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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如何人

谁都知道,结束三国之局的是司马伷,司马氏的基业是创于司马懿之手的。

这司马懿,却是怎样一个人物呢?

据《晋书·宣帝本纪》说,司马懿的玄孙晋明帝有一次和他的臣子王导谈天,便问他自己的祖宗是怎样得天下的,这王导大概因时代生得早,对于晋初的阴谋秘计比后来的人知道的多,便把司马懿如何创业,和后来他的儿子司马师杀死魏朝高贵乡公之事,一一述了一遍。

明帝听了,羞得头都抬不起来,把脸贴在床上说道:“要是照你的话,晋朝的传代又安得长远?”

这真可谓之天良发现,而司马懿父子的丧心害理,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则他怎会成功的呢?丧心害理的人会成功么?

晋朝从武帝篡魏(公元二六五年)到恭帝为刘裕所篡(公元四二○年),共历一百五十六年。

论他为民心所爱戴,以及自己支持的实力而论,都是远不及此的,然而它居然也绵历了一个相当的年代,关于这一点,如要推求其理由,那是不能不归结到它所遭遇的时势的。

因为晋朝得到政权不久,北方就为异族所窃据。

如此,它虽无功德于民,人民却念到他究竟是个本族的元首,还相当拥戴他。

他的臣下虽亦有居心不正的,然非如王敦、桓温等略有对外的功绩的,不敢荫篡夺之念。

即王敦、桓温,亦因功绩不够,到底不能有成。

直到刘裕,总算恢复了一些国土,才把王位篡夺到手。

然则晋朝的传代能够绵历相当的时日,倒是异族的侵陵给他的机会了,这是后话。

但在当初,他究竟怎样会成功的呢?

王导所说司马懿的创业,无疑是指他谋杀曹爽之事,因为他是经过这一次的变动,然后取得政权的。

原来魏朝的失柄,由于明帝死后,他的儿子齐王芳年纪太小,然而齐王即位之初,事权实在曹爽手里。

司马懿虽然同受明帝的遗命辅翼幼主,却是被排斥于政府之外,卧病在家的。

大约因为他本是武人,所以仍有一班人暗中和他勾结;而他的阴谋秘计亦以此时为甚,他托病蛰伏了十年,一旦时机来到,就突然而起,趁着曹爽奉齐王出城谒陵的时候,矫太后之诏把城门关起来,把曹爽废掉,旋又把他杀了,他从此就政权在手。

这事在公元二四九年,至其后年,司马懿就死了,其子司马师袭其爵位。

后四年,废齐王而立魏武帝的曾孙曹髦,这就是高贵乡公。

其明年,司马师也死了,其弟司马昭继其爵位。

又六年,高贵乡公“忿威权日去”,带着自己手下的兵去攻司马昭,被司马昭手下迎战之兵所杀。

这件事,历史上的记载是如此的:高贵乡公率兵而出,第一个遇着的是司马昭的兄弟司马伷,高贵乡公手下的人对他的兵叱责,他的兵就退走了。

于是司马昭的心腹贾充,带着兵来迎敌,高贵乡公手持短兵,身临前敌,贾充的兵又要退走了,乃有弟兄两人,哥哥唤做成倅,兄弟唤做成济者,问贾充道:事势危急了,怎么办呢?贾充道:司马公养着你们为的正是今天,今天的事情还问什么呢?又说:司马公若败,你们还有种么?于是成济奋勇向前,直刺高贵乡公,兵锋从前面刺进,穿出背上,高贵乡公就此被杀死了。

论兵力,高贵乡公自非司马昭之敌,高贵乡公亦岂不知?然而敢于率兵直出者,一则忿威权日去,感情冲动,未免要孤注一掷;一亦由专制时代,皇帝的名义到底非寻常人所敢轻犯,这正和民主时代,主权在民,人民的地位便是至高无上,法西斯徒党要屠戮人民,奉令执行的人有时也不肯出力一样。

他也有个幸胜的希冀。

试看司马昭的兵,既已溃退于前,贾充的兵又要溃退于后,则他的估计原没有十分错,无如狠恶而敢干犯名义的人,历代总是有的,尤其是在军阀手下。

而高贵乡公就在这种情势之下牺牲了。

此事原无足深论。

然而我们从王导所说的司马懿夺取政权,及司马昭杀死高贵乡公两件事情上,却可以看出司马氏所以成功的原因来。

这话怎么说呢?

当曹爽被杀的后年,有一个魏朝的扬州都督王凌,要起兵反抗司马氏,给司马懿出其不意地把他捉去了。

这事亦无足深论,然当王凌设谋时,曾派人去告诉自己的儿子,而他的儿子谏止他,所说的话,却深可注意,其大意是说:曹爽所用的人,确是一班名士,他们的意思,也确是想做些事情的。

然而所做的事情,都是自上而下,所以人民不能接受。

而司马懿,自推翻曹爽之后,却颇能“以恤民为先”。

所以曹爽之败,“名士减半”而百姓并不哀伤他们。

于此可以见得自上而下的政治,贻害于人民如何深刻猛烈了。

真正的恤民,司马氏自然也说不上,然而他当时剥削扰害的程度,大约人民还可忍受。

所以在大乱之后,人民只求活命,别无奢望之时,也就勉强相安了。

何以能将对于人民的剥削扰害,减轻一些呢?那么他对高贵乡公事变的善后,也是深可注意的。

原来对于人民剥削扰害得最深刻猛烈的,就是武人。

因为武人总是粗暴的,他们所做的事情,文官到底做不出来。

当政局变动之际,最后的成功者,看似由于得到少数武人的拥护,其实总是由于得到广大的人民的支持的。

因为苟非广大的人民承认你,与你相安,变乱就无时而会息,你的政权就无从成立。

所以创立政权者的能否成功,就看他驾驭武人的能力的强弱以为断。

观于司马昭对于高贵乡公被弑以后的措置,就可见得他对于武人控制的力量的强大了。

这件事是这样的:高贵乡公死后,司马昭聚集了一班大臣共谋善后,这件事,在专制政体之下,总不能没有一个说法。

正和民主时代杀死了人民,不能没有说法一样。

然而怎样的说法呢?当时有一个陈泰,是有资格又有名望的,司马昭便请教他,他说:只有杀掉贾充,稍可以谢天下。

这贾充乃是司马氏的死党,司马昭如何能杀掉他呢?于是楞了半天,对陈泰道:请你再想个次一等的办法。

陈泰却斩钉截铁毫不迟疑地答道:我的办法,只有进于此的,没有较此退步的。

司马昭就不再问了。

下令说:本来命令成济不得逼近皇帝所乘的辇舆的,而他竟突入阵内,以致造成大变,这都是他一人之罪,按律大逆不道的父母妻子兄弟都斩。

于是把成倅、成济和他的家属一齐收付当时的司法官廷尉。

这样办,成济是冤枉的么?自然是冤枉的。

但我说:冤枉或许只有一半。

因为不许伤害高贵乡公的命令,或许司马昭在当日是当真发出的,至少没有叫他伤害高贵乡公,因为这根本用不着。

而成济当日,杀人杀得手溜,竟把他刺得胸背洞穿,这也只好算作蛮性发作,自取其咎了。

然而成济弟兄想起来,自然总觉得是冤枉的。

于是到逮捕之时,他弟兄两人就登屋大骂,大骂而要登屋,这大约是所以延缓逮捕的时间,以便尽情痛诋的。

逮捕的人,乃发箭把他射下来。

于是成济兄弟本因怵于司马氏失败则自己也不得留种,而替他效劳的,反因此而自绝其种了。

他们都灭绝了,自然没有地方去伸冤。

然而俗话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司马昭下如此辣手,难道不怕其余的武人看着寒心么?然而他竟不怕。

而其余的武人也竟不能对他有什么反响。

这就可见得他对于武人控制力之强,“政治不是最好的事情”,是非曲直,原无足深论,然即此亦可见得成功者之非出于偶然了。

谁能驾驭武人,谁反被武人牵着走?这是时局变动之际,居于领袖地位的人的试金石。

[1] 《》为《三国史话之余》(上),原刊于1947年7月25日《现实周报》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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