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帝国传奇
魏都平城
第五十三章
滴翠流霞，川原欲媚，坡草茂盛，群羊点缀，……挹其芳澜，郁葱可冷。
摘自《云中郡志》
平城即今山西大同市，内长城蜿蜒其南,外长城横卧其北,东连太行,西临黄河，天高云阔，山关相雄，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塞北重镇。
平城古城始建于战国初年，是赵国的重要军事要塞。
据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的描绘，当时的平城草木丰茂，风景秀丽。
公元398年(北魏天兴元年)七月，平城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风光的时刻，拓跋珪决定迁都平城。
迁都平城是北魏从奴隶制游牧文明向封建制农耕文明转型的重要标志，自此北魏正式确立了在中原的统治地位，并由此为根基逐渐完成对北方的统一。
关于拓跋珪对都城的选择，我见过网上一篇《北魏前后期汉化政策与六镇起兵》的文章，作者叫做浅井紫茗。
他提出拓跋珪开始可能想迁都邺城，原因是“邺城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著名的粮仓；周围的水陆交通有颇便利；兼之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且城中基础建设一一齐备、保存完好；在拓拔珪攻占的中原城池中，是最适合于定都的一座。
而平城位于今山西大同，属古之径北地区，当时这一带人口稀少、缺乏农耕传统；自然条件也比较差；更何况交通不便，粮运困难。
两相比较，邺城的优势显而易见。”
从而推断汉人崔宏曾力荐拓拔珪定都邺城。
并举例子，说《魏书•太祖纪》记载：“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
此时，在中国北方，关中地区有后秦；慕容宝逃到辽东地区；退守山东地区的慕容德杀掉慕容麟，建都广固，自立为燕王，史称南燕。
对当时的北魏政权来说，迁都邺城绝对是不可能的，崔宏也不可能劝拓跋珪定都邺城。
原因有三，其一，经过一年多的伐燕之战，魏军伤亡大半，该到休养生息的时候了，拓跋珪停止军事行动，既不打击后燕国在辽东的残余势力，也不攻击山东的南燕。
为平息后秦皇帝姚兴的怒气，减少边境摩一擦，他毅然杀掉仅仅在书信称呼上对姚兴不够恭敬的亲信大将奚牧，可见他根本不想在南方用兵。
如果迁都邺城，必然要受到南燕、后秦、东晋的军事威胁。
其二，当时北魏的经济主要是以畜牧业为主，兵源靠拓跋部及其部落联盟供给，他不可能把都城定在一个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
其三，崔宏做为一个新降的燕国官员，在国号问题上可以畅所欲言，一旦涉及到关系鲜卑贵族切身利益的迁都大计，从他的为人和一性一格看，是不可能出来表态发言的，拓跋珪称帝后期，汉臣和鲜卑贵族被诛杀废黜许多，唯崔宏独善其身，也就是说他没有陷入到汉人与鲜卑人的争斗中去。
再说，从他儿子崔浩反对魏明帝拓跋嗣迁都邺城来看，他本心也不一定就赞成迁都邺城。
魏书之所以有以上记载也好解释，拓跋珪以占领者的身份第一次进入邺城，看看以前的宫殿，游览遗址，感叹一下朝代的兴替很正常。
“将有定都之意，”只是当时的人或者后来治史者的猜测罢了，那有一月份还要定都邺城，七月份已经把都城迁到平城的道理，那样做，岂不是太草率了吗？
以迁都为契机，拓跋珪加紧封建化的过程，“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
魏王命有司正封畿，标道里，平权衡，审度量。”
十二月，拓跋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天兴。
命朝野皆束发加帽，改掉以前留发辫的习俗。
“追尊远祖一毛一以下二十七人皆为皇帝；谥六世祖力微曰神元皇帝，庙号始祖；祖什翼犍曰昭成皇帝，庙号高祖；父曰献明皇帝。”
按照北魏的旧习俗，每年的夏初都要祭祀天神和宗祖庙，每年的夏末都要率领部众去一陰一山作退霜的祈祷，每年的秋季刚开始时要去西郊祭天。
现在改了，完全依照汉族的古制，制订了在祭庙、朝会使用的礼乐。
拓跋珪模仿古都洛一陽一、长安和邺城，在汉代平城的基础上大兴土木营造新都，先后建天文、天华、中天军殿24座；建西宫、北宫、南宫、东宫、宁宫等宫15处；建东苑、西苑、北苑、鹿苑4处；建华林、永林、永兴等园3处；建鸿雁、天渊等池6处；建云母、金华等堂6处；建蓬台、白台等台7处；建玄武、无武等楼3处；建凉风、临望、东明等观3处；还建有郊坛、方坛、五一精一帝坛3处；建太庙、太社、太稷帝社、孔子庙、虎圈、圆丘、方泽、明堂、灵台、辟雍等。
其建筑规模、数目之繁多、布局之道严、规划之完整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平城分皇城、外城、郭城。
外城方二十里，外郭周围三十二里，有门十二，“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
坊开巷，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
京畿范围东至代郡（河北蔚县暖泉镇西），西及善无（右玉县南古城村），南及一陰一馆（朔县东南夏官村），北尽参合（一陽一高县东北）。
其京甸“东至上谷军都关（昌平县北），西至黄河，南至中山隘门塞（灵丘县东南），北至五原（包头市西）”。
北魏政一府为改善环境，从城北引如浑水，从城西引武州川水入城，使魏都大街西岸有潺一潺流水，东西鱼池有游鱼嬉戏，水旁弱柳、丝杨、杂树交荫，配上巍峨的宫殿楼阁，真是花一团一锦簇一般。
唐代文人张嵩在他的《云中古城赋》描绘了平城昔日的壮丽：“灵台山立，壁水池园，双阙万仞，九衢四达，羽旌林森，堂殿胶葛”。
拓跋珪把各地的官员、豪强尽数迁到平城充实人口，“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二千家于代都。”
经过其后历代北魏帝王努力，直到公元494年（北魏太和十八年）孝文帝迁都洛一陽一，北魏在平城建都97年，历经六帝七世，成为当时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百万人口。
都城的迁徙，对草原上拓跋联盟中牧民的生活造成冲击，就象清朝末年，人们从土地耕种中走向机器大生产一样，怀疑、排斥、反抗，从牧民到贵族，从一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不断漫延，拓跋珪准备拆散他们部族，加快汉化，“离散部落”的政策悄悄地诞生了。
离散部落顾名其义，就是将部落中的牧民离散，在北魏它是一项国家政策，它的策划者是汉人张衮。
我们讲过，拓跋部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地理环境决定生存方式，拓跋部从大草原到代北再到中原，他们必须适应环境的要求，而不能让环境去适应他们，用术语讲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拓跋珪是个有着雄心大志的君主，他的志向在于平定四海，一统天下，这一点张衮很早就看出来了。
张衮，字洪龙，上谷沮一陽一人。
祖父张翼，曾任晋朝辽东太守。
父亲张卓，做过昌黎太守。
张衮起初在郡里做一名五官掾的小辟，五官掾没有固定的职务，就是太守的左右手，幕僚角色。
张衮一性一格纯厚笃实，好学，有文才。
拓跋珪复兴代国称王，张衮被选为左长史，成为拓跋珪决策圈子中的一员，史载“常参大谋，决策帏幄”。
在破刘显、击柔然、抵御燕军入侵、入主中原等一系列战役中，张衮为拓跋珪出谋画策，算无遗漏，拓跋珪言听计从，也算一对千古知遇的君臣。
张衮在拓跋珪尚未建立功业的时候就经常对人说：“昔乐毅杖策于燕昭，公远委身于魏武，盖命世难可期，千载不易遇。
主上天姿杰迈，逸志凌霄，必能囊括六一合，混一四海。
夫遭风云之会，不建腾跃之功者，非人豪也。”
张衮自比乐毅、荀攸，也看准拓跋珪是一位能够统一天下的英雄。
游牧民族要想入主中原，在魏晋之前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匈奴人谱写了这个神话，羯族人和氐人，还有慕容鲜卑人继续了这个神话，最终的结局却是以悲剧收场。
张衮意识到这一问题，并着手予以解决，因为解决不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单纯靠武力统一不了天下。
鲜卑民族想要在中原立足，比起匈奴、羯、氐和羌各族来，困难更多，匈奴和羯族在东汉末年已然入塞，氐羌更不用说，长久以来，一直和汉人共同劳作生息，适应农耕文明生活方式比较快，而鲜卑人则是典型的游牧民族，长期生活在大草原，对农耕很陌生。
为了尽快得适应新的生产方式，为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张衮提出“离散部落，编户齐民”的国家政策。
张衮是北魏汉化第一人，他成功地推动北魏从奴隶制游牧文明向封建制农耕文明转型。
从史书中我们并没有明确看到张衮的汉化政策及实施的记载，原因其实很简单，魏书成书于北齐，当时朝廷中的鲜卑和汉人之间的斗争仍旧非常激烈，魏书的作者魏收因为编纂史书不实大受抨击，曾经三易其稿，至于到底是魏收编写得不真实，还是指责的人别有用心，我们现在恐怕就象对鲜卑语的考究一样不得而知了，我们只能就某些蛛丝蚂迹进行推测。
离散部落最初出现在《魏书•列传外戚第七十一上贺讷传》中，“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
（贺）讷以元舅，甚见尊重，然无统领，以寿终于家。”
这段历史是在贺兰部被燕国击败，拓跋珪率兵解贺兰之危后发生的，当时北魏的执政大臣是八部大人，他们不可能提出离散部落的主意，因为他们多为部落首领。
北魏决策圈中的汉人只有燕凤、许谦和张衮，燕凤和许谦都是什翼犍时的老臣，在拓跋珪时代虽受尊重，但史书中并没有记载他们在这一时期的言行。
《魏书•燕凤列传》中仅记载了一句话“太祖即位，历吏部郎、给事黄门侍郎、行台尚书，甚见礼重。”
而许谦的行为只限于出使秦国，别无任何记载。
可见这一时期拓跋珪最器重的汉人还是张衮，离散部落的主意自然出自张衮。
强制解散血缘关系的各部落，分给土地让部落的牧民耕种，把他们固定在土地上，使他们成为国家的编户农民，不再隶属于部落大人，一方面加强皇权，另一方面为进入中原做准备，可谓一举两得。
拓跋珪借贺兰部战败之际，拿贺兰部开刀，使他的亲舅舅贺讷成为无所统领的孤家寡人。
当然他不可能仅仅离散一家部落，这不过是个开头，被解散的部落牧民变成普通民户，分地定居，不许自一由迁徒，部落君长大人也被当作普通民户看待。
魏军攻克中山后，迁徙后燕境内吏、民及徒何（鲜卑）等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到平城，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授田。
他们和分土定居的鲜卑人一道成为北魏的农民。
为给鲜卑人做示范，拓跋珪甚至亲耕藉田，带头务农，为百姓作表率。
当时北魏的农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是游牧守旧势力依然强大，北魏境内并存着两种文明，两种制度，他们各自的代表为此展开了一轮又一轮斗争，这种斗争贯穿整个北魏历史，甚至直到北魏灭亡，他们仍然在战斗。
汉人和鲜卑人的矛盾被激化，冲突不可避免。
“诸部子孙失业赐爵者二千余人”，《魏书太祖纪》中的一句话把矛盾显露无疑。
部落联盟中许多人的子孙失业了，估计他们不肯务农，拓跋珪只得安慰一性一地赐他们爵位。
以拓跋仪和穆崇为首的鲜卑贵族开始反攻，他们把矛头指向汉人领袖张衮。
张衮在南征过程中为解决治民官的缺乏，不断地向拓跋珪举荐汉人为官，往往均被录用。
这些汉人多为出色的高门士族，才能是有的，对于他们是否肯真心为北魏服务，张衮便不得而知。
魏军几乎是一战平定并州，占领城市无数，为尽把占领区治理好，张衮推荐官员多少有些仓促，比如卢溥。
卢溥与张衮同乡，二人就谈了那么几次话，张衮便把他推荐给拓跋珪，卢溥出自范一陽一卢氏，乡里的势力很大，拉拢卢氏加强北魏的统治原无过错，可后来卢溥与北魏政权发生矛盾聚一党一谋反。
还有一人就是崔逞，张衮根本就没见过他，“闻风称美”，向拓跋珪大力举荐。
张衮一心追随拓跋珪，又是共患过难的，深得拓跋珪信任，从来不患得患失，有什么说什么。
“遇创业之始，以有才谟见任，率心奉上，不顾嫌疑。”
其他的汉人就不可能象张衮这般直率，你越是做事越可能出差错，何况你不计后果呢？鲜卑贵族正是看准他的一性一格，借机抓住卢溥和“崔逞事件”攻击张衮和他的汉人集一团一。
崔逞字叔祖，清河人，其家高门望族，自曹魏时就历任各朝各代的高官，崔逞少好学，有文才。
在前燕、前秦、后燕都做过官，还曾经编修过《燕记》。
张兗极力推荐，拓跋珪对崔逞礼遇甚重，拜为御史中丞，任以政事，录三十六曹。
拓跋珪攻打中山的时候，军中乏食，而老百姓藏着粮食自己吃，拓跋珪向群臣问计。
崔逞说，桑椹可以补助食粮，古人说过，鸮鸟（鸣声恶劣的一种鸟）吃了桑椹，鸣声会变好。
拓跋珪听从崔逞的献计，令百姓缴桑椹当租，崔逞害怕魏军扰民，又说可以让士兵们自己去摘取，不过要快，时间一长，桑椹要落尽了。
拓跋珪当时火了，将士们要打仗，怎么能去采果子！鲜卑贵族利用这件事大肆攻击崔逞，说他讥刺我们鲜卑将士是鸮鸟，不是好鸟。
拓跋珪果然很生气，不过没有发作。
不久，又发生一件事，东晋将领郗恢给拓跋珪兄弟拓跋遵写了一封信，上面有一句话“贤兄虎步中原”，拓跋珪一看，又上火了，心想我是皇帝，你不写尊称说什么贤兄，明明看不起我嘛，于是就叫张衮告诉崔逞，写封回信给我贬一贬晋朝皇帝。
崔逞称晋安帝为贵主，这一下，拓跋珪真火了，新帐旧帐一起算，心想我抗着多大的压力保你用你，你却不尽心给我办事，怒斥崔逞说：“贵主何如贤兄！”下令将崔逞处死，此事累及张衮，贬为尚书令史。
拓跋珪明知此事与张衮无关，但不得不忍痛割一爱一，当时张衮年过七十，拓跋珪对他绝对是手下留情，张衮从此“阖门守静，手执经书，刊定得失。”
一年后郁郁死去，临死之前念念不忘北魏平定天下的大业，上疏执著地劝拓跋珪注重文德教化：“臣既庸人，志无殊一操一，值太祖诞膺期运，遂荷恩一宠一，荣兼出内。
陛下龙飞九五，仍参顾问，曾无微诚，尘山露海。
今旧疾弥留，气力虚顿，天罚有罪，将填沟壑。
然犬马恋主，敢不尽言。
方今中夏虽平，九域未一，西有不宾之羌，南有逆命之虏，岷蜀殊风，辽海异教。
虽天挺明圣，拨乱乘时，而因几抚会，实须经略。
介焉易失，功在人谋。
伏愿恢崇睿道，克广德心，使揖让与干戈并陈，文德与武功俱运，则太平之化，康哉之美，复隆于今，不独前世。
昔子囊将终，寄言城郢；荀偃辞唅，遗恨在齐。
臣虽暗劣，敢忘前志，魂而有灵，结草泉壤。”
张衮的功绩是不可抹灭的，他将儒家治平天下的思想灌输给拓跋圭，告诫说尽避魏国武运强大，但四海未服，平天下靠得是文治和武功双一管一齐一下，不可偏废。
拓跋珪当时陷于政治斗争之中未能对其褒奖，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给予他极高的荣誉，“后世祖（拓跋焘）追录旧勋，遣大鸿胪即墓策赠太保，谥曰文康公。”
张衮对北魏忠心梗梗，一心报拓跋珪的知遇之恩，没有民族偏见，毕生致力于民族融合事业。
崔逞则对晋朝抱有好感，他对晋朝皇帝的恭敬是出于汉民族感情使然，其实拓跋珪杀崔逞也并非因为这两件小事，实在是派别斗争的结果，对鲜卑贵族做一些让步。
拓跋珪对鲜卑贵族的退让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满意，一个又一个的一陰一谋接踵而至。
请看下集《手铸金人》。