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
开塞第七
题记：开塞即开已塞之道。
商鞅所说的已塞之道就是商汤和周武王用武力统一天下的道路，他认为时代已经变化，反对用儒家仁政一统天下。
原文
天地设而民生之。
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
亲亲则别，爱私则险。
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
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
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
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
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
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
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
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
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
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
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
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
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
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
故曰：王道有绳。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
故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
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
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则服。
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
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
故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
圣人不法古，不脩今。
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
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
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
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
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
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脩汤、武。
汤、武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
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也，故三代不四。
非明主莫有能听也，今日愿启之以效。
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
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
此俗之所惑也。
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
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
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
何以知其然也？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一婬一，一婬一则生佚。
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
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
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
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
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
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
此二者，世之常用也。
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
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
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
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
国治必强。
一国行之，境内独治。
二国行之，兵则少寝。
天下行之，至德复立。
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古者，民釱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
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
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
天下不安无君，而乐胜其法，则举世以为惑也。
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
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译文
开天辟地之后人类诞生了。
在这个时候，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他们处世的原则是爱自己的亲人，喜欢私利。
爱自己的亲人，就会区别亲疏，喜欢谋求私利，就会心存邪恶。
人多，又都区别亲疏，心存邪恶为自己，那人类就会混乱。
这个时期民众都尽力制一服 对方来竭力争夺财物，这样就发生的争斗。
发生了争斗又没有一个正确的准则来解决，那人们就没有办法过正常生活。
所以有道德的贤人确立了不偏不倚的正确标准，主张无私，因此人们喜欢仁爱这一准则。
此时只爱自己亲人的狭隘思想被废除了，崇尚有才德之人的思想被确立了。
凡是讲仁爱的人，都把爱护、方便别人当作自己的事务，而贤德的人把推举贤人当作自己的处世原则。
人口众多，而没有制度，长期把推举贤人作为治理准则，就会发生混乱。
所以，圣人顺应当时社会的发展形势，制定了关于土地、财货、男女等的归属权。
名分确定了而没有制度不行，因此设立了法令；法令确立了而没有人来管理也不可，因此又设立了官职；官吏有了而没有人统一领导不行，所以设立了君主。
君主确立了崇尚贤德的思想就废除了，而尊重显贵的思想又树立了起来。
如此看来，远古时代人们爱自己的亲人而喜欢私利，中古时代人们推崇贤人而喜欢仁爱，近世人们的思想是推崇权贵而尊重官吏。
崇尚贤德的人，所遵循的原则是推举贤人，可是设立了君主的地位，使崇尚贤人的准则没有用了。
亲近亲人，是以自私自利为原则，而奉行不偏不倚的公正之道，使自私自利行不通了。
这三个不同时代，不是做的事互相违背，而是人们原来遵循的规则有问题，所以人们原来重视的东西更改了，这是因为社会形势变了，而人们所要施行的标准也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统治天下的原则是有规律的。
君主统治天下的标准是一个方面，而大臣辅助君主治理天下的标准又是一个方面，他们所奉行的的原则不同，而他们所遵行的准则却只有一个。
所以说民众愚笨，那么智慧就能称王天下；世上的人聪明，那么雄厚的实力就可称王天下。
民众愚笨就会力量有余而智慧不足；世上的人聪慧，就智七有余有实力不足。
人的本性：不懂就要学，力量用尽了就会服输。
所以神农教会人们从事农业生产而称王天下，这是因为人们要学习 他的智慧；商汤和周武王创造了强大的实力而征服了诸侯，这是屈服他的实力。
民众愚笨，心中没有知识，就要向别人请教；贡人聪明，可是当用尽力量时就会屈服。
所以靠智慧称王天下的就会抛弃刑罚，用实力来征服诸侯的人就不用德政教化民众。
圣人不效法古代，也不局限于现状。
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局限于现状就会阻碍社会民发展。
周朝不效法商朝，夏朝不效法虞舜时代。
三代统治方式不同，却都能够称王天下。
所以建立王业有一定原则，而守住王业的办法却不相同。
周武王靠叛逆的方法夺取政权，却又顺从君主的原则来治理国家，用武力夺取天下，又崇尚谦让的仁德思想；周武王夺取天下靠的是暴力，守业靠的却是礼制。
现在强国致力于用武力兼并别国，弱国所做的事是尽力防守，从远古来说赶不上虞、夏两个时代，而近古时代不遵循商汤、周武王的治国原则。
像商汤、周武王那样统一天的方法补被抛弃了，所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打仗的，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防守的。
商汤、周武王统一天下的方法已经被塞堵很久了，可现在的君主没有谁能开启这些方法，因此，没有出现第四个像夏、商、周三代那样的朝代。
不是英明的君主不能听进去我的这番话，今天我愿意用实际效果来说明这个道理。
古代的民众淳朴又宽厚，现在的民众乖巧而虚伪。
所以在古代有效的方法就是把用道德教化民众放在首位；现在治理国家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法治放在前面而使用刑罚。
这个古今不同的治理方法世俗之人是不能理解的。
现在社会上所说的不义，就是要确定民众所讨厌的，废除民众的所喜欢的。
现在二者名实皆不同，不可以不弄明白。
确立民众所喜欢的，那么民众就会被他们所讨厌的东西伤害；确立民众所讨厌的，那民众就会享受他所喜欢的东西。
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人忧虑就思考，思考了做事就能合乎法度；人快乐就放荡，放荡了就会产生喜欢安逸的懒惰思想。
因此用刑罚治理民众就会畏惧，就不会有邪恶的事发生，没有邪恶的事发生，民众就可以享受他们的快乐了。
用道义来教化就会放纵自己，民众放纵自己就会作乱，民众作乱就会被民众所讨厌的东西伤害。
我所说的刑罚，就是实施道义的根本；而现在所说的义是暴乱的原因。
治理民众的人，如果用他们所讨厌的东西去治理，最终民众一定能得到他们的喜欢的；如果用他们所喜欢的来治理，民众一定受害于他们讨厌的东西。
政治修明的国家，刑罚多而赏赐少。
政治混乱的国家，赏赐多而刑罚少。
所以成就王业的国家，刑罚有九分，赏赐有一分。
削弱的国家，赏赐有九分，刑罚有一分。
人的罪过有厚有薄，所以朝廷的刑罚有重有轻；人的善行有大有小，所以朝廷的赏赐有多有少。
这两项是世人常用的法则。
但是刑罚加在人民已经犯了罪的时候，奸邪就不会断绝。
赏赐用在人民所认为“义”的上面，那么犯罪的事就不能去掉。
刑罚不能除去奸邪，赏赐不能遏止罪过，国家必乱。
因此，成就王业的国君，把刑罚用在人民将要犯罪的时候，所以大的奸邪才不产生；把赏赐用在告发犯罪方面，所以小的罪过也不致漏网，治理人民能够使大的奸邪不产生，使小的罪过不漏网，国家就治理好了。
国家治，就必定强。
一国这样做，他的国家就可以单独治安。
两国这样做，战争就可以稍微停止。
天下都这样做，最高的道德就会重新建立起来。
所以我认为杀戮、刑罚能够归于道德，而“义”反倒合于残暴。
古代人们聚集在一起群居，秩序混乱，所以要求有首领。
如此看来，天下的人之所以愿意有首领，是为了追求天下安定。
现在有君主而没有法规，它的危害程度与没有君主相同；有了法规而不能制止混乱和没有法规相同。
天下的人都不希望没有国君，却又喜欢超越他的法律约束，那么天下的人就都会感到不明白。
对天下民众来说没有比国家安全的益处大的事，而治理国家没有比确立君主的统治地位大的事。
确立君主的原则没有比施行法治的意义大的；实施法治的任务，没有比除掉邪恶急需的了；去掉邪恶的根本没有比严厉刑罚更厉害的了。
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用刑罚归劝民众；追究民众的过错，不理会民众的善举，用刑罚除掉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