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
卷六十二 司马迁传 第三十二
（司马迁）
【原文】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其在周，程伯林甫其后也。
当宣王时，官失其守而为司马氏。
司马氏世典周史。
惠、襄之间，司马氏适晋。
晋中军随会奔魏，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
其在卫者，相中山。
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
在秦者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错孙蕲，事武安君白起。
而少梁更名夏陽。
蕲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
蕲孙昌，为秦王铁官。
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
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
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
昌生毋怿，毋怿为汉市长。
毋怿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
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陰陽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一精一神专一，动合无形，澹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陰陽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一操一，事少而功多。
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随。
如此，则主劳而臣佚。
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黜聪明，释此而任术。
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神形蚤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陰陽，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孝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
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
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
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上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斫；饭土簋，歠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
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率。
故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
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也。
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
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不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一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
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剸决于名，时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
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
不为物先后，故能为万物主。
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
故曰“圣人不巧，时变是守”。
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
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
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款。
款言不听，一奸一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
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
光耀天下，复反无名。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
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
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合，故圣人重之。
由此观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俱。
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陽。
年十岁则诵古文。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一穴一，窥九疑，浮沅、湘。
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发愤且卒。
而子迁适反，见父于河、洛之间。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
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
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
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
夫天下称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大王、王季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鐀之书。
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记。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为何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一事之深切著明也。
’《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陰陽、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一兽、草木、一牝一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
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差以豪氂，谬以千里’。
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久矣’。
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
其实皆为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
余闻之先人曰：‘虙戏至纯厚，作《易》八卦。
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
汤、武之降，诗人歌之。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矣，而不用，有国者耻也；主上明圣，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
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累绁。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五帝本纪》第一，《夏本纪》第二，《殷本纪》第三，《周本纪》第四，《秦本纪》第五，《始皇本纪》第六，《项羽本纪》第七，《高祖本纪》第八，《吕后本纪》第九，《孝文本纪》第十，《孝景本纪》第十一，《今上本纪》第十二。
《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六国年表》第三，《秦楚之际月表》第四，《汉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间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礼书》第一，《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禅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第八。
《吴太伯世家》第一，《齐太公世家》第二，《鲁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陈杞世家》第六，《卫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郑世家》第十二，《赵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韩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陈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绛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三十。
《伯夷列传》经一，《管晏列传》第二，《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司与穰苴列传》第四，《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伍子胥列传》第六，《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君列传》第八，《苏秦列传》第九，《张仪列传》第十，《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穰侯列传》第十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平原虞卿列传》第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六，《魏公子列传》第十七，《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列传》第二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连列传》第二十三，《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淮陰侯韩信列传》第三十二，《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田儋列传》第三十四，《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张丞相仓列传》第三十六，《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傅靳崩阝成侯列传》第三十八，《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爰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田叔列传》第四十四，《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平津主父列传》第五十一，《匈奴列传》第五十二，《南越列传》第五十三，《闽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汲郑列传》第六十，《儒林列传》第六十一，《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佞幸列传》第六十五，《滑稽列传》第六十六，《日者列传》第六十七，《龟策列传》第六十八，《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惟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
周道既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鐀、玉版图籍散乱。
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
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谊、韩错明申、朝，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一靡一不毕集。
太史公仍父子相继■其职，曰：“於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
故司马氏世主天宫，至于余乎，钦念哉！”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一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
序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言，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臧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
第七十，迁之自叙云尔。
而十篇缺，有录无书。
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一宠一任职。
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
迁报之曰：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
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
仆非敢如是也。
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
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
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
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
何则？士为知已用，女为说己容。
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
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
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
请略陈固陋。
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一爱一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
故祸莫忄朁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
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
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
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一穴一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一宠一。
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
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
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卬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
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
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
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
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赵公家之难，斯已奇矣。
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
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
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
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冒白刃，北首争死敌。
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
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
大臣忧惧，不知所出。
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
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
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
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攻亦足以暴于天下。
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
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
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
因为诬上，卒从吏议。
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一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一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一毛一，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一毛一，用之所趋异也。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一毛一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
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
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槍地，视徒隶则心惕息。
何者？积威约之势也。
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
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迸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
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騷》；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一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一党一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一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臧于岩一穴一邪！笔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
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欲自雕瑑，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只取辱耳。
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
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
迁既死后，其书稍出。
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惲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
至孔氏■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
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
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异同为《国语》。
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
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
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
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
其言秦、汉，详矣。
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
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
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一奸一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
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
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白话文】
从前在颛顼统治时期，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命火正黎掌管地理。
唐尧虞舜统治时期，继续命重和黎的后代掌管天文和地理，一直到夏朝和商朝，所以姓重的姓黎的世代掌管天文地理。
在西周时，封为程伯的休甫是他们的后代。
到了周宣王的时候，他们失去了主管天文地理的官职，而为司马氏。
司马氏世代主管周朝的历史。
在周惠王和周襄王之际，司马氏到了晋国。
晋国的中军元帅随会逃奔到魏国，司马氏也随之来到了少梁。
自从司马氏家族离周到晋国后，他们就分散开来，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
在卫国的，后来作了中山国的相。
在赵国的，由于传播有关剑术的理论而声名显赫，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
在秦国的司马错，曾舆张仪争论伐蜀的事，秦惠王采纳了他的建议，让他率兵伐蜀。
他取得胜利并被任命为蜀郡守。
司马错的孙子司马蕲是武安君白起的部下。
这时的少梁改名为夏陽。
司马蕲舆武安君白起在长平坑杀趟国的军队，回到秦国后，他与白起都被秦王赐死于杜邮，葬在华池。
司马蕲之孙名司马昌，在秦国任铁官。
在秦始皇时，蒯聩的玄孙司马印是武信君的将领，领兵攻占了朝歌。
在项羽封十八诸侯时，封司马印为殷王。
在汉王刘邦讨伐楚王项羽时，司马印遍附了汉，汉王改司马印统治区为河内郡。
司马吕生司马毋惮，司马毋惮任汉朝长安的市长。
司马毋恽生司马喜，司马喜曾为五大夫，他们死后，都埋葬在高门。
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曾任太史公。
太史公向唐都学习天文学，在杨何处学《周易》，在黄子处学道论。
太史公在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习先秦各家学说的人，未能了解各家学说的原意，盲目信奉一些荒谬的说法，就论述六家学说的主要一精一神道：《易大传》说：“天下人的方向一致，可是想法却多种多样，目标相同，可所走的道路却不相同。”
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这些学派都是以治理国家为要务的，但是他们的学说却不同，有省与不省而已。
我认为陰陽家的学说，崇尚祥瑞而忌讳繁多，常常使人受到限制而产生许多畏惧，然而它所排列的一年四季的顺序是不能废弃的。
儒家学说广博而缺少要领，费力不少而功效不大，因此它所提倡的难以完全照办。
然而它所规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妇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能改变的。
墨家主张节俭却难以遵从，因此墨家主张之事不能全部采用。
然而墨家关于加强本业发展和厉行节约的主张则是不可丢弃的。
法家的主张严厉苛刻、缺少恩谊。
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
名家过于拘于形式而容易丧失对事物的正确认识，然而它辩证名与实的关系问题则不能不予以认真考虑。
道家使人一精一神合一，行动合乎无形的“道”，使得万物丰足完美。
他们的学说，因循了陰陽排列四时的顺序，吸取了儒、墨两家的长处，总取了名、法两家的一精一华，随着时间来转移，顺着事物而变化，这样来立定常规和处理事务，没有不相适宜的，并且意旨简明而易于掌握，办的事情虽不多，而功效却很大。
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的表率，凡事君主倡导而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而臣下随从。
像这样，则君主劳累而臣下安逸。
至于伟大道家理论的一精一髓，既去掉了刚强和贪欲，又废黜了聪明与智慧。
儒家却丢开了这些而任用儒术进行统治。
一精一神用的过分就会枯竭，身一体过度劳累就会损坏；一精一神和身一体过早的衰竭，而想与天地共长久，这事还从未听说过。
陰陽学说对于一年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节气都有各自的规定与禁忌，说顺着这些就会昌盛，违背这些就会灭亡，其实未必如此，所以说“使人受到限制而产生许多畏惧”。
至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若不遵从它就没有可以作为天下法则的。
所以说，它所规定的“一年四时的运行顺序是不能丢掉的”。
儒家用六艺作为准则，六艺的经传文字以千万计，人们连续几代都不能弄通它的学说，一辈子也不能完全通晓它的礼仪。
所以说儒学“广博而缺少要领，费力不少而功效很小”。
至于儒家序列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妇长幼之间的区别，这是各家学说也不能改变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称述尧舜的德行说：“他们住在三尺高的殿堂裹，土筑的台阶有三层，茅草房顶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饰；盛饭用陶簋，装汤用瓦盆，吃的是糙米饭，喝的是豆叶汤；夏天穿葛衣，冬日披鹿皮。”
他们埋葬死人，用三寸薄的桐木板棺材，哭的声音也不悲哀。
教育人民遵循葬礼，一定以此为标准。
要使天下都像这样，那么就没有尊贵和卑下的区别了。
世道不同，时代变了，事业不必相同，所以说“墨家所倡导的节俭人们却难以遵循”。
总之，墨家主张强本节用，则是引导家富人足的办法。
这是墨家的长处，即使百家也不能丢掉这一点。
法家不分别关系的亲疏，不区分地位的尊卑，一律断之于法。
这样就把敬一爱一亲属、尊长的恩谊断绝了。
可以用它作为临时措施，但不能长期施用。
因此说法家“严厉苛刻而缺少恩谊”。
至于法家主张使君王尊贵使臣子卑下，明确职分界限不得相逾越，这是各家学说也不能更改的。
名家烦琐细碎、纠缠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专注于名词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于掌握的常理。
所以说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对事物的正确认识”。
至于它循名责实，综合考察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倒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虑的。
道家宣扬无为，又说无所不为，其实际主张是容易实行的，而其言辞却难于理解。
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践原则。
既没有既成不变之势，也没有固定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推究万物的实情。
既不走在事物的前边，也不落在事物的后边，因此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
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制度的兴废，根据事物的变化来决定。
所以说“圣人不巧取，顺应时势而变通”。
虚无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君主统治的纲领。
群臣一齐上朝，君主让他们各自表明自己的才干。
其实际情况与名声相符的叫做端；其实际情况与名声不相符的叫做空。
君主不听空而不实的话，一奸一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就自然分清了，黑白也就自然分明了。
造就在于君主如何使用他们了，这样做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呢！这样就合乎大道，看起来混混沌沌，而光明却照耀天下，又返回到无名的境界。
人所赖以生存的是一精一神，所依托的是形体。
一精一神用得过分就会枯竭，形体过分劳累就要损坏，形体与一精一神分离人就会死亡。
死去的人不能再生，形神分离就不会复合，因此圣人重视这一问题。
由此看来，一精一神是人生存的根本，形体是人生存的器一具。
如果不首先安定自己的一精一神和形体，却说什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藉什么呢？
太史公职掌天文工作，不管民事。
他有个儿子叫司马迁。
司马迁生在龙门，在龙门山南麓过着农耕放牧生活。
十岁时已能识读古文著作。
二十岁南游江淮，他登上会稽山，探访禹一穴一，到九疑山，考察舜的遣迹，泛舟沅、湘水间。
北渡汶水、泅水，在齐、鲁之都研讨学业，观察孔子教化的遣风，还在邹峰学习乡射礼节；在游历蕃、薛、彭城等地的时候，一度遭受危困，经过梁、楚之地后回到长安。
于是司马迁做了郎中，奉朝廷之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的地区，略定了邛、榨、昆明之后，回到长安向朝廷覆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因此心中愤懑得病将要死去。
他的儿子司马迁恰巧在这时出使返回，在洛陽见到了父亲。
太史公抓着司马迁的手流着泪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
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
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裹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
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着啊。
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
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遣风，使人懂得周太一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
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
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
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
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裹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于虽然不聪明，一定把父亲编纂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太史公死后三年，司马迁作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摘抄了石室金柜收藏的图书档案，又过了五年，正当太初元年，卜一月甲子初一凌晨冬至，开始改用太初历，新的历法在明堂上公布，诸神受到记识。
太史公说：“先父曾说过：‘从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从孔子到现在又五百年了，到了继承并光大孔子的事业，修正《易传》，续作《春秋》，根据《诗》、《书》、《礼》、《乐》衡量一切的时候了。
’意思就在于此吧！意思就在于此吧！我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当初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
太史公答道：“我听董先生说：‘周朝的王道衰微了，孔子作鲁国的司寇，想振兴王道，可是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
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王道不能推行，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寓于《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准则。
他贬斥僭礼的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衹不过是为了实行王道罢了。
，孔子说：‘我想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件，因事见义，更为深切显明。
’《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丑恶，尊重贤能者，贱视不肖之徒，保存已灭亡国家的史迹，接续已断绝了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中的要点。
《易》是专讲天地、陰陽、四时、五行的，所以长于变化；《礼》是规范人伦的，所以长于行一事；《书》是记载先王事迹的，所以长于政事；《诗》是记载山川、溪谷、禽一兽、草木、一牝一牡、雌雄的，所以长于风土人情；《乐》是论述音乐经典的，所以长于和谐；《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人。
由此可见，《礼》用以节制人欲，《乐》用以发扬和气，《书》用以指导政事，《诗》用以表达思想感情，《易》用以阐明事物的变化，《春秋》用以指导人们遵守道义。
治理乱世，使它走向正轨，没有比《春秋》再合适不过的了。
《春秋》文字数万，旨意数千，万物的离散聚合都集中在《春秋》裹面。
在《春秋》中，记载着三十六起杀君事件和五十二个亡国事件，诸侯奔走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简直无法统计。
考察其所以如此，都是由于失去了礼义这个根本。
所以《易》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因此‘臣弑君、子杀父，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是逐步发展而来的’。
做国君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前面有进谗言的则看不见，后面有一奸一贼作乱也不知道。
作人臣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就不知道日常事务怎么处理才得当，遇到突变就不能采取权宜之计去应对。
作人君、人父的，不能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蒙上首恶的罪名。
作人臣、人子的。
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陷于篡弑的罪名而被诛杀。
其实他们都以为是在做好事，却因为不知其道义所在，以致被加上了空洞的罪名也不敢推卸。
不通晓礼义的宗旨，就会弄到君主不像君主、巨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地步。
君主不像君主，就会受到臣下的干犯，臣子不像臣子就会被诛杀，父亲不像父亲，就没有人伦之道，儿子不像儿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罪过。
把天下最大罪过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他们也衹能接受而不敢推辞。
因此说，《春秋》一书是礼义的根本。
礼义的作用是禁绝坏事的发生，法律的作用是在坏事发生之后进行制裁；法律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义所起的防止作用却不易被人了解。”
壶遂说：“孔子的时候，上面没有圣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议论，以裁断礼义，作为统一的王法。
如今您上遇圣明的君主，下得当官任职，万事备，各得其所，您所论述的，将要阐明什么呢？”
太史公答道：“啊啊，不不，不是这样。
我听父亲说：‘伏羲最为纯厚，他作了《易》八卦。
尧舜道德之盛，《尚书》予以记载，礼乐由此而兴。
商汤、周武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
《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
’从汉朝建立到今圣明天子，这期间获得了吉祥的符瑞，举行了封惮大典，改革了历法，更换了衣物的颜色，受命于天，天子的恩泽滋润无边，海外异俗之地的国家也辗转翻译叩关入境，请求献礼、朝见，这样的事情多得说不完。
臣下百官极力颂扬天子的圣德，还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心意。
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得不到重用，是国君的耻辱；主上圣明，而其恩德不能传扬天下，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
何况我担任史官工作，如果撇开天子的圣明功德不去记载，埋没了功臣、贤大夫的功业不去论述，背弃了我父亲的嘱咐，这是极大的罪过。
我所写的不过是记述历史故事，整理、归纳世代相传的史料，不是人们所说的著作，而您把它比作《春秋》就不对了。”
于是按次序论述和编写其书。
写作的第十年，遭受李陵之祸，被关进了监狱。
在狱中长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一体残废没有用了。”
事后仔细思量道：“《诗》、《书》的文义之所以含蓄隐约，是作者藉以更好地表现自己的深沉思想。”
他终于着手记述从黄帝开始，直到武帝获麟为止的历史。
其篇目为：《五帝本纪》第一，《夏本纪》第二，《殷本纪》第三，《周本纪》第四，《秦本纪》第五，《始皇本纪》第六，《项羽本纪》第七，《高祖本纪》第八，《吕后本纪》第九，《孝文本纪》第十，《孝景本纪》第十一，《今上本纪》第十二。
《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六国年表》第三，《秦楚之际月表》第四，《汉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间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礼书》第一，《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惮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第八。
《吴太伯世家》第一，《齐太公世家》第二，《鲁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陈杞世家》第六，《卫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郑世家》第十二，《赵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韩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陈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绛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三十。
《伯夷列传》第一，《管晏列传》第二，《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司马穣苴列传》第四，《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伍子胥列传》第六，《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君列传》第八，《苏秦列传》第九，《张仪列传》第十，《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穣侯列传》第十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平原虞卿列传》第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六，《魏公子列传》第十七，《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列传》第二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连列传》第二十三，《屈原买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魏豹彭越
列传》第三十，《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淮陰侯韩信列传》第三十二，《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田儋列传》第三十四，《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张丞相仓列传》第三十六，《郦生陆买列传》第三十七，《傅靳挪成侯列传》第三十八，《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季布乐布列传》第四十，《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田叔列传》第四十四，《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平津主父列传》第五十一，《匈奴列传》第五十二，《南越列传》第五十三，《闽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汲郑列传》第六十，《儒林列传》第六十一，《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佞幸列传》第六十五，《滑稽列传》第六十六，《曰者列传》第六十七，《龟策列传》第六十八，《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汉朝继承了五帝遣业，接续被中断了的三代事业。
周朝王道衰微，秦朝毁弃了古代文化典籍，焚毁了《诗》、《书》，所以造成明堂、石室金柜中的玉版图籍散乱了。
汉朝建立，萧何颁布了律令，韩信整顿了军法，张苍制定了章程，叔孙通制订了礼仪。
于是品学兼优的文入学者逐渐被启用，《诗》、《书》之类的典籍，在各地不断被发现。
自从曹参荐用盖公，提倡黄老学说，贾谊、晁错通晓申不害、韩非的法家学说，公孙弘因儒学而显达，一百年来，天下的遣文旧事无不汇集于太史公处。
太史公父子相继担任这一职务，太史公说：“啊！我的祖先曾担任这一官职，扬名于唐尧虞舜之际，到了周朝再次主管这一工作。
所以司马氏世世代代主管文史星历，直到我啊，这一传统我一定恭敬不忘啊！”于是搜集天下散失的历史故事和传说，对帝王兴起的业绩，追本溯源，探究始终，观察朝代盛衰的原因，依据事实进行论述考订。
略述三代，详绿秦汉，从黄帝写起，直到当朝皇帝，着十二篇本纪，已经列出大纲了。
同一时代或不同时代的纷繁历史事件，年代交叉难以明辨，因此作了十表。
礼乐增减，律历改革，兵法权谋、山川形势、鬼神问题，天人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变通，作了八书。
像二十八宿围绕着北斗、三十根辐条共聚一毂而运行无穷一样，辅佐得力的大臣和帝王相配合，忠诚行道，奉卫皇上，因此为他们作了三十世家。
扶持正义，慷慨超群之士，他们不使自己失去时机，而立功名于天下，为他们作了七十列传。
全书总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这就是《太史公书》。
本篇《自序》概括地阐明述作宗旨，就是拾取遣佚的史事以补充六艺之缺，成为一家之言。
它协调了有关<六经》的各种不同解释，整齐了百家杂说。
把正本藏在名山，副本留在京师，以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观览。
列传的第七十篇，是司马迁的自叙。
然而在一百三十篇中缺少了十篇，有目录而无内容。
司马迁受刑以后，做了中书令，职高位尊。
他的旧友益州刺史任安写信给他，用古贤臣的标准要求他。
司马迁回信说：少卿足下：早些时候承蒙您写信给我，教我谨慎地接人待物，并担负起向皇帝举荐人才的应尽义务。
信中情真意切，好像责备我没遵从您的意见行一事，而听从了世俗流言，我是不敢这样的。
我虽然才能平庸，但也聆听过德高望重的长者的遣教。
衹是自己认为身一体已经残废，而又处于低贱的地位，稍有举动就会受到责难，主观上想有所作为，客观上反而会招致损害，因此情绪苦闷而又找不到知心的朋友去诉说。
俗话说：“为了谁而这样做，又有谁来听我说呢？”
所以，钟子期一死，伯牙终生不再鼓琴。
为什么呢？因为士为知己者而效力；女子为喜一爱一自己的人而打扮。
像我这样身一体残废的人，即使怀有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的可贵之材，有如许由、伯夷那样的高尚品德，终究也不能引以为荣，相反恰好遭人耻笑而使自己更加污秽。
早该给你回信了，刚好随从皇帝束巡归来，又忙着烦琐的事务，彼此相见的日子越来越少了，而我又匆匆忙忙没有一点儿空闲得以详尽说明我的心意。
现在你身遭大难，再过一个月就接近行刑日期了，我又将随从皇帝去雍地，恐怕转眼之间你就会遭到不幸。
这样，我将最终不可能向你抒发内心的愤懑，而你在九泉之下的魂灵也会抱恨无穷。
请允许我说说自己的固陋见解吧。
好久没给你回信，请原谅。
我听说过：加强自身修养是智慧的象征；乐于施舍是仁德的开端；取舍得当是道义的表现；正确对待耻辱是判断勇敢的标准；树立好的名声是品行的最高准则。
士人衹有具备了这五条，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从而进入君子的行列。
所以最惨的灾祸，莫过于贪图私利；最痛苦的悲哀，莫过于伤了自尊心；最丑恶的行为，莫遇于辱没祖先；最大的耻辱，莫过于遭受宫刑。
受过宫刑的人，就没有人愿意和他在一起，这不是一朝一代的事，而是由来已久了。
从前，卫灵公与闯入雍渠同坐一辆车，陪坐的孔子感到耻辱，便离开卫国到了陈国；商鞅依靠闯入景监的引荐，得到秦孝公的重用，赵良为此感到恐惧；宦官赵谈为文帝参乘，袁盎怒而争谏。
自古以来宦官就被视为可耻之徒。
就是一般的人，涉及有关宦官的事，没有不挫伤锐气的，何况那些慷慨激昂的士人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可怎能让一个受遇宫刑的人去举荐天下的英雄豪杰呢？我一靠着父亲的余业，得以在京师任职，已有二十多年了。
平Et自己常想：对上，我没能竭尽忠诚，取得奇策高材的美誉，以博得圣明君主的赏识；其次，我又没能替皇帝拾遣补阙、招贤进能，以显露那些隐士的才干；对外，我也没能参加军队去攻城野战，取得斩将拔旗的功绩；对下，我也没能用积年的劳苦换来高官厚禄，以使宗族朋友争光得一宠一。
这四者，没有一件成功的，衹不过是得过且过，受到皇帝的收容而已。
我没有一点可称道的长处，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来。
过去，我也曾居于下大夫的行列，事奉于朝堂之上，发表些微不足道的议论。
可我没有在那个时候捍卫国家的法度，为国竭尽智谋，如今身一体残废了，做了一个扫除的奴仆，处于这样卑贱的地位，却要扬眉吐气、议论是非，这不是轻蔑朝廷、羞辱当今的士人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说呢？还有什么可说呢？
况且，事情的原委足不容易说清楚的。
我年少的时候，才华横溢，长大成一人后却不能博得乡里的称誉，幸好皇帝因为我父亲的关系使我得以贡献微薄的才能，出入戒备森严的宫禁之中。
我以为头顶着盆子是看不到天空的，所以我就断绝了朋友的交往，把家庭的私事抛在一边，Et夜想着竭尽我微薄的才能，专心致力于本职工作，以博得皇帝的一宠一信。
然而事情竟会出现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况。
我和李陵同在宫中任职，平时并不相要好，思想志趣也不同，更没在一起饮过酒，交过朋友。
可是我观察他的为人，是个能自守节一操一的出众人物。
他侍奉父母很孝，结交士入讲信用，对待财货廉洁奉公，取舍之间重德义，能分别尊卑长幼而有礼让，谦恭自约，礼贤下士，又常常想着奋不顾身，为国家的危难而献身。
从他平时的修养品德来看，我认为他具有国家杰出人才的风度。
作为臣子，出于宁肯万死，不求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是很了不起的了！如今因他一件事情做得不对，那些贪生怕死，衹顾保全身家一性一命的臣子，就随意构陷，夸大他的罪名，对此我感到十分痛心。
况且，李陵衹率领不到五千步兵，就长一驱一直一入战地，足迹到达匈奴的王庭。
他的这支部队，虽然不过是诱虎之师，但他却能主动出击，四处挑战，仰攻强敌，与单于的军队连战十几天，所杀的敌人超过了自己的军队的损失。
杀得敌军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
匈奴的君长都震惊了，于是征调了左、右贤王的所属部队，发动了全部能拉弓打仗的人，用全国的力量来围攻他们。
李陵军转战千里，箭矢已尽，无路可走，而救兵又不到，死伤的士卒堆积如山。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陵一声令下，疲惫的士卒便无不奋起，他们噙着泪，血流满面，咽下泪水，举起空弓，留着敌人的兵刃，向北争着与敌人决一死战。
李陵军未覆没时，有使者来报战况，朝廷上的公卿王侯都向皇帝举杯祝贺。
可是过了几天，李陵兵败的消息传来，皇帝吃饭不香，听朝不悦，大臣们担忧害怕，不知如何是好。
我不自量地位的卑下，看到主上极度悲伤的情绪，实在想对皇帝竭忠尽智。
我以为李陵一向对将士们绝甘分少，因而也能得到部下的拼死出力，就是古代名将也赶不上他。
李陵虽然失败被俘，我看他的心意，是想在匈奴立功报汉，以抵当他败降之罪。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已无法挽回，但深入敌阵、摧败敌人的功劳，也足以光耀天下了。
我抱着这些想法想向主上陈说，而没有机会。
恰好主上召问，我就本着上述意思论说李陵的功绩，想以此宽慰主上，堵塞那些陷害李陵的谗言。
可是由于没说清楚，圣明的主L又没深加推究，以为我是在诋毁贰师将军而替李陵开脱罪责，于是就把我交给大理寺治罪。
我的诚恳忠心始终没有机会表白，落了个欺君诬上的罪名，主上终于同意了法吏的判决。
我家贫穷，没钱赎罪，朋友们没有谁来营救，主上身边的亲信也不替一我说一句话。
我的身一体不是草木石头，独自和法官打交道，被关进深深的监狱裹，能向谁诉说我的苦处呢！这些正是你亲眼看到的，我的遭遇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李陵已投降了匈奴，败坏了他家的名声，而我却被处以宫刑住在蚕室中蒙受耻辱，着实被天下人所耻笑。
可悲呀！可悲呀！
有些事情是不容易对世俗的人一一说清楚的。
我的祖先没有立下受赐剖符丹书那样的功劳，而掌管文、史、星、历的官与卜官、祝官的地位相似，本来就是供皇上驱使，如同豢养的优伶一样，是被世俗所轻视的宫职。
假如我伏法就死，好似九牛身上失去一根毫一毛一而微不足道，和一只蝼蛀、蚂蚁被踩死有什么区别呢？而舆论也不能把我视为是为气节正义而死的，衹不过认为我智虑穷尽，罪大恶极，不能自我解脱，终于被杀而已。
为什么呢？平素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必然使人们有这种看法。
人总是要死的，有的死得重于泰山，有的死得轻于鸿一毛一，这是因为他们在死的作用方面有所不同。
一个人，最好是不使祖先受辱，其次是自身不受辱，再次是脸面不受辱，又其次是不因言辞而受辱，更次的是遭受捆一绑之辱，更要次之的是穿上赭衣的耻辱，比这还要次的是遭受戴刑具、被拷打、剃头发、戴铁锁的耻辱，还有比这更次一等的是遭受毁坏肌体的耻辱，最下等的是遭受腐刑的耻辱，腐刑使耻辱达到了顶点。
《礼记》上说：“对大夫以上的人不加刑辱。”
造就是说士人不能不严格保持一操一守。
猛虎在深山裹，百兽感到恐惧，可它一旦落入陷阱和笼子裹，便摇头摆尾向人求食，这种屈服于人的威势的习一性一是逐渐形成的。
所以有这样的士人，在地上画个圈儿作监牢他也不敢进去，削根木头作法吏他也不敢抬头答话，而是决计在受辱之前自一杀。
现在，我被捆一绑手脚，戴上了刑具，剥掉衣服被鞭打，关在四面高墙的监狱之中。
这个时候见到狱吏就知叩头，碰上狱卒就胆颤心惊。
为什么呢？因为逐渐积累了对狱吏威势的恐怖所造成的。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却说自己没有受辱，岂不是厚着脸皮，哪裹还有什么尊贵可言呢？况且西伯，作为一方诸侯，也曾被关在羡里；李斯，曾是丞相，也身遭五种刑罚；淮陰侯本为王，却在陈地被逮捕；彭越、张敖曾南向称王，同样因罪被关在监狱裹；绛侯周勃灭掉诸吕，权势超过春秋五霸，结果被关请室之中；魏其侯是员大将，也穿上赭衣、戴上刑具；季布自受钳刑给朱家作奴隶；灌夫也被下狱受辱。
这些人都曾是王侯将相，声名远扬，及至犯罪落入法网，不能够及早自一杀。
落入尘埃之中的人，从古到今都是一样，哪裹有什么不受辱的呢？由此说来，勇怯强弱都是由形势决定的，明白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一个人不能早在法律制裁之前自尽，稍一迟疑，等情况恶化、鞭子落到自己身上以后，才想为气节而死，不是太晚了吗？古人难于对大夫施刑的原因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吧。
说到人之常情，没有不贪生怕死，怀恋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的，衹有那些被义理所激发的人们例外，然而也有不得已的情况。
现在我很不幸，父母早已死了，又没有兄弟，孤独自身。
少卿你看我对妻子儿女怎样呢？勇敢的人不一定为名节而死，怯懦的人如果仰慕节义，也会处处勉励自己的。
我虽软弱，也想苟且偷生，但也十分清楚舍生就义的份量的。
何必要遭受坐监牢的耻辱呢！况且奴仆婢妾尚能赴义死节，更何况像我要处于迫不得已环境中的人呢！我之所以忍辱苟活下来，甚至陷入粪土之中也不推辞，是因为遗憾自己的意志还没有表达出来，如果默默地死去，我的文章著述就不能流传于后世了。
古代有许多身为富贵而声名堙没无闻的人，多得无法统计，衹有卓越非凡的人物才流芳后世。
周文王被囚于羡里，推演出《周易》；孔子受困穷，著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写出了《离騷》；左丘明双目失明，写出《国语》；孙子受膑刑，论着了《兵法》；吕不韦被放逐蜀，其《吕览》流传于后世；韩非在秦国被捕入狱，写出《说难》、纰愤》。
《诗》三百篇，大都是圣贤抒发愤懑的作品。
这些人都是因为心裹有所郁结，理想又得不到实现，所以才论述往事，以寄希望于未来的人。
就像左丘明双目失明，孙子被废去双足，终生再也不能为世所用了，于是引退著书，以抒发内心的愤懑期望文章能流传后世，使自己的心意得到表白。
近年来，我自不量力，也把自己的思想表现在浅薄的文章中，搜罗天下散失的遣闻旧事，考核历史事实，研究事业成败的原因，探索朝代兴衰的道理，共一百三十篇，也想用它来反映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形成一家学说。
初稿还没有完成，恰逢这场灾祸。
我痛惜全书没有完成，因此遭受极刑而没有怨恨的表现。
我果真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把它收藏在名山之中，传给通都大邑中志同道合的人，这样就可以偿还以前我所遭受耻辱的债了，即使万一被杀，我也绝不后悔！然而这些衹能对有学识的人讲，很难对浅薄的俗人诉说。
而且，背着坏的名声，在社会上是难于立足的，自己卑贱的地位也常常遭到毁谤。
我因为发表议论而遭受这场灾祸，着实被乡里人所讥笑，污辱了自己的祖先，还有什么面目到父母坟墓上去祭奠呢？即使经过百代，耻辱仍会越来越深重！因此，我整天心绪不宁，呆在家裹恍恍惚惚像丢失了什么；走到外边，又不知要往哪裹去。
每当想到这一耻辱，冷汗就浸透了衣裳。
我衹不过是宫中的臣仆，哪能隐居在深山呢！所以只好暂且随波逐流，得过且过地活下去，以抒发自己内心的郁结。
现在少卿教我推荐贤士，这恐怕是和我个人的想法相违背吧！如今即使我想装饰自己，用美好的言辞来自我解脱，也没有用，世俗的人是不会相信我的，相反衹能招来耻辱。
总之，衹有到了死的那一天，是非才会有定论。
这封信不能详尽地表达我的心意，衹是粗略地说说我浅薄的见解。
司马迁死后，他的书渐渐流传开来。
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惮最先开始陈述司马迁的著作，于是得以公布开来。
到了王莽的时候，有人请求封司马迁的后人，于是封其后人为史通子。
赞曰：从古人有文字开始就有了史官，并写下了许多史书。
到了孔子整理史书，上自唐尧时期，下止秦穆公时期。
唐尧、虞舜以前的情况虽然有留下来的文字，但那些算不上经典，所说关于黄帝、颛顼的事迹就不那么清楚。
到孔子依据鲁国的史书著作《春秋》，左丘明阐述整理有关史实来给《春秋》作传，又编撰了与此相异同的史料而成为《国语》。
又有《世本》，记录了黄帝以来至春秋时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先祖、世系的由来。
春秋以后，七国争雄，最后秦国兼并了各诸侯国，记述这段历史的史书有《战国策》。
汉朝兴起推翻秦朝，平定天下，记载这段历史的是《楚汉春秋》。
所以司马迁根据《左氏春秋》、《国语》，采用《世本》、《战国策》的一些史料，陈述《楚汉春秋》的史实，接续记载其后的史事，截止于天汉年间。
所讲的秦、汉时期的历史十分详尽。
至于采录、摘取经传，分别记述几家的史事，有许多地方粗疏简略，有的互相矛盾。
还有他涉猎的范围广博，贯通经传，驰骋于古今上下几千年之间，这是他勤奋努力的结果。
再有他的是非观和圣人非常不同，论说大道则以黄老学说为主，而以六经为辅；叙述游侠，则贬退隐士而推举一奸一雄；记述经济活动，则崇尚权势财利，而羞辱贫贱，这些是他的短处。
然而，从刘向到扬雄，这些人博览群书，他们都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才，佩服他善于序说事物的道理，明辨而不华丽，质朴而不鄙俗，他的文章秉笔直书，他所记述的史事真实不做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所以称作实录。
唉！以司马迁的博学广闻，却不能靠智慧保全自己，已经遭受极刑仍在狱中发愤写作，他给任安的信中所陈述的也是可信的。
究察其所以哀伤自己，是属于《诗经。
小雅》中巷伯一类的人。
像《诗经。
大雅》所说的“既明辨又聪明，还能保全自己”，这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