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两个文明程度不同的社会,接触以后,较《三国史话》晋代豪门斗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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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话 - 晋代豪门斗富

三国史话

晋代豪门斗富

[1]

当两个文明程度不同的社会,接触以后,较高的社会文明,总会输入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去。

这本是有益无害的事,然而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竟有因此而陷于衰亡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无他,明明可用来生利之物,你却不用之于生利,而用之于浪费虚耗之途而已。

在历史上,一朝开国之后,总是能盛强安稳一个时期,独晋朝不然。

从武帝平吴(公元二八○年)到洛阳沦陷(公元三一一年),不过三十一年而已。

这又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一个人享用过度,就精力耗损,志气消沉了。

晋初有一个远从魏武帝、近从晋宣帝遗留下来的腐败的文臣、骄横的武人的政治集团,其中荒淫奢侈之事,真是不胜枚举。

我现在且举其两件:

其一,是晋武帝的女婿王济。

武帝有一次到他家里去,他留武帝吃饭,肴馔的讲究,不必说了,《晋书》上说他“悉贮琉璃器中”。

琉璃就是现在的玻璃,当时中国还不能自造,大约是从西域来的。

其二,当时的豪门,多好斗富,其中最豪富的是石崇。

晋武帝因为和姓王的有亲戚关系,暗中总帮助着他。

有一次,把内府中一株三尺多高的珊瑚树,赏赐给一个唤做王恺的。

这王恺,便要把它去夸示石崇了。

石崇一见,就举起铁如意来,把它打碎。

王恺觉得既可惜,又可气,不免声色俱厉。

石崇却说:“不足多恨,今还卿。”

唤人将自己所有的取出来,三四尺长的六七株。

王恺乃爽然自失。

珊瑚也非中国所有,大约是从南洋来的,罗致这许多东西,不都要花钱到外国去买吗?这在当日,实在是异常奢侈的事情。

当时这个政治集团中人,有如此不合理的享受,他们的精力,还能够不耗损?志气还能够不消沉吗?何怪五胡一崛起,一班好战的人,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纷纷地倒坍下去呢?

这班人财自何来,历史上没有详明的记载。

论其大略,总不免向农人头上剥削,只要看《晋书》的列传上,叙述他们的产业,总说田园水碓甚多,就可知道了。

田是种谷物的,可以收取租米,史书上记载也颇多。

园是种果树、开池养鱼等等的,《晋书·王戎传》说:他家有好李,要把它卖出去,又怕人家得其种,都先钻其核而后卖之,大约就是园中的出产。

水碓则是舂米的,当时使用颇广。

晋惠帝时京城被一个叛将围起来,这叛将把城外的水决去,城中的水碓,都因无水不能动,乃将十三岁以上的男子总动员,来舂米给兵吃,就可见对水碓相需之殷。

他们拥有广大的田园,水碓多数又为他们所有,豪门资本就侵入了工商界了。

诚如Frank Rounds Ir所说(见《现实周报》第一期外论),中国人民的忍耐性和农村经济的坚韧性,是极大的。

然而其忍耐和坚韧,也总有一个限度的,古来有多少好战之徒,都失败在这个限度的误认上。

当洛阳沦陷之后,索琳、麹允还翼戴愍帝,在长安建立了一个政权。

不几年又覆败了。

于是元帝只得退却到江东,成为偏安之局。

当时有一个刘琨,在并州,即今日的太原地方,还艰苦支持了好几年,也终于灭亡了。

刘琨和索琳、麹允,都是很忠勇的,为什么都不能成功呢?那就由于农村经济的坚韧性,此时已变成脆弱,而人民也再不能忍耐了。

试看《晋书》上叙述当时长安的情形,是“户不满百,荆蒿成林”,而刘琨初到并州时所上的表,则说现在晋东南境,一路都是白骨遍地,太原则四山都是羌胡,不能出城樵采,本地既无出产,粜买的通路,又极艰苦,便可知其致败之由。

五胡中最成功的是鲜卑,鲜卑之所以能成功,是由于慕容氏所根据的,是今热河、辽宁之地,拓跋氏所根据的,是今察哈尔、绥远之地,倒是比较安静富庶的。

慕容氏既入中原,辽东之地,为高句丽所据,辽西亦受侵扰,拓跋氏末年,六镇大乱,其固有的根据地失掉,鲜卑也就完了。

这岂非百代的殷鉴?

[1] 《》,原刊《现实新闻》双周刊第十一期,原副标题为:从汽油的限制到五胡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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