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冲之字文远,是范陽蓟县人。祖父祖昌,在宋朝做过大《南齐书白话文》祖冲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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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冲之传

祖冲之字文远,是范陽蓟县人。

祖父祖昌,在宋朝做过大匠卿。

其父祖朔之,官奉朝请。

祖冲之从小就喜欢考究古史文物,而且思致一精一巧。

宋孝武帝把他安排在华林学省里做事,赐给他宅第车服。

初次任官为南徐州从事,公府参军。

宋元嘉年间(424~453),使用的是何承天制的历法,比古代的十一家历一精一密,但祖冲之认为还很粗疏,便另造新历法。

上表说:

我广泛地考察了古代的典籍,五帝的度次,三王的交分,《春秋》的朔气,《纪年》的薄蚀,司马谈、迁的记述,班彪、固的志载,魏时的注历,晋代的《起居》,古今中外,我都有考察,自有文字记载,二千余年,日月离合的征象,星度疏密的验证,我都作了专门的研究和思考,因而都有自己的看法。

加上我亲自丈量圭尺,观察仪漏,看得仔细,想得深远,经过考核推算,也弄明了其中的奥妙。

古代的历法往往粗疏多误,不够一精一密,各家制作又很纷乱,没人能弄明其究竟。

近来何承天献上的历法,虽然有心改革,但方法比较简略,如今已有很大误差。

根据我的校定,多次发现其错误,关于日月的位置,误差了三度,二次冬至的测定,几乎相差一天,五星的隐现,相差达四十天,留逆进退,有的出入两宿。

分至失实,那么节闰就不正确;宿度违天,那么观察就难准确。

我生在这个美好的时代,南齐书又肩负着朝廷的职责,因而不避愚盲,重新创制历法。

改易的立意有两点,方法的设置有三方面。

关于改易,一:考虑到旧法一章中,十九年有七闰,闰数偏多。

经过二百年就会误差一天。

节闰一有出入,则应改变历法,因而历纪屡次变动,实由此条。

现在改为每章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闰,使其和周、汉之历相合,可以长期使用下去,不须再改动。

二:根据《尧典》上所说:“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推算起来,唐世的冬至日,在现在宿之左五十度左右。

汉代初期,用的是秦历,冬至日在牵牛六度。

汉武帝改用《太初历》,冬至日在牛初。

后汉用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

晋代姜岌根据月蚀检查日历,得知冬至日在斗十七度。

我现在参照中星,再和蚀望核对,得知冬至日在斗十一度。

总体看来,不满一百年,就相差二度。

旧历法都是给冬至日确定位置,天数既有误差,则七曜的宿度,也就渐渐与之不对应了。

误差太明显了,就应改。

但以往只是合乎一时,都不能长远无误。

因此以前历法之所以变革不已,便是由于此条。

现在我让冬至日的位置年年有微小差异,和汉注相对照,都很审密,可以供以后长期使用,不必经常改动。

另外关于设法,其一:以子起首记时,位置在正北,在卦爻上应着初九升气之端,虚宿处于北方列宿之中,元气的初发,便当在此刻。

前代儒者虞喜,对其意义有过详细的论述。

现在历法上元日的刻度,从虚宿一度开始。

其二:考虑到日时的计算和称谓,都是将甲子放在前头的,因此历法设元,应在这一年。

而自黄帝以来,世代所用历法,共有十一种,但上元的年份,没有恰值此名的。

而现在我的历法中上元岁在甲子。

其三:根据上元之年,历法中的许多条款,都应以此为始。

而《景初历》的交会时刻有快有慢,元首有误差。

另外,何承天的历法上,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会有快慢,也都留有误差,只求朔气能相合而已,因而列序纷乱,不及古意。

现在我的历法中日月五纬交会快慢,都以上元岁首为始,这样使得群流共源,不致出现误差。

至于实物测量,实效验证方面,也是可以保证的。

天象分明可见,就可以用尺表推算;气候虽然幽微,同样可以用寸管测量。

我现在确定的历法,比较容易取信。

我是在综核始终,推究疏密的基础上,革新变旧,适当繁简的。

简约的部分,我自信合理,繁复的部分,我也自信无错。

为什么呢?因为纪闰虽然有参差不齐,但都是可以通过数字来分辨的,而分辨是最能深入细密的,因此我一毫一厘都不放过,为的是达到全面一精一确,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为的是确定一个永久的制度,并非是那种没有发明,没有革新的东西。

如果我呈上的历法还有些长处,就请颁发给各有关部门,请他们审查鉴定。

祖冲之奏表送上去了,孝武帝让朝中懂历法的人士都来提意见,但没人能驳倒祖冲之。

正赶上皇上不久驾崩,祖冲之的奏请没能落实。

后来他出任娄县县令,谒者仆射。

当初,宋武平定关中,获得姚兴的指南车,光有外形没有内部机关,每回出行使用时,都得让人在里面人工转动。

升明年间(477~479),太祖(萧道成)辅政,便让祖冲之按古法修复。

祖冲之改用铜质的机关,修复后可以在作任何转动的情况下,都始终指向一个方向,是马钧以来从未有过的杰出作品。

当时有北人索驭马..,也说他能造指南车,太祖让他和祖冲之分别造之,然后让其在乐游苑里当场比试,结果索车差距太大,被毁烧掉了。

永明年间(483~493),竟陵王萧子良喜好古物,祖冲之为他制做了一个不倒器。

文惠太子在东宫时,看到祖冲之的历法,便启禀世祖(萧赜)施行,不久文惠去世,这事又搁下了。

祖冲之后来转任长水校尉,兼任本职。

祖冲之还作《安边论》,主张进行屯田,发展农业、养殖业。

建武年间(494~498),明帝(萧鸾)让祖冲之到各地考察,打算搞些大的有利于老百姓的工程,赶上连年战争,这事也没施行。

祖冲之一精一通乐器音律,做博塞游戏当时数他独绝,没有对手。

有感于诸葛亮造过木牛流马,祖冲之也造了部机器,不需利用风或水,只要一开机关就自行运动,不要人力。

又造千里船,在新亭江上试航,一天能行百余里。

在乐游苑里造了座水碓磨,世祖曾亲往观看。

尤其善于计算。

永元二年(500),祖冲之去世,其时七十二岁。

著作有《〈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注》,《〈九章〉注》及《缀述》数十篇。

本史作者认为:文章,是人们情一性一的表现,一精一神的奏鸣。

通过心灵来融铸思想感情,挥笔落纸便可见气韵天成。

但都是从生命一性一灵出发,又受到兴趣一爱一好的影响,因而各人的感受不同,追求也就颇为纷杂。

像子桓的品评人物,仲治的区别文体,陆机在《文赋》中的分辨,李充在《翰林》里的论说,张..摘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各有自己的主张,都成为某种标准。

做文南齐书章的情形,一般是从思想感情生发开来,和无限丰富的形象生动结合,从而变化无穷。

都是使用同样的语言音韵,但说出来的话各不相同;大家面对同一外部世界,但形诸笔端就千差万别。

作诗的原则,原是本诸风雅,但经发展变化,便形成各自的风格。

像陈思《代马》诸章,王粲《飞鸾》各篇,作为四言诗,其美妙可谓超前绝后。

少卿的离辞,最具五言诗的才骨,难与争雄。

桂林、湘水,有(张)平子的华美篇章,飞馆玉池,有魏文(帝)的美丽文笔,作为七言诗,谁能超过他们呢?卿、云之作巨丽,那是正宗一流,张、左之作恢廓,那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了。

显宗(汉明帝)之述傅毅,简文之叙彦伯,分字造句,很合颂体。

裴颜内侍,元规凤池,是子章以来,章表的上乘之作。

孙绰作的碑文,可以前追伯喈,谢庄作的诔,可以后起潘岳,颜延的《杨瓒》,自比于《马督》,不仅文多,而且得体。

王褒的《僮约》,束皙的《发蒙》,虽属滑稽之流,也甚奇伟可观。

五言诗体,在各种体裁中一枝独秀。

一般的玩物,时间久了就不一爱一惜了,文章也是如此,最忌陈旧。

如果不能变新出奇,就不能称雄一时。

建安文体,《典论》对之有褒有贬;潘、陆齐名,但二人文体大不一样。

江左的文风趣味,道家意味很浓厚,郭璞得其灵变,许询极有名理,仲长的玄气,也还不能尽除,谢混虽然情致新鲜,但名声不大。

颜、谢并起,各有绝活儿,休、鲍后出,也都名噪一时。

并驾齐驱,各具风格。

当今文章,作者虽多,但总的说来,大约有三种风格:首先是情意闲适,文词华旷,虽然也有一精一致之处,但终究还是归于徐缓。

适合于公宴之用,本非标准。

然而陈慢迂缓,也是大病,可以吸收些典正工作,但实在不合实用。

这种风格,是从灵运那里发展而成的。

其次是排比事物,讲求对偶,虽然能看出识多见广,但这也造成约束。

有的全借古语,以表达现在的感情,牵强曲折,简直像木偶说话,只能看到些事例,完全见不着情致。

这类作品和傅咸的五经,应琚的指事等著作,虽不能说全似,可也相差不多。

其三是作诗的发端开头出语惊挺,使用的音韵节奏险窄急促,形象刻画追求一婬一艳,务使读者炫心动魂。

这种诗也像颜色中有红、紫,音乐中有“郑、卫之一声”一样。

这种风格是受了鲍照的影响。

除了这三种风格,我还想说点别的:作诗为文,应当注重天机自然,同时要有史传之类文化内涵,并且要有感而发,不要先设框架,无病呻一吟。

语言表达以简洁明了为尚,行文遣辞最忌故弄华丽高深,要有和谐的音乐美,给人滋润婉切的艺术感受。

也可以适当吸收民间歌谣,轻松明快,不雅不俗。

这样也会造成独特的艺术效果。

总之作诗为文,有如轮扁斫轮一样,其中妙道,一言难尽,作家和评论者们,很少有人能称得上成熟了的。

这不仅是因为大家的认识不相同,作诗为文之道的复杂一性一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清谈家的作风,往往是理胜其辞,若从这里出发要求文学,必然会对文学产生不一良影响。

因此能做到文理兼备的人是很少的。

赞语:要深切地感知人生,还要学习和体味文化一精一神,然后才能挥笔成文,于是文坛便如春园,万紫千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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