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
第三十一章 郑成功收复台湾
第一节郑成功决策复台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
在长达千年以上的历史中，大一陆断断续续派出的官员、军队以及出海的商人、渔民同岛上的高山族同胞有过接触，福建沿海的居民移居澎湖、台湾的数量也逐渐增多。
元朝和明朝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派驻军队，负责澎、台防务。
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荷兰殖民者一度占据澎湖，被明朝都司沈有容领兵驱走。
1622年（天启二年）七月十一日，荷兰殖民者再次占领澎湖，在主岛上建立堡垒作为侵华基地。
他们从这里派遣船只一騷一扰台湾沿岸，劫掠大一陆濒海地区，烧毁中国村庄和船只，把俘虏的中国百姓贩卖到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去充当奴隶。
荷兰殖民者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中国当局和百姓的极大愤慨，1623年（天启三年）明福建巡抚南居益亲自视察海域，派副总兵俞咨皋等人带领军队先后在铜山（今福建东山）、厦门海面击败来犯的荷兰海盗船，活捉而论那、高文律等七十名。
次年（1624），南居益驻于金门岛，派出三千名将士渡海直捣荷兰殖民者在澎湖擅自建立的堡垒。
经过八个月的围攻，荷军“食尽计穷，始悔过乞降，拆城夜遁”①，“彭湖信地，仍归版图”②。
由于明帝国国势衰微，在取得厦门海战和收复澎湖的胜利以后，没有断然阻止荷兰人在台湾建立据点。
荷兰东印度公司利用这一时机在现在的台南市海滨一个沙洲（当时把这个四面环水的小沙洲称为大员）上建立要塞，命名为热兰遮堡（Zeelandia Fort），从此开始对附近居民实行殖民统治。
从现有材料来看，1624年中国福建当局奉朝廷之命收复澎湖是因为这里设置了管理台、澎军政事务的衙门，“先朝设有两营兵马，堤防甚备”③；而允许荷兰人到更远一点的台湾去也仅限于在那里同中国商人做生意，即如疏稿中所说：“况夷求市为名，或天恩之所可宥；及夷据彭以请，则国法之所难容。”
④荷兰殖民者在澎湖投降后移往台湾大员时，“发现有些中国人定居在这里经营商业”⑤，可见，这里早已是中国领土。
然而，他们却莫名其妙地把事情说成是台湾土地“属于中国皇帝。
中国皇帝将土地赐予东印度公司，作为我们从澎湖撤退的条件”①。
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即以荷方引证的天启四年（1624）八月二十日厦门地方长官何某（可能是泉州府海防同知何舜龄）②给荷方头目宋克（Maarten Sonk，后来被委为所谓第一任荷兰的台湾长官）的复信而言，措辞是：“本函作为阁下要求事项之答复。
据报你们已放弃澎湖城砦，该地已恢复原貌，足见你们已忠实执行协定。
因此我们深信你们的友好诚意。
现在总督大人已获悉荷兰人远道而来，要求在赤道以南的巴达维亚（Bata一via）及我方的福摩萨岛（Formosa）之间与我方贸易。
因此，我们决定前往福州报告巡抚及衙门，以便以友好关系与你们相处。
现在通商之事既已对阁下有了充分保证，你方船队司令可前往巴达维亚向你方长官报告一切。”
③这里，台湾被称为福摩萨岛不符合中国习惯，但“我方的福摩萨岛”却是明确无误的。
明政一府收复澎湖之后，福建沿海恢复了平静。
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具有海盗一性一质的郑芝龙（原名郑一官，在西方文献中即称他为“一官”）集一团一的势力逐渐扩展，他们是一股主要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商人，但是为了取得粮食、淡水和其他物资常常对福建沿海地区进行掠夺。
1628年（崇祯元年）郑芝龙接受明政一府的招抚，他利用官方身分扫除其他“海贼”，既可以向朝廷报功，又增强了自己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地位。
史料表明，他同荷兰殖民者在利益上有勾结，也有矛盾。
1633年（崇祯六年）在明朝福建当局的坚持下，郑芝龙不得不配合其他明军在福建近海挫败了荷兰殖民者为主的海盗武装，但未暇顾及台湾、澎湖。
当时，台湾人口稀少，而大一陆战乱频繁，福建居民大批迁入台湾垦荒或经商，同荷兰殖民当局的私人贸易也有很大增长。
在本书叙述的年代里，荷兰殖民者是侵华的急先锋。
他们在巴达维亚建立东印度公司，作为“经营”东南亚的总部。
企图把先来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赶走，垄断整个东南亚。
郑成功以厦门、金门、南澳一带为基地建立强大的抗清武装之后，荷兰殖民者密切注视着明、清双方战事的发展。
他们既担心郑成功的军队收复台湾、澎湖；又得寸进尺，凭借武力把西班牙人从台湾北部的鸡笼（今基隆）、淡水逐走，还计划从葡萄牙殖民者手中夺取澳门，然后进攻金门、厦门、南澳、烈屿，“这样，既增加了公司的利益，也会使国姓爷（郑成功）陷于衰亡，而且，还可以博得鞑靼人（指清朝）的好感和在中国境内贸易的自一由，甚至还可以获得其对外贸易的特权。
从此，公司不仅将得到进入中国的根据地，而且还可以防止敌人通过台湾海峡”①。
荷兰殖民者对台湾的中国人实行野蛮的掠夺和严酷的统治。
1625年一月二十日，他们在台湾本岛上向本地居民“以友好方式”买进了“公司所需要的大片土地”，即后来建立普罗文查城堡及其附近地区的赤嵌，所付的代价是十五匹粗棉布①。
1651年五月十日，东印度公司决定向台湾的中国人征收人头税，每年达二十万荷盾②，尽避他们也知道“如果说有什么人有权征收税款的话，那无疑应该是中国人”③。
这一类的倒行逆施使“岛上中国居民认为受公司压迫过甚，渴望自一由”④。
1652年九月，赤嵌地区的一个村长郭怀一发动反荷起义，附近中国百姓群起响应，参加者多达一万六千人，他们只有很少一些火槍，绝大多数手持梭标、木棍、竹杆，凭借一腔热血同殖民者展开拚死的搏斗。
荷兰的台湾长官尼古拉斯·费尔堡派出军队血腥地镇压了这次起义，郭怀一和部下一千八百人遇难，在这以后的半个月里被杀、被俘的中国人在九千人以上①。
荷兰殖民者认为郭怀一起义是郑成功策动的，无论这种说法有没有根据，参加起义的人数之多证明了台湾的中国人不能忍受荷兰人的殖民统治，他们为光复故土而英勇献身的一精一神后来为郑成功发扬光大。
郭怀一起义被镇压后，荷兰殖民刍局在1653年在同大员（热兰遮）一水相望的台湾本岛赤嵌地方修建了另一座较小的城堡，命名为普罗文查（即现在的台南市安平镇赤嵌楼故址），配备火炮二门，常驻士兵十七名，借以加强对台湾本岛上据点的统治，防范当地中国百姓再次反抗。
尽避郑成功将率军收复台湾的流言在荷兰殖民者当中传播了很久，我们也不清楚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何时出现。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郑成功真正酝酿复台是在1658年大举进攻南京遭到失败之后。
退回金门、厦门海域时，郑成功仍然拥有一支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特别是水上舰只损失并不多。
凭借海上优势，他击败了达素带领来攻的清军。
但是，就全国而言，明、清双方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形势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西南永历朝廷一蹶不振，郑军有效控制的沿海岛屿无法支持一支庞大军队的后勤供一应。
为了继续同清廷抗衡，郑成功很自然地把注意的焦点转向了台湾。
正如沈光文所说：“金门寸土，不足养兵；厦门丸城，奚堪生聚？”
①
各种史籍大抵都提到了何斌（何廷斌、何斌官）其人。
这人在大员（热兰遮）任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评议会的通事长达十几年，深悉当地情形。
1657年当郑成功禁止中国帆船驶往台湾时，他曾奉荷兰长官和评议会之命来到厦门，向郑成功讯问禁航原因。
郑成功回答道：“欲在台征收关税。”
同年八月，何斌回台报告后，荷兰长官揆一让他再次赴厦门转达：“关税如不涉及公司，或不至损害本公司利益，对国姓爷自向中国人课税并无异议。”
郑成功对此表示满意，双方贸易重新开放②。
1659年，何斌被控告勾结郑氏集一团一，私自征税，被剥夺一切职务，并处以苛重的罚款。
他负债累累，难以存身，逃至厦门投向郑成功，建议出兵收复台湾。
据说，何斌逃离台湾之前曾经暗中派人测量了进入大员湾的鹿耳门水道，到达厦门以后向郑成功献上了一份秘密地图，标明船舰如何航行才能绕过荷兰炮台在鹿耳门登陆。
何斌自告奋勇充当向导，无疑对郑成功率兵复台提一供了有利条件。
但是，某些史著过分夸张了何斌的作用，似乎没有他出谋划策，郑成功就下不了决心，复台之举也许不会发生。
这是由于不了解郑氏集一团一同台湾的密切关系而产生的一种误解。
从郑芝龙开始，郑氏集一团一就在台湾建立了包括贸易在内的多种联系，其中一种说法是郑芝龙曾经组织了大量移民赴台垦荒。
郑成功起兵后，他管辖下的商船经常往来于台湾海峡，他手下的户官郑泰还在台湾置有产业。
被认为是荷兰末任台湾长官揆一的著作中说得很清楚：“其实许多中国居民对公司的情况同何斌一样熟悉”；“国姓爷已经雇到三百名非常熟悉福摩萨海岸的领航员”①。
揆一固然有为自己辩护的意思，但大量商船经常往来于双方之间证明他说的是事实。
真正促使郑成功下决心收复台湾的因素只有两个，一是他需要一块足以解决几十万兵员的粮饷物资供一应的后方基地；二是他根据各种渠道（包括何斌提一供的情况）获悉荷方在台湾的兵力部署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战则必胜。
箭已经搭在弦上，正如俗语所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郑成功翘首以待，一旦适宜的季节风来临，他的舰队就将破一浪一前进，向预定的目标驶去。
① 《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第六二九页《兵部题彭湖捷功残稿》。
② 同上，第六二五页《彭湖平夷功次残稿》。
③ 《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第六二九页。
④ 《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第六二四页。
⑤ 甘为霖《荷兰人侵占下的台湾》，引自福建人民出版社《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九十三页。
① 福建人民出版社《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九十五页。
② 上引《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九十四页。
按，写复信官员原文为“Totokof Amoy”“Foa”，《史料选编》译作“厦门都督”“何”。
“Totokof Amoy”可能是“Totok of Amoy”的误排。
都督是明朝高级武官职衔，在明朝北京覆亡以前厦门地区不可能有都督。
当时泉州府海防同知为何舜龄，上引兵部题“彭湖捷功”残本中说：“何舜龄当夷甫退，善后之图，轻七尺如鸿一毛一，驾一叶于鲛室，周旋咨度，为人所难。
尤宜特与优叙，以示激劝者也。”
可证何舜龄不仅负责处理荷军撤出澎湖的善后事宜，而且曾亲自乘船到荷兰军中谈判。
他的身份和经历最切合这封信的作者。
③ 上引《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九十四页。
按，写复信官员原文为“Totokof Amoy”“Foa”，《史料选编》译作“厦门都督”“何”。
“Totokof Amoy”可能是“Totok of Amoy”的误排。
都督是明朝高级武官职衔，在明朝北京覆亡以前厦门地区不可能有都督。
当时泉州府海防同知为何舜龄，上引兵部题“彭湖捷功”残本中说：“何舜龄当夷甫退，善后之图，轻七尺如鸿一毛一，驾一叶于鲛室，周旋咨度，为人所难。
尤宜特与优叙，以示激劝者也。”
可证何舜龄不仅负责处理荷军撤出澎湖的善后事宜，而且曾亲自乘船到荷兰军中谈判。
他的身份和经历最切合这封信的作者。
① 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二三七——二三八页。
① 甘为霖《荷兰人侵占下的台湾》，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九十六页。
② 同上书，第一一六页。
③ 同上书，第九十六页。
④ 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一二四页。
① 连横《台湾通史》卷一《开辟记》云：永历“十一年，甲螺郭怀一集同志，欲逐荷人，事泄被戮。
怀一在台开垦，家富尚义，多结纳，因愤荷人之虐，思歼灭之。
九月朔，集其一党一，醉以酒，激之曰：‘诸君为红一毛一所虐，不久皆相率而死。
然死等耳，计不如一战。
战而胜，台湾我有也，否则亦一死。
惟诸君图之！’众皆愤激欲动。
初七夜伏兵于外，放火焚市街。
居民大扰，屠荷人，乘势迫城。
城兵少，不足守，急报热兰遮，荷将富尔马率兵一百二十名来援，击退之。
又集归附土番，合兵进击，大战于大湖。
郭军又败，死者约四千。
是役华人诛夷者千数百人。”
按，连横所记多可参考。
但郭怀一起义在公元1652年，连氏记于永历十一年（1657），系时有误。
① 沈光文《台湾赋》，出处见前引。
② 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二四○页。
按何斌代郑氏集一团一在台湾征税事荷方记载有不同说法。
杨英《先王实录》记：1657年“六月，藩驾驻思明州。
台湾红夷酋长揆一遣通事何廷斌至思明启藩，年愿纳贡，和港通商，并陈外国宝物。
许之。
因先年我洋船到彼，红夷每多留难，本藩遂刻示传令各港澳并东西夷国州府，不准到台湾通商。
由是禁绝两年，船只不通，货物涌贵，夷多病疫。
至是令廷斌求通，年输银五千两、箭柸十万枝、硫磺千担，遂许通商。”
和荷方记载可互相印证补充。
① 《被忽视的福摩萨》，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一二七页、第一三四页。
第二节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郑成功为人志大才雄，遇事独断于心，具有极其坚毅的一性一格。
在决策收复台湾问题上又一次显示了他的这种一性一格特征。
在进攻南京战役失败以后，郑成功把目光转向了台湾。
1659年（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十二月，“议遣前提督黄廷、户官郑泰督率援剿前镇（戴捷）、仁武镇（康邦彦）往平台湾，安顿将领官兵家眷”①。
次年正月，达素统领清军入闽，郑成功为集中兵力迎战，不得不暂时推迟这次军事行动。
击败达素调集的各路清军之后，郑成功加紧了复台的准备工作。
1660年冬，他派出大批军队到广东潮州沿海地区筹集粮食。
次年正月，他在厦门传令大修船只，听令出征。
召集诸将举行秘密会议，训话道：“天未厌乱，闰位犹在，使我南都之势，顿成瓦解之形。
去年虽胜达虏（指达素军）一阵，伪朝（指清朝）未必遽肯悔战，则我之南北征驰，眷属未免劳顿。
前年何廷斌所进台湾一图，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
造船制器，吾民鳞集，所优为者。
近为红夷占据，城中夷伙不上千人，攻之可垂手得者。
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
②这是郑成功正式提出收复台湾为根本的战略计划。
参加会议的多数将领对于收取台湾安顿家眷心存疑虑，一个个面有难色。
宣毅后镇吴豪说自己曾经几次到过台湾，那里荷兰人的“炮台利害，水路险恶”，“风水不可，水土多病”，不赞成出兵台湾。
大将黄廷说：“台湾地方闻甚广阔，实未曾到，不知情形。
如吴豪所陈红一毛一炮火，果有其名，况船大又无别路可达，若必由炮台前而进，此所谓以兵与敌也。”
建威伯马信发言道：“藩主所虑者，诸岛难以久拒清朝，欲先固其根本，而后壮其枝叶，此乃终始万全至计。
信，北人也，委实不知。
但以人事而论，蜀有高山峻岭，尚可攀藤而上，卷毡而下；吴有铁缆横江，尚可用火烧断。
红一毛一虽桀黠，布置周密，岂无别计可破？今乘将士闲暇，不如统一旅前往探路，倘可进取，则并力而攻；如果利害，再作商量，亦未为晚。
此信之管见也。”
郑成功听后赞扬道：“此乃因时制宜，见机而动之论。”
吴豪再次发言反对，各将领“议论不一”。
参军陈永华发言：“凡事必先尽之人，而后听之天。
宣毅后镇所言，是身经其地，细陈利害，乃守经之见，亦一爱一主也，未可为不是。
如建威之论，大兴舟师前去，审势度时，乘虚觑便，此乃行权将略也。
试行之以尽人力，悉在藩主裁之。”
接着，协理五军戎政杨朝栋发言支持郑成功，认为恢台之举可行。
郑成功非常高兴，称赞“朝栋之言，可破千古疑惑”，当即拍板决定兴师复台①。
这次军事会议的显著特点是：郑成功部下将领和兵员多是经济比较发达的福建沿海州县人，而当时台湾尚处于初期开发阶段，吴豪的意见自然有一定的代表一性一。
马信是北方来归将领，陈永华是文官，他们虽支持复台，不足以扭转会议倾向。
杨朝栋是郑鸿逵旧将，他表态之后，郑成功立即抓住时机，断然作出决策，体现了他的领导艺术。
兴师驱荷，是中国近三百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对台湾这块自古以来中国的领土的发展前途影响至为深远，出兵前这次军事会议在史册上是重要的一页，多数闽籍将领的留恋乡土，胸无远志，正好衬托了郑成功的目光远大。
郑成功的复台计划，经过周密的准备。
除了修理战船、备办粮饷、器械以外，他在军事上的部署值得特别注意。
郑成功的基本意图是取台湾为复明基地，而不是撤往该地。
所以，他必须考虑既能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回台湾，又不能失去厦门、金门、南澳一带近海岛屿。
因此，他决定亲自统率主力出征台湾，这支主力又分为首批和二批；在金门、厦门、南澳一带留下了相当兵力：命忠勇侯陈霸防守南澳，警惕清广东军阀苏利、许龙乘虚而入；派郭义、蔡禄二镇前往铜山（今东山）会同原镇该地的忠匡伯张进守御该岛，必要时策应守南澳的陈霸部；留户官郑泰（成功宗兄）和参军蔡协吉守金门；洪天祐、杨富、杨来嘉、何义、陈辉守南日、围头、湄州一带，连接金门，以防北面来犯之敌；由世子郑经守厦门，辅以洪旭、黄廷、王秀奇、林习山、杜辉、林顺、萧泗、郑擎柱、邓会、薛联桂、陈永华、叶亨、柯平，与洪旭之子洪磊、冯澄世之子冯锡范、陈永华之侄陈绳武三人调度各岛防守事宜。
跟随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将领和官员有马信、周全斌、萧拱宸、陈蟒、黄昭、林明、张志、朱尧、罗蕴章、陈泽、杨祥、薛进思、陈瑞、戴捷、黄昌、刘国轩、洪暄、陈广、林福、张在、何祐、吴豪、蔡鸣雷、杨英、谢贤、李胤、李袭。
1661年（顺治十八年）誓师，参加誓师礼的有原兵部尚书唐显悦、兵部侍郎王忠孝、浙江巡抚卢若腾、吏科给事中辜朝荐、右副都御史沈佺期等，此外还有明宁靖王朱术桂、鲁王世子朱桓、泸溪王、巴东王和留守文官武将。
从参加饯行宴会的人来看，基本上包括了当时在金、厦地区的全部明朝头面人物，也许其中一些人并不赞成郑军主力开赴台湾，公开反对的是兵部侍郎张煌言。
张煌言认为台湾距大一陆较远，郑成功以主力复台即便如愿以偿，却离抗清前线远了，这同他的急切兴复明朝的主张是相左的。
张煌言在《上延平王书》中毫不客气地说：
窃闻举大事者，先在人和；立大业者，尤在地利。
……即如殿下东都（指台南，一本作东宁，误。
郑成功改赤嵌为东都，至郑经时改东都为东宁）之役，岂诚谓外岛足以创业开基，不过欲安插文武将吏家室，使无内顾之忧，庶得专意恢剿。
但自古未闻以辎重眷属置之外夷，而后经营中原者。
所以识者危之。
……故当兴师之始，兵情将意，先多疑畏。
兹历暑徂寒，弹丸之域，攻围未下（可见煌言此书写于荷兰台湾殖民者投降前夕）。
是无他，人和乖而地利失宜也。
语云：与众同欲者罔不兴，与众异欲者罔不败。
诚哉是言也。
是虏酋短折，孤雏新立（指清帝福临病死，玄烨幼年继位），所云主少国疑者，此其时矣。
满一党一分权，离衅叠告，所云将骄兵懦者，又其时矣。
且灾异非常，征科繁急，所云天怒人怨者，又其时矣。
兼之虏势已居强一弩一之末，畏海如虎，不得已而迁徙沿海，为坚壁清野之计，致万姓弃田园，焚庐舍，宵啼露处，蠢蠢思动，望王师何异饥一渴。
我若稍为激发，此并起亡秦之候也。
惜乎殿下东征，各汛守兵，力绵难持，然且东避西移，不从伪令，则民情亦大可见矣。
殿下诚能因将士之思归，乘士民之思乱，回旗北指，百万雄师可得，百十名城可下矣。
又何必与红夷较雌雄于海外哉！况大明之倚重殿下者，以殿下之能雪耻复仇也。
区区台湾，何预于神州赤县，而暴师半载，使壮士涂肝脑于火轮，宿将碎肢一体于沙迹，生既非智，死亦非忠，亦大可惜矣。
况普天之下，止思明州（厦门）一块干净土，四海所属望，万代所瞻仰者，何啻桐江一丝，系汉九鼎。
故虏之虎视，匪朝伊夕，而今守御单弱，兼闻红夷搆虏乞师，万一乘虚窥伺，胜败未可知也。
夫思明者，根柢也；台湾者，枝叶也。
无思明，是无根柢矣，安能有枝叶乎？此时进退失据，噬脐何及。
古人云：宁进一寸死，毋退一尺生。
使殿下奄有台湾，亦不免为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别图所以进步哉！昔年长江之役，虽败犹荣，已足流芳百世，若卷土重来，岂直汾一陽一、临淮不足专美，即钱镠、窦融亦不足并驾矣。
倘寻徐福之行踪，思卢敖之故迹，纵偷安一时，必贻讥千古。
即观史载陈宜中、张世杰两人褒贬，可为明鉴。
九仞一篑，殿下宁不自一爱一乎？夫虬髯一剧，祗是传奇滥说，岂真有扶余王乎？若箕子之居朝鲜，又非可以语今日也。
某倡义破家以来，恨才力谫薄，不能灭胡恢明，所仗殿下发愤为雄，俾日月幽而复明，山河毁而复完。
某得全发归故里，于愿足矣。
乃殿下挟有为之资，值可为之势，而所为若是，则其将何所依倚。
故不敢缄口结舌，坐观胜败。
然词多激切，触冒威严，罔知忌讳，罪实难逭矣。
惟愿殿下俯垂鉴纳，有利于国，某虽死亦无所恨。
谨启。
①
很明显，张煌言对郑成功的决策复台是不赞成的，信中处处流露出对郑成功的失望，认为复台的目的是脱离抗清前线，仅从郑氏一家私利考虑取远离大一陆的台湾为安身立命之所，是无意复明的表现。
这表明张煌言和郑成功两人的着眼点有很大的差异。
张煌言是在儒家学说熏陶下成长的仁人志士，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精一神，缺点是眼界狭窄。
他在信中说的清顺治帝去世，主少国疑，实行迁海政策等给复明势力提一供了有利时机，虽有一定道理；但从全局来看，清廷已经比较牢固的稳定了在大一陆的统治，张煌言的立论未免过于乐观。
相形之下，郑成功比他现实得多。
郑氏家族本是海上起家的，这种家族历史背景使他视野开阔，台湾、澎湖沃野数千里当然包括在赤县神州之内，为解决数十万兵员和其他人士的粮食、物资供一应，光靠金门、厦门、南澳等弹丸之地是绝对支持不下去的。
清廷实行沿海迁界政策，郑成功了解的情况决不亚于张煌言。
这一政策并不意味着清朝把沿海约三十里的广袤土地让给郑军，任其屯田扼守；而是一种短视的封锁政策，旨在切断郑军从内地取得物资的通道。
如果郑军登陆，清政一府将凭借陆战的优势驱逐其下海。
郑成功正是有见及此，不顾张煌言和部下多数将领的反对，毅然决定进军复台。
何况，张煌言写这封信时正是荷兰殖民当局即将投降之时，如果郑成功采纳了他的意见，就将功亏一篑，台湾的历史走向很可能完全不同，郑氏集一团一的抗清事业也必然更早失败。
这再一次证明分析各种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是非常复杂的，即便像张煌言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也不免在个别重大问题上作出错误的判断。
1661年（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三日中午，郑成功率领首批军队乘船出料罗湾，次日过午到达澎湖。
初六日，他亲祭海岳，巡视附近岛屿，对随行诸将说：“台湾若得，则此为门户保障。”
①随即留下陈广、杨祖、林福、张在四将带兵镇守澎湖。
初七日，下令曰：“本藩矢志恢复，念切中兴。
前者出师北讨，恨尺土之未得，既而舳舻南还，恐孤岛之难居，故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区，暂寄军旅，养晦待时。
非为贪恋海外，苟延安乐。
自当竭诚祷告皇天，并达列祖，假我潮水，行我舟师。
尔从征诸提、镇、营将，勿以红一毛一火炮为疑畏，当遥观本藩鹢首所向，衔尾而进。”
②第二天，郑成功在自己的座船上竖一起帅旗，发炮三声，金鼓震天，直航台湾。
未刻，已抵鹿耳门。
成功命何斌坐于斗头引导船队绕过荷兰炮台，强行登陆。
在岛上几千名中国人的协助下，不到两个小时已有数千名战士踏上了台湾的土地。
大批战舰和船只也驶抵热兰遮和普罗文查（即赤嵌城）之间的海湾。
当时，荷兰在台湾的兵力只有一千多名，长官揆一和评议会率八百多名驻于沙洲上建立的热兰遮城堡，海面有以赫克托号为主的四条战舰，在隔湾（当时称大员湾）相对的台湾本岛上的普罗文查堡有四百名兵员防守。
此外，在鸡笼（今基隆）、淡水有微不足道的一点兵力，后来都集中到热兰遮。
郑军顺利登陆后，骄横的荷兰殖民者企图在海上和陆地同时发起进攻，一举击败立脚未稳的郑军。
他们以最大的赫克托号带领三艘战舰凭借火炮等装备的优势首先向郑军舰船开炮。
郑军派出了各装两门火炮的六十艘舰船迎战。
战况非常激烈，发射炮弹的硝烟弥漫，以致在稍远的地方无法辨认双方船只。
中国的战舰在制造和装备的火炮上虽稍逊于敌舰，但他们英勇奋战，利用自己在数量上的优势四面围攻荷舰。
突然，中国战舰的大炮射中了赫克托号的弹药仓，引起强烈爆炸，赫克托号连同所载士卒葬身海底。
另一艘荷舰斯·格拉弗兰号也被郑军一火船引燃，仓皇逃离。
海战以荷方惨败告终。
陆上的战斗情况也差不多。
荷方派贝德尔上尉（中方文献写作拔鬼仔）率领二百四十名一精一兵出击。
贝德尔对中国军队怀有西方殖民者特有的偏见，他认为中国人都是胆小如鼠，“只要放一阵排槍，打中其中几个人，他们便会吓得四散逃跑，全部瓦解”，“据荷兰人估计，二十五个中国人合在一起还抵不上一个荷兰兵。
他们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是这样看法：不分农民和士兵，只要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不是胆小而不耐久一战的，这已经成为我方战士不可推翻的结论。
……他们认为，国姓爷士兵只不过同可怜的鞑靼人（指清军）交过锋，还没有同荷兰人较量过；一旦和荷兰人交战，他们便会被打得落花流水，把笑脸变成哭脸”①。
战斗在郑军登陆的一个名为水线尾的沙洲上展开。
郑成功派黄昭带领五百名铳手携连环熕二百门在正面列阵阻击，杨祥率藤牌手五百名绕到敌之左翼侧攻，肖振宸率领二十艘大船摇旗呐喊，作进攻热兰遮状。
贝德尔的军队同黄昭部接战时，以十二人为一排，连放三排槍，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郑军并没有一听槍声就失魂落魄地四散奔窜，而是沉着应战，像一座铁壁一样阻挡着荷军前进；杨祥部从旁夹击，“箭如骤雨”，这些自命不凡的荷兰官兵的“勇气”“完全为恐惧所代替，许多人甚至还没向敌人开火便把槍丢掉了。
他们抱头鼠窜，落荒而逃”。
郑军乘势全线出击，“直到上尉及其部下一百十八人全部战死”，剩下八十名见机行一事的士兵涉过水深及颈的海面逃到船上返回热兰遮向他们的长官报告这场出击的经过②。
郑军在海上、陆上初战告捷，荷兰人已失去了出击的信心，躲在城堡里等待救兵。
郑军“切断了海陆交通，包围了普罗文查要塞，切断了它同热兰遮的联络，使各自陷于孤立。
他们也完全控制了乡村，禁止福摩萨人同被包围的军民有任何接触，使他们不能帮助遭到攻击的荷兰人（按，此处福摩萨人指高山族同胞，但是高山族百姓决不会支持以掠夺为目的的荷兰殖民者）。
上述行动由于得到中国居民中二万五千名壮丁的帮助，在三四小时内就完成了。
那些惊慌绝望的福摩萨人也被迫向敌人屈服，同所有中国居民一样，被利用来危害我方”①。
完成对荷兰两座城堡的包围之后，郑成功决定先攻台湾本岛上的普罗文查堡（赤嵌城）。
初十月，他命令士卒每人持草一束，堆置城下，派通事向荷军守将描难实叮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再不投降就点火焚城。
描难实叮向热兰遮求救无援，被迫投降。
《被忽视的福摩萨》记载，五月四日，“司令官献出了普罗文查要塞以及一切军用物资，他本人及所有士兵都成了战俘”②。
这样，荷兰殖民者在整个台湾地区的据点只剩下近海沙洲上孤零零的一座热兰通城堡。
即如荷方记载，“大员（热兰遮城所在沙洲）只是一块荒漠的沙洲，寸草不生，四面环海，不能跨出一步。
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人力或其他方法打击敌人。
惟一的希望是守住热兰遮城堡，等待从巴达维亚得到有力的援助”③。
郑成功军在台湾基本站稳脚根后，于三月下旬（公历五月一日）致信荷兰殖民当局，要求热兰遮投降，荷兰人可以携带全部财物乘船离开台湾。
信的全文如下：
大明招封大将军国姓致书于大员长官费烈德瑞克·揆一阁下：澎湖地近漳州诸岛，乃该州所属之地。
大员紧依澎湖，故此地亦必归中国同一政一府之管辖；事实证明隔海两边地区之居民皆系中国人，其处田产自古以来即为彼等所有并垦殖。
先时，荷兰船只前来要求通商，其人于此处并无尺寸之地，余父一官出于友善指出该地，仅允借给。
余父之时及后来余本人均试图一本友好之念与该公司相处，为此目的余等每遇荷兰人犯即行释放，遣之回乡，遐方诸国尤以贵公司当已洞悉，贵公司定能历述余之深恩厚意。
阁下居于此地已历多年，亦必尽知此情，而余之英名阁下谅必早铭于心。
现今余已亲统大军临于此地，意在不仅利用此地区，并将建立容纳众多人口之城池。
你应该知道，继续占领他人之土地（此地属于余等之祖先，现传授于余）是不正当的。
阁下与诸议员（若足够明智）定当明于此义，因此，如果你即来谒见余，并通过友好之谈判将城堡转交予我，那么，我将不仅对你加官进爵，赦免你等及妇孺之生命，并将允许你们保有原有财物，如果你们愿意还可以在余统治下仍居于此地。
但是，如果与此相反，你们不听余言，故持异议，敌视于我，当深思任何人将不获生存，全遭屠戮；假如你们企图暗中离开尔等之城堡，逃入船中，开往巴达维亚，尔国严格之法律有禁于此，亦将处以死刑；在此情况下尔等亦无生路。
你们无需在是否投降于我之问题上争论不休，也无需过多地考虑此举是福是祸，因为迁延时日只会错过机会，那时你们将后悔无及，望及早作出决定。
最后，我已派出十二船官兵进入尔等之城，以防止一切抢掠与混乱，这样居住于那里的人——中国人以及荷兰人——都将保有其财物，无人受害，如此一切人均将安全有保，任何人无需害怕余之官兵。
书于永历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钤国姓爷印。
①
当天，荷兰殖民者在台湾设立的评议会讨论是否接受郑成功所提条件。
与会者知道热兰遮市区已被郑军收复，城堡成了孤注，守军只有五百人，形势极为不利，正如这次会上荷兰人表述的：“他们的力量很强大，他们的中国臣民遍布全境，完全能够切断我们的粮食供一应。”
②但是，与会者非常明白一旦投降，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几乎不可能再回到这个岛屿来”③。
经过一番紧张的商议后，评议会决定第二天派议员樊·伊伯伦和检察长勒奥纳·德·勒奥纳杜斯为全权代表去同郑成功谈判，他们“婉转地对其率领大军前来表示不满”①，要求保留热兰遮炮台及其通往航道的入口和位于赤嵌的普罗文查堡，郑军则可以“不受阻碍地进入全岛的其余部分”②。
这实际上是一种缓兵之计，其意图是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迷惑郑成功，先行保住在台的两个重要军事据点，等待荷占巴达维亚东印度公司的援军，再重整旗鼓，霸占台湾、澎湖。
郑成功洞察殖民者的一陰一谋，坚持荷兰人必须全部撤出一台湾。
他对使者义正辞严地说：“该岛一向是属于中国的。
在中国人不需要时，可以允许荷兰人暂时借居；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自应把它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③“两使者狼狈而归”④。
在揆一领导下的荷军固守热兰遮待援。
五月，郑成功的第二批军队黄安、刘俊、陈瑞、胡靖、颜望忠、陈璋六镇乘船二十艘到达台湾，军事力量进一步增强了。
郑成功即着手建立在台湾的行政机构，把赤嵌改名为承天府，任命杨朝栋为府尹，府下设天兴、万年二县，以庄文烈、祝敬分任知县⑤。
这时大军初至台湾，地方尚待开拓，军心未定，所用粮饷、军械仍须由金、厦运送。
世子郑经派兵部都事杨荣押送补给物资时，报告守铜山（东山）的蔡禄、郭义二将暗中勾结叛将黄梧，密谋降清。
郑成功惟恐后方不稳，命杨荣回厦门向洪旭传达密谕，叫他转令蔡、郭二将立即率部来台，如果二人拖延观望即证明确有异图，授权洪旭当机立断，处死二将。
洪旭奉谕派人往铜山传达郑成功的调兵命令。
蔡禄、郭义既同黄梧有勾结，接到率部渡海赴台的命令，自知一陰一谋败露，于是狗急跳墙，决定立即发动叛乱。
铜山主要守将忠匡伯张进是忠于复明事业的，蔡禄、郭义为了把铜山献给清朝，企图胁迫他一道降清。
他们谎称广东许龙兵到，调兵分据四门。
张进得知二将谋反，携印从后门逃出，被叛将追及。
张进无奈，只好假装表示愿意同蔡禄、郭义归清；暗中却同部将吕簇商议对策，吕簇建议派人急往厦门向世子郑经请援。
张进知道叛军已控制全岛，使者无法通过，决定在自己的卧室内密置火药数十桶，邀请蔡、郭二人前来议事，待二人到后点燃火药，同归于尽。
这样，逆首既除，吕簇可以乘机请郑经急派兵将收拾局面。
定计后，即由吕簇通知蔡禄、郭义，说张进有机密事相商，因身一体不适，请二人前来议事。
不料，二人怀疑其中有诈，拒不入内。
张进见计不行，叹息道：“计不成矣，天也。
吾尽吾心而已。”
①他命吕簇和随从避出，自己点燃火药，轰然一声，壮烈捐躯。
留守厦门等岛屿的郑经在处理铜山谋叛事件上优柔寡断。
五月间既已获悉蔡禄、郭义有异谋，却没有及时派兵前往防范。
六月初三日接到蔡、郭二人公开叛变后才实施戒严，准备船只。
初九日得知张进被迫自一焚时才由厦门派黄廷、杜辉、黄元、翁天祐、何义、黄昌、杨来嘉等统军乘船南下铜山平叛，镇守南澳的陈霸（即陈豹）也率领舟师前来铜山会剿。
蔡禄、郭义直到十九日才纠众把铜山抢掠一空后，在清黄梧、福建右路总兵王进忠、诏安副将刘进忠接应下由八尺门渡至大一陆向清方投降。
黄廷、陈霸等在铜山登岸已为时过晚，只好派兵防守炮台，安一抚遗民，向郑经报告善后情形。
郑经命洪天祐、黄元留守该地，黄廷等回厦门，陈霸仍守南澳。
郑成功统率主力部队围困热兰通城堡，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发动攻击，意图是等待固守堡内的荷军弹尽粮绝，不战自降。
当时，郑军的粮食供一应也相当困难，士卒甚至靠采集李子等果实充饥。
郑成功在台湾百姓（汉族和高山族）的支持下，派出部卒实行屯田和征税，在经营台湾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据守热兰遮的荷军在长官揆一领导下仍固守待援。
八月十二日，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巴达维亚派遣以雅科布·考乌（Jacob Caeuw）为司令的救援舰队到达热兰遮海域，揆一等堡内荷军欣喜异常，以为可以内外配合击退郑军。
不料天公不作美，海上飓风突起，考乌带领的荷舰被迫离港，远泊海外达二十八日之久。
①在风平一浪一静之后，考乌的舰队也没有再回到热兰遮来，这位司令找了个借口自行返回巴达维亚了。
真正的原因是考乌带的援军兵力有限（荷方记载只有七百名士兵），他亲眼看到了郑军的雄姿，断定援救台湾已无济于事了。
援军的溜走，使困在热兰遮堡中的荷军“空喜欢了一场”。
何况，“他们知道舰队只载来七百名援军，这不会使他们的处境比战争开始时更好”①。
时间的推移，使城堡内的荷军一精一疲力竭，患病的人数增加，绝望的情绪漫延开来。
十二月十六日（公历），一批荷兰守兵在军曹拉迪斯（Hans Jur－gen Radis）带领下出城向郑军投降。
他们不仅讲述了热兰遮城内的详细情况，还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条是“充分利用围城内普遍存在的惊慌情绪和疲弱状态，不仅要用封锁，而且要用连续攻击，来彻底疲惫敌人，使其完全绝望。
这样做既不费事，又不需要很长时间，因为城堡建筑得很坏，经不起大炮猛轰两个整天”。
另一条建议是先攻占热兰遮堡旁边小山头上的乌特利支圆堡，取得制高点②。
郑成功欣然接受了这些建议，立即调集军队，配备了二十八门巨炮，开始攻坚战役。
公历1662年1月25日，郑军攻占乌特利支圆堡，荷兰殖民者知道他们统治台湾的末日已经来临。
揆一同评议会的成员经过五六天的会议反复权衡利弊之后，终于决定“趁早把城堡交与敌人，争取优惠条件，是为上策”③。
在评议会一致同意下，揆一派出使者向郑成功接洽投降事宜。
2月1日双方达成协议。
投降协议书开头说：“本条约经双方订定，并经双方同意，一方为自1661年5月1日至1662年2月1日包围福摩萨岛热兰遮城堡的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殿下，另一方为代表荷兰政一府的热兰遮城堡长官弗里德里克·揆一及其评议会，本条约包括下列十八款。”
第一款：“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从此不记前仇。”
第二款最重要：“荷方应将热兰遮城堡、外堡、大炮、剩余的军用物资、商品、现金以及其他属于公司的财产全部交与国姓殿下。”
第六款：“经检查后，荷兰士兵得以在长官指挥下，扬旗、鸣炮、荷槍、击鼓、列队上船。”
此外，允许荷兰人携带私人钱财和航行往巴达维亚途中所需的各种生活用品；殖民当局的档案可以运走；双方交换俘虏。
据揆一记载：“当这一投降条约由双方按照手续签了字，条约上的各项条件一一履行，一切弹药、储藏物资（指条约允许部分——引者）都运到船上之后，我方战士便全副武装，举着旗帜列队从城堡走出，把城堡交给国姓爷的军队，他们立即进入城堡，完全占领该地。”
一般学者认为双方签字的日期就是条约中所写的1662年2月1日①，荷兰殖民当局及其士兵全部撤走的日期大约是2月10日①。
时人沈光文正在台湾，对郑成功率领的中国军队光复台湾兴奋不已，赋诗云：“郑王忠勇义旗兴，水陆雄师震海瀛。
炮垒巍峨横夕照，东溟夷丑寂无声。”
②
当16世纪到17世纪西欧殖民者侵入美洲、非洲、东南亚，把大片土著居民世代居住的土地变成自己的殖民地的时候，却在中国被碰得头破血出，举着降旗灰溜溜地离开。
究其原因固然同下面两点有关：一，中国当时在科学技术和军事、经济实力上同西方国家差距不大；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西欧殖民者到中国近海地区作战必然面临兵员、装备、粮食等后方补给的困难。
但是，郑成功个人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他不仅是当时中国人中能够正视世界的佼佼者，又拥有实现自己的理想所必需的力量。
在需要为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利益而战斗的时候，郑成功和他的将士无所畏惧，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弥补自己的劣势，从而夺取胜利。
郑成功在驱逐荷兰殖民者的斗争中表现的大智大勇，为维护祖国神圣的领土作出的贡献，将永远光照史册。
① 杨英《先王实录》第二二三页。
② 杨英《先王实录》第二四三——二四四页。
①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五。
参见《先王实录》。
① 《张苍水集》第十八——二十页《上延平王书》。
① 江日升《台湾外纪》。
② 《台湾外纪》卷五。
① 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一四五页。
② 这次水上和陆上的战役，在中、荷双方文献中都有记载，情节大致相符，细节处略有差异。
如《被忽视的福摩萨》中说荷方两艘大舰一被郑军射中炸毁，一着火后逃走。
《先王实录》记：八月“甲板船来犯，被藩令宣毅前镇陈泽并戎旗左右协、水师陈继美、朱尧、罗蕴章等击败之，夺获甲板二只，小艇三只，宣毅前镇副将林进绅战死。
自是，甲板永不敢犯。”
按，甲板（又作夹板）是中方称荷兰帆动战舰的用语，其建造一性一能略优于当时中国战舰。
① 《被忽视的福摩萨》，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一四七页。
② 同上书，第一五八页。
③ 同上书，第一五七页。
① 此文为荷兰胡月涵（Johannes Huber）先生提一供之英文本，厦门大学寄赠。
原本当为汉文，但在中方文献内尚未发现，现据英文本转译于此，仅供参考。
② 《被忽视的福摩萨》引《可靠证据》卷下，第三号，1661年5月1日福摩萨评议会记录，见前引书第二○五页。
③ 《被忽视的福摩萨》引《可靠证据》卷下，第三号，1661年5月1日福摩萨评议会记录，见前引书第二○五页。
① 《被忽视的福摩萨》引《可靠证据》卷下，第四号，1661年5月2日大员决议录，见前引书第二○七页。
② 同上，《可靠证据》卷下，第三号，见前引书第二○六页。
③ 《被忽视的福摩萨》，见上引书第一五七页。
④ 同上，引《可靠证据》第二十号，见上引书第二二三页。
⑤ 《先王实录》和《海上见闻录》（定本）均记委庄文烈为天兴县知县，祝敬为万年县知县。
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建国纪》作“祝敬为天兴知县，庄文列为万年知县”。
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二十六页。
① 《台湾外纪》。
① 《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六九页。
按，八月十二日为公历。
① 《被忽视的福摩萨》，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一六九页。
② 同上书，第一七六—一七七页。
③ 《被忽视的福摩萨》引《可靠证据》卷下，第十九号，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二一六页。
① 阿布列特·赫波特在《爪哇、福摩萨、前印度及锡兰旅行记》中写道：“1662年2月10日，和约成立了。”
并说条约规定，“所有槍炮必须先一射击而后留下”，均与此稍异，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三三○页。
江日升《台湾外记》载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旧历）；夏琳《闽海纪要》亦云：“十二月，红夷酋长揆一降于成功。”
① 双方签订条约中第九款规定荷方人员被拘禁在台湾者“应于八日至十日内释放”，第十四款规定在荷兰人“全部撤出城堡以前，城堡上除白旗外，不许悬挂别种旗帜”。
可知条约签字后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但荷兰人交出热兰遮城堡，撤离台湾尚过了八至十天时间。
② 侯中一编《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第七十七页，遗诗七言第三十四首《题赤坎城，匾额图》，见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九辑。
第三节郑成功的开始经营台湾和病卒
收复台湾以后，郑成功改台湾城为东都，开始了把台、澎经营为抗清基地的紧张活动。
他亲自带领何斌、马信、杨祥、肖拱宸等人巡视新港、目加溜湾、肖垄、麻豆、大目降、大武垅、他里雾、半线等地。
“见其土地平坦膏沃”，适合屯田养兵。
当时台湾地广人稀，高山族同胞“计口而种，不贪盈余”，土地利用率很低，便于移民垦荒。
在视察过程中，各处高山族同胞列队欢迎，更使他感到民风淳朴。
他对高山族同胞“赐以烟、布，慰以好言”，严禁部卒侵犯他们的利益。
视察归来以后，郑成功立即召集各提督、镇将和参军议事，在会上说：“大凡治家治国，以食为先。
苟家无食，虽亲如父子夫妇，亦难以和其家；苟国无食，虽有忠君一爱一国之士，亦难以治其国。
今上托皇天重庇，下赖诸君之力，得有此土。
然计食之者众，作之者寡，倘饷一告匮，而师不宿饱，其欲兴邦固国恐亦难矣。
故昨日躬身踏勘，揆审情形，细观土地，甚是膏腴。
当效寓兵于农之法，庶可饷无匮，兵多粮足，然后静观衅隙而进取。”
接着提出具体部署：“留勇卫、侍卫二旅以守安平镇、承天二处。
其余诸镇，按镇分地，按地开荒。
日以什一者了望，相连接应，轮流造更。
是无闲丁，亦无逸民。
插竹为社，斩茅为屋。
围生牛教之以犁，使野无旷土，而军有余粮。
其火兵则无贴田，如正丁出伍，贴田补入可也。
其乡仍曰‘社’，不必易；其亩亦曰‘甲’，以便耕。
一甲三十一戈二尺五寸，一戈东西南北四至长一丈二尺五寸。
今归版图，亦以此为则，照三年开垦，然后定其上、中、下则，以立赋税。
但此三年内，收成者借十分之三，以供正用。
农隙，则训以武事；有警，则荷戈以战；无警，则负耒以耕。
寓兵于农之意如此。”
①在台各镇当即遵命领兵前往指定地方开荒屯种。
郑成功还“首崇文庙，次葺祠宫。
岁修禋祀，时奉坛祀”②，加强文化建设。
为了促进开发，加固根本，郑成功命令把将士和官员的家属送来台湾。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郑成功未免一操一之过急。
在击败达素等统率进犯金、厦的清军以后，大一陆沿海岛屿的局势比较稳定，收复台湾以后完全可以随着垦荒、建屋等开发过程的进展，鼓励将士和文官把家属逐步迁来台湾。
开辟阶段，条件艰苦，对将士也应予以更多的关怀。
郑成功急于求成，立令过严，“犯者虽亲信无赦”。
大将马信建议“立国之初，宜用宽典”。
郑成功却坚持己见，回答道：“立国之初，法贵于严，庶不至流弊。
俾后之守者，自易治耳。”
③应当承认，郑成功面临紧迫的粮饷问题，不得不严加督责，但在许多方面一意孤行，造成严重恶果。
史料记载：“以各社田土分水陆诸提镇，令各搬其家眷至东都居住，兵士俱令屯垦。
初至，水土不服，瘴疠大作，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众。
加以用法严峻，果于诛杀；府尹杨朝栋以其用小斗散粮，杀其一家；又杀万年县祝敬，家属发配。
于是人心惶惶，诸将解体。”
④“正月，赐姓严谕搬眷，郑泰、洪旭、黄旭等皆不欲行。
于是，不发一船至台湾；而差船来吊监纪洪初辟等十人分管番社，皆留住不遣。
海上信息隔绝。”
①杨朝栋、祝敬用小斗散粮未必是私克入己，很可能是存粮不足，即便罪有应得，也不该牵及家小。
至于强令驻守大一陆沿海岛屿将士把家属送到台湾，则带有人质一性一质，意在防止诸将士叛投清方。
这同明太祖朱元璋留诸将家属于京师、清廷命文武大员以子弟入宫为侍卫相似，是企图以亲属的安危来维系下级的忠贞，本不足取。
何况，台湾那时的荒凉景况还难以同明初南京、清初北京相比。
硬行推行这一措施，势必在一部分将士（特别是镇守金门、厦门、南澳等大一陆沿海岛屿的将士）中引起抵触。
人心不平，讹言也随之兴起。
有人流传镇守南澳的忠勇侯陈豹（即陈霸）因不愿送家眷入台，已同清朝建藩于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通款投降。
郑成功没有弄清真相，就轻率地下手谕给郑经和洪旭，令周全斌、杜辉、黄昌等带领舟师去南澳平叛。
陈豹无以自明，率部卒乘船往虎门向清方投降。
②
1661年（顺治十八年）十月初三日，清廷见郑成功毫无受抚之意，把拘禁中的郑芝龙和他的儿子郑世恩、郑世荫等全家十一口“照谋叛律族诛”①。
消息传到台湾，郑成功深感悲痛，尽避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父亲和无辜的弟弟、侄儿满门抄斩毕竟不能无动于衷。
1662年四月，林英从云南逃回，报告了永历帝在缅甸被清军俘虏，西南抗清武装只剩下李定国率领的残部退往边境地区的消息。
这意味着东、西遥相呼应的局势已告结束，清廷将集中力量对付郑军。
郑成功弄巧成拙，内心的悔恨可想而知。
他的实力既不足以公开以隆武帝的继承人同清廷逐鹿中原，只好继续挂着没有永历帝的永历招牌，僻处一隅。
不少史籍把郑成功说成是明朝的纯臣，对他和他的继承人存明朝“正朔”三十余年津津乐道。
这种见解是比较肤浅的。
对复明志士而言，永历朝廷覆亡即已心灰意冷，极少数随郑成功赴台的官绅、宗藩不过借此保住先世衣冠，几乎没有人把仍奉永历年号的郑氏集一团一作为复兴明朝的希望。
郑成功一贯的思想是“东南之事我为政”，不奉近在咫尺的鲁监国而遥奉永历，并不是由于朱由榔在血统上近于帝室，而是欣赏“天高皇帝远”，江日升《台湾外纪》记载郑“经承父例，总兵以下皆自委任，如公、侯、伯及提督，必修表请封，然后出印谕”（二二一页）。
所谓“修表请封，然后出印谕”不过是一种形式，等于左手写报告，右手批准，恩威自一操一，何等愉快。
自然，郑成功除了尊帝虚礼以外，也真心实意地希望永历朝廷能够存在下去，这样既可以借朝廷名义吸引东南复明势力的支持，又可以利用永历朝廷支撑于西南牵制清军相当一部分主力。
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打得太一精一，结果事与愿违，使自己陷于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
饮下自己酿造的苦汁，无疑是导致郑成功晚年心理失去平衡、举动乖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郑成功心中郁积的忧闷终于因为一件极小的事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世子郑经留镇厦门，同四弟的一奶一妈一陈氏通一奸一生了一个儿子，这类事情在豪门大家中并不罕见。
开初，郑经向父亲报告侍妾生了个儿子，郑成功因添孙高兴，赏了一点银物。
不料，郑经的妻子是原兵部尚书唐显悦的孙女，虽“端庄静正，而不相得”。
唐显悦为孙女鸣不平，写信给郑成功大加非难，内有“三父八母，一乳一母亦居其一。
令郎狎而生子，不闻饬责，反加赏赉。
此治家不正，安能治国乎？”
①郑成功正因复国无望积愤于心，唐显悦只顾泄私忿危言耸听，使成功“登时气塞胸膛。
立差都事黄毓持令箭并画龙桶三、漆红头桶一，过金门与兄泰，同到厦门斩其妻董氏治家不严之罪，并其子经与其所生孙、一乳一母陈氏”。
黄廷、洪旭、陈辉、王秀奇等守金、厦诸将接令后大为震惊，力图大事化小，和郑泰、黄毓商议，采取折衷办法，杀陈氏与所生婴儿，诸将联名上启代董夫人及郑经请罪。
取得董氏和郑经同意后，即按此办理，由黄毓回台复命。
郑成功坚持必须杀掉董夫人和郑经，解下自己的佩剑让黄毓到金门交郑泰执行。
郑泰无奈，只好把黄毓送到厦门向郑经说明事处两难。
郑经立即把黄毓拘禁起来，和金、厦文武官员商议对策。
正在这时，蔡鸣雷从台湾来搬家眷，郑经等向他探问消息，蔡鸣雷因为在台湾有过失，怕受成功处罚，故意夸大其词，说藩主发誓要除掉董夫人和郑经，如果金、厦诸官拒不遵命就全部处斩，而且已有密谕给往南澳征陈豹的周全斌命他相机行一事。
金、厦文官武将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洪旭说：“世子，子也，不可以拒父；请将，臣也，不可以拒君。
惟泰是兄，兄可以拒弟。
凡取粮饷诸物，自当应付，若欲加兵，势必御之。”
郑泰同意后，即趁周全斌征南澳回厦门之机，将其拘捕，交援剿左镇黄昌监守。
同时给郑成功送去诸将公启，启本中有“报恩有日，候阙无期”的话，明确地表达了金、厦诸将联合拒命的意思。
郑成功阅信后，心中愤闷已极。
五月初一日，他已感不适，仍每天登将台手持望远镜眺望澎湖方向有没有船来。
直到初八日，完全绝望，气噎而死，享年三十八岁。
①
从1662年四月到六月，永历帝（朱由榔）及其太子、郑成功、李定国相继离开人世，标志着南明复兴最后一线希望的彻底幻灭。
在这以后，郑经和坚持于夔东的抗清武装虽然仍以永历纪年，却没有多大号召力了。
郑经继承父业为经营台湾作出了重大贡献，尽避他一直以复明相标榜，但他的功业显然不适合纳入南明史的范畴。
① 江日升《台湾外纪》第一六八——一六九页。
② 沈光文《台湾赋》，出处见前。
③ 江日升《台湾外纪》第一七○页。
④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
①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
又《台湾外纪》亦云：“各岛搬眷，俱迁延不前。”
② 《台湾外纪》、《海上见闻录》（定本）记陈豹降清在康熙元年三月；《清圣祖实录》卷八记康熙二年二月“戊午，授投诚伪侯陈豹为慕化伯”。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五。
《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第二五五页，顺治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谕兵刑二部》中说：郑芝龙“怙恶不悛，包藏异志，与其子成功潜通，教唆图谋不轨，一奸一细往来，泄漏军机等项事情，经伊家人尹大器出首，究审各款俱实。
如此负恩叛国重犯，不宜尚加监候。”
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议具奏。
不到十天，郑芝龙父子即被杀。
《海上见闻录》云，郑成功“叱为妄传，中夜悲泣，居常郁悒。”
《台湾外纪》作：“忽报其父芝龙凶信，功顿足擗踊，望北而哭曰：‘若听儿言，何至杀身。
然得以苟延今日者，亦不幸之幸也！’令文武官员各挂孝。”
① 江日升《台湾外纪》第一七二页。
① 主要依据江日升《台湾外纪》，郑成功病逝的日期在该书和《海上见闻录》（定本）、《清圣祖实录》中均作五月初八日。
第四节清廷的沿海迁界
1659年（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张煌言率领舟师展开的长江战役虽然在南京城下遭到了重大挫折，但这个战役的政治影响却不可低估。
显示了郑成功、张煌言为首的东南沿海义师还拥有雄厚实力，特别是大江两岸缙绅百姓的群起响应，使清朝统治者不寒而栗，他们感到当务之急是不惜代价切断义师同各地居民的联系。
1661年（顺治十八年）清廷断然决定实行大规模的强制迁徙濒海居民的政策，史称“迁海”。
迁海令经过了一个酝酿过程。
1655年（顺治十二年）六月，清廷就曾下令“严禁沿海省分，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置重典”①。
但是，这一禁令收效并不大。
顺治十六年福建漳州府海防同知蔡行馨在《敬陈管见三事》一文中写道：
至于沿海一带每有倚冒势焰，故立墟场，有如鳞次。
但知一抽一税肥家，不顾通海犯逆。
或遇一六、二七、三八等墟期，则米、谷、麻、篾、柴、油等物无不毕集，有发无发，浑迹贸易，扬帆而去。
此接济之尤者，而有司不敢问，官兵不敢动也。
同年，户科给事中王启祚提出了坚壁清野的建议。
他说
逆郑虽生踞波涛，势不能不聚粮于平地。
臣以为宜效坚壁清野之计，除高山峻岭不可攀缘处所外，凡平原旷野多筑坚厚墙垣，迂回其道，相地广狭，间筑城堡，可贮粮石，扎营寨兵，可守望亦可设伏。
地如民产，令民自筑，免其徭粮，如系闲旷，当督守汛兵丁修筑。
使彼来无所掠，去不能归，此坐而窘之一道也。
②
在全面迁界以前，少数地方已经采取了把海滨居民赶入内地的措施。
例如，顺治十七年福建总督李率泰以海氛未靖为理由，建议“迁同安之排头、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入十八堡及海澄内地”。
九月，得旨允行③。
大规模迁海政策的提出，史籍中有不同说法。
其一是说出自黄梧的建议：
海澄公黄梧一本，内密陈灭贼五策：一，金、厦两岛弹丸之区，得延至今日而抗拒者，实由沿海人民走险，粮饷油铁桅船之物，一靡一不接济。
若从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尽徙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不攻自灭也。
④
另一种说法是清廷采纳了旗下汉人房星焕的献策。
清初王沄写道：
呜呼，倡为迁海之说者谁与？辛丑（顺治十八年），予从蔡襄敏公（蔡士英）在淮南。
执政者遣尚书苏纳海等分诣江浙粤闽迁濒海之民于内地。
蔡公曰：“此北平人方星焕所献策也。”
公曰：“星焕者，北平酒家子也。
其兄星华，少时被虏出关。
……从入关，始与其弟星焕相聚。
星华官至漳南太守，星焕从之官。
海上兵至，漳城陷，兄弟皆被掠入海，旋纵之归。
其主问海外情形，星焕乘间进曰：“海舶所用钉、铁、麻、油，神器（指火炮）所用焰硝，以及粟、帛之属，岛上所少。
皆我濒海之民阑出贸易，交通接济。
今若尽迁其民入内地，斥为空壤，画地为界，仍厉其禁，犯者坐死；彼岛上穷寇内援既断，来无所掠，如婴儿绝一乳一，立可饿毙矣。
其主深然之，今执政新其说得行也。”
盖蔡公之言如此。
……呜呼，不仁哉，执政者方忻然以为得计也，骤迁星焕官至山左监司……①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持同样说法，只是方星华写作房星烨，方星焕写作房星曜。
“原任漳州知府房星烨者，为索国舅门馆客，遂逃入京，使其弟候补通判房星曜上言，以为海兵皆从海边取饷，使空其土，而徙其人，寸版不许下海，则彼无食，而兵自散矣。
升房星曜为道员，病死无嗣。
至是，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①。
康熙《漳州府志》的记载也大抵相同②。
又，该书卷十《秩官志》记知府有“房星烨，正黄旗人，贡生，（顺治）九年任，十一年郡城破，降贼，既而逃归”。
另据康熙《山东通志》记载本省任职官员名单中按察副使项下有“房星焕，北直永平人，廪生，康熙四年任分巡武德道”③。
参考各种记载，可以大致确定：先后提出过类似建议的并不限于一个人，但直接引起清廷重视导致发布全面迁海令的却是房星烨、房星焕兄弟。
查考迁海令的策动者究竟是谁，目的在于探讨清初统治集一团一中不同力量的动向。
清廷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满洲贵族，他们统率的八旗子弟弓马娴熟，是陆战的好手，海上交锋却固非所习，决策迁海可谓是扬长避短。
依附清廷的汉族官员或是由于传统观念，或是由于本身利害攸关，大抵都不赞成迁海。
迁海诏书发布不久，湖广道御史李芝芳就“冒死条陈”八不可，其中说：“未闻堂堂天朝，迁民避贼者也。
……今诏欲徙五省沿海边民，何以垂训后世？”
④后来，广东巡抚王来任病危，不用再耽心“功令之所甚严，诸臣之所忌讲”了，直言不讳地反对迁界：“臣思设兵以卫封疆而资战守，今避海寇侵掠，虑百姓之赍盗粮，不见安攘上策，乃缩地迁民，弃其门户而守堂奥，臣未之前闻也。”
①康熙七年四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也奏称：“伏思天下一统，胡为一郑经残孽盘踞绝岛，而折五省边海地方画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况东南膏腴田园及所产渔盐最为财赋之薮，可资中国之润，不可以西北长城塞外风土为比……”②前引漕运总督蔡士英（蔡祖籍为江苏宿迁③）的私下非议也透露了个中消息。
从另一方面看，清廷推行迁海政策时派往东南沿海各省的巡视大员却毫无例外地全是满洲贵胄。
两相对照，多少可以触及这一重大决策的内幕：满洲贵族们怯于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