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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读书笔记——军国主义的胜利和商业主义的失败

齐国本姓姜,传自太公望,公元前386年,历经几代努力的田氏取代姜氏,成为齐国国君,史称田齐。

田齐桓公田午(公元前374-357在位)在齐国国都临淄城外创建稷下学宫,招揽天下贤士。

临淄有十三座城门,学宫在西面稷门之外,故称稷下。

到齐宣王(公元前319-301年在位)时达到鼎盛,儒、道、法、名、墨、兵、陰陽,诸子百家汇集于此,著书立说、讲学驳难。

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等七十六人,宣王都在康庄大道上赐给高门大雾为府第,为上大夫,尊一宠一非常,“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不负责治理国家,专门议论政事。

此外,孟子(存疑)、邹奭、宋钘、尹文、鲁仲连、田巴、彭蒙、王斗等人都曾到过稷下,荀子曾经三次担任祭酒即学宫长。

这些学者称为稷下先生,他们的弟子被称为稷下学士,一度达到数百上千人。

司马光在《稷下赋》赞此盛事:“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足以称为群星闪耀。

作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交流和争鸣的重要据点,学术自一由的稷下学宫出现在齐国,并非偶然。

齐国山海环绕,膏腴之地千里,历来商业繁荣,布、帛、鱼、盐为利。

国都临淄居民七万户,每户平均成年男子不下三人,加上老人、孩子和女人,总人口至少在五、六十万以上,而且寻常百姓都富裕殷实。

而商人,常常是最宽容的一批人,他们不会因为你的政治倾向来决定是不是要和你做买卖,最商业化的荷兰人在欧洲也是最宽容的那一群。

交流和争鸣之际,不分官位大小,没有前贤后学,也没有预设立场,田巴大张旗鼓的非毁三皇五帝,“一日而服千人”,不仅没人找麻烦,相反,齐王还任用田巴,问政于他。

学说的兴旺发达,主要依赖于辩论,田巴就是因为被十二岁的鲁仲连说的哑口无言,终身不再发言。

儒家一向不喜争讼之事,孟子还羞答答的叫屈:“是我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呀。”

荀子更为坦然:“君子必辩”,《荀子》书中《非十二子》一篇,说不定就是当时辩论的纪录。

在这种思想的大碰撞之中,产生了纷繁复杂的学术流派。

孟子“浩然之气”学说出自道家的宋钘、尹文,黄老学派的田骈、慎到糅合道、法二家思想,稍晚的荀子则对稷下诸子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总结,涵盖自然天道观、心术论、认识论、人一性一论、逻辑学、礼乐法术论等诸多方面,儒、法兼修,其学说以孔、孟之名而统治中国两千年。

除了儒家学说,黄老学派对汉初政治影响很大,造就了文景之治;邹衍的五德始终学说对后世影响颇深,改朝换代之际,城头变换的不仅仅是大王旗上的姓氏,还有颜色,以此自证应天顺时,堪称“颜色革命”。

秦以水德而代周、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汉高祖斩白蛇起义、黄巾军号称“黄天当立”,直至民初袁世凯称帝,还号称继承明室的火德,民间的说法,还包一皮一皮括火德的五星红旗取代了木德的青天白日旗。

作为国家智库,稷下学宫具有明确的政治定位,齐国国君借学者们的学说和能力富国强兵,邹衍就是各国君主争相邀请的对象,他到魏国,惠王亲到郊外迎接,到赵国,平原君侧身而行,亲自拂拭座席,到燕国,昭王持帚先行,持弟子礼。

而学者们则期望得到国君的赏识,借国君之手推行、实现自己的学说。

成语一鸣惊人就是出自淳于髡劝谏齐威王的故事。

王斗批评齐宣王“好马”、“好狗”、“好酒”、“好色”,而独不“好士”,搞得齐宣王神叨叨的说:“我有罪于国家”,采任贤明,以致国家大治。

几乎同时,公元359年,商鞅在秦国任左庶长,开始变法,把秦国经济彻底纳入战争轨道,全国只剩下两件事:耕田和打仗,整整一百三、四十年,五、六代人的耕田和打仗!

法家的思想和柏拉图的理想国有相当的相似,柏拉图认为,“他的模范社会的立法结构应该制定出限制所有居民行动的明确规定,无论是自一由人还是奴隶,都无一例外地必须服从,否则就判处死刑或监禁和流放。”

这里当然还存在地理当面的原因,钱穆先生在讨论夏、商时代就指出:“大抵下游低地,气候土壤均较佳,生活文化较优,而居民文弱,亦易陷于奢侈一婬一佚。

上流高地,气候土壤均较恶,生活文化较低,而居民强武,胜于军事与政治方面之一团一结。”

(《国史大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有其背后的经济、文化因素在。

这样的国家,不赢得战争就没有天理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倾全国之物力来完成一件伟业,独一裁或者威权统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具有其不可取代的优势。

中国抵御北邻的万里长城,就很难在民一主体制下实现。

结果不出意外,纪律和集中的斯巴达战胜了自一由和民一主的雅典,军国主义的秦国战胜了商业主义的齐国。

军事上秦国和斯巴达的胜利,文化上齐国和雅典的胜利,可谓求仁得仁。

随着齐国的灭亡,始自桓公,历威、宣、湣、襄五世,垂及齐王建的稷下学宫也随之灭亡,历时一百四、五十年。

而商鞅所奠定的百年国策使秦国由弱而强,最终扫平六国,秦始皇的脑子里就只有一个想法:“法家是有用的,而六国的百家不过是废铜烂铁。”

因此就有了焚书坑儒。

其实刘邦也有同样的想法,陆贾劝说他采用儒家学说,刘邦很粗一鲁的骂道:“你老子马上取得天下,要《诗》、《书》做什么?”

幸好的是刘邦不愧是明白人,一向脑筋转得快,上次韩信要假齐王的时候就是如此,这次也不例外,陆贾一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就说得高祖面有惭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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