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惠太子萧长懋字云乔,他是世祖(萧赜)的长子《南齐书白话文》文惠太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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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惠太子传

文惠太子萧长懋字云乔,他是世祖(萧赜)的长子。

世祖生他时年龄还不到二十岁,太祖(萧道成)十分喜一爱一他。

文惠太子姿容丰润,小字叫做“白泽”。

宋元徽末年,跟随世祖在郢州城,世祖回来镇守盆城拒挡沈攸之的反叛期间,便让文惠太子慰劳并接待将帅,并让他参与军队工作。

朝廷任他为秘书郎,他没去到任。

授他为辅国将军,迁任晋熙王抚军主簿。

沈攸之事件平息之后,世祖便命他回到都城,太祖当时正值创建霸业之际,对嫡传子孙特别留意,对文惠太子说:“你这一回来,我的事情也就办妥了。”

安排他住在府东斋,让他和文武宾客接触。

指示荀伯玉说:“在我出行的时候,城中的军队都由长懋指挥。

就是在我不出行的时候,府城内外的警卫部队和各门武装,也都要经常交给长懋调遣。”

朝廷任命他为秘书丞,他因为此官名和宣帝(太祖的父亲萧承之)的名字同音,不去到任,改授中书郎,迁黄门侍郎,也没接受。

升明三年(479),太祖准备受禅为帝,世祖已经回到京师,他们因为襄陽乃是军事重镇,不想让别的家族来指挥,于是便让太子出来,任命他为持节、都督雍、梁二州和郢州的竟陵、司州的随郡诸军事、左中郎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

建元元年(479),他被封为南郡王,食邑二千户。

当时江南一带还没有嫡皇孙被封为王的,文惠太子开了先例。

进号征虏将军。

在此之前,梁州刺史范柏年诱降了晋寿逃亡者李乌奴,讨平氐贼杨城、苏道炽等,很有些威名。

沈攸之事件暴发,范柏年派遣部将陰广宗领军出魏兴声援京师,同时观望形势,事件平息后,朝廷派王玄邈前去取代范伯年。

李乌奴劝范伯年占据汉中不接受命令,伯年还没拿定主意,王玄邈便已赶到,范伯年在魏兴犹豫不愿下来,文惠太子担心他要发动事变,便派人去说服范伯年,答应建议他为府长史,范伯年才进驻襄陽,文惠太子遂把他抓住杀了。

范伯年是梓潼人,迁居华陽,世代都是土豪,在当地州里很有名气。

宋泰始年间(465~471),氐寇截断了晋寿的后路,范伯年以仓部郎的身份假节率领数百人前去慰劳打通了道路,从益州路上回报完成了任务,被授为晋寿太守。

讨平了氐贼,便任梁州刺史。

范伯年强壮有力,很会说话办事,曾因善于回答问题而被宋明帝赏识。

被诛杀以后,巴西太守柳弘上书太祖,太祖指示说:“伯年本来可以不至如此的,我也很为他遗憾啊!”

当时襄陽有盗发掘古墓,传说是楚王墓,挖出大量的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

简书宽数分,长二尺,表皮和竹节都像新的一样。

盗窃者把它拿来点火照明,后来有人得到十余简,拿给抚军王僧虔看,僧虔说是用蝌蚪文字书写的《考工记》、《周官》的遗缺内容。

当时州里派人前往追查,追查出不少文物,因此产生了同异争论。

赶上北方的索虏南侵,皇上考虑当出兵樊、沔。

建元二年(480),调任文惠太子为侍中、中军将军,设立将军府,镇守石头。

穆妃去世,行成服(死者亲属穿着一定的丧服)礼那天,皇帝出来临丧,朝廷中讨论文惠太子是否应该出迎的问题。

左仆射王俭说:“根据《礼记·服问》‘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妇’,是说国君为此三人主持丧礼。

现在皇上驾临,就是以主丧的身份而来的,虽然从事情上说应该抚一慰,但从义理上讲则不应行吊,南郡王(长懋)以下都不应出门奉迎。

但最高人物的出临之礼,也是允许变革的,可以从权取消杖纟至,移到门外敬立,便足以表达感情了,不必到跟前哭临。

至于皇太子既是一宫之主,自然应按照皇上驾临宫中,依据通常礼节来奉候。

既然属于成服的日子,而吉礼凶礼又不能互相干扰,因而可以衰帻(用丧巾包头)行一事。

而望拜止哭等,都可按常规进行。

自己不必临吊,但奉迎只按常规,于情于礼,都无不妥。”

文惠太子解除侍中之职。

皇上考虑到文惠太子因哀伤而生病,不宜居住在石头的山障中,便让他移镇西州。

建元四年(482),迁任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

世祖即位为帝后,他便被立为皇太子。

起先,太祖喜欢《左氏春秋》,让太子讽诵,此事传为口实。

做了太子以后,便努力树立名誉,礼接文士,蓄养武人,他们都成了他的亲近左右,他的美德传遍朝廷及各部门。

永明三年(485),在崇正殿里讲解《孝经》,少傅王俭拿些摘句让太子仆周..撰写义疏。

永明五年冬,太子来到国学,亲自策试学生,在座位上问少傅王俭说:“《曲礼》上说‘无不敬’。

但细究起来,下级事奉上级,是应当按礼恭敬的,但上级对待下级,应该慈而不是敬。

现在都说成是敬,不是太笼统了么?”

王俭说:“郑玄说‘礼主于敬’,就应该是尊卑一样都要用敬的。”

太子说:“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么忠与惠也可以用一个概念,孝和慈也不必分开来说了。”

王俭说:“尊和卑是等级称谓,不能一样,一爱一和南齐书敬的名目,有时是并称的。

而忠和惠的区别,的确象您所说的那样,至于孝和慈是一种互相关系,我这里有根据。

《礼》上说‘不胜丧比于不慈不孝’,这便是它的含义。”

太子说:“本着敬的原则来事奉君王,本着一爱一的原则来事奉父母,要二者兼行,只能就一方对一方来说的。

现在又说要用敬来对待下级,这不是又生出第三个意义了么?”

王俭说:“本着敬的原则事奉君主,是要求下级尽心竭力,而上级用敬待下,只是要他不要轻慢而已。”

太子说:“同是一个‘敬’,文字上没有不同,但实行上有深有浅,这便令人不解。”

王俭说:“这么复杂的含义不可能都有专门的文字来表达,只能大概地表达其中的深浅罢了。

《传》上说‘不忘恭敬,民之主也’。

《书》上说‘奉先思孝,接下思恭’。

这都是经典上明白写着的,可以互相参照。”

太子又去问金紫光禄大夫张绪,张绪说:“我认为恭敬是立身的根本,不论是尊是卑都应当遵守。”

太子说:“敬虽说是立身之本,但并不是对待下级的概念。

《尚书》上说‘惠鲜鳏寡’,为什么不说恭敬鳏寡呢?”

张绪说:“现在是分别来说,才有恭和惠的不同,当初是统一表述,因而大家都是这么讲的。”

竟陵王萧子良说:“所有礼无非都是强调敬而已,我觉得没有什么疑问。”

太子说:“我本来也不是说有疑问,我这样做正是要使概念和实际相符合,分出轻重来。”

临川王萧映说:“先提出必敬,是要申明大的原则,尊卑是具体落实的问题,所以放在后面,所以也不必因为有总有略而受影响。”

太子又拿这个问题去问各位国学生,谢几卿等十一人都作了笔答。

太子问王俭说:“《周易·乾卦》本来是要推布天位的,而《说卦》却说‘帝出乎《震》’。

《震》本来并不是天,这意思岂能互相统贯?”

王俭说:“《乾》主健,《震》主动,而运动是天的大德,所以说‘帝出《震》’”。

太子说:“既然天以运动为德,那么君主自然是体现天德而成其位的,《震》的象是雷,这难道是体现天德而出现的结果?”

王俭说:“主持神器的人最好是长子,所以与《震》相呼应,万物都是出于《震》,所以也是和帝有联系的。”

王俭又来问太子说:“《孝经》有‘仲尼居,曾子侍’的说法。

孝理这东西可谓博大一精一深,只有大贤之人才能弄通其中的奥妙,为什么孔子不对颜回传授,而要寄托给曾参呢?”

太子说:“曾参虽然德惭体二,但孝养侍奉父母能够尽礼,所谓丢开东西要从近处着手,接引人物中间不能有阻隔,要弘宣规教,意义也是这样。”

王俭说:“接引不能有阻隔,弘宣虽然也不难,但我们离开圣人的时代已是越来越远,后人便把这事看得很轻。

既有‘人能弘道’之说,我倒是担心由于人们的轻视而把道废弃了。”

太子说:“既然理是存在的,就不能因人废言,何况让中贤之才的人,来弘扬上圣的教义,岂会有壅塞之嫌?”

临川王萧映又问太子说:“说孝是德的根本,我就有些弄不通,德存在普遍的善中,而孝是由于天一性一,是一种自然属一性一,难道会是习惯的积累?”

太子说:“正因为孝不是由于积习所至,才可以作为德的根本。”

萧映说:“在不经意中就可以合乎孝了,并不须要懂得德的原则,大孝能够荣亲,这便什么德都有了,照这样说来,孝怎么能是德本呢?”

太子说:“孝有深浅,德有大小,在一定的程度上孝便成了本,你又何必发生疑问呢?”

太子这么大了还参加学习,也是以前不曾有过的。

第二年,皇上准备审理丹陽地区的囚徒以及南北二百里以内的狱案,下诏说:“审理狱讼是很重要的工作,这是政化的首要问题。

太子已到而立之年又是皇帝的助手,应当随时详细阅览,这次审讯工作就交给他来亲手决断。”

于是太子便在玄圃园宣猷堂审理三署囚犯,各有不同程度的宽大处理。

皇上晚年喜欢游宴,尚书省的一些工作也分送给太子处理。

太子和竟陵王萧子良都好佛,设立了六疾馆来收养穷苦人。

太子风韵甚和,只是很喜欢奢侈华丽。

他宫里的殿堂,雕饰得一精一巧绮丽,有过于皇帝的宫殿。

拓建玄圃园和台城北堑等,内中楼观塔宇,奇石处处,妙极山水。

怕被皇上宫中望见,便在靠近门处栽列修竹,里面设置高障,又造活动墙壁数百间,安装上机巧,如果需要障蔽,转眼间便遮挡起来,如果需要撤,随手就可以搬走。

善于制办珍玩之物,用孔雀一毛一织为裘,光彩金翠,远远胜过雉头裘。

借口晋明帝为太子时建造了西池,便请求世祖援引前例,为他开辟东田造小苑,皇上批准了。

永明时期,二宫兵力充实,太子便驱使宫中将吏轮番参加搞建筑,于是宫城苑巷,规模盛大,京师倾城前来观看。

皇上虽然一性一格严密,到处都安排了耳目,但太子的所作所为,没人敢去报告。

后来皇上到豫章王家去,回来时路过太子东田,才看到这里的建筑连绵华远,壮丽极目,于是皇上大怒,把监作主帅收留审查,太子这才害怕,把有关人员和东西都藏匿起来,从此不断受到皇上的指责。

太子平时经常生病,但身一体又过壮,常在宫内傲慢遨游。

他搞的仪仗队,往往超越本分,皇上的宫禁虽然近在咫尺,但终于不知实情。

永明十年,豫章王萧嶷去世,太子看到皇上的兄弟们都到了,便造碑文奏上,但没来得及镌刻树南齐书立。

永明十一年(493)春正月,太子生疾,皇上来看,很是担忧。

病重了,上表给皇上说:“儿臣虽位居太子,却在对待君亲民三个方面做的都不够,没有能够光扬大道树立风范,因此日夜不安,如同临渊。

不幸我的养生出了问题,染上了疾病,现在已经卧一床一不起,只能等待死亡了,不能够继承父王的事业,也不能尽孝道,我留恋您啊我的父王,心中感伤以至于哽咽。

不过我想生与死都是有定分的,从道理上说不足悲痛,不要为儿臣伤悼,保卫圣体,江山永固,儿臣虽在九泉,也没什么遗憾了。”

当时三十六岁。

太子年龄刚过而立,又长期身居储官,得以参与朝政,朝廷内外各部门,都认为他即将做皇帝,他的死,令朝野惊惋。

皇上来到东宫,临哭尽哀,下诏用衮冕服为太子入殓,谥为“文惠”,安葬在崇安陵。

皇上在东宫里步行,看到太子服装玩好越过本分,大怒,命令有关部门将过分的东西全都毁掉或撤除,把东田改为崇虚馆,郁林王做皇帝后,追尊太子为文帝,庙号为世宗。

当初太子心中很讨厌后来的明帝萧鸾的,曾秘密对竟陵王萧子良说:“我心里特别不喜欢这个家伙,因为他是个福德恶薄之人。”

萧子良便努力为萧鸾作解救。

后来萧鸾做了皇帝,果然大行诛害。

本史作者认为:上古的时候,父亲是不哭儿子的,长寿还是短命,在悠悠人生中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也颇值得嗟叹。

更何况身为太子,年龄和德望才树立起来,本来可以把国家事业继承下去,使皇家更加昌隆。

虽说是守成之君,但已知耕稼,然而,尽避他温文具美,可以弘扬盛迹,但武帝的运数将要终了,所以先失去了太子,后来传位给少年后代,更加速了危急,照这样说来,冥冥之中也是有个定数的。

赞语:乾坤二象为人们立下了准则,三星的光芒照耀天空。

选择继承人一定要是嫡长子孙,这只是服从原则而不是选拔贤能。

正需要他来继承皇位,可惜他恰在这时终止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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