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五十一岁的孔子出任鲁国中都宰《史记白话文》《史记》读后感——孔子诛少正卯•思想言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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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读后感——孔子诛少正卯•思想言论罪

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五十一岁的孔子出任鲁国中都宰,一年之间,四方效法。

不久升司空,再升大司寇,职掌司法,之后又以大司寇行摄相事,代理执政。

执政的第七天,孔子就诛杀鲁国大夫少正卯于东观之下。

东西两观在宫门两边,积土为台,台上有望楼,可以远眺,故曰观,约等于天一安一门。

在这种政治意味浓重的地方杀人,说明杀少正卯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

少正卯,少正是官名,以官为氏,以卯为名。

他与孔子同时在鲁国创办私学,两人争夺学生极为激烈,孔子门下,“三盈三虚”,三次坐满而三次跑空,如此反复,只有颜渊意志坚定,一直跟着孔子。

杀少正卯之后,学生们都不敢说话,只有子贡问孔子说:“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老师你初当政就先杀了他,该没有弄错吧?”

孔子说:“人有五种罪恶,而盗、窃不在其中:

一是心达而险,知识通达而心怀险恶;二是行僻而坚,行为邪僻而不知悔改;三是言伪而辩,言语不合正道而善于狡辩煽动;四是记丑而博,博闻强识,宣扬邪恶的思想;五是顺非而泽,赞赏错误的观点,加以文饰。

这五宗罪,任何一条都该杀,而少正卯同时具有这五宗罪。

他的居所足以聚集门徒成群,他的言论足以掩饰邪恶,蛊惑人心,他的刚强足以与正确的见解分庭抗礼,小人中的雄杰,不可以不杀。

因此商汤杀尹谐,周文王杀潘止,周公旦杀管叔,姜太公杀华仕,管仲杀付里乙,子产杀邓析、史付,这七个人,虽然时代不同,险恶的用心却一样,是不能不杀的。”

以思想、言论入罪,孔子绝不是第一个,商汤、周文王、周公旦,那都是上古的贤人,该杀的时候决不手软。

但杀人的理论,的确由此完备。

心达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从这些罪名来看,其实只有一条,就是思想反动,和官方意见不保持一致。

南辕北辙,因为思想反动,所以知识广博、善于辩论、坚韧刚强都只会助长反动思想的传播,所以这样的人越是知识广博、越是善于辩论、越是坚韧刚强对社会破坏就越大,就越是该杀。

盗、一奸一之属,为害一时,却不会扰乱为政的根本,而且罪恶彰显,人人明白,思想上的问题比较隐蔽,才是大问题,必须要首先解决,所以称为“先诛”。

太公望至齐而诛华士,是为先例。

刘向强调:“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杀人,是保证太平的手段。

司马迁也是用后来的鲁国大治为孔子背书,据他说:“孔子执政三月,商贾不欺童叟、男一女分路而行,路不拾遗,四方之客,宾至如归。

齐国恐怕鲁国称霸,甚至考虑把土地送给鲁国以求和好。”

(《史记•孔子世家》)言下之意,只要天下太平,就证明杀得对,杀得有理。

诛于东观,就是要以儆效尤,后来曹一操一杀孔融,司马昭杀嵇康,颇得其中杀鸡儆猴的帝王之术真谛。

有人误会孔子妒贤嫉能,有点太小看至圣先师了。

如果孔子只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人物,也不足以创立儒学流传二千年了。

孔子借《诗经•邶风•柏舟》感叹“忧心悄悄,愠于群小。”

忧愁之心多凄楚,被群小人所怨怒。

其实孔子杀少正卯杀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到了不可不杀的地步,这才是最可怕的事。

这就意味着,只要思想、言论与我不一样,就是异端邪说,就该杀而后快。

这个故事最早见于《荀子•宥坐》,荀子本来是儒法兼修,外儒内法第一人,对此大唱赞歌不稀奇。

从朱熹开始,一些学者对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持怀疑态度,其论据包一皮一皮括史料证据、制度沿革、孔子治国理念等,至今两派争讼不休。

历史是一种印象,真实早已掩埋于尘土之下,流传下来的未必是历史的真相。

然而,流传下来的历史印象对后世造成的影响,可能比实实在在的历史真相来得更大。

孔子诛没诛少正卯不重要,这个故事得以正面形象流传,说明一党一同伐异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

因为这个故事很好用,所以后世儒生争相效法,五条罪名越用越熟练,无论是清誉名士,还是贪赃枉法之徒,都可能被加上了“少正卯”的罪名。

东汉末年,杜乔上书指斥梁冀兄弟“有正卯之恶,未被两观之诛”(公元147年);李膺(公元166年)初任河南尹就以残暴无道、杀死孕妇之罪杀死宦官张让的弟弟张舆,面对汉桓帝的指责,意正严词的说:“孔子七日而诛少正卯,我到任已有十天,我只担心动作拖拉而受指责,哪想到因办案迅速而获罪。”

这两个故事比较正面,可越往后越负面。

魏晋之际(公元263年),钟会劝司马昭杀嵇康的时候就引用了这个故事,认为嵇康言论放一荡、诋毁经典、祸害时局、扰乱名教,帝王所不应该容忍,嵇康被诛于市。

到了北宋之际,政敌之间常常互相指责对方是“少正卯”:何郯弹劾夏竦(公元1048年),欧陽修、刘敞等弹劾刘昌期(公元1059年),李定弹劾苏轼(公元1079年),苏辙等弹劾吕惠卿(公元1086年),要不就是引用“学非而博”、“行伪而坚”、“言伪而辩”的罪名,要不就是直指对方是“异端害道”、“鲁之少正卯”。

为此苏轼发过一通调侃,大意说孔子七日而诛少正卯,正为自知相位不久,所以不得不乘还在位时速行其事,否则迟疑两三日,只怕少正卯所图。

(《东坡志林•卷四》)借孔子的酒杯,浇自家的心事,一语道破自古一党一争之烈,孔子不杀少正卯,少正卯就要杀孔子,无论是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还是民族斗争,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哪里有宽容可以藏身?

后来又发生了两起“少正卯”,更令人惊诧莫名。

一起在南宋(公元1195年),儒学大师朱熹遭沈继祖参奏六大罪,并说“嘉为大一奸一大憝,请加少正卯之诛,以为欺君罔世、污行盗名者戒。”

另一起在明季(公元1627年),无耻文人陆万龄竟称“孔子作《春秋》,(魏)忠贤作《要典》。

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

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比魏忠贤为孔子,比东林一党一人为少正卯。

一个是将来配享孔庙的先贤,被诬为少正卯,一个是遗臭万年的竖Yan,被比为诛杀少正卯的孔子,可见谬种一旦流传,不由你考证它是真是伪,它自有它的生命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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