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萛字子真,平原高唐一人,是汉代《晋书白话文》刘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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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磡传

刘萛字子真,平原高唐一人,是汉代济北惠王刘寿的后代,父亲刘广,是斥丘县令。

刘萛少年贫苦,卖牛衣为生。

然而勤奋好学,编牛衣时,手里拿着草绳,边编边诵书,故能博通古今。

为人清身洁己,行为无瑕疵可指。

郡里举为孝廉,州里举为秀才,都未任实职。

后以上计吏身份入洛陽,调为河南尹丞,又迁为尚书郎、廷尉正,又任吏部郎,为晋文帝司马昭相国军事参谋,封为循陽子。

钟会、邓艾伐蜀时,有个门客问刘萛:“二将能平蜀吗?”

刘萛回答说:“破蜀是必然的了,只是两人都不得生还。”

客问什么原因,刘萛笑而不答,后来果然如刘萛所说。

刘萛有先见之明,这只是一个例子。

因世人多趋走钻谋,清廉谦逊之风衰,刘萛著《崇让论》以矫正世风,此文内容是:

“古代圣王之教化天下,所以以让为贵者,是为了荐拔贤才,平息争端。

人之常情都想自己是个贤者,所以鼓励人们让贤以表明自己是贤者,哪有贤者让位于不贤者呢!所以谦让之风兴,贤能之人就不求自出了,荐拔人才也自然会公道了,百官的副手接替者也会事先具备了。

一个官位有缺,可以选择众官所让最多的那个人去任职,这是审察贤才的一个方法。

在朝之士相让于上,草庐之人就会被感化,推贤让能之风就会兴起。

被一个郡国所推让的人,就是一个郡国的贤士;被天下人共同推荐的人,就是天下的贤士。

推让之风兴盛,则贤者与不肖者就显然分明了。

实行这种办法,居上一位者不须劳神费思,根据大家的清正议论,顺随舆论就可以了。

所以经典上说,尧之为君是多么广大啊!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这是说天下无为而治,看不到尧是怎样教化天下,所以无法形容。

书上又说,舜和禹为天下之君而不参与其事,无为而化的是舜啊!贤人相让于朝,大才之人常任大官,小人在下不争,天下也就无事了。

以贤才使天下化为无事,大道也就兴隆了。

人君仰受已成之治,又何必参与其事呢!笔可以歌《南风》之诗,弹五弦之琴。

能够如此成功,没有其他,是推崇礼让得来的。

孔子说,能以礼让治国,则国家就不难治了。

“当今在朝之人不知谦让,且由来已久了,天下也为此风所化。

自魏代以来,被荐拔征召的士人,以及在职的官吏,临受命任官的时候,虽也谦让说自己不胜任,而终不肯让给比自己强的。

推让之风息,竞争之心生。

孔子说,上兴辞让之风则下无争夺之事,说明无辞让之风则下民必争。

推让之道兴,则贤能之人经常被推举;竞争之心生,则贤能之人经常被毁谤。

竞争者自己想占先,就会憎恶贤能者领先,也就不能无毁谤之言了。

故孔子、墨子不能避免世人毁谤自己,何况不及孔子、墨子的人呢!议论者都说,今世缺少有高名的贤才,朝廷也无可以任大官的大才之人。

山泽之人和小辟吏也说,朝廷中虽有任大官的有德有名之士,然都不如以往的人物。

我以为这两种说法都有失误。

并不是今世独乏贤才,而是当今无贵让之风。

一个人有超出众人的声誉,毁谤之言随之而来,贤才不能成名,所以才觉得没有贤才。

虽使尧之贤臣稷、契生于今日,也不能有完好的名声,好坏混杂,优劣不分,贤士没有平素形成的好评价,官职有缺,主选的官吏不知用谁,只得按官位次序提拔。

才能相同而被优先选用者,不是势家之子,就是与有势者有瓜葛。

这些人自身无才能,优先授予的官爵又成为被提拔的资本,因而又会不断迁升,迁升不已,就会发生不胜其任的问题。

观今日在官之人,政绩平庸无闻,不是势家之子,则多是凭资历提拔起来的人。

“假如天下贵让,士必由于被让而成名,名既成则官方才得选拔用他。

那些无名无行的人,在官无政绩可称,就必然会让位了,官方也无理由任用他。

然而这些人还是被任用而不休止,正是由于谦让之道废,按资历用人的弊端长久不能纠正。

经常举行大推荐,令众官各举所知贤人,唯才是用,不限阶次,这种做法汉魏以来就很少有了。

所举的人必有恰当的,而不闻有经常被任用的,这是因为不知道谁最贤。

所举的人必有不当的,而不加罪,这是因为不知道哪个最不肖。

所以不知谁贤谁不肖,是因为当时之人不肯相推让,贤愚之名没有区别造成的。

推荐者知道上级官吏不能详察被推荐的人,故敢随意推荐。

或推荐贤人时,顺便带上自己的亲故,优劣一起上报,超过正常人数,各言所举者尽是贤人,加上故意拔高的不实之辞,被描绘得一样贤能,难以分出高低。

优劣相杂,真伪同列,便是由此产生,日甚一日。

这虽然是推荐者不忠于国家的罪过,也是由于上级官吏听察不严,才使他们能这样做。

昔日齐王好听竽,必令三百人合吹尔后才听,一人吃数人的俸禄。

南郭先生是个不懂吹竽的人,认为三百人合吹可以混进去充数而不会被发现,就请求为齐王吹竽,白吃数人的俸禄。

嗣位的新国王觉得三百人合吹太奢侈而加以改正,又怕是张扬先王的过错。

于是下令说:‘我比先王还喜欢听竽,只是想一个一个地听。

’南郭先生于是逃走了。

推贤之风不兴,滥举之法不改,则南郭先生之类的人就会充斥于朝廷。

才高守道之士日渐引退,趋炎附势的人日渐增多,虽然国家有典章刑法,也是无法禁止的。

“谦让之风不兴的弊端,不只是使贤人在下位不能晋升,那些肩负重任的国家良臣,也将渐受其祸而被逐退。

何以见得呢?孔子认为颜回不重复犯一种错误,说明不是圣人谁都会有过错,高官厚禄很多人都想争得,憎恶贤能的人堵塞道路,良臣有过,诋毁他的人也会很多,毁谤的产生也并非全无根据,必然抓住些小饼错加以夸大。

毁谤之言不断传来,在上者虽不愿采纳,也不能不根据传闻而加以考察,反复考查,总可以得到验证。

得到验证,怎么可以不治其罪呢!若知道有罪而加放纵,则人主的威望日衰,法令不行会从此开始。

知道的事都加以处理,被加上罪名而逐退的就多起来,大臣会人人自危。

贤才不能进用,大臣日益疏远,这是人主的一大忧虑啊!《诗经》上说:‘受禄不让,会导致灭亡。

’不知谦让之人忧虑自身的危亡还来不及,而指望他有益于国家朝廷,不是很难吗?

“我以为改变这种风气也是很容易的。

怎见得呢!目前在官位的人,虽然也混杂一些平庸猥劣的人,而其中也有很多贤明的,怎能说他们都不知道让贤为贵呢?只因为当时的人都不让,形成风气,这些人也就随俗而不让了。

人臣在开始被授予官爵时,都要写表章上报皇帝,名叫谢章,很久以来都是如此。

谢章的本来用意,是推荐贤能,感谢国家之恩。

昔日舜以禹为司空,禹叩头拜谢,把官位让给稷、契与咎繇。

舜使益做虞官,益让给朱虎、熊、罴。

使伯夷掌管三礼,伯夷让给夔和龙。

尧舜时代,众官初被任命时,没有不让的。

谢章的用意就在于此。

《尚书》把这些事记载下来,是要永久作为后世的楷模。

到了末世,人臣也写谢章,但不贤者不能让贤,只是虚假地感谢被提拔之恩罢了。

这种做法相承不变,也是形成不一良风气的结果。

“分级提拔任用之官,能呈报章表者,章表中能让贤推能就通报,不能让贤白费纸张的章表,一律不予通报。

人臣初受官,都应考虑推让贤人,让贤的章表交给主管此事的人保管。

三司有缺位,就选择被三司推让最多的那个人加以任命。

这就是一公缺位,三公就预先选好了补缺者。

况且主选之人不是三公而选三公,不如让三公共选一公,后者更了解被选者的详情。

四征缺位,选择被四征推让最多的人任职,这就是一征缺位,四征已选好了补缺者,这样选出的人,比停缺后由主选辟选的更加准确可靠。

尚书缺位,选择被尚书推让最多的人任职,这就是八个尚书共选一个尚书,比缺位后由主选者临时选定的人更加准确可靠。

郡守缺位,选择被众郡推让最多的人任职,比主选者选择的郡守更准确可靠。

“以众官百郡所让与主选者所选作比较,真是不可同年而语。

虽再令太尉、司徒、司空这三府共同选辟,因为这三府都不是受权专门选辟的,他们也不能专心致志于此事,所用一精一力不过十之二三,只让主选吏按官位高低来选拔,是选不到一精一良人才的。

贤者愚者都知让,百姓耳目就成了国家耳目。

人情相争则总想毁谤比自己强的人,人情相让则会推荐比自己强的人。

故世有相争之风则毁誉混杂,优劣不分,难得推让。

世有相让之风,则贤智者显著,才能大小会依次而列,是不会混淆的。

此时,那些能推让修身的人,被别人推让的机会就会多,即是他甘心守贫贱,也是不可能的。

那些奔走钻谋的人要想别人推让于他,就像倒退走路而想前进一样。

如能这样,不管智者愚者都会知道要进身仕途,非严于修身律己是没有途径的。

在外宦游求官者,就会相随而归。

浮夸虚论者,不必禁止自己就会停息了。

人人都用不着费心经营,任凭众人评议,则天下就会自然形成良好风气。

不须教诲而风俗淳化,崇高的美德就会日渐显著。

让贤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怎能不大力倡导实行呢!

“《春秋传》上说:‘范宣子能让,他的下属都让,栾..虽然奢侈,也不敢违背。

晋国因此得以安定,几代人都有赖于他的恩惠。

’盛世所以能教化大行,是因为君子崇尚才能而又能对下谦让,小人努力耕作而尽义务,上下有礼,一奸一佞邪恶之人被斥逐,这是由于不争的结果。

到了乱世,国家的各种弊端,常常也是不让而争造成的。

深刻的道理又是如此明白。

在朝的君子们选拔大官时,能不因作者人微而废弃此言,付诸实施,都以让贤举能为急务,就会群才辈出,能者与无能者显然区别,这就是盖世之功,没有比此功再大的了。”

泰始初年(265~274),晋为伯爵,多次升迁至少府。

咸宁年间(275~280)为太常,转为尚书。

杜预伐吴时,刘萛以本官兼行镇南军司的职务。

当初,刘萛妻卢氏生了儿子刘跻就死了,华氏准备把女儿嫁给刘萛。

刘萛之弟刘智对刘萛说:“华家的人都贪婪,必会使你家破败。”

刘萛辞不掉这门亲事,终于和华氏结婚,生子名刘夏,刘萛终因刘夏受贿赂牵连而被免官。

不久又任大司马,又因刘夏犯罪而被免官。

刘萛每次回故乡,故乡人总是带着酒肉去看望他。

刘萛难于谢绝盛意,就和乡人一起吃喝,把剩下的酒肉让乡人还带回去。

有人对刘萛说:“君廉洁之行高于当世,而您的儿子不遵父道,何不经常切磋教诲,使他们知过自改呢!”刘萛说:“我的所做所为,他们都耳闻目睹,而不能模仿学习,教诲怎能使他们改变呢!”世人以为刘萛这话是对的。

后来又起用为国子祭酒、散骑常侍。

愍怀太子初封为广陵王,高标准选择师友,以刘萛为太子师。

惠帝元康初年(291~299),晋爵为侯,多次升迁为太子太保,加侍中、特进、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冀州都督。

元康九年(299)策命拜为司空,迁为太保,又转为太傅。

惠帝太安初年(302),刘萛因老病逊位,皇帝赐安车驷马、钱百万,以侯爵身份回府第。

长沙王与成都王互相攻伐时,刘萛被军人掳掠,潜逃回故里。

惠帝死,刘萛赴陵墓吊祭。

怀帝即位,又授给太尉之职,刘萛陈说年老,坚意辞让,怀帝不许。

左丞刘坦给皇帝上奏说:“楼堂高而台阶长,人主尊而宰相贵。

所以古之明王莫不以元老旧臣为师,以推崇养老之教,训示四海,使少长有礼。

七十岁可以卸职养老的规定,也是为了优待有德旧臣,鼓励廉洁高风。

太尉刘萛有清高朴素之一操一守,廉洁之风始终不渝,悬官车而告老,已二十余年,浩然之志,老而更坚。

可谓国之元老,邦之楷模。

臣闻老人不强调劳费筋力的礼节,刘萛年过九十,命在旦夕,勉强扶持,冒险至京师,临惠帝之丧,表哀情于山陵,致敬意于宫阙,大臣之节完备无憾。

圣诏表殷勤之意,必使刘萛居台辅之位,以增国光,断其谢章,加以晓谕,事情已拖了二年。

而刘萛频频上表,辞让之意诚恳。

臣以为古之养老,不以事烦扰为优待,不以授官为尊重,我认为应听从刘萛所坚持的意见。”

怀帝永嘉三年,皇帝下诏说:“昔舜任命五位大臣,垂衣拱手而使天下大治,汉任萧何为相,有‘民以宁一’的歌谣,故能光耀于当时,垂范于百代。

朕承天命,驾御万邦,所以能够显扬治国之道,有赖于元老大臣百官之长尽鄙肱之力,以达到盛世之望,而君年迈告老,确实难违尊意。

今听从您的意见,以侯爵回府第,位居三司之上,俸禄依旧,赐几杖,不朝拜,赐宅一区。

国家大政,将派人到府第咨询于您,这也符合我的愿望。”

过了一年多去世,终年九十一岁,谥号为元。

刘萛少年贫困,出门往往持杖步行,休息住宿时不麻烦主人,烧水做饭都是自己动手。

官位显赫时,仍崇尚俭朴,不一爱一奢华。

他曾经到石崇家做客,要到厕所去,见厕所有华丽的帷帐地毯之类,两个婢女手持香囊伺候。

刘萛就退出来,笑着对石崇说:“误入君内室。”

石崇说:“那是厕所!”刘萛说:“贫士未曾享过这样的福。”

又到别的厕所去了。

虽处于荣盛受一宠一的地位,居住没有宅第,所得俸禄,都接济亲故。

当时虽礼教衰微,而自己仍按礼行一事,举止规范,丧妻时行庐墓持杖的丧制,守丧毕仍不近妇女,轻薄之人都讥笑他,他也不介意。

自少至老,勤学不倦,虽在官职,卷不离手。

尤其一精一通《春秋三传》,曾辨析《公羊传》中卫辄不应辞王父命,祭仲失掉为臣之节,举此二事说明臣子之规范,所著流行于世。

又撰《春秋条例》二十卷。

刘萛有二子:刘跻、刘夏。

刘跻字景云,官至散骑常侍。

刘夏因贪一污被弃逐于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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