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过，在己任臣矣，又必反与其所不任者备之，此其说必与其所任者为仇，而主反制于其所不任者。
今所与备人者，且曩之所备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无道得小人之信矣。
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一爱一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一党一而相非。
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
人臣者，非名誉请谒无以进取，非背法专制无以为威，非假于忠信无以不禁，三者，愍主坏法之资也。
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
人主有诱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
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资，以事诬主。
主诱而不察，因而多之，则是臣反以事制主也。
如是者谓之诱，诱于事者困于患。
共进言少，其退费多，虽有功，其进言不信。
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赏，则群臣莫敢饰言以愍主。
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复于后，复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谓之任下。
人臣为主设事而恐其非也，则先出说设言曰：“议是事者，妒事者也。”
人主藏是言，不更听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议事。
二势者用，则忠臣不听而誉臣独任。
如是者谓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
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
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
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
则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则皆有责也。
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
知此者，任理去欲。
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
惑主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
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
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
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
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
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
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武不王矣。
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
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
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一奸一之行也。
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
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必立其治。
说在商君之内外而铁殳，重盾而豫戒也。
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
是以愚戆窳堕之民，苦小费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谤而振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
狎习于乱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
译文：
君主的过失，在于已经任用臣子了，却又总是颠倒回来，和未被任用的人一起去防备他，这样一来，未被任用的人的意见一定和已被任用的人的意见作对，君主反而受制于他所不用的人。
现在偕同君主防备他的人，也就是君主过去所要防备的人。
君主不能彰明法令来控制大臣的威势，就无从得到平民百姓的信任了。
君主放弃法纪而用臣子去防备臣子，彼此喜欢的人就会紧密勾结而相互吹捧，彼此憎恨的人就会拉帮结伙而相互诽谤。
诽谤和吹捧交相争斗，君主就迷惑昏乱了。
做臣子的，不吹捧请托就不能得到更高的官位爵禄，不违法专权就不能建立自己的威势，不假借忠信之名就不能逃脱法禁；这三项，是惑乱君主、败坏法纪的手段。
君主要使臣下虽有智慧和才能，也不得违法专权，虽有贤能的行为，也不能在立功之前得到赏赐，虽有忠信的品德，也不能放弃法纪而不加约束；这就叫彰明法度。
君主有被事情诱一惑的，有被言论蒙蔽的，这二者是不可不注意的。
臣子中把事情说得很轻易的人，要求的代价少，用事情来欺骗君主。
君主受到诱一惑而不加考察，因而夸奖他，臣下就反过来用事情控制了君主。
像这样的情况就叫做诱一惑，被事情所诱一惑的就会被祸患所困窘。
臣下对君玉说，办事需要的代价很少，下去办事时花的代价却很多，即使办成了，他讲的话仍属不诚实。
不诚实的人有罪，事情即使办成了也不给赏赐，群臣就不敢用花言巧语来蒙蔽君主了。
做君主的原则是，如果臣下先前讲的话和后来办的事不一致，或者后来讲的话和先前办的事不符合，事情即使办成了也一定要使他受到应得的惩罚，这就叫做使用臣下的方法。
臣下为君主筹划事情而恐怕别人非议，就预先放风说：议论这件事的人，就是嫉妒这件事的人。
君主信了这种话，不再听取群臣的意见；群臣害怕这种话，不敢再议论。
这两种局面起了作用，君主对忠臣的话就不会听取而专门任用那些徒有虚名的臣子。
像这样的情形，就叫做被言论所蒙蔽，被言论所蒙蔽了，也就受制于臣下了。
做君主的原则是，应使臣下一定负起说话的责任，又要负起不说的责任。
说话无头无尾、辩词无从验证的，这就是说话的责任；用不说话来逃避责任，保持重要权位的，这就是不说的责任。
君主对说话的臣子，一定要显露出来龙去脉，从而责求他的实效；对不说话的臣子，必须问他赞成还是反对，从而明确他的责任。
那么臣子就不敢乱说，又不敢不说了，说话和沉默就都有了责任。
君主想做某件事，没有掌握全部情况，就把自己的想法表露出来，这样做的话，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一定会受害。
懂得这些，就会顺应客观事理，去掉主观欲一望。
做事有个原则，就是算来利益多、代价少的，就可以做。
昏君不这样，只算得利，不算代价，代价即使成倍地超过利益，也不知它的危害，这就是名义上得到而实际上失去。
像这样就是功劳小而危害大了。
大凡功劳，它的利益多，它的代价少，这才可以叫做功劳；现在耗费大的无罪，而收效小的有功，臣子就会以大的耗费去取得小的收效，小的收效即使取得了，而君主仍是遭受了损害。
不懂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不要变改古法，不要更改常规。”
变与不变，圣人不管，只管正确地治理。
既然如此；那么古法变不变，常规改不改，只在于它们可行还是不可行。
伊尹不变改殷法，姜太公不变改周法，商汤、武王就不能称王了。
管仲不更改齐法，郭偃不改革晋法，桓公、文公就不能称霸了。
凡是难以改变古法的人，是害怕改变民众的习惯。
不改变古法，是重蹈乱国的复辙；迎一合民心，是放纵一奸一邪的行为。
百姓愚蠢而不懂什么叫乱，君主懦弱而不能进行改革，这是治理国家的过失。
做君主的，英明足以知道如何治国，严厉是为坚决实行，所以即使违背民心，也一定要确立治国之法。
例如商鞅内处或外出，都用铁受和层层盾牌预先作戒备。
所以郭倡开始治国时，晋文公带有卫兵；管仲开始治国时，齐桓公跟有战车，这些都是防备百姓的措施。
所以愚蠢鲁莽而闲散懒惰的人，总是斤斤计较个人损失而忘却国家利益。
(最后几句史实不详，多不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