结论。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缺憾的世界。

但是也有人通了的,晓得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个缺憾的世界。

像曾国藩在晚年,就为他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要求自己有缺憾,不要求圆满。

太圆满就完了,作人做事要留一点缺憾。

如宋朝的大哲学家,通《易经》而能知道过去未来的邵康节,和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弟兄是表兄弟,和苏东坡也有往来。

二程和苏不睦。

邵康节病得很重的时候,二程在病榻前照顾,这时外面有人来探病,程氏兄弟问明来的是苏东坡,就吩咐下去,不要让苏东坡进来。

邵康节躺在一床一上已经不能说话了,就举起一双手来,比成一个缺口的样子。

程氏兄弟不懂他作出这个手势来是什么意思,后来邵康节喘过一口气,他说:“把眼前路留宽一点,让后来的人走走。”

然后死了。

这也就是说世界本来缺憾,又何必不让人一步好走路?

这里是谈生死问题,孔子并没有作结论。

依哲学上来谈这个问题,在这里也无法作详细的介绍,如果像现在这样讲法,一个星期讲两个小时,就是五六年,甚至十年的时间也讲不完。

而且谁知道生从何处来?死往哪里去?没有人敢说,没有人敢作绝对的论断。

只有在医学上,以科学的观念说,人怎样是生,怎样是死,有生命的延续,就有新陈代谢的作用。

可见医学上也认为人随时都在生,也随时都在死,人的身一体就和一个小宇宙一样。

就是一片树叶,在科学的观念中,比一所核子工厂还复杂,而人一体的结构,就有如宇宙一样复杂。

譬如我们一餐三碗饭下去,如何的消化,如何的供给人所需要的热能,如何排一泄废物,其间的过程是够复杂,也够奇妙的。

如果再加上一些寄生虫和那些帮助消化的细菌在内,那关系可就更不简单了。

生死的确是个大问题,孔子在这里答得很奥妙,他说鬼神是属于天道的事情,“人道迩,天道远。”

人本身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怎么去谈那么遥远的天道问题?也就是他说的“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他认为子路他们这批学生,程度还不够,对于生死问题,就难说了。

只要我们活着的时候,好好活下去,尽到活着的本分,先把人作好再说。

鬼神问题、生死问题,人类文化上两个大问题,现在再重复一下,让大家注意。

世界各国大学的哲学系,各派宗教乃至现在有许多科学,都在研究这两个问题。

人类文化到现在,对这两个大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究竟有没有鬼神存在?生是怎么来?死是怎么去?原始的人种究竟怎么来的?

当然,我们晓得,现在共产主义的哲学,一方面是基于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一方面是基于黑格尔的唯物辩证法,以及吸收希腊方面的唯物哲学而来的。

其次,影响了人类思想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弗洛依德的一性一心理学。

这几种学说,同时构成今日世界人文文化一个大问题的存在,不过目前被物质科学的进步,将这问题掩盖住了,使我们不大感觉得到,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地存在着。

生与死问题的研究,现在已经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推翻了。

新的理论,一部分已经成立——整个的还没有解决。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可以讨论得完的。

《论语》中显然提到这两个大问题,我们要特别注意。

不过现在没有办法专门针对这两个问题,再作讨论,只能在这里作一个交代,将来我们有别的机会,再来研究这些问题。

孔门弟子的素描

《先进》这一篇,到了这一段鬼神问题与生死问题是一个高一潮,现在继续下来,是对于人物的评论。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

子乐。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这是孔子对于这几个学生的评论。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闵子骞是有名的孝子,孔子非常喜欢的学生,孔子观察他,说他讲话很温和,有条有理。

为什么讲话那么重要呢?这就好比曾国藩在《冰鉴》中所说,看一个人头脑够不够一精一细,不一定要看他的鼻子、眼睛,只要听他讲话,就会知道。

有些人有条有理;有些人说了半天,主题还没有讲出来。

一个人处事有没有条理,在言语中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闵子骞在旁边是“訚訚如也”,温和,有条理,看着很舒服。

子路呢?“行行如也”,什么是“行行”?光从书本、知识上,是难以了解的,要配合人生经验,才会知道。

司马迁写《史记》,他自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光读书读多了,不是学问,是书呆子,没有用。

还要行万里路,观察多了,才是学问。

从前,看到好几位当代的大人物,观察的结果,就懂了“行行如也”这句书,此公说话很简单,但不断在动,好像坐不住一样。

这才想到就是子路的“行行如也”。

冉有、子贡这两个人“侃侃如也”,这“侃侃”是形容他气度很大,现在的话是很潇洒。

对于这几个人,最后孔子下断语:“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他说子路将来不得好死。

结果孔子看对了。

子路后来是在卫国的政变中战死的,死得非常光荣。

前面说过,他是为了赶回为卫国平乱,身受创伤,然后整肃衣冠,端坐而死。

在中国历史上,唐、宋、明各代,这种人物很多,战死了以后还站着,一尸一体绝不倒下来,以致敌人的将领都对他崇拜万分,往往为他立祠建庙,这就与鬼神、生死的问题有关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说“聪明正直,死而为神。”

只要人的品格好,如忠义的人,死了以后就可以为神。

我们看见许多庙,大家都去膜拜,里面所供奉的神,就是这一类人所升华的。

这一段是由子路的“行行如也”所引起的。

“子乐”,描述当时孔子对于这几个围绕在身边的学生,觉得很高兴。

可是他很遗憾地深深惋惜子路将不得善终。

我们这里也要注意子路的“行行如也”。

譬如有些人坐下来会抖腿,在相人术上,这种人有多少钱都会被他抖光,这是一种“败相”,不但钱会抖光,事业也会抖光,实际上也就是“行行如也”的一种小动作。

人坐就是坐,睡就是睡,坐有坐相,睡有睡相,走有走相,吃有吃相,前面有相,后面有相,真正看相,太不简单,这是以中国文化中,形名之学作的说明。

这是孔子对常在身边几个学生人品修养,表现在外形上的一个定评,虽然是简单一句话,但是很扼要。

言语的艺术

下面跟着就是说到处事了。

鲁人为长府。

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这是说鲁国当时财政经济发生问题,鲁国有一个人出任长府,这个“长府”相近于现代的财经首长,不过不能完全和现在比。

现在财政经济是分开的,会计也是独立的;过去所谓长府就是管钱的,包括了财政、经济,国税局乃至于审计部,这些业务都集中在一起。

换句话说,是管如何收钱,如何用钱。

鲁国当时主管长府这个机构的人,大概想对当时的制度有所改变。

闵子骞说话了。

他说,制度不要轻易变动,还是沿用现有制度,方法变一变就好了。

如果变更制度,影响比较大,整个社会又要经过一番波动,才能适合新的制度,不如用旧的制度。

你看怎么样?

这就是闵子骞说话的态度,很谦虚、很温和、有礼貌,就是上面说的“訚訚如也”。

他是一位社会贤达,始终不想出来做官,立场超然,所以他说了:“何必改作!”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先不讲外国,研究中国历史,不论社会结构,或者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形态,如果一下子把它完全改过来,在当时几乎没有可以成功的先例。

这就是《易经》的道理。

天下的事只有渐变,没有突变,突变要出一毛一病的。

这是政治哲学的大道理,研究起来也很麻烦。

因此闵子骞当时不主张一时变制度,否则突变的结果,社会要出问题,所以他在客气话以后,下一个结论“何必改作!”这是闵子骞在政治上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意见。

后来传到他老师孔子那里,于是孔子说:“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这里的“夫人”不是太太,“夫”是起语的“语助词”,话还没有说出来,先发的声音。

孔子认为闵子骞“訚訚如也”,平常老老实实,不大说话的,但是这次他为了国家的利益,大众的利益,他说话了,而且,说得很有意义,很对!他一说话,就把握住重点。

这是赞赏闵子骞。

但是,我们不要仅看作是孔子称赞闵子骞的话,而把“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这八个字轻易放过,这也是我们要学的,当处大事的时候,不要乱说,要说就“言必有中”,像射箭打靶一样,一箭出去就中红心,说到要点上去。

子路的琴学入门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子路学习鼓瑟——瑟比现在流行的古筝一类的乐器还要古老,有现在普通写字台那样大,有五十根弦,很复杂。

“鼓”字,便是敲弹的意思。

子路正在鼓瑟,孔子看见,觉得很好玩,于是讲了一句笑话,他说子路啊!他对于鼓瑟,还没有入门呢!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事实的笑话:我有一个学生是学科学的,他原有个外号叫“科学怪人”。

这人做事、讲话,什么都是机械化的。

后来,住在我家里,我所讲的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东西,还是他记载的,他很有兴趣。

他的弹筝,也是机械化。

我笑他是科学弹筝,他也不管。

但有一点,他做事是很科学的,他开始学筝的时候说,每天只学十分钟,以后就固定化,每天尽管忙,必弹十分钟,不多不少。

半年以后,还真的弹得蛮好了。

由他的修养,我就感觉到,做任何事情,不要怕人家笑,这也是科学一精一神。

他除了“科学怪人”的绰号之外,还有一个外号是“紧张大师”。

后来到了美国,有个场合,人家要他表演,他就在很多人面前表演弹筝,一上台,手就发一抖。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一种特别的指法呢。

常常有些人说,年纪大了,要学什么东西没有时间。

我就常拿他这个一精一神告诉人家,一天只用十分钟好了,一年、两年下来就不得了。

实际上,我们回想起来,读书也好,学别的也好,很少用超过一天十分钟,连续三年加起来那么多的时间。

如果真下这个工夫,无论哪一件事情,都会有成就。

子路鼓瑟,孔子也是对他作这样的批评。

同学们听到孔子这个批评,对子路就不佩服了。

在这里就看出群众的心理是盲从的。

这个地方,我们读书就要注意了,真正头脑冷静,任何事情不跟着别人转变,要用自己真正的智慧、眼光来看一件事、看一个人。

所以,孔子看到同学们这个盲从的一毛一病就说,你们也真是太看轻人,我说子路,是勉励激发他的话,实际上,子路鼓瑟的成就,已经进入了厅堂里,不过没有进入内室去而已。

“升堂入室”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

堂与室不能用现代的建筑格局来讲的,中国过去的建筑,有明堂格式,一般人讲话骂人“你是什么明堂?”

过去的建筑,都是四合院式的,中间一个大天井,中间的大厅是明堂,深入明堂是内室,再后面就是后院了。

孔子认为子路鼓瑟已经升堂了,不过没有深入到内室,如此而已。

我这样说了一句话,你们就轻视他,太不应该,太轻率了。

低昂失律的资质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我们都会用的成语“过犹不及”,就是出自《论语》孔子说的话。

师就是子张,商就是子夏,都是在前面介绍过的孔门高弟。

子贡有一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两个人,哪一个比较好,孔子说子张太过了,子夏不及。

现在我们讨论“过”和“不及”这两个词。

所谓“过”,不是过错的过,不是犯了罪,而是聪明过头,有些人脑筋动得快,反应过敏了。

有些人拼命研究一个问题,研究得太多了,反而走上一条错误的路子,这就是过。

像讲道德,过分了就难免偏差,有一个学生,连我对他都肃然起敬,但也很难相处得自然。

因为他的态度太讲礼,太过严肃了。

他随时一定端容正坐,可是一身好像僵硬了,从来没有过自然的姿态。

他说他自幼读中学时,就读儒家的书,效法书中所说的孔子,所以养成这个样子。

我说孔子并不是这个样子,这是宋代的理学家所塑造的形相,太过分、太呆板,这样人生都会感到枯燥无味,这就是过分了。

“不及”是有些人懒得用心,对一个问题,想了想:“大概这样”,觉得“差不多了”就停下来,这就是中国人“不及”的一毛一病。

所以人家骂我们中国人“马马虎虎”、“大概”、“差不多”的观念,这都是“不及”。

科学一精一神是买酱油的钱,绝不能移来买醋。

中国人买酱油与买醋,两样都差不多,马马虎虎,酸咸混淆一起,这就是作人做事“不及”的地方。

总之,“不及”则不够标准,或者“过”则超过了标准,都是偏差。

孔子说,子张过头了,子夏则是不及。

子贡就说,这样应该子张比子夏更好了;因为子张超过了头,总该是好的。

孔子说,不见得如此,超过了标准与不够标准,一样都是一毛一病。

我们这里只能讲一个原则,要发挥起来,可举的事例太多太多,作人做事,稍有不慎,都会过犹不及。

做得恰到好处,符合中庸之道,才是对的。

中庸之道很难做到,现在也有人故意讽刺中庸之道就是马马虎虎,这不是中庸,这是不及,把不及当作中庸,这就错了。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这是孔子对于一个学生的申斥。

冉求为当时鲁国的权门季家当总务长。

孔子说季家为鲁国的权门,财富已经很多了,比周公还多。

周公是被封于鲁国的始祖,也是鲁国的国君初祖。

季家已经富可敌国了。

可是学生当中的冉求,还公然替他设法找更多的钱,还为他加倍的设法搜括,等于是拍季家的马屁,特别为他努力,这就造成财富不均、贫富悬殊的趋势。

所以孔子说,这个人不是我的学生,可以开除了,你们可以公开的把他轰出去。

这就是孔子对学生品行方面的要求,他不希望他们成为一个书呆子,而要他们能做事,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学问,也是儒家学问的中心所在。

儒家四相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这也是对四个学生的评论。

柴,姓高,字子羔,少孔子三十岁。

这评论不一定是孔子亲自说的,是后来门人的记载。

其中说高子羔这个人比较“愚”,照现在话来说就是笨,但并不是我们普通说的笨。

朴拙一点,举止比较迟缓就近愚,不完全是笨的意思。

还有这个“愚”字的笑话,有些学生在外国已拿到博士、硕士学位,写信回来,往往自称“愚生”,这对于传统文化真是一大讽刺。

后来一问,在高中都正式教过的。

可见在教育上并没有错,错在自己不留心而已。

唐代以后,一千多年来,“愚”字都是长辈对晚辈或平辈间的谦称。

例如师长对学生写信,可以自己谦称为愚兄。

舅对年长的外甥,也可谦称愚舅。

对弟弟,也可谦称愚兄。

可是还有人称“愚生”,那就奇怪了。

那么,上面称老师,应该对称为笨师了?(一笑)。

这是另外谈到写信的礼貌。

在这节书里,“愚”的意思是反应迟钝。

第二个是“参也鲁”,“鲁”和“愚”看起来好像差不多。

像《水浒传》这部小说,非常妙,它包含了社会哲学,也包含了历史哲学,其中人物,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是怪物。

这一百零八个人各加一个外号,这些外号都有民间的哲理,看起来蛮有意思。

如宋江的外号“及时雨”,天旱久了来一场“及时雨”有多好。

但“及时雨”宋(送)江,送到江里去了,一点用都没有。

又如智多星吴(无)用,也是一样。

“花一和尚”鲁智深,姓就用鲁,所谓鲁就是鲁莽。

他相当粗一暴,动辄就打,虽然出家当了和尚,喝醉了连佛像都打掉。

可是他的打,是很聪明的打法。

盲目地崇拜偶像,并不是真正信仰的一精一神。

真正信仰的人,不一定要崇拜偶像,一个真正具有宗教家一精一神的人,并不是一定要有宗教的形态。

所以鲁智深的鲁是代表这样的一性一格。

我们说鲁就是笨,这说法错了。

鲁是在愚的当中又带点直,而直的当中又不粗一暴,慢吞吞的为鲁。

“师也辟”,子张比较有点固执,有了学问的人,多半易犯这个一毛一病,大致文人也多固执,这样看不惯,那样看不起。

这里所讲的子张有点特殊的个一性一,就谓之辟。

“由也喭”,这个“喭”与“谚”相通,就是土佬,很俗气、很粗糙的相似形态。

子路做事比较粗一暴,讲话也比较豪放。

本篇为什么只提这四个人呢?因为这四个人也代表了人格的四种典型。

一般人可以用这四种典型来做一个小的归类;不是这类,就是那类。

颜回的空子贡的有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

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这里提到的两个人,一个是孔子最欣赏的;一个是孔子得他帮忙最大的。

这篇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学生们各有他的长处,也各有他的缺点。

作一个领一导一人,对他的部下,一定要了解,每人有长处,也有缺点。

再讲一个人生哲学的道理,我们要注意,有人说某某的长处是什么,短处又是什么。

如以哲学的观点来说,某人的缺点也正是他的长处,而长处也就是他的缺点。

不但某人如此,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如此,长处与缺点几乎分不开的。

用得好就是长处。

用不好就是缺点。

作为一个领一导一人一定要懂得这一点。

如果所用的人,都希望他和自己一样,那这个事业就不要做了。

人形形色一色,各有所不同,就要养成自己对于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包涵,都能领导,这是很要紧的。

孔子这里说,品德最好的只有颜回,具备各方面的长处,差不多已经够得上道德的标准。

但是“屡空”——太穷,常常是空的。

不过“屡空”这两个字,有不同的解释,尤其学佛学道的人解释更不同。

他们解释说,只有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才能常常做到空的境界,对于任何事情,无论得意或不得意,都可以把它丢掉,摆得下。

也蛮有道理。

其次说子贡不受命,怎么不受命?就是孔子希望他专门为学问道德而作。

但子贡的个一性一与众不同,老师这一套道德学问他绝对接受,可是他生活方式走的路线绝对不同,不太肯走呆板的路线,他去作生意了。

他作生意的本事非常大,判断估计不会失败,每次都被他料中。

以现在西方社会的情况来说,第一流人才作生意。

而子贡的才干实在是不止如此,我们在这个地方才知道子贡还会作生意。

所以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取用《论语》上这里的“货殖”两个字,代表了工商,中间记有子贡。

其实子贡不但是工商界了不起的人才,他对于外交、经济等等是样样通。

所以我说孔子后半生的生活,还多半靠他维持的。

不着痕迹的善人

讲了许多关于孔子学生们的评论,下面又转到另一方面了。

子张问善人之道。

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问题来了,这几句话解释起来最讨厌。

子张问起,怎样算真正的善人,我们人究竟要做到什么样子才能称为善人?这是一个大问题——也真是一个哲学问题、逻辑问题——逻辑就是辨别是非,下一个定义。

现在推开一切不管,以纯粹哲学的立场来讲,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很难下一固定标准。

同一件事在这个时代是善的,在另一个时代则变为恶的;在这一地区是善的,换一个地区则是恶的;随着时间空间的转变而转变。

因此善恶没有固定的标准。

所以说作人怎样才合乎标准?西方有西方的礼节,中国古代有古代的礼节,现代有现代的标准。

假使现在为了发扬中国文化,穿一件和尚衣服,(也就是明朝的便衣,古代出家、在家人的分别在头发剃光不剃光。

)留着西式的发型,再打上一条领带来上课,这是作怪还是一爱一国?是善的或是恶的?实在很难断定。

所以善恶的问题,是道德哲学上的大问题。

这里子张问怎样才是善人,孔子的答复“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先照字面上解释,不踏一丝痕迹,也不进入房门,走进屋内。

如果照字面这样解释,作善人最好连太太房间都不要进去了。

这是作笑话讲。

怎么叫“不践迹”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用道家中庄子所说的“灭迹易,无行地难”来加以理解。

古人的文字太简单,解说起来又很讨厌。

我们只作这样的解释:小偷去行窃,可以戴上手套,手印指印都不留下来,使刑警没有办法侦查,这就是“灭迹”,没有痕迹了。

但“无行地难”,人毕竟要靠地来走路,完全不靠地面而能走路,这是做不到的。

譬如刚才说小偷把他自己的形迹灭掉容易,但什么是小偷的行地?凡是小偷,只要静下来的时候,心里就会想到,自己偷过东西。

这种内心的行地要去掉,就办不到。

做了坏事,可以骗遍天下人,但没有办法骗过自己,这就是“灭迹易,无行地难。”

由此可知孔子这里的“不践迹”,就是说做一件好事,不必要看出来是善行。

为善要不求人知,如果为善而好名,希望成为别人崇敬的榜样,这就有问题。

“亦不入于室”,意思是不要为了作好人,做好事,用这种“善”的观念把自己捆起来。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效法儒家的那个同学,站就立正,坐就端坐,点头也不敢稍稍随便,就是被礼捆住了,没有脱落形迹。

不要用心守着善的观念。

何必为自己树个“好人”的招牌!所以中国人讲究行善要积陰德。

别人看不见的才是陰,表面的就是陽化了。

不要在人家看见时才做好事,便是陰德。

帮忙人家应该的,做就做了,做了以后,别人问起也不一定要承认。

这是我们过去道德的标准,“积陰德于子孙”的概念,因此普遍留存在每个人的心中。

中国专门说鬼狐的小说《聊斋志异》,第一篇《考城隍》,故事是有一个秀才作梦去应考,主考官是关公,一看他的卷子,就录取了。

他的卷子里有两句话:“有心为善,虽善不赏。

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就是说有心去故意做好事,表现给别人看,或表演给鬼神看,虽然是好事,也不该奖赏。

又例如有一把刀不好用了,随手丢掉,而不幸伤了人,实在没有存心要伤害他,那么虽然是一件坏事,也不该处罚。

全篇文章都是讨论这两个问题。

这本讲鬼、讲怪、讲狐狸一精一的小说,为什么第一篇说这样一个故事?过去中国写小说的人,不是随便下笔的,一套传统的中国文化,道德规范的一精一神,摆得很严谨。

《聊斋·考城隍》这两句话,也就是孔子说“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的意思。

“有心为善”,作善人故意表示善,就践迹了,是不对的。

更有些用“善”的观念把自己捆住了,像信教就信教,一定要表现斋公斋婆或招摇成教徒的样子,便是既“践迹”,又“入于室”。

应机施教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有些人讨论问题,讲话非常有理,议论非常一精一辟。

但是要了解,听到话讲得对,就是止于话,不要认为此人话讲对了,就是君子,是了不起的人。

你看见他态度温和,言谈温和,就认为此人很有礼貌,很有见解,很有才气,这也错了。

尤其是言论非常一精一到,或者是文章写得好的,不一定就是君子,也不一定态度庄重就是人才,这是教我们观察一个人,要考验自己,有时候听人家讲的还不算,要有事实的表现。

所以有些人看了我的书要想和我见面,我常答说,何必呢?“读其书,不见其人。”

多好!倘使见了失望,多么划不来!过去有几句笑话说:“久仰大名,如雷贯耳。

今日一见,不过如此。”

这又何必呢!下面接连的,便是这个观念的引申: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

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赤也惑,敢问。

子曰:求也退,故进之。

由也兼人,故退之。

这是孔子的教育态度、教育方法。

同时由这一篇书,也反映自己作人做事的一个反省。

子路问,听懂了一个道理之后,马上就去做吗?就言行合一去实践吗?孔子告诉子路说,你还有父母兄长在,责任未了,处事要谨慎小心,怎么可以听了就去做呢?

另外一个同学冉有也向孔子问同样的问题说,听了你讲的这些道理,我要立刻去实行吗?孔子说,当然!你听了就要做到,就要实践。

他答复这两个学生的话,完全不同。

公西华听到以后,觉得奇怪了,跑来问孔子说,他们两个同样的问题,你的答复却完全不同,我越听越不懂了。

“敢问?”

——敢有不敢的意思,这就是说我现在鼓起勇气,要请你原谅一下,请告诉我,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作两种答复?孔子说,冉有的个一性一,什么事都会退缩,不敢急进,所以我告诉他,懂了的学问,就要去实践、去力行。

子路则不同,他勇敢,“兼人”——生命力非常强,他这个人的一精一力、气魄超过了一般人。

太勇一猛、太前进,所以把他拉后一点,谦退一点。

在字面上只看到孔子教育的方法。

我们在教育界久了,有时看到太用功的学生,也是劝他多休息、去玩玩,太懒的就劝他长进一些、多用功一点,这大家都做得到,何必孔子?但这只是文章的表面,进一步就看到孔子对学生的培养。

首先,我们知道子路是战死的,非常勇敢,最后是成仁的烈士。

孔子早已看出他是成仁的料子,所以他说“由也不得其死然”。

这句话不是骂他,而是感叹。

如果当时孔子稍稍鼓励他一下,可能早就成了烈士,不会等到后来卫国变乱才成仁。

所以孔子在这里警告他,你的父兄家人一大堆,要先对个人责任有所交代,然后才可以为理想奋斗。

如此,以中和子路过分的侠情豪气。

而冉有则是安于现状,不大激进的人,所以孔子不大愿意他出来做事。

结果他在鲁国季家,竟然弄起权来了,那么孔子就鼓励他,跳出现实的圈子,要有独立不拔的一精一神。

死有重于泰山

子畏于匡,颜渊后。

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这本来是普通的话,记载在《论语》里,是代表孔门师生之间道义的真挚感情。

孔子在匡,人家误以为他是陽货,所以他在那里受包围。

后来归队的时候,颜回最后才回来。

孔子一看到颜回就说,你把我急坏了,我还以为你这次蒙难死了呢!颜回答道,老师,你还在,我怎么敢先死呢?这流露出孔门弟子对孔子的尊敬,以及道义之情的真诚自然。

历史人物典型的塑立

下面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了: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这是孔子对于高级干部、领导者,乃至为人事业伙伴者所说的话。

孔子在这里有大臣与具臣的分别。

中国历史上的高级干部,归纳起来大概有这几种特称:名臣、大臣、忠臣、一奸一臣、贤臣、佞臣,加上《论语》中孔子思想的具臣等等。

这也就是中国文化历史上国家高级干部的标准。

作历史上一个名臣,真是谈何容易?几千年来,名垂青史,只有诸葛亮、王陽明、曾国藩等可数的若干人而已。

他们都是名臣,有名望。

有些还不一定就是大臣,如范仲淹等等,可称得上是国家大臣,这更不多了。

其他忠臣、一奸一臣、佞臣等的意思大家都知道的。

至于“具臣”,只是够得上做个具员而已。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留名实在不容易!中国历史,自然有个规格,不管当时权势有多大,最后这笔帐是算得很公平的。

像清朝皇帝下命令,修明朝的历史,而明朝许多大臣,最后投降满清的,仍然把他们定格为“二臣”。

这是康熙下的定论。

虽然这些人很忠于清朝,但在皇帝的心目中,他们还是不行,只是二臣。

我们也在历史上看到,当李闯打进北京时,明思宗崇祯上煤山自缢,李闯还是很尊敬地向崇祯行礼的。

后来满清攻陷了北京,也还是去崇祯陵墓祭拜,好人终归是好人,历史上这些地方,是公理昭然的。

把这个观念说清楚了,再回过来说本文。

季子然是鲁国人,他问孔子说,请子路和冉求两个人出来做事,他们是不是够得上做国家的大臣?以现代来说,像英国的邱吉尔、日本的伊藤博文,哪个可以说是国家的大臣?季子然是问孔子,这两个学生,可不可以出来做国家的大臣?孔子说,我还以为你问我其他什么特别的问题哩!原来你是问子路和冉求这两个人的事啊!我告诉你,真正的大臣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自己有理想、有主义,辅助一个主体的人,使这个主体的人,向理一性一的标准、理想的主义、仁道的思想这条路上迈进。

假使这个主体的人,不听这种意见,宁可算了,不肯干下去。

这是“大臣”为行道而来的风格,不是为地位、为功名富贵、为作官、为待遇而来的。

至于你问子路和冉求这两个年轻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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